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歌》漢譯研究現狀分析

○鄧 科

《國際歌》漢譯研究現狀分析

○鄧 科

目前，我國針對《國際歌》的研究不在少數，并在方法論上呈現出三種不同的理路：紀念式研究、版本考正式研究以及翻譯與文化批評式研究。本文擬對上述三種情況進行描述分析，并對我國目前的《國際歌》及其漢譯研究的現狀做出反思。

《國際歌》 漢譯 研究現狀

一、引言

《國際歌》自1920年代譯介到我國后一直受到極大的關注，并與20世紀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的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對大眾的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果不作專門的提示或介紹，普通中國民眾甚至很難將其與中國本土創作的革命歌曲區分開來。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學界針對《國際歌》及其漢譯的研究不斷增多，并逐漸呈現出三種明顯不同的研究理路：紀念式研究、版本考正式研究和翻譯與文化批評式研究。梳理和描述這種方法論上的分野，必將有助于我國的《國際歌》及其漢譯的研究。

二、以紀念為主的《國際歌》研究

在眾多的《國際歌》研究當中，數量較多的一類偏向于探討鮑狄埃和狄蓋特的個人背景、《國際歌》的創作過程、歌曲所傳遞的思想以及歌曲的藝術形式等，其直接目的就是紀念鮑狄埃和狄蓋特。這類研究絕大多數都是基于某一種或幾種《國際歌》漢譯本，而展開的大量的涉及譯本互文性和譯作副文本的探討。

值得注意的是，該類研究的研究者在對待《國際歌》的政治立場上保持了驚人的一致。實際上，這些研究不僅完成了紀念鮑狄埃和狄蓋特的任務，而且隨著時間流逝，他們還為《國際歌》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闡釋和再闡釋，這也在某種程度上為這首外國歌曲在中國的長期生存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此外，自20世紀50年代，這種紀念性研究一直在我國有關《國際歌》的研究中占絕對數量。這正好從側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及新中國所代表的政治正確性對文藝領域的影響。因而，這類研究在向我們呈現有關《國際歌》創作和漢譯的各種敘事的同時，也更容易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接受，《國際歌》因此才能在中國長久不衰。但是，這類研究存在大量重復研究的現象；而且，由于多數研究者無法擺脫語言限制，我國目前的《國際歌》研究大多都還停留在將譯本作為原本探討的“隱形假設”上，因而很難有更大的突破。

三、《國際歌》漢譯的版本考證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內有不少研究著重對國際歌的漢譯本進行了深入的描述、分類和文本研究，并對相關譯者進行了詳細的探討。比之前一類研究，這種考據式的探討在《國際歌》的漢譯方面更進了一步。它們將歌曲的譯本和譯者共同置于時空發展的背景下，更加清晰地描述了《國際歌》各漢譯本出現及相關譯者出現的順序，并描述了各譯本在文本層面的異同。從而也在學界引發了一場有關《國際歌》的“第一個漢譯本”和“第一個漢譯者”的長期爭論。然而，當大量的人力和學術資源長期集中于《國際歌》的版本考究不禁讓人開始質疑這種研究狀況會不會阻礙人們對這一歌曲的進一步認知。

四、《國際歌》漢譯批評研究

《國際歌》漢譯本的批評研究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其研究數量在20世紀90年代有一定的下滑，然而本世紀初相關的研究又呈現出上升趨勢。這類研究的批評對象主要針對早期的《國際歌》漢譯本，而其中又以對1962年官方校譯本的批評最為激烈。針對官方譯本與法語原文不一致問題，20世紀80年代的《國際歌》漢譯批評幾乎一致呼吁對官方譯本進行重譯，并出現了多個宣稱“忠實”的譯本。這也是為何這一時期的《國際歌》漢譯本均出現在相關的翻譯批評文章中的原因，而這種“評譯結合”的方式也在某種程度上為新譯本的產生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據。

不可否認，20世紀80年開始的《國際歌》重譯活動的確在字詞層面給予了法語原詞足夠的重視，從而成功地“保持了譯本與法語原本之間的距離，有效地反映了后者的獨特性”（Bensimon，1990：ix-x）。就這一層面而言，這些譯本的確揭示了“真實”的《國際歌》。但問題是，這一研究傾向在二十年后卻開始受到質疑，譯評者逐漸開始正視官方譯本在語言層面出現的“瑕疵”，并將《國際歌》漢譯的討論置于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變革潮流當中（綠原，2000；李放春，2008）。這種變化反映了《國際歌》漢譯的復雜性，同時也說明我們有必要將該歌曲漢譯的研究放到更為廣闊的歷史語境當中，考察當中牽涉到的意識形態、互文性、翻譯機構和譯者認同等因素。

五、《國際歌》漢譯研究現狀的反思

上述三種研究方式在揭示《國際歌》本來面目及其在中國的傳播情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推動了我國《國際歌》研究的進展。然而，仔細分析后，筆者卻發現這些研究其實存在諸多事實性的錯誤。這不禁使人追問《國際歌》漢譯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么？《國際歌》漢譯研究的過程中又發生了什么？

出于各種政治原因，國外有關《國際歌》的研究材料很少進入我國。由于缺乏足夠的參考文獻，許多有關《國際歌》及其漢譯的實時性問題被部分國內研究者的主觀臆斷所取代，而這些主觀推測很可能與真正的事實并不相符。

其次，《國際歌》漢譯研究者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法俄漢三種語言文化影響，同時也與其音樂素養有著密切的聯系。但眾多《國際歌》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認，并非所有譯者或研究者都完全具備以上能力，尤其是在音樂素養方面（沈寶基，1957；伍鐵平，1982；張成柱，1988），這一境況至今仍未有大的改觀。這多或少地會限制他們的研究視界可能，阻礙他們對《國際歌》及其漢譯的整體認知。因而，《國際歌》及其漢譯的研究在我國雖是汗牛充棟，卻鮮有觸及俄語轉譯的問題，縱然《國際歌》俄譯本對于這一歌曲在中國的傳播的重要性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可。此外，眾多宣稱針對《國際歌》原文的研究，尤其是紀念性研究，其實又大都是基于其漢語官方譯本而展開的。這一方面體現了在我國《國際歌》漢譯本在其合法性上基本上具有了與法語原本同等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學界對該歌曲原本和譯本的混淆，從而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其解釋力。

再次，上述的研究方式大都以原文為中心展開。其結果是，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國際歌》歌詞漢譯的語言或文學特征或文本層面。它們或以《國際歌》法語原本為參照，對早期譯本的“誤譯”展開大量的批評；或止步于對這些譯本單純地描述和文本考究。然而，這些研究卻未能有效地將《國際歌》作為一首革命歌曲來考察，關注歌曲翻譯的特性以及歌曲翻譯過程中譯詞配曲的問題。雖然諸多研究者詳細考察了《國際歌》早期漢譯本中的誤譯情況，也加入相關的爭論當中，但卻鮮有人關注這些誤譯和論戰背后可能存在的社會政治根源。

六、結語

以上因素都阻礙了大眾對《國際歌》的認知，同時也直接造成了大量的重復研究。而且出于各種認知和政治因素，《國際歌》長期在國內譯者和研究面前都只能是一個“靜默”的文本，展現在公眾面前的《國際歌》及其漢譯的研究成果通常是以詩歌或普通文學文本的形式的出現的?！秶H歌》在這里也就失去了其作為歌曲的音樂和藝術特性，因而無法顯現其全貌。正因如此，我們有必要對《國際歌》的漢譯和配曲問題進行從新審視，盡可能客觀地描述其漢譯和傳播過程，關注歌曲及其漢譯與各種社會政治因素間的復雜關系。

［1］Bensimon，Paul.Présentation［J］.Palimpsestes，1990，（4）：ix-xiii.

［2］李放春.從les damnés到“受苦人”：《國際歌》首句漢譯的歷史演變［J］.開放時代，2008，（4）：32-47.

［3］綠原.《國際歌》集中文本的比較［J］.隨筆，2000，（1）：136-144.

［4］沈寶基.巴黎公社詩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5］伍鐵平.《國際歌》注釋和研究［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

［6］張成柱.《國際歌》的漢譯問題［J］.外語教學，1982，（4）：82-87.

（鄧科 四川綿陽 西南科大學外國語學院 621000）

本文受四川外國語言文學研究中心項目“話語沖突中的《國際歌》漢譯”［項目編號SCWY15-06］的資助，在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