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血宰相”俾斯麥為何一心向往和平？

黃夏

關于納粹德國與德意志帝國的關系，“二戰”結束以來史學界的普遍做法是將希特勒政權視作“德國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產物”，其極權主義、國家暴力、領土擴張和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處處與德意志帝國的政治文化一脈相承。

但自20世紀80年代起，德國史學界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學者們認為納粹德國與德意志帝國不能相提并論，至少，前者的許多特征是無法在德國歷史上找到相關淵源的。譬如，約阿希姆·費斯特《第三帝國的最后十四天》提到，希特勒本人的賭徒性格使其對德國本土實施焦土政策的“尼祿命令”是前所未見的，而弗蘭克·巴約爾《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則揭示第三帝國與其說是個國家，毋寧說是個秉持“匪首―打手”原則的強盜政治共同體。這些著作以全新的視角探討了納粹德國迥異于德意志帝國的方方面面，予人許多啟發。

相對于上述著作，塞巴斯蒂安·哈夫納的《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看起來就“保守”得多。當然，哈夫納也談納粹德國的異質性。比如，他認為希特勒所奉行的猶太人滅絕政策，及其政體所具備的“專制獨裁下的無政府狀態”這樣的雙重特征為歷代德國政府所無。不過，他仍強調納粹德國的延續性要遠遠多過獨特性，其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思想，是可以在帝國時代找到鼻祖的。但有趣的是，帝國的實際締造者“鐵血宰相”俾斯麥，卻恰恰是這些思想的積極反對者。俾斯麥苦心孤詣打造的國家如何一步一步偏離其設計的軌道，可以說是《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的最大看點。

哈夫納開宗明義即表明，德意志國家衍生自“一個怪異的不對稱聯盟”，其中一方是俾斯麥所代表的普魯士，另一方是德意志民族運動。普魯士的德國政策曾歷經兩次變化。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前，普魯士專注于其東部疆域，滿足于維持“一個半德國半波蘭的雙民族國家”。1815年以后普魯士原有的波蘭土地幾乎喪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西部疆域的大幅拓展。其政策開始轉為建立一個“小德意志國”，亦即“普魯士在最大范圍內所能支配的德國”，而俾斯麥將之具體表述為，建立一個以普魯士為首的“北德意志邦聯”，南部德國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但德意志民族運動的目標則是建立一個“大德意志國”，亦即“德國在最大范圍內所能支配的歐洲”，這個“歐洲”后來被希特勒替換為“世界”。德意志民族運動肇始于啟蒙運動尤其是法國大革命期間，德國人對啟蒙運動的感覺十分糾結矛盾，他們既羨慕啟蒙運動理性與科學、民主與自由的一面，又仇恨其對德國文化高高在上的沙文主義姿態。尤其是拿破侖的入侵戰爭，使他們更汲汲于先從文化方面確立自身的獨特性和優越性，日后則發展為要求政治上的民族自決、國家統一以及更多的生存“空間”等等。

俾斯麥一向反對德意志民族運動。1848年革命后，民族運動領導人通過“保羅教堂”決議成立第一個“德意志國”，并邀請普魯士國王擔任皇帝。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躍躍欲試，卻遭俾斯麥激烈反對而最終作罷。俾斯麥的理由很明確：作為保守派政治家，他反對民族運動中所蘊含的自由民主訴求;作為務實的外交家，他反對與此前一直聯手鎮壓民族運動的盟友、也是“德意志邦聯”穩居老大座席的奧地利成為敵人。

但最終俾斯麥與德意志民族運動“合流”的原因，就在于奧地利自己就懷揣著一個“大德意志”夢想，這與俾斯麥建立一個由普魯士領導的“北德意志邦聯”的設想不相兼容，兩國自此成為冤家對頭。為了應對可能產生的軍事沖突，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于1861年開始進行軍事改革，但由自由主義政黨（“進步黨”）所領導的國會多數派拒絕通過相關預算案。危機之下，俾斯麥于1862年出任首相，并在下院發表了著名的“鐵血演說”：“德國所仰望于普魯士的，不是自由主義，而是其實力……當前的重大問題不是靠演說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是靠鐵和血?！?/p>

哈夫納認為，大多數德國人都誤解了俾斯麥的這篇演說，只注意“鐵和血”這類挑釁性用語，卻忽略了俾斯麥已在此做出暗示，向自由派人士表達強烈的求和意愿?！啊F血宰相向國會議員們傳達的訊息是：政府需要那支違背其意愿而被擴大的軍隊，以便有朝一日能夠用武力來實現他們也爭取的目標，亦即建立一個德意志民族國家——一個與普魯士結盟、受到普魯士領導的國家，即便它只是一個小德意志國，甚或僅僅是一個北德意志國?！?/p>

俾斯麥的暗通款曲并沒有為國會所領會。接下來的四年中俾斯麥在不向國會提預算案（“無預算政府”）的憲政危機中，執意完成軍事改革。1866年普魯士擊敗奧地利后舉國歡騰，國會于焉追認了之前四年內政府的各項違法支出。與此同時，德意志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以至完全超出俾斯麥的預想而一舉擊敗法國，不僅“北德意志邦聯”綽綽有余，南德諸邦亦紛紛來歸，德國出乎意料地完成了統一。而此時的俾斯麥則覺如臨大敵，他意識到自己已經無法掌控當初有限利用、此時已變得難以馴服的民族主義。在后者看來，奧地利也好，法國也罷，終究是些紙老虎，德國理應在歐洲乃至世界上有更大的作為。

俾斯麥將德意志的建國目標始終縮限在北德意志，而害怕其膨脹擴大，有其充分的理由。他在1882年的國會演說中稱：“數以百萬計的刺刀主要就直指歐洲中央，而我們就站在歐洲的中央。我們由于自己所處的地理位置，已經因為歐洲整體歷史的緣故，遂優先成為其他強權結盟對抗的對象?！惫蚣{指出列強之間的“結盟”始終是俾斯麥腦中揮之不去的噩夢。德意志帝國建立之前，德國人所居住的許多小邦小國只是很松散地結合在一起，其鄰國根本沒有害怕它們的必要。而1871年以后，“原本讓中歐對外力產生緩沖作用的一大塊‘海綿或一大片五彩繽紛的‘塑料墊，如今卻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一個水泥塊。一場戰爭（普法戰爭）促成了這種令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精神振奮，卻令歐洲其余各國焦慮不安的轉變”。

早在帝國草創前后，俾斯麥就已深感民族主義的危害而開始與之拉開距離，并展開了多項滅火行動。于是，在那激情燃燒的建國歲月中，“鐵血宰相”俾斯麥簡直成了一個奇怪的人物。1866年普奧戰爭期間，他提醒人們“民族主義”是一個大大的“騙局”。1867年，他宣稱法國在普魯士和南德之間的美因河沿線設防，“符合我們的需求和我們的利益”，但他又擔心此舉可能會助長“民族主義的潮流從中尋路穿過”。在此意義上，哈夫納稱俾斯麥與其說是“帝國的建立者”，不如說是“帝國的阻礙者”，因為他的終極目標是，阻止德國成為主宰歐洲的霸權。

但俾斯麥最終還是失敗了。甚至在他在任期間，他的和平“退讓”政策就在甚囂塵上的民族主義和現實的政治斗爭沖擊下，變得搖搖欲墜。在他去職之后，德國災難性地與英、俄、美形成外交和軍事對峙。俾斯麥的“結盟”噩夢成真，帝國最終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走向崩潰。俾斯麥留給后人的一個啟示便是，猛虎出籠容易回籠難，民族主義可以成事，但更可以壞事。這便是哈夫納貫穿全書的一句誅心之論所表明的：“俾斯麥的帝國在建立之初就埋下了滅亡的種子?！?/p>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納著，譯林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