中國援助非洲是“冤大頭”？

陶短房(瞭望智庫特約國際觀察員、旅加學者)︱文

微信公眾號“瞭望智庫”︱來源

中國援助非洲是“冤大頭”？

陶短房(瞭望智庫特約國際觀察員、旅加學者)︱文

微信公眾號“瞭望智庫”︱來源

每年7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都會發布一份《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近年來的“白皮書”顯示，中國對外援助的“大頭”是對非援助。

對此一些人表示不解甚至不快，理由是“中國窮人還很多，不應該在非洲亂花錢”、“對非援助是花錢買虛面子”，這種說法流傳久遠，且幾乎“遇火就著”，每逢能“沾邊”的熱點，就會有人把前面這幾句“車轱轆話”拿出來翻炒一番。

對外援助目前遇到一些問題。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質疑，一說中國威脅論，一說中國在搞新的殖民主義。國內民眾也不甚理解，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應該專注自己的建設，不應該花錢買面子。

這些論調如何看？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頭說起。

建國初期政治上的互相支持

中國對非援助始于1956年，大規模展開則在上世紀60年代。

1964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訪問非洲時提出中國對外援助8原則：

1中國政府一貫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對外提供援助，從來不把這種援助看作是單方面的賜予，而認為援助是相互的。

2中國政府在對外提供援助的時候，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

3中國政府以無息或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經濟援助，在需要的時候延長還款期限，以盡量減少受援國的負擔。

4中國政府對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國對中國的依賴，而是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5中國政府幫助受援國建設的項目，力求投資少、收效快，使受援國政府能夠增加收入，積累資金。

6中國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產的、質量最好的設備和物資，并且根據國際市場的價格議價。如果中國政府所提供的設備和物資不合乎商定的規格和質量，中國政府保證退換。

7中國政府對外提供任何一種技術援助的時候，保證做到使受援國的人員充分掌握這種技術。

8中國政府派到受援國幫助進行建設的專家，同受援國自己的專家享受同樣的物質待遇，不容許有任何特權要求和享受。

在日常生活中，自私的人沒有真正的朋友，幫助別人與自己的錢包是否殷實并無必然聯系。這一道理在國際關系中同樣適用。上述8項原則的提出，使剛剛掙脫殖民枷鎖、百廢待興的非洲各國得以在不犧牲主權、尊嚴和國家利益前提下，獲得急需的經濟、軍事支持。

“文革”期間中國對非洲的援助非但未停滯，反倒進入高潮，例如坦贊鐵路等幾個著名的大項目都是在70年代建成的。正是中國這種無私的幫助，使中非之間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

一個人身處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工作重心，對于一個國家而言也是這個道理。建國初期，西方國家對中國施行孤立的政策，不承認剛剛誕生的新中國，獲得國際認可、打開新中國的外交局面，就是這一時期外交工作的重心之一。

而我國這一階段的對非援助特點正是緊密配合政治和外交戰略需要，絕大多數援建項目的實施主要從意識形態理想主義和無條件國際主義出發，以政治利益和政治效果為優先考慮，經濟效果則忽略不計。

許多國內外學者指出，中國在自己相當困難的前提下對非洲進行長期、大量的無償援助，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地位和威望，爭得了影響，打破了朝鮮戰爭后西方國家孤立中國的戰略。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中國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會心大笑的照片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如果沒有非洲的“窮兄弟”的支持，中國要想重回聯合國幾乎是不可能想象的。用毛主席的那句名言就是：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

發展新時期經濟上的互利共贏

十一屆三中全會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之后，中國開始反思對非援助攤子大、花錢多、效益差的局面，原先“無私合作”的理念被“互利合作”的務實態度所取代。

中國當時提出“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新的援非四項原則，自此中國采取管理合作、代管經營、租賃經營等方式，鞏固老項目，慎重對待新項目的上馬；1995年下半年，中國對援外方式又作出重大改革，變原先的無償援助為主，為優惠貸款和援外合資合作方式；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開始步入發展快車道，對非援助又進入新的高速增長時期。

新時期的中國對非援助，是建立在“經濟結構互補”基礎上的，并不僅僅是單純的“贈與”。

中國和非洲存在獨特的互補關系：

一方面，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蓬勃發展的基礎產業和制造業，需要大量能源、礦產和其它自然資源，龐大的制造業產品、產能和大量的資金，又需要穩定、開放的市場需求；

另一方面，非洲各國經濟嚴重依賴資源出口，本身則資源豐富，而制造業的匱乏需要輸入門類齊全、價格可以負擔的工業品，落后的基礎設施則需要借助外力興建，方能獲得持續發展的后勁。

中國所有正是非洲所需，反之亦然。不僅如此，中國對非援助還可有效提升非洲資源開采、運輸效率，改善非洲市場購買力，這些同樣會反作用于中國自身。

正是這種相互需要的“互補關系”，讓中非雙方在改革開放至今的20多年里共同獲益。

1950年，中非貿易總額僅有1200萬美元，2000年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大關，自2000年到2009年，中非貿易總額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遞增，2013年達2103億美元，是1950年的近2萬倍，2000年的21倍多，自2009年起，中國已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按照IMF的計算，中非合作對非洲發展的貢獻度，如今已高達20%。

不僅如此，和出口歐美成熟市場普遍存在的低利潤率和“退稅依賴”不同，對非出口的利潤率，一直維持在較高的水準。

中非未來高性價比的合作

可以說，倘沒有非洲這個“外掛”，中國經濟、尤其“世界工廠”的加工經濟，很難在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熬過歐美工業化國家需求大幅下降的沖擊，產能過剩、開工不足，將導致地方經濟遭受重壓，大量藍領工人喪失工作，并帶來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治安后果；倘沒有非洲這個“外掛”，中國在能源、原材料來源上，就會受到更多的制約，從而大大提高經濟運行的成本。

從左至右：

黑人小男孩問乞求干凈的水。它的稀缺影響每一個大陸。大約有10億人生活在物理稀缺的地區,和更多的人這種情況。

世界和平的象征,不同的文化牽手分享生活經驗。

群人揮舞著南非國旗在重新點燃。

而非洲“外掛”的“啟動泵”和“潤滑劑”，正是雪中送炭般的對外援助，沒有這些援助，基礎設施匱乏、流動資金短缺的非洲各國經濟，就很難一下子“轉”起來。而即便撇開對非援助的政治回報和國際義務不談，僅就經濟回報而言，已不愧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援助中最高效、回報最多最直接的項目。

應該承認，中國在對外援助方面也存在不足之處。但更應看到的是，隨著時代的進步、經驗的積累在不斷減少，中國對外援助的實效性、針對性不斷增強，回報率也穩步上升，具體到對非援助，說是“中國迄今性價比最高的對外援助”，也絲毫不過分。

非洲是最晚邁向工業化的大洲，也是人口結構最年輕的大洲，而中國則正面臨經濟結構轉型，雙方在未來的合作、發展中如何繼續維持這種互利互補的關系，如何繼續確保對非援助的高效、高回報，需要彼此間更多的探索、努力和智慧，而如何讓其它外援目標、項目也獲得同樣的價值和回報，則是值得有關方面認真思索的問題。

過去援助非洲有過去的邏輯，今天援助非洲也有今天的邏輯。中國援助非洲是從國家根本利益出發的，國家發展需要我們有更大的國際視野，要有胸懷，有智慧。世界在變，非洲也在變，中非關系的內涵與形式也在變，但是中非關系的重要性沒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