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西行漫記》封面人物：“紅軍號手”謝立全

文/吳劍

斯諾《西行漫記》封面人物：“紅軍號手”謝立全

文/吳劍

謝立全

記得30幾年前在北京大學就讀時，經常去未名湖畔。在未名湖南岸的丘崗叢林里，有塊不大的空地，空地上坐南朝北橫臥著一座漢白玉西式墓碑，墓碑的碑文由葉劍英撰寫，標明是《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的安眠地?！段餍新洝?，在我讀中學時就已經閱讀過，尤其是那封面上英姿勃發的紅軍小號手，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對這位西行延安采寫漫記的美國記者，我是深懷景仰的，所以，我曾經佇立在斯諾墓前，默默三鞠躬。不過當時，不知道為什么斯諾墓會在北大，也沒有去求甚解。

后來知道，斯諾墓之所以在北大，是因為北大校址是原燕京大學所在地，而斯諾，曾經是燕大新聞系的講師。他去延安采訪，就是從燕大出發。燕京大學是美國的教會學校，由后來曾擔任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的司徒雷登創辦。司徒雷登的名字中國人家喻戶曉，是因為毛澤東1949年曾經寫過一篇評論《別了，司徒雷登》。斯諾是1928年來華，1934年至1937年到燕大兼職教書。1936年6月至10月，31歲的斯諾去陜甘寧邊區采風，對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徐海東等紅軍領導人進行了采訪。1937年，斯諾寫成30萬字的長篇紀實性作品《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倫敦出版，讓西方世界第一次清晰地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的真實情況。1938年2月，顯而易見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中譯本將書名改為《西行漫記》，并在上海出版。

斯諾的《西行漫記》，讓中外人士看到了一個充滿希望的延安，對國民黨政府妖魔化中共、妖魔化紅軍，起到了匡正視聽的特殊作用。許多有志青年，像著名作家劉白羽，正是讀了斯諾的作品，投奔延安參加抗戰。斯諾也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好朋友。新中國成立后，斯諾還曾數度造訪中國，最后一次來華是在1970年8月到1971年2月，在此期間，毛澤東告知斯諾：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以正式或者是非正式身份訪問中國。1971年4月，美國《生活》雜志發表了毛澤東的重要談話。這對促成尼克松下決心訪華，可以說是起到了作用的。1972年2月15日，66歲的斯諾病逝于瑞士日內瓦，也就是在同一周，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依照斯諾的遺囑，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于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原燕京大學）。這就是為什么斯諾墓被安放在北大的原因。

斯諾的中譯本《西行漫記》，封面是一個紅軍戰士站在寫有“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鋒軍”的紅旗邊上，頭戴八角帽，腰挎短槍，正在吹響手中緊握著的軍號。紅軍小號手傲然挺立，英姿勃發，足以代表他所參與其中的那股不可戰勝的力量。這張照片是斯諾在寧夏同心縣豫旺堡拍攝的，畫面中的紅軍小號手，名字叫謝立全，當時是紅一軍團教導營總支書記，那一年他19歲。斯諾為這幅照片取名為“抗戰之聲”。自打中譯本《西行漫記》的封面采用了這幅照片后，“永遠的紅軍號手”那器宇軒昂的形象，便深植在廣大讀者的心里，成為那個年代紅軍鮮明的象征，也成為《西行漫記》這本書的不可磨滅的標簽。

謝立全是何許人呢？他是1955年授銜的開國少將，1917年生，江西興國人，1929年13歲參加紅軍，是典型的“紅小鬼”，15歲加入中國共產黨。謝立全參加了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當過敢死隊長，是一位英勇的紅軍戰士?？箲饡r期，謝立全先后擔任過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大隊政治委員、廣東游擊區第二支隊副司令員、珠江部隊副司令員、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謝將軍先后擔任華東軍政大學大隊政治委員、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十六師政治委員、第三野戰軍三十軍政治委員，率部參加了孟良崮、豫東、淮海、渡江等著名戰役。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在人民海軍供職，最高軍職是海軍學院院長。1973年，罹患癌癥的謝立全將軍不幸去世，安葬在南京雨花臺功德園，人生定格在56周歲。

正值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敘述這段往事，是為了紀念那段影響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崢嶸歲月。與謝立全將軍一樣，參加過長征的每一位老紅軍，都有著波瀾壯闊的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