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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伍德對“基礎-上層建筑”模型的反思和超越

2016-03-01 11:04張曉蘭
學術交流 2016年3期
關鍵詞:超越伍德湯普森

張曉蘭

(復旦大學 哲學學院,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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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伍德對“基礎-上層建筑”模型的反思和超越

張曉蘭

(復旦大學 哲學學院,上海 200433)

[摘要]“基礎-上層建筑”模型是當代馬克思主義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問題。艾倫·伍德認為這一模型的發展和變形都是不斷被曲解的過程,這種曲解使問題被束縛在固定框架和術語當中。湯普森試圖打破這種束縛,批判了教科書體系和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闡述了具有重要價值的隱喻說見解。艾倫·伍德在借鑒和吸收湯普森見解的基礎上,強調基礎和上層建筑并非剛性分離,而是一種連續性結構和有機聯系。這種重構不僅重申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原意,而且為批判資本主義打開了新空間。

[關鍵詞]艾倫·伍德;湯普森;基礎-上層建筑;反思;超越

“基礎-上層建筑”模型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過程中的重要理論成果,社會形態問題的討論也一直采用這一模型。這種建筑式的隱喻模型具有一定價值,在當代備受學者關注,然而它在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變形卻給我們帶來很多理解上的分歧和麻煩。在政治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艾倫·伍德(Ellen Wood)看來,這一模型的變形過程就是不斷被曲解的過程。這種曲解造成了經濟和政治之間剛性分離的永久化趨勢,使其不斷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服務。同時這種曲解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紛爭被特定術語束縛在固定的框架中,各種變形也被當作信條,成為判定接受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標準。任何想在不同選擇裂縫中進行闡釋的人,像愛德華·湯普森(E.P. Thompson),都可能會被視為爭論中的異端,支持者和反對者都試圖將其拉入現存的范疇和選擇中。艾倫·伍德充分肯定了湯普森試圖打破固定框架和術語束縛的努力,強調他的見解中包含著被虛假選擇所遮蔽掉的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線索。艾倫·伍德正是在對以前曲解過程的反思基礎上,在湯普森見解的啟發下,重構了“基礎-上層建筑”的模型。

一、“基礎-上層建筑”模型的曲解

馬克思在其政治和經濟學的著作中,都從政治方面展現了社會,特別突出了經濟的政治方面,而這往往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是隱而不顯的。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并非僅僅只是一種經濟關系,而在根本上是一種政治關系,即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關系和權力配置。與古典經濟學家相比,馬克思看到了經濟與政治的連續性,這源于他將經濟本身視為一種社會關系而非一種簡單的物質力量。在艾倫·伍德看來,馬克思很少使用“基礎-上層建筑”模型,只有在暗示性的陳述中才有可能出現,但后來理論的發展卻賦予這一模型遠遠超出其自身承擔能力的分量。馬克思最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簡單闡述了“基礎與上層建筑”這一模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S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盵1]隨后,恩格斯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了系統的闡釋,他將經濟和政治、意識形態表述為自我封閉的不同領域和層面,二者雖然辯證地相互作用,但這種作用關系是一種外部關系。

第二國際理論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歷史唯物主義機械地解讀成了“經濟決定論”,主要代表為拉法格(Paul Lafargue)。他強調用經濟因素的發展規律來解釋歷史發展進程,將“經濟決定論”視為一種歷史方法,認為“這是馬克思交給社會主義者的新的工具,為的是要靠它的幫助把秩序帶進歷史事件的混沌狀態中去?!盵2]更嚴重的曲解是,斯大林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歸結為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核心原則,強調社會不同階段的經濟制度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而政治、法律和哲學等則處于從屬地位,后者隨著前者的變化而變化,甚至會隨其消亡而消亡。[3]“教科書體系”吸收和發展了斯大林的闡述,作為系統理論不斷廣泛傳播,至此“基礎和上層建筑”模型也就淪為了“機械決定論”或“庸俗簡化論”。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采取了“人本主義”的形式來反對“庸俗簡化論”,凸顯人的主體性,強調上層建筑各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在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中,阿爾都塞在“庸俗簡化論”和沒有結構劃分的人主體性作用的中間,發現了一種新的解決辦法。他強調將人的作用從社會科學中排除出去,堅持完全的“結構決定論”,同時考慮歷史現實的偶然性和獨特性。在阿爾都塞看來,馬克思為我們呈現了決定作用和反作用鏈條的兩端,“一方面生產方式(經濟因素)歸根到底是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上層建筑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他要求我們在這兩端之間去尋找……”[4]。阿爾都塞通過強調經濟因素“歸根到底”的決定性,來區別于黑格爾所強調的辯證結構的那種“追本溯源”,從而將歷史唯物主義闡釋為一種多元決定論。在施密特看來,阿爾都塞通過對理論具體和現實具體的區分來闡釋馬克思哲學,粗暴地將馬克思理論劃分為兩個異質的部分,這“意味著一種本體論的退步,因為它放棄掉對自然存在與人類——社會存在的歷史性的基本見解”[5]。艾倫·伍德強調阿爾都塞實際上造成了結構的決定性只存在于純理論當中,而現實的經驗世界卻盛行偶然性,即陷入結構與歷史、理論世界與經驗世界、結構決定論與歷史特殊性之間的二元論困境。阿爾都塞的闡釋不僅沒有從斯大林主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反而制造了新的錯誤選擇。

后阿爾都塞結構主義則放棄了絕對的結構決定論,而堅持絕對的偶然性。后馬克思主義者也強調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非相關性”和“非連續性”,這種分離隱含著對階級政治的放棄,不再相信階級沖突在歷史運動中的中心地位。他們拋棄了階級,卻又肯定了政治,強調“我們現在正處在后馬克思主義領域。已經不再可能堅持馬克思主義所闡述的主體性和階級概念,也不可能再維持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的看法,自然也更不可能再抱有關于共產主義是沒有對抗性的透明社會的觀念”。[6]在艾倫·伍德看來,這種后馬克思主義的解讀不僅反對了“庸俗簡化論”,而且同時也反對了“基礎-上層建筑”模型本身所意指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洞察力?!盎A-上層建筑”模型發展和變形到此,不僅喪失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和理論精髓,而且還將會把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引向錯誤的方向。

二、湯普森的隱喻說闡釋

湯普森作為英國第一代新左派的代表,處在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紛爭的夾縫中,他的觀點不符合對立雙方的任何選擇?!胺磳λ勾罅种髁x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原理的教條主義闡釋,是湯普森多年來著力最多的一個理論話題”。[7]針對“教科書體系”堅持教條化普遍真理的錯誤,湯普森強調“基礎-上層建筑”模型本質上只是一種輔助性的建筑學“隱喻”,認為“這種基礎與上層建筑并沒有真正存在過,它不過是為了幫助我們理解曾經存在過的一種東西的隱喻?!盵8]113他認為這種隱喻模型僅僅只是一種認識論范疇,而非實在論范疇,馬克思對其采用也只是為了說明真實歷史過程,而模型本身并不具有實在獨立性。按照這種邏輯,如果我們將其視為實在論范疇,那么馬克思所強調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也就成為了物理學式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之間的關系,社會歷史過程也就成為了一種機械裝置。最終這一社會過程就成了技術決定論,將人的復雜作用排除于歷史之外。湯普森對馬克思“隱喻”原意的恢復,實際上也就是向真實社會歷史過程的回歸。

湯普森對阿爾都塞也進行了批判,認為他將“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相等同,并將資本等同于黑格爾的“理念”,強調歷史尚未展開,自身就已經內在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在艾倫·伍德看來,湯普森的這一批判雖然缺乏一定的思考,但仍然有重要價值?!耙驗榘柖既桶屠陀糜趨^分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那種方式,不僅沒有糾正這種混亂,反而強調了混亂。其中,部分是由于他們的糾正只是再生產了他們想要糾正的基礎-上層建筑隱喻中的錯誤;部分是由于他們剝除了這一隱喻中的確包含的那些寶貴的洞察力,而這本來是他們想要傳達的?!盵9]53艾倫·伍德看到了阿爾都塞結構主義一定程度上所制造的結構與歷史、決定性與偶然性之間的僵化對立,完全回避了馬克思自己提出的挑戰,即認識生產方式的內在邏輯后,如何將人的作用和歷史的偶然性包含進來。而湯普森的隱喻說見解恰恰就是對這一挑戰的回應,這種見解概括來說呈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湯普森強調經濟的觀念并非是與社會對立的空間上分離的物質領域,經濟本身就是社會的,是由社會關系構成的物質觀念。湯普森對“基礎”做出了不同理解,認為“基礎”不僅包含經濟而且包含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形式和關系,法律和政治的形式和關系不能簡單歸為空間上分離的上層建筑領域。在艾倫·伍德看來,他將“基礎”具體化為實際的社會關系,將思維和意識等內在于經濟基礎之中,這并非是對唯物主義的背叛,而恰恰是對馬克思理論原意的闡釋,是對唯物論最好的堅持。

其次,按照這樣的理解,生產方式就“同時”包含著經濟和文化的不同表現形式,它不僅體現在經濟邏輯中,而且體現在思維方式和文化形式中。即使一些部分具有上層建筑的性質,但其本身也是和經濟因素一樣真實的,它可以“一直延伸到構成基礎的生產關系內部,使其邊緣與后者成瓦狀重疊?!盵8]261湯普森強調意識形態和文化有自身的邏輯和“真實性”,上層建筑具有與經濟基礎“同時性”的位置。社會各領域不是根據上升的順序,不是從決定性的經濟基礎到表象的上層建筑,而是各領域“同時決定”。這種“同時性”并非想否定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而是更加強調這種決定作用呈現在任何時間和地點上。艾倫·伍德認為這一“同時性”概念用的非常精妙,反對經濟超越于文化之上的特權,強調了文化的真實性和重要地位。這使得唯物主義從傳統公式中解放出來,避免了社會各領域的空間分離,同時也拯救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方式的理解,使其不再等同于抽象技術決定的資本主義經濟。

最后,“湯普森認為,這種隱喻未能考慮不同的階級與生產方式發生關聯的不同方式,也未能考慮它們各自的機構、意識形態和文化‘表現’生產方式的不同方式?!盎A-上層建筑”模式可能對解釋統治階級的機構和意識形態、統治的支撐結構和‘權力共識’有一定價值,但它并不適合于描述被統治者的文化”。[9]65被統治階級按照自身的方式所“體驗”的生產關系以及所形成的文化,將造成與權力共識之間的矛盾,導致最終需要通過階級斗爭來重組和改造生產方式。在湯普森看來,歷史的這種轉變并非因為簡單機械的經濟基礎變化所引發的上層建筑的變化,而是因為物質生活變成了相互斗爭場所,即被統治階級所感受的關系與統治階級關系之間的沖突?!盎A-上層建筑”模型將統治階級的文化與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普遍化,忽略了歷史運動不同種類的關系。湯普森的見解像馬克思一樣認識到機械唯物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唯心主義,而當代馬克思主義在固定框架中的爭論再次生產了資產階級思想,違背了馬克思試圖解放人類的初衷。

湯普森的隱喻說遭到了伊格爾頓和科恩等第二代新左派的批判,他們認為湯普森為了反對“教科書體系”,將基礎和上層建筑視為沒有實在性的認識論范疇,實際上在不自覺中否定了經濟基礎的客觀實在性,掉入了認識論的工具主義立場。另外,他們指責湯普森強調經濟與文化的同時決定性,將物質生產和意識形態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放在同等地位之上,這種“同等性”一定意義上也就否定了某一因素的決定性。伊格爾頓曾指出要素的決定性實際上是有等級區分,科恩強調物質生產的真正決定作用體現在對上層建筑的生產過程中,“由于基礎需要生產建筑,因而它就‘創造’一個”。[10]這些批判雖然有些苛刻,但卻是比較中肯的。相對來說,艾倫·伍德更多地看到了湯普森隱喻說的價值,認為其重申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闡釋,并在其理論基礎上重新思考和建構了這一模型。

三、艾倫·伍德的反思與重構

當傳統教科書式的機械簡化論像古典經濟學一樣,撇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政治內容來抽象地堅持“經濟”決定性地位時,經濟與政治之間的剛性分離也就成為了一種永久趨勢,而這種分離恰恰是資本主義所具備的一種特殊歷史現實。在艾倫·伍德看來,“基礎-上層建筑”模型的曲解過程也就是對經濟與政治剛性分離的制造與堅持過程,馬克思與古典經濟學家最根本的區別就在于其強調經濟與政治之間的有機連續性,而他之所以能探索到這種連續性就在于其將經濟因素視為一種社會關系。經濟領域本身是由社會關系構成,但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將社會關系視為一種外部的東西,政治成為了空間分離的領域,最多只能對經濟進行干預,而經濟本身的內容被抽空并被非政治化。實際上,“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對生產的分析抽去了其中特殊的社會規定,從而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普遍化了。馬克思的研究則不同,他堅持生產體系是由特殊的社會規定組成的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所有制和統治形式、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盵9]22在艾倫·伍德看來,這不僅僅意味著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映,而且意味著經濟基礎本身就存在于社會政治和法律等形式之中。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為了維護意識形態則將生產體系與社會屬性相分離,將社會變成抽象的外部東西,將生產描述為與歷史無關的永恒自然規律,于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也就成為了不變的自然規律而永遠存在。

艾倫·伍德強調社會的政治和法律等形式是生產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不應將其視為偶然性的純反射性關系。他對純粹反射關系和有機聯系進行了一定區分,認為如果將經濟與政治視為分離和封閉的領域,無論怎樣強調二者的相互作用,甚至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反映和反射,都使生產的基本原則失去了批判的鋒芒,掉入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框架當中。這種反映關系或純粹反射關系無法體現生產領域本身是具有社會性的,并且也將現實的社會變成了一種抽象物。生產單純地成為了技術,而失去了其真實的社會內容。艾倫·伍德強調不能將二者人為割裂。馬克思曾堅持資本只有在特定社會條件下才成為資本,堅持資本是一種社會關系,脫離社會條件的資本是沒有意義的,馬克思所堅持的這一切究竟意味著什么呢?堅持經濟的社會性并非意味著沒有經濟和生產規律,“政治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脫離外部存在來定義生產,也并沒有將社會活動不加選擇地納入其中。艾倫·伍德在對以往曲解過程反思基礎上強調不能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視為自我封閉、剛性分離的領域,而必須將二者的關系視為一種社會關系,一種連續性的結構。

在批判傳統的教科書理解模式中,艾倫·伍德確立了自己的立場和理論前提,并在《民主反資本主義》中系統闡述了對“基礎-上層建筑”模型的超越性理解。艾倫·伍德強調“歷史唯物主義所反對的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抽象,認為資本是一種社會關系,堅持經濟范疇反映了某種確定的社會關系”[9]23,強調所謂的“基礎”存在于具體的社會關系和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形式當中,不存在與生產方式相對立的社會因素,并因此將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和法律等社會因素納入到了“基礎”當中。這種納入完全符合二者的有機聯系和實際上的連續性,但這并非是要否定上層建筑的存在?!氨话谏a‘基礎’中的法律-政治‘領域’至少有兩種意思。首先,生產體系總是以特定的社會規定、特殊的組織形式和統治形式、使生產關系得以物化的財產形式而存在,這三種形式的最后一個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基礎’,以便與生產體系在‘上層建筑’的政治-法律屬性相區別?!盵9]28艾倫·伍德強調政治和法律等社會形式實際上就是經濟基礎的現實表現形式,而上層建筑也是基礎的重要構成要素。

按照這樣的理解,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就是一種連續性的結構,并且一些方面也是湯普森所強調的“同時性”和“成瓦狀重疊”。在艾倫·伍德看來,生產方式之所以處于支配地位,是因為法律和政治形式是生產方式的表現形式和特定屬性,而并非是因為它處于法律和政治形式之上或先于這些形式存在。生產方式并非單純是技術方式,恰恰是生產活動的一種社會組織和社會關系,剝削方式在本質上也就是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也就是對立階級和政治組織之間的矛盾問題。這種觀點與馬克思所強調的經濟范疇表現為特定的社會關系相一致。

艾倫·伍德承認了生產關系的特殊性,但并沒有將基礎與上層建筑從多個層面上視為剛性分離的領域,即并沒有一邊強調基礎性的客觀經濟結構,一邊強調政治和法律形式,而是將二者視為構成社會關系的連續結構。實際上這種觀點在馬克思唯物主義中的論據就在于,人類物質條件下的勞動,不僅源于自然饋贈,而且也在于人類生產活動是一種社會關系體系,是一種歷史產物。艾倫·伍德的理解正是在馬克思唯物主義基礎上,強調人類的社會活動所產生的社會關系形式本身就是一種物質力量,與湯普森拒絕掩蓋物質力量本身的社會性的觀點相一致。物質力量并非單純指技術和自然的力量,同時也包括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二者有機地、連續地聯系在一起,這恰恰就是馬克思歷史觀的原初意義。因為“歷史不是由離散間斷的板塊構成的,其中,并不是相互分離的不同上層建筑與各自的基礎相匹配;相反,歷史是過程中的運動”。[9]71

艾倫·伍德對“基礎-上層建筑”模型的超越與重構,實際上是將模型放到馬克思的整體思想中去理解,看到了湯普森和馬克思的一致性方面,并以此為思想基礎重新闡釋了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更為重要的是,他通過對這種模型的理解給我們提供了思考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之間分離關系的契機,有利于在更深刻的層面展開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當人們說資本主義是以分化出一個經濟領域為標志時意味著什么呢?主要來說,這似乎意味著生產體系中的生產和分配都采取了完全經濟的形式,社會勞動和資源配置都采用了商品交換的經濟機制。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也就是所有權“取得了純粹經濟的形式,因為它擺脫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裝飾物和混雜物”[11]。更為重要的是意味著剩余勞動的占有完全是通過經濟手段完成的。即使政治領域在維護私人財產和占有權中仍然是必要的,但恰恰是經濟自身的強制作用迫使工人將剩余價值轉交給資本家。

資本主義不同于前資本主義要依靠超經濟的政治和軍事的強制來完成對剩余價值的私人占有,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的經濟權力才從超經濟的權力中分離出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與政治之間發生分離,經濟獲得了獨立性而政治功能也開始分化到私人與公共領域,最終使得同榨取剩余價值聯系的政治功能與公共性質的政治功能相分離。在艾倫·伍德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可以被視為是一定的政治權力不斷被改造成為經濟權力,并作為了獨立領域的過程。經濟領域的分化,并非意味著政治領域成為了外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東西。資本主義的政治領域所具有的特殊性,在于其支撐著資本主義的剝削強權不歸生產資料占有者所掌握,并且不以生產者在政治和法律上對生產資料占有者的人身依附為基礎。實際上,即使資本與勞動表面的平等交換和自由已經從強制要素中分離,但強制權力一旦形成并與統治結構結合則將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條件。這也就意味著經濟領域的交換關系仍然需要政治和法律形式上的維護,雖然經濟從政治領域當中分離出來,但仍然對政治領域有所依賴。這在根本上也就反映出經濟領域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維度,經濟領域的分化與獨立也就意味著經濟自身有了自己的政治形式,而這些形式的目的本身是純經濟的?!敖^對的產權、契約關系和法律機器是維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法定的條件,它們構成了新的權力關系即占有者和生產者之間的統治和從屬關系的基礎?!盵9]30

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分離,使得榨取剩余成為了經濟領域的問題,而非政治問題。階級斗爭的中心問題是剩余分配的問題,因此階級斗爭的問題也就不再是政治問題,而只是爭取更好勞動條件和環境的斗爭。資本主義的獨特性就在于將階級斗爭集中到了生產領域,僅僅成為了一種經濟斗爭。馬克思強調無論增加工資的斗爭多么激烈,根本上都沒有觸動勞資關系本身。如果階級斗爭僅僅是生產過程的組成部分,那么階級斗爭也就帶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斷被內部化。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的分離悖論式的結果也就造成了工人階級的斗爭性與政治意識的分離。在艾倫·伍德看來,“只有當爭奪統治權和管轄權的純‘政治’斗爭不僅牽連到國家機構,而且還涉及到已經被私有化并轉移到經濟領域的政治權力時,這種斗爭才能完成。在這種意義上,正是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的分離——階級與國家之間共生的勞動分工——使得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的統一成為必需的,并且使社會主義和民主成為同義語?!盵9]47

艾倫·伍德強調經濟與政治之間是連續性的有機聯系,如果將二者封閉和分離,無論如何強調其相互作用,都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本意,而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服務的。艾倫·伍德對“基礎-上層建筑”模型的重新闡釋,雖然遭到了一些質疑和批判,但其反思和重構仍然具有重要價值。這種重構不僅克服了傳統機械論的理解,而且在經濟和政治分離方面為我們打開了批判資本主義的新空間,呈現出他試圖通過“民主反資本主義”來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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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余明全曹妍〕

Ellen Wood’s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Basis-superstructure” Model

Zhang Xiaolan

(SchoolofPhiloso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The “basis-superstructure” model remains an important issue in contemporary Marxist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llen Wood believes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deformation of the model be constantly misunderstood, misinterpreted so that the problem werelocked in the fixed framework and terminology. Thompson tried to break the shackles, criticized the textbook system and Althusser’s structuralism, and expound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metaphor theory. Through drawing and absorbing Thompson's views on the issues, Ellen attempts to emphasize between foundation and superstructure there cannot keep a rigid separation, but a continuous structure and organic connection. This reconstruction not only reaffirm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extends it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Key words:Ellen Wood; Thompson; basis-superstructure; rethinking; surpassing

[中圖分類號]B08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16)03-0043-06

[作者簡介]張曉蘭(1984-),女,黑龍江綏化人,博士研究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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