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開都河

[回族]寇玉英

新疆萬年流淌的開都河畔，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焉耆。1954年3月，她成為了新疆境內唯一的回族自治縣。流水悠悠，回眸艱辛與創舉，見證了焉耆回族的英雄情結;流水清清，蕩漾起聲與色的韻律，飄逸出焉耆回族生命的華彩與燦爛;流水柔柔，點染開情感的溫和，播撒下焉耆回族愛的春露;流水蓬蓬，激揚著力與美的交響，迸發出焉耆回族靈魂的堅韌……

談到焉耆回族的來源，據《焉耆縣志》記載，最早來到焉耆的回族大約在清康熙、乾隆年間。

那時，朝廷派兵屯駐巴里坤、哈密、吐魯番，多次出兵平叛準噶爾，屯兵中有部分陜甘回族兵丁，還有隨軍差役及趕車吆驢運輸器械、糧秣的陜甘回民以及做生意的回民小商販，他們拖兒帶女先來到北疆，以后流落到焉耆這塊地方。由于開都河水源充足，河兩岸土地肥沃，牧草遍地，牛羊成群，是生活致富的好地方，人們便定居了下來。據1994年出版的《焉耆回民》一書記載：七十五歲的回民馬俊說，他的爺爺在世時，給子孫們講了全家遷往焉耆的情況。在北疆聽到當時人們講焉耆多么富庶之后，便舉家來到此地?？吹狡降厣狭魈手淮蠛忧遒乃?，城四周是割不完的柴草，莊稼地邊有氈房，雜草叢中放牛羊，真是個過日子的好地方，一家人就住下了。如今，他家遷往焉耆已經是第七代了。

焉耆已故的回族民間學者蘇效泉老人留下的遺稿里記載：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新疆南部的七和卓叛亂，清軍輜重被開都河所阻。為了使大軍盡快過河，清政府命令陜甘總督從所屬臨潭、臨洮、固原征調四百多名回族造船工、渡羊皮筏子的船夫到焉耆造船扎筏。這批回族人到焉耆后，夜以繼日造船扎筏，運送軍隊、輜重武器、馬匹糧草過河。南疆叛軍平定之后，清政府為了確保開都河上交通暢通，鼓勵這批軍工留住焉耆，并撥款將這些回族人的家眷從三地搬遷到焉耆落戶。為了表彰船工所立的功績，清政府批準這批回族人在焉耆“務農不納糧，經商不上稅”。

清咸豐七年（1857年），南疆倭里罕和卓再次叛亂，烽火又燃起，焉耆回族船工在這次渡運大軍過河時，做到速度快、無事故，得到清政府嘉獎。由此可見，焉耆回族先輩為祖國統一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焉耆交通局原局長馬學智老人說自己是固原船工的第七輩后人，加上自己的兒孫，在焉耆已經是第九代人了。他聽老人轉述，當時祖上來了弟兄三個，都是擺渡的船工。以后，局勢穩定，不需要大批的船工了，后人有的做生意，有的種地，有的學了手藝。自己的父親二十多歲就是有名的鞋匠，提起鞋匠麻乃子，焉耆人家喻戶曉。

另兩支大批的回民遷居焉耆，是和清朝統治者實行民族分治政策，殘殺鎮壓西北回族起義分不開的。

清光緒三年（1877年），陜甘回民起義終遭失敗，在清兵追擊下，潰軍通過焉耆西撤。清軍在輪臺擊潰白彥虎的后尾部隊，把截來的陜西回族安置在焉耆。左宗棠請示清廷設立撫揖善后局，資助這些人在此地定居生活，這是來焉耆的陜西回民。據五號渠一隊七十五歲的馬吉祥老人回憶，他父親講，他們祖上是陜西咸陽人，爺爺輩的人跟白彥虎一路走來，打散后，一部分老弱病殘留在焉耆了，一部分跟隨白彥虎走了沙俄。那些到沙俄的陜西人中有些退到伊犁扎根了。爺爺講，當時的官府還從關內招募回民數百戶，資助耕牛、農具、種子及生活物資，讓其定居。那時候，只要從開都河的龍口挖個口子，把水引進來，就能開地種糧。老一輩喜歡說開龍口的故事：他們用木頭修筑了龍口，把水引到地里了。那時不像現在挖渠有規劃圖，是挖半截，先開地。這塊地務習（侍弄）好了，再挖一截渠，開一塊地。所以，最早的渠都是彎彎曲曲的。當時焉耆周圍是土爾扈特及和碩特蒙古牧地，牧區缺乏日用品，一件很普通的小日用品就可換到一只山羊。由于商販收益較多，不少回族人從了商。

焉耆第三批回族是青海河湟回族起義失敗后，1903年被清廷安撫在焉耆的。據史料記載：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陰歷二月，起義軍余部由馬驥、劉四伏帶領轉戰于青海柴達木和河西等地，取道青海柴達木，沿野馬山南麓西退，到昌馬兒山。義軍在同追殺的清兵激戰中，首領馬驥負傷殉難，人馬傷亡慘重，幸存者只剩千來人，由劉四伏帶領忍辱接受“招撫”。不久，劉四伏一行數人，被押解到紅廟子（迪化，今烏魯木齊）遭酷刑殺害，劉四伏的首級被送北京高懸示眾。

這次被安撫的有數千人。這批人員先被安置在尉犁蒲昌一帶，后轉移鐵干里克，并將尉犁命名為新平縣。因該地當時沙荒遍地，人煙稀少，年年歉收，人們生活困苦，不多幾年，部分人逃走。據老人們傳說，為了能離開這個惡劣的環境，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來年的春天，整好地之后，先把種子放在木盆中泡出一點點芽來，再放在炕上加熱，使胚芽枯萎，然后播到地里，一個月之后，地里不見一棵苗。撫民們即向焉耆府呈報“下了種不出苗”之事。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焉耆知府劉嘉德將他們遷到開都河南岸水草肥美的馬場臺（原是官辦養馬草場），并將此地命名為“撫回莊”。當時有四千七百多人，墾荒數萬畝。隨后關內來焉耆謀生的回民也陸續來此落戶?，F在開都河南岸永寧鎮的西寧回民，就是這部分人的后裔。

民國十七年（1928年），甘肅固原地區回族新老教派發生矛盾，有些人流入焉耆定居。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隨馬仲英入疆的回族官兵，部分留居在焉耆。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甘肅固原發生大地震，有不少固原回民來焉耆尋親落戶。國民黨軍隊入疆后，有不少開小差和被裁減的回民官兵也在焉耆落戶。新中國成立后，更有不少甘肅、陜西、青海和寧夏的回民尋親訪友，來此落戶。

目前，三萬余回族居住在焉耆，比較集中的是焉耆鎮、永寧鎮、北大渠鄉、五號渠鄉，他們過著祥和安定的生活。

早在清乾隆時期，來焉耆定居的回族人口多來自陜西、甘肅、青海等地，隨著他們的遷入也帶來了他們信奉的各種教派。這些教派中主要有格迪目、哲合忍耶。人們一般稱格迪目為“大坊”，稱哲合忍耶為“小坊”。當時因為人數不多，為禮拜方便，陸續來的陜西回族以格迪目教派為主，便在今老坊寺的地方搭蓋簡陋的哨麻。1784年，焉耆建起了哲合忍耶第一座清真寺——東大寺。原址位于古焉耆城犁鏵尖子（今金博華府步行街），由當時為數不多的本寺哲合忍耶穆斯林捐資修建，原寺為土木結構。后來逐漸有回族軍丁流落焉耆，從北疆、哈密一帶也遷來一些回民，由于人數增多，于清嘉慶二年（1797年）在原建哨麻之地改建老坊寺。后來，人們從老坊寺遺址中挖掘出的教坊石碑，上刻有“嘉慶丙子仲夏谷旦吉立”字樣。

清道光末年（1847年）七月，清政府調兵平定倭里罕和卓之亂時，征調甘肅臨潭、固原兩地大批回族船工，到焉耆造木船渡運軍隊，戰事平定后安置船工就地落戶。為使這些回民在此扎根，于咸豐九年（1859年），清廷撥資敕建清真寺。咸豐帝欽賜寺名“赦建臨固清真寺”，即取臨潭、固原兩地名首字。據老人們講，當時咸豐帝的詔諭就掛在臨固寺的望月樓上。這座清真寺在當時為新疆回族的三大清真寺之一。

清光緒初年，由于白彥虎帶兵到焉耆，教民增多，又從陜西老坊寺中分出陜西新寺，并新建聯合寺。清光緒末年，安撫在焉耆的和關內遷來的回民越來越多，在原聯合寺中相繼劃出高寺、西河寺、大東方寺、小東方寺，后又陸續分建北寺、西寧寺。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新建中坊寺、上坊寺、下坊寺。

如今，焉耆鎮內回族寺有八座，農村的五號渠、北大渠、永寧等鄉鎮場均有寺坊，全縣合計有回族清真寺四十座。

十八世紀中葉，清朝統一新疆后，開始在新疆推行教育。清光緒三年（1877年），清軍打敗阿古柏之后，新疆又興學業，在焉耆等處設義塾，禮聘教習。義塾初舉之時，一般回民視兒童入學為當差，多避匿不往，富者或雇人以代。為保證義塾教學的正常進行，塾童不但不交學費，還領受學習用品和書籍。盡管如此，回族少年入學者無幾，且多半途輟學，少有堅持者。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實行“新政”，新疆也開始實行新的學校教育制度，興辦學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焉耆回民中的有識之士，如馬應星等人倡導眾人集資辦回民學堂，禮聘漢族秀才任教習，收回族學生十五名，按新頒學校教育制度進行教學。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這批學生畢業，是焉耆第一批有漢文知識的回族青年，這批人在民國初對地方建設頗有貢獻。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在義塾的基礎上創辦學堂，教學內容方面增添了近現代科學知識，府廳州縣皆以興學成績作為考核政績的項目。據《新疆圖志》載，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焉耆知府張銑在庫車、焉耆辦學堂十六所，教師二十一人，學生三百七十七名，成績卓著，受到學部獎勵。

民國初年，焉耆縣開官辦公費國民學堂，設在原文廟中，招收回族青年十余人為一班，由回族學人趙發龍任教。學校供給學生伙食、冬夏衣服及外出禮服、課本、筆墨紙硯，每月還發給每個學生少量現洋零用錢;學生列隊出?；顒觿t配有洋鼓洋號伴奏，很是風光。這是焉耆官辦新教育的開始，也是回族青少年接受國民教育的開始。

已歸真的沈敬修、蘇效泉、白文元、索秀文在民國時期被譽為“焉耆四大才子”，也是當時“新疆十大杰出青年”。他們中的沈敬修老人曾任國民黨時期若羌縣縣長，后隨軍起義。蘇效泉老人曾任國民黨焉耆專區黨部書記長。1948年，年僅二十四歲的蘇效泉被推選為國民代表大會代表，赴南京參加第一屆中華民國國民代表大會。會上，先生奮力疾呼，并聯名百余名少數民族代表提案，爭求回族應有的合法權利，此舉曾引起大會和新聞界的轟動。沈敬修老人在《漫話焉耆近代文化教育》中，對焉耆近代文化教育作了詳盡的描述：清朝末年，焉耆城內成立了一所官辦公費學堂，人們稱它為高等學校，由趙發龍（西寧回族）等人執教。這所學堂的學生享有特殊待遇，按規定免費給學生發校服，因此學生顯得較為神氣，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這所學堂中的學生是洋學生。與此同時，在開都河南（撫回莊）也成立了一所學堂。這兩所學校于1932年因新疆兵亂而相繼停辦。

1934年，永寧鄉也辦起了僅有兩個班級的“河南小學”，動員了六十多名回族兒童入學，由柯成才（回族）任校長。

1934年，焉耆成立了三所區立國民小學：一校、二校位置在開都河北岸;一校招收漢、回族學生，二校招收維吾爾族學生，三校設置在開都河南岸，歷任校長有：李兆星（回族）、楊文邦、汪國平、李建永、沈敬修（回族）、張晉文。為了便于統一管理，焉耆行署內設立了教育科。

從1939年初始，焉耆的教育事業步入了歷史上的鼎盛時期。政府明文規定：每家有兩個子女的必須送一個上學念書。實行了這些措施后，學生的人數急劇增加：區一校達到十二個班，男女學生八百多名;區二校十二個班，在校學生達六百多名;區三校學生超過五百名;河南撫回莊小學的男女學生也接近六百名，加上師范學校的一百二十名，在校學生共達二千六百人，比之前增加了六至七倍。

蘇效泉于1924年8月8日出生，1938年進入當時由共產黨人創辦的焉耆區簡易師范學校讀書。從他撰寫的《懷念良師曹克屈先生》一文中，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焉耆文化教育事業達到了鼎盛時期：“記得那是1938年，我就讀于新疆‘省立焉耆師范學校。大約是四月份的光景，一天，我們的校長何世俊，領來了一位身體結實中等個頭的人。到了我們的教室里，我們行完起立禮，校長給我們介紹這位陌生人，他姓曹，是焉耆行政長公署的教育科長，說是給我們講授‘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的教育學的。這一門課程對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孩子們來說，既陌生，又新鮮，我們傾注了全部精力，聽完了他的第一課。他講課聲音洪亮，鏗鏘有力，娓娓動聽，入情入理。打這以后，我們全班同學聽曹老師的教育學課，像新疆人吃手抓羊肉一樣的濃香可口。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和曹老師的感情與日俱增，他和藹可親的形象銘刻在我們的腦海中，他像母親一樣慈祥，我們全班同學暗地里給老師送了一個外號，叫‘媽媽老師。

“抗日戰爭爆發后，關內的救亡運動已經如火如荼，在曹老師的指導下，我們學校的學生經常到大街小巷演唱抗戰歌曲、宣傳抗戰救亡圖存的抗日主張，還給我們排了很多小型的街頭活報劇宣傳抗日。有一次我們演了一幕《抗日根據地老百姓捉漢奸》的節目，觀看的群眾群情激怒，咬牙切齒。當演到捉拿漢奸時，群眾中很多人憤然跳進我們用紅線繩圈起的舞臺里和演員一起捉漢奸。此情此景使我們感動得流下了熱淚?！?/p>

《新疆經濟地理》載：隋代焉耆年產馬十萬匹，養駱駝上萬峰。更兼焉耆漢代就是絲綢之路北道的重鎮，特別是有開都河阻隔大道，來往商旅行人必須在焉耆駐足。因此，商業也較發達。到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焉耆有一千三百七十七戶人，其中八十余戶從事農牧業，城鎮近郊有一百余戶回民開墾了耕地，從事農業生產，有的兼營牧業。城鎮經營商業和手工業的有五百余戶，其中回民約占一半，大多經營小吃和各種手工業，尤以磨（碾）坊業最為興旺。那時陜西來的回民住陜西巷，多開磨坊，故這里當時又叫磨坊巷。開碾坊的回民多住現在的解放路，當時叫碾坊巷子。到清咸豐年間，城鄉碾磨坊戶約百家，每年給官府、駐軍、城鎮居民和土爾扈特、和碩特兩蒙部牧民承磨近二百萬斤面粉。到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僅磨坊戶已達二百戶。1949年磨坊戶發展到四百七十戶，從業者基本上全是回民，全年加工面粉量達一千萬斤以上。

除開設碾磨坊外，有打造鐵制小農具鐮刀、鏵頭、鋤、馬掌、挽具鐵件、刀剪等的，還有利用當地豐富的牧業資源從事皮革制作的。清咸豐初年就有兩三家回民皮匠，采用土法將牛皮浸泡在硝水中約十天左右取出，刮去毛，再將去毛的皮子置于放了牛羊油的鍋里，加熱令其浸透油漬，就制成柔軟的油皮，是制作車馬挽具的主要材料。

光緒六年（1880年）以后，定居焉耆的回民中有幾戶懂得制作靴鞋面皮和底皮的，如皮匠胡賽子的祖父、皮匠素福爾的先輩和皮匠九娃等開設皮坊，經營很是興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之后，又遷來了青?；孛?，其中也有皮匠、靴鞋匠，他們在開都河南北兩岸開設了皮匠鋪，制作皮朝靴（長筒加厚底軟皮靴），深受蒙民喜歡。

隨著焉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約在清光緒五年（1879年）前后開設了銀樓，回民劉進才兄弟在銀樓學徒出師后，于光緒十九年（1893年）開設了復興銀樓，生意很是興隆。其后，劉進才的兒子、女婿、外孫也都承襲了此業，他的徒弟王成禮、何生福藝成后自行開業。另外還有馬俊、長壽阿訇、馬振杰、吾什子等二十余人在民國時期開設了銀匠鋪。銀匠主要是制作金銀首飾，他們既承制來料加工，也自煉沙金成型加工首飾，自行出售。焉耆的回民銀匠制作金銀首飾獨具匠心，制品精美。手鐲上鏤上栩栩如生的龍形花紋或者應客戶要求鐫上“富”、“壽”等字樣，小小的牙簽上也雕上龍鳳呈祥圖紋，有一種耳墜金銀絲鏈上垂吊幾枚玲瓏別致的小鈴鐺，十分奇巧。

焉耆回民的另一個行業是木工業。清光緒年間永寧鄉的馬生福、王木匠都是一代名匠，擅長雕花，寺廟、商店、住宅的廊廓飛檐、梁柱、橡頭、拉纖板都不乏他們的手藝。在大的工程中，他們以“掌尺”（相當于工程師）身份，精于設計，嚴于施工。過去的建筑物講究立木框架，立木框架的組合全用鉚榫，不用一枚鐵釘，框架仍嚴絲合縫，堅固周正。他們不僅在焉耆縣內施工，還被禮聘到外地施工，如夏拉蘇木的喇嘛廟、巴倫臺黃廟、和靜的汗王府修建，他們都被請去過。另外，有的木匠還兼畫匠，他們在所制的家具上畫上人們喜愛的花卉、蟲鳥，在建筑物的梁柱上繪上各種圖案，有名的西寧邢畫匠在焉耆兩代襲業，受人贊譽。

除上述各業外，住地回民還依據焉耆盛產糧粟豆類的優勢開發了制糖、制粉、釀造各業。

早在清同治年間，回民馬俊德就開設糖坊。到清光緒年間又有西買阿吉、蘇嘉成開辦糖坊。民國年間繼楊文智之后又有七八家糖坊相繼開業。他們制糖的原料是小黃米和其他谷米，先熬成糖稀，再制作各種食糖，本地叫糖瓜子，品種有：白糖瓜子、芝麻板糖、黃豆板糖、核桃、葡萄粘糖。這些糖味道香甜，兒童成人都喜歡吃。兩蒙部王府、喇嘛廟、牧民均在焉耆采購這種食糖。到1943年，年產量達九萬余斤，還供不應求。

清同治元年（1862年），焉耆只有三家粉坊，到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后，隨白彥虎來新疆的部分回民定居焉耆，其中有制粉的匠人，相繼開設十五六家粉坊，大多集中在當時的柳樹巷子（現在的和平路）。他們制作的粉塊、粉面和干粉條，除供應本地外，還遠銷托克遜、哈密和南疆各縣。到民國十七年（1928年），回民在柳樹巷開設的粉坊已發展到十八家。農村的北大渠的馬泰、納新全，五號渠的鴛鴦胡子、買胡爾、安家、李家也都先后開設粉坊。1943年統計，焉耆年產粉條達二百二十萬斤，質量上乘，名冠全疆。

回民喜歡吃醋，凡有回民的地方就有釀醋業。清乾隆時早來的回民就開始了釀醋，但多是自給性的家釀。嘉慶年間始有兩三家開醋坊兼制醬。到光緒十四年（1888年），焉耆回民財主馬琳從迪化（今烏魯木齊）請來糕點、釀造師傅馬元，在焉耆開設較大型的制糕點、釀造醋醬的復合型大作坊。馬元收徒和雇工八九人，親自操作，帶徒授藝，耐心指導工人制作各種糕點和醋醬。經過幾年辛苦創業、精心經營，生意蒸蒸日上，買下了房產，修建了元盛齋鋪面和帶閣樓的住宅，內設糕點和醋醬加工作坊，常年雇傭固定工十五名，臨近年節期，臨時雇工達三十名。到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元盛齋的生意發展到最盛期，年產南式各種糕點四萬斤、醋醬六十萬斤，產品不僅供應本地，而且遠銷庫車、阿克蘇、喀什等南疆各地。從光緒十七年（1891年）起到民國初，南疆各縣官府、富紳所需糕點，均從焉耆采購，元盛齋每年雇工制作裝糕點的木箱達千只以上。

元盛齋的崛起，開創焉耆回民食品業的新局面。馬明德、柯成仁、李鶴林、馬鎮江、喇買孜、陳學禮、馬乾鉻、米煥章等十幾家相繼開設了醋醬、糕點制作作坊和銷售店鋪。

在手工業發展的同時，焉耆的商貿運輸業也在不斷發展中。

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焉耆回民馬龍有大小牲畜數千頭、駱駝二百峰。其家的駝隊常年穿行于天山南北，甚至遠至包頭、天津承運商貨，年運費收入銀五六千兩。此外有金順魁、胡娃、楊進才、里娃社頭、呼兒旦鄉約等都是資產萬貫的商運業大戶;還有白玉璋、蘇阿吉、楊阿吉、馬德阿吉、鮮登科、馬元、馬福林的爺爺等都是商運業巨富。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馬琳請省發銀票承領開辦官錢局，使官票通行府屬各處，便利了民眾，理順了流通渠道。后因馬琳不洽物議，屢滋訟端，焉耆府又擇派承包統稅和牲稅的白玉璋協同馬琳一并承辦官錢局。民國初又有哈娃老總、高阿吉、蘇萬林、鐵鄉彩、木薩先生、冶、劉、羅、童、沈等近二十家發家戶。到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遭馬仲英變亂，焉耆有相當一部分回民，特別是有錢人多跟馬仲英軍隊涌向南疆，經幾年奔波，亂事平定后陸續返回。他們在倉促退走中遺棄的可動財產均被散兵等發了洋財，所帶走的金銀錢財也都耗盡。以后又經慘淡經營，逐漸恢復生產。

那時在本地回民中有諺語說：“焉耆回回三大行，蒸饃、涼面、芝麻糖”，更多的是“跑街巷、販牛羊、買皮毛、當牙行、串貨郎、跑小商、開食堂”，聊以糊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行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焉耆回族自治縣各類個體經營戶如雨后春筍般逐年增長，如今，焉耆打造“美食名城”、“商貿重鎮”兩張城市文化名片，焉耆回族承擔著挑大梁的重任。

焉耆回族花兒主要分布在焉耆鎮、永寧鎮、北大渠鄉、五號渠鄉等地?；刈迦丝诩s占本縣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三，焉耆縣的花兒呈現出流派眾多、風格迥異、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局面。

流傳于焉耆的回族民間歌曲主要有三大類：一是從青海、甘肅、寧夏等地傳入的回族花兒;二是流傳于陜西等省區的民間歌曲及眉戶劇、碗碗腔等。焉耆回民繼承了其優秀的部分，又有了新的發展，融進了與回族有關的內容;三是流傳西北各省、區的一些宴席曲。這些回族民歌傳入焉耆后，又經過數百年的傳唱和再創造，融進了焉耆特有的一些內容和形式，形成了具有焉耆回族風格的民間歌曲。

焉耆花兒有顯著的地方特色，屬于河湟花兒的體系。除了具備河湟花兒所共有的一些美學特征（如花兒的格律、押韻、調式、節奏等）之外，又融進了東鄉、保安花兒的一些色調。在曲令方面除河州三令、白牡丹令、腳戶令等外，還有唱東鄉花兒的尕馬兒令、大眼睛令的，就是河州大令、清水令、憨肉肉令等在焉耆也都有變異調。焉耆花兒歌詞中常出現開都河、霍拉山、馬蓮灘、博斯騰湖等山水名、地名和魚娃兒、大雁、蓮、芨芨、馬兒等物產名，在花兒中呈現出地方特點。

焉耆花兒的漫唱者，大多是清代河湟起義軍后裔，他們所唱的花兒所表現的思想主題和先輩的苦難生活相一致，無不打有時代的烙印。新中國成立前，焉耆回民飽受生活中的重重苦難，感情上的壓抑和生活上的愁苦使表達情感的花兒也帶有較大的跌宕起伏、凄涼悲愴。如今的焉耆花兒高亢悠揚，已全然沒有了凄涼，充滿了喜慶之色。

近年來，焉耆縣高度重視花兒藝術品牌的培育和發展。2007年，焉耆花兒成功申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2008年成功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焉耆花兒傳承人、俗稱“花兒王”的馬生龍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命名為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新疆花兒傳承人，他自小喜愛唱回民花兒歌曲，以原聲態的唱法唱花兒。他演唱的歌曲種類很多，可以演唱一百多首花兒歌曲，得過多項大獎，還曾赴哈薩克斯坦等國演出，榮獲個人演唱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