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將面臨更加動蕩的一年

何亞非

剛剛過去的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緩慢。股市、匯市大幅震蕩，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滑。不少資源出口型經濟體遭受嚴重打擊，陷入經濟衰退。主要大國貨幣政策分化趨勢明顯，給世界經濟的信號錯位;世界地緣政治環境惡化，給經濟增長增添了復雜和不確定因素。全球治理規則之爭進入實質性博弈階段，大國關系處于深刻調整之中。

中國經濟雖然增速稍有放緩，但在世界各國中繼續“異軍突起”。對10萬多億美元的第二大經濟體來說，6.9%的年度經濟增速已相當可觀。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正在結構調整、創新發展的道路上穩步推進，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超過25%，繼續承擔著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的作用。然而，中國困難增多，改革進入“深水區”。各國對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和謀求全球治理改革的努力繼續寄予厚望。

進入2016年，拖世界經濟增長后腿的因素將持續發酵，相互影響，預示著今年經濟總體環境難以根本改善，經濟局勢將更加動蕩不穩，各國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和政策工具的準備來加強協調與合作，及時排除阻礙經濟增長的“路障”，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經濟增長，逐步恢復世界經濟發展勢頭，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和全球性經濟危機。

對全球化時代的世界經濟而言，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和相互影響前所未有。不研究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就不可能很好地制定和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2016年需要特別關注以下方面的動態變化。

世界經濟危機四伏

今年起步不利，全球股市大跌，不到兩星期已損失逾4萬億美元。中國上、深兩股市下跌近20%，美國、歐洲和日本股市主要指數也下跌10%，引起一片恐慌，進一步打擊了市場和投資者的信心。

世界經濟目前確實遭受到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的雙重沖擊。習近平主席在去年底的土耳其G20峰會上點出了經濟“病灶”所在：一是經濟已基本脫離危機，但復蘇基礎脆弱，增長動力明顯不足;二是國際規則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改革進展不利;三是全球宏觀經濟政策缺乏協調，負面“外溢效應”明顯。也就是說，原有科技、產業革命和傳統經濟體制、發展模式的動能和潛力消退，經濟增長新動力難以生成，發展不平衡嚴重，全球經濟治理體制缺陷凸現。世界經濟進入低增長周期，調整結構、尋找新增長機遇成為新常態。

在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經濟轉型不易、金融風險普遍增大的背景下，世界經濟危機四伏。據國際機構估測，世界經濟2015年增長2.8%，僅比去年的2.6%高0.2%。其中，美、英分別增長2.5%和2.35%，歐元區和日本分別增長1.7%和1.2%。同時，美元走強掀起資金“回流潮”，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資源出口為主的國家，貨幣大幅貶值，債務負擔益重，財政拮據，不排除個別國家發生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可能。債務危機繼續困擾歐元區國家，希臘、意大利等國的債務“炸彈”隨時可能被引爆，進而影響整個歐元區和歐盟經濟。

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今天，美日歐主要經濟體一直采取寬松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刺激沒有停止過，一共制造了12萬億“廉價”美元，使得全球債務急劇膨脹，增幅達57萬億美元。全球貿易已萎縮到年均增長3%左右。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世界各國今年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如何恢復市場信心，避免“羊群效應”。

中國作為輪值主席國，于1月召開了G20協調人第一輪磋商。2月，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將聚首磋商，首當其沖的問題都是世界經濟的難題以及如何提振市場的信心，防止系統性風險。G20作為全球經濟治理首要平臺，在樹立世界經濟信心方面要有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強有力的措施。

主要大國政策分化

目前，美歐日三方的貨幣政策出現了相互“踩腳”的現象。一邊是美元持續走強，疊加美聯儲繼續加息預期，一邊是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繼續推行“量化寬松”和超低利率政策。主要大國經濟、貨幣政策的“分化”，缺乏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和透明，部分抵消了各國促增長、調結構的效果。

由于主要經濟體體量大，其經濟金融政策的“外溢效應”也較強，需要采取對本國和其他國家都負責任的態度，因此，今年開年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是加強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的透明和協調。這是全球化快速發展、各國經濟已經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的必然要求，“同舟共濟”的道理應該都明白。

在世界進入金融資本時代以后，美聯儲的作用遠遠大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故美聯儲有必要通過G20、IMF或者位于瑞士的“金融穩定論壇”（FSB）等組織，就下一步的行動作一點通報和商量。作為世界金融體系的領頭羊，這樣做是需要的，也是有義務的。還應該賦予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磋商機制必要的權力，使之能真正行使協調宏觀經濟政策的職能。

原油價格持續走低

由于世界經濟頹勢難以根本扭轉，今年大宗商品價格將持續走低。尤其是原油價格，自2014年中以來已下降逾70%，今年很可能繼續在每桶30美元低位徘徊，有人甚至猜測會跌破20美元。這是世界經濟格局周期性的大變化，是全球財富從資源富集的出口國向資源消耗國轉移的趨勢。據統計，油價下跌相當于給全球消費者每天減稅78億美元。

油價長期走低，給世界經濟走向增添了難以預測和控制的風險。對中國、印度、日本等能源進口國來說，這基本上是好事，可以改善財政收支狀況;對于依靠能源出口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來說，則是雪上加霜，會導致收入驟減、貨幣貶值、資金外流、債務負擔加重和財政狀況持續惡化。澳大利亞、加拿大、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等體量較大的資源出口經濟體尤其需要關注，因為它們的影響面比較廣。去年巴西和俄羅斯的GDP分別是3.5%和3.8%的負增長，南非情況也同樣堪憂。低油價對美國也未必完全是好事。2015年美國銀行給油氣行業的貸款大約是2760億美元，隨著原油價格斷崖式下跌，其中15%可能會變成“呆賬”。而銀行損失已經開始外溢至其他經濟領域。

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滑，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沖擊不可小覷，特別是對依賴資源出口的國家而言更是致命的打擊。而且，一旦這些國家出事，有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危及其他經濟體。

地緣政治的負面影響更加突出

地緣政治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今年將更為突出。中東、歐洲、亞洲三大戰略板塊都有深層次地緣政治矛盾露頭，危機潛伏。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大，必定破壞經濟環境，抑制投資和貿易，進一步削弱經濟發展的動力，這一點毋須贅言。

以西方經濟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以及“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發展模式出現嚴重問題后，各國都開始探索新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

2015年，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深入參與全球治理，積極進取，取得了不少進展。譬如，中國牽頭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于2016年1月16日在北京正式開張，標志著首次由發展中國家引領的世界金融體系改革的成功。與此同時，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等新型國際金融機構和安排紛紛出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合作共贏”理念為核心，體現了跨意識形態、跨區域、跨行業的全新國際合作模式，得到包括歐洲大國在內的眾多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歡迎。中國的人民幣被IMF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IMF和世界銀行份額改革方案終于如愿以償。對全球治理體系的這些改革和補充，充分表明全球治理開始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

2016年，全球治理體制機制改革和國際經貿新規則制定將進入實質性博弈階段。2016年9月，中國將作為輪值主席國，舉辦20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如今G20面臨著從全球治理危機應急機制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的考驗，這次峰會，需要交出答卷。

發展道路之爭，關系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的重塑，是各國都關心的大事。在世界經濟動蕩之年，全球治理改革和規則調整直接涉及大國關系和利益調整，牽涉大國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互動。主要大國是真正合作共贏，還是在“零和博弈”的舊思維模式下相互踩腳，今年可能正是“試水之年”。能否避免國強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取決于守成大國與后起大國能否有足夠的智慧和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