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組詩中的奧登聲音

李力維

（淮南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戰時》組詩中的奧登聲音

李力維

（淮南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 淮南 232038）

奧登的《戰時》組詩創意獨特而且思想深刻，對其后來的詩歌之路影響重大，亦對其他詩派的詩風起一定的暗示與引導作用。使用精神分析學的批評理論，剖析奧登在組詩里所使用的回溯和對應的修辭手法，從歷史的角度探討了奧登在詩歌中的寫作特點以及其內在的深刻意義。

《戰時》；精神分析學；回溯對應；詩學影響；奧登聲音

威斯坦·休·奧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是20世紀繼葉芝和艾略特之后的最偉大的英語詩人。奧登的詩人形象和真實生活模糊神秘，詩體形式跌宕多姿，內容和思緒飛揚馳騁。要想真正領悟奧登詩歌的深刻含義，必須要深入到他飄忽不定的行蹤和放浪形骸的生活中，走進他的心路歷程。在謝默斯·希尼眼里，奧登不同于一般詩人的優勢就在于，他擅于扼住英國本國詩歌的脖頸，將其鼻翼按捺于現代性之中，使詩歌在其后的歲月中戰栗快樂著，并發出歷史的聲音［1］。也就是說，奧登擅長于以現代文明的眼光，去挖掘英語民族文化的內在意蘊，借助詩行的形式傳達出他對歷史文化的深刻感悟。簡言之，奧登的詩歌之所以有權威性，就是因為該詩歌中的某種聲音擁有相應的份量，能獲得一定的權利，引起讀者的關注。奧登說，“詩歌和精神分析是相似的，均能起到心理治療的作用”［2］。憑借奧登一定時期的宗教信仰，以他的口吻亦可以說，詩歌其實就是某種魔術，讀它可以驅除心中的異教徒，增加對人生的深層認識。

藉此，我們以奧登的《戰時》十四行詩為例，一起去探尋他在詩歌中所使用的精巧的藝術手法，以及其在詩中發出的天籟之音。此刻先簡單回顧《戰時》組詩產生的歷史背景。1938年2月，奧登本著詩人固有的獵奇心態，亦為了給生活藝術尋找全新的視角，和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一起以戰地記者的身份，進行了大致四個月的訪華歷程，于翌年他們合作發表了《戰地行紀》一書。該書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奧登的《戰時》，他選擇以詩歌的方式來報道戰爭，表現了中國戰事的精髓，并詮釋了自己對人生最深刻的感悟。這組十四行詩體非常富有音樂性和感染力，再加上奧登的準確用詞和靈活的句法，詩體的音步表現得嚴謹含蓄，腳韻亦恰到好處，整個詩風顯得天然粗糲而且莊嚴肅穆。成功作此詩體實驗的奧登，早已在組詩富有節奏的韻律中找到了審視歷史的獨特視角，運用哲理雄辯的天賦，經由宗教信仰與人文情懷，構建了自己對于戰爭與人性的思想邏輯，建立了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道德聯系。盡管奧登詩歌的文字膠片中零星閃爍著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的獵奇色彩，卻絲毫沒有失去其經典本色。概而言之，該組詩的修辭手法復雜而朦朧，內容又具有紀實的及時性，檢視深思人類文明的力度很大，對中國詩派有輻射作用［3］。若我們站在歷史的新高度去探究該組詩的深刻內涵，將對認識奧登詩歌本身的迥異性產生震撼的反應，更對分析和對比中西方詩歌的詩藝和詩風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

一、奧登在《戰時》組詩中的詩性聲音

《戰時》組詩按照其敘事的方式，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前十二首詩為奧登的前列詩歌，是為后面的詩歌做的理論性鋪墊，恰似后面詩歌的開場白，制造出兩部分詩歌的距離化效果；自其后的第十三首詩起，奧登開始真正論及他們眼中的中國戰事，他以俯瞰的方式審視一幅又一幅場景，用自己的真實感受拓深了詩歌的縱向意涵。如下我們重點從精神分析學批評的角度，探尋奧登詩歌中使用的敘事藝術手法，來聆聽奧登心底發出的吶喊。

（一）立足于精神分析學批評，探尋《戰時》前列詩歌中奧登的聲音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創設的精神分析學批評（psychoanalytic criticism）在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批評界的影響是其他理論學派無法比擬的。一般所使用的概念不外乎兩個方面：弗洛伊德主義和精神分析學。關于其文學批評理論在實用領域里的具體表現特征，體現在三層面：一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式閱讀；二是引入情結的概念，如俄狄浦斯情結和厄勒克特拉情結；三是文本闡釋中夢的結構與文學批評，該三者可用于文學批評。并且精神分析學批評可以對詩歌進行闡釋［4］，它重視詩作者的創作過程、創作背景和創作心理等方面，并且體現出了明顯效應［5］。分析奧登詩歌，毫無疑問，也應追尋奧登的詩作背景和心理。論奧登的生活背景，他在幼年時期，與母親關系很好，有點兒俄狄浦斯情結的傾向，成年后，或許受美國心理學者霍默·萊恩的影響，奧登對疾病表現出了精神分析的態度，在他的作品與言行中，多次涉及了疾病與精神異化的關系。而他與同來中國的衣修伍德之間，又有著非同一般的同性密友關系。在此我們先翻閱奧登的《戰時》前十二首詩，很明顯的是，每一首詩都自成一則體現道德與倫理意識的寓言，且取材于人類歷史和文學資料，如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文學等，可以說是濃縮的一部世界史歌。拋開表象，我們嘗試性地運用精神分析學批評來研究奧登與奧登的這些詩歌，以探尋它們之間微妙的內在關系。

組詩首先從人類的誕生講起，借助了由神創造萬事萬物、亞當夏娃偷食禁果和亞當為萬物命名三個圣經典故。首篇是組詩中的創世篇，奧登借用了《圣經·啟示錄》中的神諭口吻，揭示了人類善變的本性，這實質是對創世紀所做的達爾文式解釋，因為不能選擇，其他生物的“第一次努力”就定型成功，而人類有思想能去選擇，就具有易變性。此論局限于精神分析形而上的范疇。當然該論斷也奠定了后文的基調。在組詩的第二首里，“他們想知道那果實為何不可觸碰……”，出自《圣經·創世紀》中亞當與夏娃因偷食禁果被耶和華神趕出伊甸園的故事，而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即fruit，亦為男同性戀的俚語用法。奧登有意圖地使用這種雙關手法，一方面是暗示自己的同性戀取向，另一面是就社會對同性戀人群的歧視表示憤慨，他情不自禁地詰問來自社會的異樣眼光。而下文中“前方的成熟”和“返回的路途”更是讓人聯想到奧登多次提到的“新耶路撒冷”和“伊甸園”的宗教名詞，這應歸于奧登的俄狄浦斯情結所導致的潛在意識，以及他所抱有的烏托邦幻想?；钤诂F實中的奧登運用回溯和對照的寫法，賦予詩歌史詩的意境，卻又時刻不忘發泄自己的抑郁情懷。第三首詩首先提到了草木依靠氣息傳情、動物用眼睛辨別方向和泉水潺潺自語和鳥兒啁啾等，意在為語言的人類性做鋪墊。這正說明了語言是人類所特有的一種符號系統，是區別于其他動物的。在第二段詩行中，奧登論及了《創世紀》記載的為萬物命名的情景，亞當為獵物鳥兒命名，基于“嗓音”的“興趣”，“喚出一個名字”能支配別人，說明語言具有創造性。卻因為人類的主觀能動如語言、觀念和思想等充塞其所在的世界，已然失去對他物的控制，變得“受制于自己的作品”。簡要言之，我們可以從精神分析批評的不同角度來審視如上三首詩，從而循到奧登所發出的聲音。奧登認為，人類遠沒有上帝那么全能，而且會犯各種錯誤，但是正由于人類的能動與創新性，人類一直在嘗試與改變之中。奠定了該基調，在接下來的詩篇中，奧登就分別借用了一些人物原型，如農夫、騎士、古代詩人與學者等，用他們來隱喻歷史上不同階段的主導力量。這幾類人雖然在各自的階段顯示出非凡的技巧與才能，表明自己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選擇結果，卻在歷史階段改變時束手無策。如在《農夫篇》中，農夫不得不駐足停留，因為他“被禁錮在自己的屬領”，“詩人為之悲泣”；而在騎士篇中，騎士舉止慷慨，策馬揮劍，到來猶如年輕人的救星，但突然間“他已不被待見”，變得“破落寒酸，瘋癲錯亂”，或者“鬼祟行事”；而占星師更是如此，他給出了很靈的預言，得到了“豐厚獎賞”，并且“愛上了真理”，可是最終卻發現自己如凡夫俗子一樣，充斥了人類的弱點。詩人被崇拜，被“捧得不知所以”，以致于“令他心生矜持”，發展成他錯把“產生的小小震動當成了詩篇”，世俗造就的自負使之江郎才盡，難以復舊。而城市的建造商呢？雖然“將自己的領地變成了一處會場”，“用座座尖塔創造了人類的天空”，可以“生活奢侈”，卻靈魂空空，失去了愛的能力，即便匯入人群仍然是孑然一身。這幾首詩歌里充滿了奧登的嘆息，表現出他對現實的迷茫。中國的所見所聞讓奧登的思想中既有弗洛伊德主義、又有馬克思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復雜意涵，奧登面對外界的非議，變得另類獨行，更沉湎于詩歌中的世界。

在國王與圣徒、宙斯和蓋尼米德的故事以及中世紀基督信仰的消亡的故事中，奧登展現了自己對宗教信仰的困惑，更是借用了精神分析學中夢的理論的點撥。在第九篇“他們死后進入了修女般封閉的生活”中，奧登描寫了過往的圣人與國王，仿佛自我救贖的咒語，利用潛意識中的夢喚來了歷史中國王與圣人的鬼魂，試圖與他們進行某種心靈的交換，“許以釋放他們的諾言”，以使其“理智與性”擺脫“一無遮蔽的悲苦”。該詩明顯含有文本闡釋中夢的結構的分析，且這首詩主題基調上與其他詩不盡一致，暗示了奧登猶豫彷徨的心態和自我折磨的心理傾向。組詩第十首描寫的是基督信仰的衰敗，奧登在詩行中將早期信仰擬人化為一個兒童，擁有著純真卻難控制的天性，映現了奧登對宗教信仰的疑問。在第十一首里，奧登用了希臘神話里宙斯引誘蓋尼米德的典故：宙斯為物色神宴的侍者來到人間尋訪，發現了牧羊少年蓋尼米德，于是化身為一只鷹從空中飛落到他面前，蓋尼米德毫無懼色，伸手去撫摸甚至干脆騎了上去，鷹便托著少年飛向了天空。亦有版本認為，宙斯引誘蓋尼米德，是因為他愛上此美少年的緣故，該說辭重合了奧登的同性相戀觀念，充滿了同性情色的意味。而奧登筆下的宙斯目的是想引導蓋尼米德去認識真理，但少年屢屢排斥，之所謂他愿意騎到鷹背上，是由于他本能地喜歡鷹，“還從它那里學到了許多殺戮方式”。奧登在此重申該故事，是否隱含了自己情感受挫的暗示，不得而知。我們肯定，奧登借此描述為《戰爭時期》后半組詩涉及的戰爭與殺戮，即人性中崇尚暴力和美化暴力的一面，嵌入一個人性觀察的可靠支點。

該前列組詩體現了一個共性，雖然人類經歷了各種挫敗，但愚昧與野蠻的本性卻繼續存在，一系列選擇的失誤導致了歷史場景在不斷的變更，引起了諸多的社會問題，即人類的歷史是一系列錯誤選擇的結果。奧登的這種消極觀念通過詩歌表現出來，在這錯誤的歷史中，奧登一如既往地選用了他面對困惑時的精神療法。

（二）《戰時》后半部分詩歌中奧登通由回溯對應的方式來發出對人類歷史困境的質疑

毫無疑問，有了奧登的《戰時》前列詩歌奠定基調，才能更好地將后面描寫戰爭實況的詩歌與一定的史詩、歷史對應起來。奧登在做描述類詩歌的創作中，擅于借助鷹的寬廣的視域，并不斷地調整視距，使視野中事物突然間擴大或縮小，并清晰映現，讓人產生特殊的視角感受［6］。經由如上特殊的表現手法，對人類的困境進行清晰全面的觀察，繼而回溯過往，深入思索現實。而對于一些詞句的安排，看似拼湊一些簡單意象，實則是創新意象和運用特殊隱喻轉喻的新體現。

觀察該部分詩歌，表現的突出特征就是，在同一個詩篇中，并置各個歷史事件。每一首詩都是關于中國戰爭的栩栩圖片，均闡明了日本入侵和中國全力抗戰所體現的道德準則。從組詩第十三首開始，奧登開始真正進入殘酷的戰爭現實和旅行目的地中國。奧登對西方文明深切的疑慮與不安，與對中國所遭受的屈辱寄予的同情與理解交織在一起，含有譴責和憤懣之情?！澳遣还x的意志也從未喪失其力量”，“我們的星球狂熱如斯，意欲催生一個希望的民族，卻從未證實其價值”，“這個如花朵般隱忍的民族已在十八個行省里建起這個塵世”，因為自我意志和自由意識的作用，實質性的戰爭已在中國拉開帷幕。第十四首《是的，此刻我們已準備去承受……》的主題已非常鮮明，恰是人類的能動和善變的天性造成了此時人間的罪惡與殺戮，詩行中“那些小小天性”，此刻更意指那只迷惑蓋尼米德的鷹，會“出其不意地令我們凜然一驚”，它業已是現實暴力的圖騰。這與第十一首詩相呼應，指出人類（更大程度意指入侵中國的罪人）崇尚血腥暴力的本性。奧登初來中國，雖未親歷戰場，但遇到了湖北漢口的日機轟炸，他的目光穿透了當時的戰爭，清晰斷定了戰爭的責任，“并非他們生活的島嶼所迫”，日軍飛行員以及所有施暴的軍人個體，也有個人有意識行為選擇的直接結果，原因在于任何時候他“都有可能把身轉過背棄那自由”，無人可以從自身的行性中逃脫責任，今天讀來詩行依然有發人深省的意義。1938年初，南京大屠殺剛剛過去不久，日本軍人犯下的慘無人寰的罪行不僅給中國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傷痛，亦讓整個國際社會都憤慨不已。在奧登眼里，當時充滿噩耗的的南京與德國的達豪集中營沒有區別，他用筆沉痛地寫下“南京；達豪”，字句看似單調，其實觸痛太深。德國納粹1933年建造的集中營地，與此刻的南京并無差異，它是人類暴力行為后痛苦深淵之所在。奧登的筆觸穿越并非久遠的時空又折返，控訴了人類讓錯誤歷史又一次播放的殘忍行為。

奧登在接下來的詩歌中，通過令人惋惜而嘆為觀止的手法將隱喻的技巧發揮得淋漓盡致，約瑟夫·布羅茨基就對奧登的詩文語句的運用手法贊不絕口［7］。奧登在第十八首詩中，調整了自己的筆觸視距，以旁觀者的姿態觀察了在戰事中更深刻地體驗其殘酷與悲催的無名戰士。他們恰是戰爭中最值得頌揚的人，沒人記錄下他們驚天動地的業績，雖“被將軍和虱子拋棄，/在棉被下閉上了眼睛/消失了。/戰役被載入史冊/他卻不會被提及”。但正是這些無名的代表，“像逗號一樣加添上意義”，為了有山水有房屋的地方能夠有人煙（見穆旦譯文）。其中的“逗號……加添”之句，把無名戰士比作“逗號”，把他們的行為比作“加添意義”，這種本體和喻體的關聯是跳躍式的，超出了我們常規的思維方式，讓我們震驚折服于奧登的思維深度。而奧登突然間就將自己的鏡頭轉向了在戰爭中無家可歸、生死堪憂的難民亦是戰爭荼毒的對象，他們攜帶著恐懼，躲閃著詛咒，四處逃跑著，結果卻是，在荒原之上，青年遭到“屠殺”和女人們“哭泣”的悲涼畫面。也有偶見的達官顯貴的會議，在“草坪和精心蒔弄的花壇”上飄浮而過……不同的畫面切換，形成了兩個世界不同階級的回溯與對照，無聲地鞭笞了這些閑人階級對普通民眾的死亡掙扎毫無知覺、淡然到極點。在侵華戰爭中，日本士兵制造了一幅又一幅震撼人心的殘忍戰爭的歷史罪證，而西方一些國家卻抱著息事寧人的旁觀者的姿態，奧登說“中國被丟到一邊，上海一片戰火”，法國向世界表明他的立場，“到處皆歡樂”，美國虛假地問他國，“你是否愛我，就像我愛你那樣？”……因為“謊言而癲狂”的景象在歐美人士中時而顯現，奧登借由滑稽荒誕的口吻諷喻了戰爭的血腥殘暴，通過對西方國家的態度寫照，映襯了這個缺乏正義感的世界和所謂民主國家的冷漠無情。奧登和衣修伍德走在上海黃浦沿岸的時候，回溯已往，激發了對隨處可見的日本太陽旗的異常不滿，將其稱為blood-spot flag，即“血滴旗”，這形象地隱喻出了日軍的殘暴本性，發生了圖像到意境的深刻轉化。在組詩末尾，奧登筆鋒一轉，強調我們必須認識到自身的獨特性并為我們設定了結束所有錯誤選擇的契機，即“我們必須生活在自由中，一個山里的部族要住在群山之間”，重建生活下去的信心。無論在何種情境下，人類都要頑強地生活下去。

縱觀《戰時》組詩，與其說它是報導中國的戰時史詩，莫若說它旨在喚醒部分西方讀者、甚至是左翼詩人的良知。雖然面對殘暴行徑，詩歌無法像槍炮一樣，在短瞬間產生毀滅性的影響，但它更多的是帶給人心靈的一種威懾力。所以，奧登的詩歌借助于一定的對照，和對歷史的遺憾回溯，描述了戰爭本質屬性的寓言，《戰時》詩歌是一定理論和倫理的融合，而非某段具體的歷史［8］，更非某段區域性的事件。從對中國抗日戰爭的道義支持的角度上看，奧登和衣修伍德以全新的方式做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

二、中國戰事對奧登詩歌心路的影響

在中國之旅前，奧登就表現出了較強的左翼傾向，他的作品亦因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焦點問題，而擁有了一批激進的左翼擁戴者。但這些左翼們，由于多出身于中產階級家庭，意志薄弱且喜歡奢靡生活，他們僅拘囿于用筆端的豪言壯言與辭藻來取悅讀者和公眾，缺乏真正的社會責任感。如威廉·燕卜蓀就對奧登一代的左翼信仰表示質疑并加以抨擊，預告這種信仰必將終結［9］。奧登亦逐漸明白了戰爭之殘酷與政治之虛偽，為追求藝術的更為廣闊自由的空間，他和衣修伍德決定于抗日戰爭爆發之時到中國來。到中國之后，雖未親歷戰事，但親歷到戰爭給民眾帶來的無法彌補的傷痛后，他們逐漸意識到真正的戰爭史絕非史書敘述那般的精煉與純粹，為了讓史詩發出真正的吶喊，詩人理應擁有道德的智慧判斷。自此，奧登也不愿再表現為如他《戰地行紀》描繪的“一邊贊許地談著法律和秩序，一邊對生活懷著徹骨的恨意”的兩面性［10］，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必要作出如戰士般必須獻身英國的壯舉。詩人是屬于整個文學界的，而非專屬于一個國家，為了詩歌的構建，必須繁榮語言的基礎，他決定暫時放置自己的社會責任，從語言的淵源去尋覓語言的原本魅力。

奧登于1939年移居美國，讓他在詩學界的形象一落千丈，更是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筆伐者眾多。奧登卻置之不理，他認為美國的國情完全不同于當時的歐洲局面，適當美語詞匯和不列顛詞匯的融合，能夠讓詩歌發酵出唯美的化學元素；而他的放羈個性可以在美國寬容同性戀群體的氛圍中得以釋放與張揚，從而得以拋卻世俗的重擔，激發運籌語言的動力與靈感。奧登以為，拋除詩歌承擔的義務，就詩人而言，當他擬構的一首詩接近平行于歷史瞬間時，愈是本能地珍愛它，愈是有想擺脫和改變它的強烈沖動?？梢赃@么說，因為中國之行親歷了真實的戰爭，而同時的寫作給他了更多的心靈感悟，治愈了原有的心理頑疾，奧登自此后詩風逐漸起了變化。奧登移民之后，其詩歌的語言、內容和形式都與前期不同，詩歌中公共的語域更多地由他的私域所代替，而且原有的激進語調轉向平和純粹，以致于更是皈依了基督的宗教信仰。更甚的是，奧登開始對早期詩作不斷地刪改。因此有學者認為，奧登的后期作品喪失了先期詩歌的政治色彩和批判性獵奇性，拋開了詩人們共同的語言以及所關心的事物［11］；更有人認為，奧登此舉破壞了作品與其創作歷史之間的內在聯系，使詩歌的內容變得支離破碎，而表層形式的規整華美是無法取代詩歌內涵的流失的［12］。我們則認為，批評家們不應僅把關注力放在奧登的刪改詩歌的行為上，而應嘗試著從其詩歌創作中找出他心路發展的軌跡。實際上，奧登詩歌的發展遵循某種一致性，即“分裂的意識”［13］，正是這種意識左右了奧登詩歌的主題，掌控了其詩歌航行的舵向。

以《戰時》組詩為例，第九首《他們死后進入了修女版封閉的生活……》被奧登后來從《詩選》中刪除，或許是因為該詩的主題基調與其他詩篇不太一致。而第十首詩，也被奧登刪除，奧登早期對基督教持有批判性的看法，或許后期改變和修正了。奧登意識到，所謂的信仰與世俗壓根就是兩回事，人類要找回救贖自己的道路，必須依賴其個人覺悟走向曠野?；蛟S是因為描寫了人類兇殘的天性，鋒芒過于顯露，奧登出于謹慎，將第十四首《是的，此刻我們已準備去承受……》亦在《詩選》版本中刪掉。第十八首中的“他不知善也不選擇善”被剪去，表明奧登后期對人類的選擇以及人性的認識有所改變，他不再那么悲觀失望，逐漸變得平和起來。第二十四首詩與《詩選》版本相比較，出入很大，奧登幾乎重新撰寫了該詩；在第二十六首詩《總是遠離我們的話題中心……》，奧登對英國的香港殖民功利政策進行了熱諷，或是出于對自己激進言論的反省，奧登同樣在《詩選》中做了刪除處理。奧登詩歌寫作的過程中，一直貫穿著困惑、懷疑以及信念能否堅持的復雜心態。在奧登的早期詩歌時代，即從他1922年開始寫作詩歌到1939年，正是英國文學處于萬花筒式的社會圖景時期。此時的奧登，受其他詩人如勞拉·瑞定、羅伯特·格雷夫斯和葉芝等的影響，不僅讓詩歌積極地去記錄歷史的片斷，并且在記錄的過程中，能把超然的生活境界反饋到精雕細琢的詩歌創作中，構建了一幅幅思想、歷史和語言融合的新生體。奧登詩歌的精致之處，就在于他詩歌中變幻的修辭、完美的抒情和對瞬間的準確把握。但是在奧登的《戰時》中，我們隱約可見他的彌賽亞思想，他認為“偶然性”和“錯誤”等是必然的，或許可以作為“焦慮”之希望認同之。

通過和奧登移民之后的詩歌表現比較，偏激的人們認為，奧登的詩歌歷程一如他的愛情，亦真亦幻，初始是絢爛轟烈的，卻是以虛無縹緲而告終。但確實是，當奧登因為對世事的觀察、思考和感受后，多了對于詩歌的理性思考和智慧，但重復刪改詩歌的行為確實犯了一大忌，詩歌失掉了對詩歌內容創作的最原始的動力和熱情。但無論如何，在奧登原創詩歌中，其美妙詩句背后蘊藏的深邃思想注定要在“活人的肺腑間被潤色”［14］，他的詩歌品質因為個人的藝術實踐而豐滿靈活。奧登曾說過，他的詩歌是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站在歷史的高度來縱觀《戰時》全詩及其發展，奧登詩歌中的個人傾向恰是詩人責任的真實呈現［15］，奧登的宗教信仰和其微妙抑郁的心理導向造就了他的行為模式，借助衣修伍德的話，他當時來到中國的狀態接近于福斯特的人道主義不可知論，其后成篇的《戰時》十四行詩從不同層面映現了奧登的全部心理，奧登的聲音回蕩于其中。

三、從中國現代主義詩派中尋求《戰時》組詩中奧登聲音的余韻

正因為《戰時》形成之源在于中國的戰事，《戰時》十四行詩和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有無法分割的聯系。從中國現代主義詩歌中能找尋到《戰時》的印記和捕捉到奧登的聲音理所當然。

回顧中國詩界對奧登的關注，該提及1948年第2輯的《中國新詩》所刊登的卞之琳所譯的《戰時》中的五首詩。就是此時，奧登與中國現代詩派之關系、奧登及其詩歌的評價進駐了中國詩界的研究范圍。1985年穆旦譯做的《英國現代詩選》中，將《戰時》以及《詩解釋》做了完整的翻譯后，奧登贏得了中國詩界的更多目光。

我們把歷史的畫面切換到1938年。奧登和衣修伍德中國之行后不久，燕卜蓀就輾轉南上，到了云南，至西南聯大講授英國文學。燕卜蓀作為杰出的英國詩人和文學評論家，推介了英國最重要的詩人們，亦包括年輕的奧登，還有他們倍受推崇的詩歌作品。燕卜蓀將奧登的詩歌帶到西南聯大的英美詩歌課堂中后，因為奧登在詩歌中傳達的思想感情和精湛的手法極能與中國的進步學生相融通，很快就在聯大校園引發了奧登熱潮。當時就讀于西南聯大的杜運燮認為，奧登的詩思想明快鋒利，時而有令人折服的警句，這種手法與中國律詩絕句很有相同之處［16］。隨著后來《戰時》的出版，中國一些詩人認為，該組詩不僅反映了重大的社會現實，還抒發了個人的情感，能把個人抒情與描繪的現實結合起來，這種寫法很值得中國新詩作者借鑒。中國現代主義九葉派詩人后來很明顯地受奧登詩風影響，將奧登的詩作特色運用到了自己的詩歌創作中。如《戰時》十四行詩的詩體，很快演變成了中國詩派的輕體詩。卞之琳大膽模擬該手法寫了《慰勞信集》，表現出輕體詩的明快節奏，而杜運燮則在上世紀40年代撰寫了諷刺詩體，明顯和十四行詩體屬于一列。我們在前文中提過，奧登的詩歌很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影響，在詩歌中擅于對一些事物做心理的探索，映現了自己的心路歷程，這些技藝亦對詩人穆旦、袁可嘉和杜運燮等有影響；再者，奧登營造意象和心理分析的獨特手法，慣于從鷹的視域看待問題的角度也成了現代詩人們獨具的魅力，如杜運燮的《滇緬公路》、穆旦的《贊美》等。奧登的詞匯用法奇特，隱喻語域跳躍，且善用反諷，《戰時》組詩中的句法被現代詩人們不同程度地借鑒，如穆旦所寫的農民兵“也不知道新來了意義……”等，與奧登筆下的“像逗點一樣加添上意義”頗有相近處。其實，翻開中國現代主義詩人的一些篇章，可以看到由于燕卜蓀的引介，當然更由于奧登詩歌之精粹，《戰時》在適時的歲月里刮起了一股奧登風，讓中國詩歌和英國詩歌得以融合相貫，奧登詩歌之神韻在中國一些詩歌中若隱若現。

一邊放置中國現代九葉詩派的詩歌，一邊放置《戰時》，天平兩邊會發出唯美的平衡之音。中西輝映的天平下，聯奏著中國詩歌和奧登之聲的和諧旋律。

余論

我們均知，作為“有能力的龐然大物”［17］，奧登寫出了數量驚人的詩歌作品，其技藝和手法讓人驚嘆。但是奧登的生活方式使其對人生的每一層面都有怪誕的想法，思緒有廣闊的馳騁空間，這就使得奧登詩歌的意義艱澀，措辭淵源復雜，詩義語式和基調讓人難以把握。偏偏奧登的詩句卻是講究音韻的，這些導致了奧登之詩成了詩壇之尤利西斯，詩歌具有較強程度的不可譯性。眾所周知，該文是以漢語語言來分析奧登的《戰時》十四行詩，使用的是譯文形式。如譯者所言，奧登的詩歌是極難演繹的樂譜，翻譯過程中時刻折磨著人的智能與神經。所以，盡管本文中所引用的翻譯之版本算得上譯詩中的經典，但是因為不同的語域范疇，難免有詩意無法譯出的憾處。

本文站在譯本的角度，借助奧登《戰時》之載體，探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批評對奧登之影響。奧登在組詩中用鷹的視域，不斷調整視距，并采用回溯對應的手法分析人性和人類的選擇所帶來的后果，作為人類文明的警示。正是有了這次遠東旅行的深思，奧登的詩風和詩路發生了讓人愕然的變化。奧登的《戰時》以及其他詩歌對中國現代主義詩派所產生的影響，亦是他本人無從想象的。奧登詩歌中的聲音與意義的復雜關系，以及詩歌聲音對詩歌范疇的擴展所做出的貢獻，還有譯詩中固有的局限性，是值得詩學界不斷探討的問題。

［1］西默斯·希尼.聲音的奧登［J］.馬永波,譯.詩探索（理論卷）,2007（3）.

［2］潞潞.另一種寫作——外國著名詩人散文、隨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391.

［3］Edward Mendelson.［M］.London：Faber& Faber,198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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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Li-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Huainan,Anhui 232038）

I561.072

A

1674-831X（2016）02-0078-06

2015-09-23

李力維（1975-），女，安徽蕭縣人，淮南師范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英美文學、英語語言理論與運用研究。

［責任編輯：胡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