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科學”(十八)：科學與隱喻
——大衛·凱里對理查德·路翁亭的訪談

理查德·路翁亭，　大衛·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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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認識科學”(十八)：科學與隱喻
——大衛·凱里對理查德·路翁亭的訪談

理查德·路翁亭，大衛·凱里

摘要：理查德·路翁亭反對將術語、模型和隱喻批發式地從一個領域向另外一個領域轉移,但也承認來自某一領域的思想有時可能在另一個領域中起到建設性和創造性的作用。他總的世界觀是：接受一個完善的理論并試圖將它隨便套在并不是為其設計的某一領域中是很容易的，但這不是發現真理的方式。他認為，隱喻僅僅是隱喻，是臨時性的和有限的比較，而不是無夸張的描述；為了避免混淆，一個人必須清楚隱喻適應和不適用的方面；生物學家們過去喜歡DNA理論是因為它給他們提供了一個簡單的世界觀，在其中他們可以擁有所有問題的答案?？茖W是一種社會制度，那些在重要性上不是科學共同體同行認可部分的研究是很難被涉足的，其現有的共識趨向于系統中的自我繁殖；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中，想去做不被認可的事，非議太多而機會很少。因此我們需要把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來認識?？茖W史是一種科學的社會結構史以及與社會結構相關的歷史。過分夸張的隱喻扭曲了我們對科學和社會兩個方面的理解。

關鍵詞：科學；隱喻；誤用；生物學；社會制度

現在，DNA自身，作為其密碼的一部分，告訴細胞機制如何進行下一步復制。換句話說，細胞機制制造了DNA，但DNA有——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說在其密碼內——一個制造酶的配方，而制造出來的酶又制造了DNA。所以，DNA既是細胞永恒機制的原因也是其結果。它之所以是一個原因，是因為它包含有該機制起作用的某些方面的說明書。但是，為了制造出新的DNA，該機制又是必要的。

關于DNA，另一個要說的是DNA制造蛋白質的事情。說DNA制造蛋白質是錯誤的，DNA并不制造蛋白質。DNA的化學序列是某種配方，就是說，氨基酸應被連接到制造蛋白質的氨基酸上。是的，是這樣的。它是配方。但是，配方不制造蛋糕。配方告訴制造者應該放入什么。所以，DNA不制造蛋白質?？梢哉f是細胞從DNA讀取。準確地說就是：應該將這個氨基酸黏到制造蛋白質的那個氨基酸上，將下一個氨基酸粘到制造蛋白質的那個氨基酸上，依此類推。所以，它就是正在制造氨基酸序列的細胞機制。但是，甚至在細胞機制已經制造了氨基酸系列之后，這個序列依然不是蛋白質。蛋白質是在脫離配方之后留存下來的一組改變的、折疊的、有點散碎的、附帶的氨基酸。當氨基酸序列以長鏈的方式被制造時，該序列折疊成三維結構的蛋白質，這一折疊的結構并不是由氨基酸系列100%地確定的。人們時常說，如果我知道氨基酸，那么折疊物就是給定的。這不是真的。這是現代分子生物學、分子物理學和化學的苦惱之一。如果我告訴你氨基酸系列在一個蛋白質中，那你不可能預知該蛋白質的折疊。你或許能用足夠復雜的計算機程序預知，接下來將會有12個穩定折疊物中的一個出現，但是你不可能指出12個穩定物中的哪一個實際上會出現，因為折疊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歷史行為。蛋白質在一定的細胞環境中——在特定的pH值和特定的其他分子周圍——一點一點地折疊，先是起初的折疊然后是進一步的折疊。12個可能折疊中的某個確切折疊的發生，并不是在氨基酸中被編碼的，它是在折疊發生過程中環境作用的結果。

這方面的一個著名實例就是胰島素。胰島素不再從豬的體內提取，成品胰島素現在從人類的胰島素基因中提取。后者最初被注入細菌中。但是，過去這樣做時，得到的完全是氨基酸序列，而不是胰島素。它錯誤地折疊了。它完全沒有生理活性，即使它有真正的氨基酸序列。禮來(Eli Lilly)制藥公司一直在糊弄人，直到他們真正發現用正確的方法去分析、重新包裝、折疊它以便從中制成胰島素為止，雖然氨基酸序列看起來是一樣的。這是折疊為什么重要的一個經典實例。當然，我不是說我發現了這個現象?，F在有一個結構研究的完整分支，多年來一直致力于被稱為“折疊難題”的研究。以我的看法，生物學現在變得越來越被細胞中的蛋白質如何折疊和如何發現彼此的問題所支配。你知道的，只有三個、兩個和七個這種蛋白質的副本，它們應該在恰當的時間處于恰當的位置。它們必須旋轉以便彼此匹配。我們必須理解它是怎樣發生的。這是細胞層面的真正的生物學。細胞不像充滿了某種化學物質的燒瓶。我們沒有10個到23個蛋白質的副本。我們只有一種蛋白質的3個或4個副本和另一種蛋白質的5個或6個副本。這意味著，在細胞中有許多隨機的擾動——隨機的分子擾動。當細胞分裂時，在兩個新細胞中不會有恰好相等的分子?？赡芤粋€細胞中有5個分子，而另一個細胞中有3個分子。于是，該細胞不得不在周圍等一段時間直到它可以制造更多的副本以便使它能工作。所以，比如，如果我獲取一個細菌并把它放入一個充滿營養物的大燒瓶中，那么，約一個小時之后該細菌會分裂成兩個細菌。但是，那兩個細菌不會在之后的一個小時內同時分裂。首先是一個細菌分裂，然后是另一個細菌分裂。如果我再等一個小時，那么它們中的一個將會分裂，之后是另外一個分裂，然后是另外一個……不久，每個細胞在不同的時刻分裂。為什么是這樣的呢？它們有一樣的基因呀！并且幾次分裂之后，并沒有任何突變發生。它們生活在這一混雜湯中，其中的環境是完全相同的。所發生的是發育擾動作用的結果。當第一個細胞分裂成兩個時，這兩個細胞的內容并不相同。它們兩個有相同的DNA，但是，其中一個有某一分子的5個副本，而另一個有同一分子的3個副本，而這3個副本對于細胞分裂是不夠的，它必須等待。這是生物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

如果你觀察自己的指紋，你會發現，右手的指紋與你左手的指紋是不一樣的。為什么會這樣？你的左右手有一樣的基因。當你還是個嬰兒、蜷縮在你母親的子宮中時，指紋就形成了，你的雙手有同樣的生長環境。你不能說左手的生長環境和右手不同。但是左右手的指紋是相當不同的。你能用你的指紋復制所發生的事情。你從紙店買來的一批新紙中取出一張，把它放在兩塊木頭之間，然后慢慢地將兩塊木頭推到一起直到它們把紙揉皺?，F在，再從同一包紙里取出第二張紙，并把它放在兩塊木頭之間，再一次將兩塊木頭推到一起直到把紙揉皺。查看那兩張紙。在揉皺的過程中，它們不會是相同的。完全不同。因為兩張紙的厚度、將木頭放在紙邊的方位是有微小不同的。這些小的不同制造了把紙揉皺的所有不同。這就是細胞和組織發展的故事。人們沒有研究它，因為它非常麻煩，但這是真實情況。

凱里：我想就更進一步的隱喻誤用問題……

路翁亭：……好的……有關發育的問題怎么樣？它也有一個隱喻的問題。

凱里：的確。

路翁亭：發育的字面意思是從一個包絡中出現。在電子照片產生之前，當你照相時，會將底片放入一個名叫“發育浴池”(a developing bath)的化學物質中。為什么叫它“發育浴池”呢？因為圖像已經內在于膠片中并且在發育。但是，發育成什么只能依賴于原來有什么。它是呈現、是顯露。你必須了解“發育”在其他語言中的情況。在西班牙語中，發育一詞是desarrollo，意思是顯露。在德語中，發育一詞是entwicklung，意思是一團合股線的展開。我們已經有了這樣的思想：發育是某種已經內在于卵子并從中呈現和顯露的東西。這就是DNA學家們現在正試圖推進的研究：你所成為的已經內在于你受精卵的DNA中，你只不過是該基因程式的顯露和呈現。但我們知道的情況不是這樣的。即使同卵雙胞胎也不是相同的。比如，他們沒有相同的指紋。他們有許多不同。我在這兒想說的一個著名例子是加拿大的五胞胎。她們出自安大略(Ontario)的農村。她們的父親并不很富?！呀浻辛艘粋€大家庭。我有一張五胞胎在三四歲時的照片，一個挨著一個站著，排成一排，相同的發型、相同的著裝和鞋子。作為一個加拿大人，你可能還記得她們曾在一個動物園中公開露過面。接生她們的達福(Dafoe)醫生說服安大略省議會，對這些在打扮等方面統一的孩子們玩玩具的公開表演給予資助。所以，她們的成長是一樣的，她們有相同的基因；但她們的結果是不同的。她們中的兩個從事宗教職業，一個在這一職業中失敗。其中的三個現在還活著，兩個死了。兩個或三個結了婚，兩個有了孩子。如果你現在再看她們，你能看出來她們是姐妹。但是，她們不是完全相同。她們曾經有不同的人生經歷。在安大略的一個并不富裕的農村家庭長大的這五個女孩各有不同的人生經歷。雖然她們有相同的基因和直到大約16歲的相同的成長環境。這就是發育擾動。

凱里：現在我們能談談生物科學的意識形態用途嗎？

路翁亭：只要你喜歡，無論什么都可以。

凱里：為什么你傾向于“你就是你的基因”這一決定性的觀點？

路翁亭：是啊，生物學家們喜歡這一理論是因為它給他們提供了一個簡單的世界觀，在其中他們擁有所有問題的答案。我曾經聽到過一位著名的分子生物學家說：如果你給我一個生物體的DNA序列和一臺足夠大的計算機，那么我就能計算出該生物體[的全部情況]。生物學家們喜歡它是因為它能驗證他們的全部運作。他們要做的所有工作就是，將人體中DNA排序、發現DNA轉化為蛋白質的規律和蛋白質如何聚集，然后就有了其完整的運作機制。于是他們認為他們已解決了生物學的所有問題。事實上，我們應該能夠制造一個生物體了。生物學家們像物理學家一樣雄心勃勃。畢竟，如果我問你誰是曾經最偉大的科學家，那么你很可能會提到愛因斯坦……

凱里：如果我不提伊薩克·牛頓的話……

路翁亭：如果你提伊薩克·牛頓，那也很好。我更喜歡你提及伊薩克·牛頓，因為你提及伊薩克·牛頓是出于他發現了一組對每一事物在每一地方都適用的定律。你和我曾經在學校學到的科學模型是普遍適用的。越是發現更具普遍性事物的科學家就越重要，越是發現更適合特殊實例的特別事物的就越不重要。所以，如果不是牛頓，至少也要類似于牛頓，每一位科學家的形象都是根據他所做某事的普遍程度而被提升的。分子生物學家們像其他人一樣。如果你想出名，你就做沃頓(Watson)和克里克(Crick)所做過的那樣的事情。你希望發現DNA是如何被制造出來的普遍密碼——它肯定不是很普遍但足夠接近普遍。

如果你只是說，我將花費畢生精力去研究一只青蛙的生活史，那么你不會變得很有名并且也不會賺很多錢。它是來自這種生物學和這種訓練的一種回饋。如果這就是我將變得有名和成為最重要人物的方式，那么，我們應該將最多的錢和時間投向正在這樣做的人們，并且我們必須相信這是可能的。如果我對你說，我認為人類將在我們對中樞神經系統和人腦有合理的理解之前滅絕，你會認為這是可怕的。但我認為這是真的，并且這不會困擾我。這就是說，我認為這是一個物質世界。存在的每樣事物都是物質的。在某種水平上，包括量子水平上的資料因的相互作用中，可以給出每一事物[的運動狀況]。但是，并不能說我們將知道所有事物的真理。答案是否定的。在我們知道許多事物的真理之前，人們就將滅亡。你應該在洞悉真理和存在一個真理之間作出區分。我認為，物質的自然界是一個真理，但是，我們不知道它，并且不可能知道它。它太復雜以至于我們不可能知道。

凱里：與對物理學的固有認知一樣，物理學是典范的思想……通過物理學家們把它移植到生物學領域而被強化了嗎？

路翁亭：我認為，你用“被強化”一詞是恰當的。物理學家，一類特定的化學家，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物理學家掀起了進軍生物學運動；把現代分子生物學的模型引入生物學的不是他們，而是他們的繼承者，新一代分子生物學家。馬克思·德爾布魯克(Max Delbruck)曾經是一位物理學家。進入生物學領域的許多人圍繞在馬克思周圍和其他一些人的周圍，他們是借助物理學而進入這一領域的。絕對如此。他們完成了偉大的工作。但是，他們也提供了一種研究模式。早期的人們完全無視生物學自身的特點。我記得曾去冷泉港實驗室聽以前的物理化學家或者物理學家之一談論染色體的機制，他完全是胡說八道。因為他根本不清楚他所談論的事情的現象學基礎?，F在，這樣的事情都過去了。我的意思是說，分子生物學中的人們現在清楚他們應該知道什么。但是，你確實是對的，物理學家的模式還一直有被強化的重要性。但是，它以往不是由物理學家們引入生物學的。相反，物理學家們進入生物學，是因為他們在物理學中失去勢頭，想尋求征服的新世界。但他們做夢都沒想到生物學會比物理學更為困難。他們依然將牛頓、愛因斯坦和狄拉克等人的定律用在生物學中。

凱里：它導致了該領域的一次分裂嗎？

路翁亭：它確實導致該領域的一次分裂。事實上，它導致我現在身處的工作機構的一次分裂。當你我曾經還是一名學生的時候，我們有一個生物學系。不過，這個生物學系是由進化生物學家組成的，這些生物學家對生物分類和談論進化感興趣，我把他們稱為“功能生物學家”，他們關心細胞如何工作、發育如何進行等問題。然后是隨之而來的分子生物學，它不可能是完全適應的——甚至對于生物系也是如此——于是，他們形成了一個分離的、做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的團體。所以，我們過去有三個不同的團體。當時生物系分裂成兩部分——生物的和進化的生物學系、細胞的和發育的生物學系——因為突然間發育生物學不想與所有那些蝴蝶收藏家待在同一個系科。于是，有了那兩個分離的團體。之后，又有了分子生物學的第三個團體?，F在，在一定程度上但又不完全是，我們又一次將它們合在一起。不過，我們依然有其分離的系科，我們現在有三個系。

凱里：現在，他們不想與蝴蝶收藏家待在同一個系科的想法，聽起來好像很隨便，但是也許……

路翁亭：不，那是真的。他們是這樣說的。

凱里：他們曾經一直在做科學……

路翁亭：……他們曾經一直在做真正的科學……

凱里：……不是博物學。

路翁亭：很正確。博物學不是科學。

凱里：它僅僅是收集。

路翁亭：它僅僅是收集。在哈佛我曾經被雇為這一斗爭的武器，因為我是作為一名研究分子的進化論家去哈佛的。在那里，我是第一個。我當時在博物館工作，是一名博物館的教授，他們把博物館一翼的一整個樓層給我做新的實驗室，并問我：是否愿意瞄準那些新技術中的植物和動物的所有分類器，以便他們將能在生物學中嶄露頭角。

凱里：還有呢？

路翁亭：包括這樣做是否行得通。進化生物學現在被認為是分子生物學一個合適的分支，并且不再被輕視——雖然我不得不說，進化生物學家中只做生物分類的那部分人依然有些被輕視。

凱里：是啊，我們現在就在周圍擺滿了被部分重組的恐龍骨骼的化石中間，我們正坐在博物館里。

路翁亭：他們輕視那些收集恐龍化石的人。是的，他們確實是這樣的。因為他們漸漸相信生物學最終的真理是在分子中，雖然他們是進化論者。所以，雖然還有分裂，但它是在沿著新的縫合線前進。它在進化生物學內。但是，它并不像過去一樣糟，因為那些做生物分類的人是使用分子的特征去研究它。他們有實驗室。他們進行DNA排序。他們不再通過生物有多少頭發來給它們分類。他們是通過它們的DNA來分類。所以，重聚一直在進行?，F在我要說，那些對有何種生物、它們怎樣相互關聯感興趣的人，以及那些做分子生物學的人，這二者之間的分離正在被最小化。分裂不再嚴重了。

凱里：理查德·路翁亭說過，他作為斗爭的武器受雇于哈佛大學的生物學系。這是20世紀70年代的事。他的工作之一是瞄準該系科中舊的守護者，采用分子生物學中的新技術——植物和動物的分類器——進行工作。他被哈佛聘用的資格是他此前在芝加哥大學做出的優異工作。路翁亭在20世紀50年代跟隨西奧多西厄斯·多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完成畢業論文。多布贊斯基曾是一位俄羅斯的流亡者，是在20世紀40年代被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稱為進化論中的“現代綜合論”的主要貢獻者。這一綜合論將達爾文的進化論與遺傳學的新科學組合在一起，顯示自然選擇在種群內的遺傳變異中如何起作用。但是，在當時，路翁亭正在跟著多布贊斯基學習，還沒有辦法真正詳細地找到實際上有多少數量的遺傳變異。

路翁亭：在多布贊斯基時代，沒人知道自然界可變的單個基因是怎樣的。我科學生涯的第一階段——或者說真正的中間階段——就是專注于解答這個問題。在你能叫出名字的任何舊的歸屬種中，有多少數量的基因是對基因的(gene by gene)遺傳突變呢？我們發現了用來解決該問題的方法：使用蛋白質電泳，移動蛋白凝膠。我在芝加哥大學遇到一位名叫杰克·哈比(Jack Hubby)的，他知道如何使用它，但不知道能用它來干什么……

凱里：……移動蛋白乳膠？

路翁亭：是的，你將生物體磨碎并提取它的蛋白質，然后將它們噴射到一塊凝膠物上，并接通電流。你將陽極接到凝膠物的一端，將陰極接到另一端，接通電流，所有的蛋白質都通過凝膠物而移動。不過，它們移動的速率依賴于它們的合成物，它們氨基酸的合成物。因此，在由你的一個基因的兩個副本所制造的蛋白質之間，如果有微小不同的話，在該凝膠物上將會顯示蛋白質的兩個不同的帶狀物。杰克·哈比當時正是使用這個來證明一個物種看上去與其他物種不同的。我那時遇見了他，他告訴我他在做的工作，而我想，我的天，那不就是我耗費整個生命一直在尋找的方法嗎？……我的整個生命——十年的時間或者無論你怎么說它。于是，我搬到芝加哥。杰克和我一起開了家商店。兩年內我們就有了答案。那是相當容易做的事情，因為任何傻逼在幾周內就能掌握這一技術，正是這事突然之間把整個領域轉換到我稱為“發現它們，折磨它們”的事情上。你用能發現的每一個想得到的生物體做實驗——我的意思是成千上萬的不同物種，從細菌到果蠅、植物、人、動物的所有種類，提取它們的蛋白質，將蛋白質磨碎放在這一凝膠物上，然后接通電流，你就認識了你正在處理的基因。你能從一些其他基因的產品中區分出某個基因的產品。然后，我們就在自然種群的各種各樣的生物中找出了遺傳變異的巨大數量。

凱里：大概你就不需要折磨完整的一個人了……

路翁亭：……是的，一點指甲或者一小滴血就可以了。是這樣的。你不必去折磨一整個老鼠，但你確實要磨碎一整只果蠅。你沒必要磨碎整個植物——只要取下一片葉子。

凱里：那么，你最終從這項工作中明白了什么？

路翁亭：在典型的有性生殖的生物體中——不管它是植物、動物、人類或者任何其他的生物體，其基因的補充物中有三分之一是我們稱為的“多形態的”。你擁有在種群中以某種合理的頻率流動的超過一個種類的基因。順便說一下，現在沒有人再用蛋白質做這個了，而是用DNA來做了。DNA給出同樣的答案。

凱里：其言外之意是什么？

路翁亭：除非在種群中有基因突變，否則你不可能進化。所以，它告訴你，我們的進化有巨大的潛力。那里有許多基因變異。如果自然選擇施加的壓力在改變，就很可能會有選擇的新形式出現。但是，所有它能告訴你的只是進化的潛力。周期性的潛力。它沒有告訴你現在正在進行的進化已經發展到什么程度。

比如，事實上，我一點也不了解多布贊斯基產卵的果蠅種類。我不知道幼蟲之間為了生存如何爭斗。我不知道雌性如何發現產卵的恰當地方。我不知道雄性如何找到其配偶。所有這些事情決定性地掌控著它會有多少后代。它必須找到一個伴侶，必須找到一個地方產卵，卵不得不被孵化，幼蟲在成熟階段必須生存。蒼蠅不得不被孵出。沒有人知道這樣的事情。沒有人知道老鼠的這些事情。沒有人知道果蠅的這些事情。沒有人知道青蛙的這些事情。這是個問題——從本質上找到生物模型。

凱里：理查德·路翁亭說，生物學在實驗室中一直把生物用作模型，現在生物學對實驗室之外的生物生活史仍然知道得很少。但即便如此，他的工作也曾是他研究領域的主要進步，并且他的研究還有一個有趣的副產品。他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寫的一篇論文中曾證明，在人類群體之中比在群體之間有更多的基因變異。

路翁亭：我曾不得不為一部有關進化生物學的書寫一篇文章。我當時想，我要寫一篇什么樣的文章呢？我當時乘公交旅游車去某地旅游，帶上了一些書和數據資料，以及一個很小的手提計算機和一個對數表。我想，哦，當你乘坐巴士時，你可以做些不需要在實驗室中做的事情，這是非常令人驚奇的。我發現，85%的變異是在群體內的個體之間發生的。之后，其他人用獨立樣本和我沒有注意到的新基因等如法炮制。作為一名實驗物理學家，真正讓我吃驚的是，他們得出到小數點后面第二位的相同答案。我的意思是，我們在生物學中沒有像這樣的結果。我說的是，85.4%是在群體之內。下一個人發現的是86.2%。再下一個人發現的是84.7%。最后一次完成的研究發現(用DNA做的，我們沒做這個)，85%的變異是在群體之內。所以，我認為，在生物學中所建立起來的數據不可能比這個數據更好了。所有人類基因變異的85%一定是局部的種群。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局部種群。一個局部的語言種群中的變異。在法國人中的變異。在意大利人中的變異。在基庫尤人(Kikuyu)中的變異——不只是非洲人而是基庫尤人。

凱里：理查德·路翁亭的發現以及隨后的確認，展示了人類種群中的一個顯著的潛在一致性。這曾有巨大的政治性含義，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種是沒有很深生物學根據的一種分類。但是，路翁亭并沒有就此著手制造一個政治上的賣點。事實上，他說，當他承擔他的研究工作時，他希望有相反的結果。

路翁亭：實際上，當我考慮所有的數據時，我一開始形成的假說是：人類種群的大多數變異是在種群之間而不是在種群之內。不過，我驚異地發現大多數的變異是在種群之內……

凱里：是啊，這是違反直覺的，因為，至少表面上看，我們看上去彼此是很不相同的。

路翁亭：所以問題是，為什么在群體之間確實存在的大部分不同是表面上的不同呢？這是偶然發生的嗎？為什么人種有不同的膚色、頭型、鼻子的形狀和身高？這些東西是地理種群清晰的區分者。為什么非洲人是一種膚色而歐洲人是另一種膚色，然而根據人的大多數基因你卻不能分辨他們？

凱里：你真的認為不能告訴我答案嗎？

路翁亭：是的，我不知道答案。沒有人知道答案。但這是事實。為了回答該問題，有人提出一種觀點，認為地理群體之間的大部分不同是被稱為“性選擇”(sexual selection)的結果。達爾文討論過這一點。論據是，它是這樣事實的一個結果：有些人期待成為你想讓你的配偶看你的樣子，于是那些人成為伴侶的首選?，F在的問題是，為什么有些非洲人偏愛看上去黑的人而有些歐洲人偏愛看上去白的人呢？一個人只能說——其實你現在就是在編造它，因為你沒有任何證據——因為就是出于偶然的原因，當那些群體的規模還很小的時候，在局部群體中獲得優勢的人碰巧是黑人而不是普通的人，而所有的女性都想有一個看起來膚色是黑的男人?；蛘叽蠖鄶敌愿械呐韵蛲绕渌烁诘哪腥?。所以，人們將會選擇與能力有關或者在做其他一些事情上非常出色的人為他們的配偶，以此作為一種擇偶模式。因而，正是出于偶然的原因使得它在歐洲的情況與非洲的不同。它與是非洲的還是歐洲的沒有關系。它與那里存在的不同種群有關，而與彼此溝通無關。為什么亞洲人擁有他們自己的眼睛的形狀呢？為什么他們有不同于非洲人和我們歐洲人的膚色呢？那里有你希望你的配偶所像的選擇模式。那就是性選擇理論?，F在我正編造那些故事。我根本沒有下面的知識：為什么亞洲人有看上去像他們做事的方式，為什么非洲人有看上去像他們做事的方式。我一點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其他任何人也沒有。而他們就是這樣做事的。

凱里：理查德·路翁亭在遺傳多樣性及其分布的工作必定是他研究領域中的卓著貢獻。但是，如何對進化理論進行恰當的解釋，他還有許多話要說。比如，在1985年，他和朋友理查德·萊文斯(Richard Levins)一起出版了被稱為《辯證的生物學家》的論文集。按路翁亭的觀點，“辯證的”一詞是指理解相互貫穿的因果關系的一種方式——他推薦給他的進化論同事的一種認識路徑。他舉了早期他將DNA描述為其細胞環境中的因果相互作用關系的例子。但是，他說，總的來說，他的同事們并不以這種方式思考問題。

路翁亭：總體上大概地說，生物學家們將進化描述為生物體對它們環境的適應。因此，你擁有環境——它就在那里——而生物體適應它。適應這個詞有你可以在一個洞穴中取暖和適應那樣的隱喻含義。但是，這樣的理解是錯誤的。生物體不是適應被稱為先前存在的生態位。生物體在改變。它們改變它們周圍的世界。它們創造它們的環境。它們用世界的點點滴滴以各種特殊的方式——建造它們的環境。并且，在選擇世界的點點滴滴及其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它們改變那些點點滴滴。植物生根，并且當它們生根時，它們讓化學物質進入土壤，以便影響植物將來的生長。它們讓有營養的和有毒的兩種物質進入土壤。它們使土壤破損。它們在生理學上使它不同。人類和許多其他活的生物體被一層溫暖而潮濕的、在我們的身邊和頭頂翻滾移動的空氣所包圍。你能通過某種恰當的攝影看到這一現象。我們就生活在這種溫暖、潮濕的空氣之中。我們不是生活在那里的大氣中，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有所謂的“風寒效應”(wind chill effect)的原因。當刮風時，風吹走了這一溫暖而潮濕的空氣層，忽然之間我們真的處于真正的空氣中。每一生物體在每一時刻都在制造、改變著它環境的某些方面，而這一環境既影響其他生物體也影響它自己。當生物體進化時，它的環境也隨之進化。

這并不是說沒有外在的力量影響進化。太陽的升起和落下不涉及任何生物體。冬天和春天的更替不涉及任何生物體。旋風、天氣形勢……它們并不是完全獨立于任何生物體的，原因似乎是，我們在世界中正在做事情的本身也在改變著那些形勢。但是，在小的規模范圍內，是否下雨并不依賴于今天我所做的事情。所以，也有外在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它們影響生物體的方式依賴于生物體的活動。因此，生物體和環境之間相互滲透。它們是它們相互進化的原因也是結果。

凱里：很明顯，進化論對那些囫圇吞棗的人來說是很難消化的。

路翁亭：你的意思是指進化論還是進化的事實？

凱里：哦，是的，進化的事實。

路翁亭：進化的事實對于那些囫圇吞棗的人一直是很難理解的。一旦他們吞下進化的事實，他們就沒有任何疑問。

凱里：但是，該理論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你所表達它的方式與它現在時常被表達的方式相當不同。

路翁亭：或者與我的其他同事表達它的方式相當不同。

凱里：我只是說，你表達它的形式比它更為機械的公式化表達形式更為貼切。

路翁亭：但是，我也是以一種完全機械的方式來表達它。生物體與它們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涉及某些物理的因果關系。而我能借助物理學的方式研究它們。

凱里：是的，我理解。我并不是說它是一個非物質的理論，但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一種整體論。

路翁亭：是的。反啟蒙主義者認為世界是一個大的不能分析的整體，但它并不是這一意義上的整體論。我完全反對這種觀點。世界是可以分析的。只要你記住，你的分析過程中部分是由細小的東西決定的，部分是由它們之間彼此不斷的相互作用決定的，那么它就可分析為細小的部分。

凱里：如我知道的，整體論的觀點并不是理查德·路翁亭所喜歡的，但是，如下的說法肯定是公正的：他一直在生物學中反對還原論——還原論是這樣的思想：本質上說，每一事物都可以被還原成某些基礎的定律、層次和結構。他一直特別熱衷于反對被他稱為的“DNA教條”——基因決定每一事情。路翁亭說，在很大程度上這一教條現在在理論生物學中已近乎筋疲力竭。關注點已經從基因組轉到現在被稱為的蛋白質組上(即由在DNA中發現的指令所制成的、然后進入發生在我們細胞中的許多過程的蛋白質分子的復合體)。

路翁亭：在DNA中，沒有足夠的信息。我們不得不理解蛋白質看起來像什么。我們不得不理解它們在細胞中的貢獻。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不是死于他們的DNA缺陷。他們死于厭食和過度勞累——或者在某種程度上是死于暴飲暴食和馬虎工作。但是，世界上的大多數人正在死于厭食和過度勞累。如果你真正關心人類的福祉，你不會查看他們的DNA。我認為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如果你要想理解生物學，那么你不得不超越DNA序列而去研究如它現在被稱為的蛋白質組——所有的蛋白質以及它們是如何被折疊的、它們在什么位置、那里有多少分子、亞細胞結構是如何形成的和穿過細胞膜毛孔的是什么等問題?，F在，有許多像這樣的生物學問題正在被研究。生物學現在正在進入極端的結構王國，即細胞結構和分子結構的王國，并丟下了DNA業務。

凱里：“科學是一種社會制度?！崩聿榈隆ぢ肺掏ぴ谒?990年的加拿大廣播公司的梅西講座(CBC Massey Lectures)中開始就使用這個句子。他曾嘗試證明科學與存在著的社會結構之間的集成。這一直是他全部職業生涯的主張，他認為，該觀點也是他在那段時間里贏得廣泛接受的主張。他指出，現在科學史普遍被述說的方式就是一個例子。

路翁亭：科學史被書寫的方式在我成年的職業生涯時期就已改變。當我上大學并成為成年人時，科學史就是指人物傳記。它就是書寫偉大人物的理論，或者我們有時稱為克里奧帕特拉鼻子的歷史理論(the Clepatra’s Nose Theory of Histoery):如果克里奧帕特拉的鼻子曾經是畸形的，那么羅馬史將會改變嗎？因而每個人都是做偉大人物的歷史。有幾百本寫達爾文的書。而且人們現在依然做這樣的歷史，但是，他們這樣做的理由和基本結構已經改變。這樣的改變至今已有30年或40年了。如今，人們把科學看做一種帶有公共設置議程的社會現象來研究。人們已開始認識到同輩團體概念的重要性，雖然我對此還沒有足夠的感知?？茖W是非常昂貴的事業，一如它現在已完成的事業。那些錢來自哪里？它來自政府。政府如何用那些錢來獎勵科學家們？他們有委員會。那些委員是誰？他們是你科學研究的同事。你不能假裝不認識那些作為你同伴的科學共同體中的委員們。但是，這種情況對于科學所做的事業有一種非常強大的影響。為什么他們被認為是你的同事？因為他們做人們認為重要的科學。那些在重要性上不是那些同事認可的事情是很難被涉足的。所以，在這種方式中，現有的共識趨向于系統中的自我繁殖。在我看來，想去做不被認可的事，非議太多而機會很少。我曾在那些委員會中多年。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他們如何工作。同事之間評出教授職位。你是否能獲得一個職位，這是怎樣決定的呢？這來自同行對你的評價以及系科同事由此對你的認識。你如何獲獎呢？科學是以一個自我強化的貴族階層被組織的。有時人將一些新的事情帶進這一階層。所以，它并不是完全靜態的。但是，那些做著名事情的人會做那些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的事情，即使他們還沒有做成功。沃森和克拉克曾經做了每個人都認為必須做到事情，也就是說，我們必須了解DNA曾經的結構。關于DNA結構是重要的這一觀點不是這些人發明的。不僅如此，而且多年以來，通過那些研究分子結構(X射線的晶體學)的人，他們一直在使用該技術。所以，他們將一個歷史上常用的技術用于每人都認為重要的這個問題上。為什么他們研究這個問題呢？因為他們曾經是非常有野心的人，并且，如果你很有野心，那么你就會去做每個人都說該做的那個事情。

凱里：對于達爾文也是一樣的嗎？

路翁亭：是的。當達爾文開始研究進化問題時，他已經是皇家學會的會員。他當時是一位知名的地質學家。當他環球旅行回來時，他已經是科學制度的一部分，并且其他皇家學會的會員慫恿他趕快把那些東西發表出來，因為有一個叫華萊士(Wallace)的家伙當時正在把那些東西搜集到一起，并且，如果他真的想要擊敗華萊士，那么他最好早點拿到那本正在寫的書。達爾文已是科學進步中的一個巨大車輪。

凱里：理查德·路翁亭論辯說，達爾文從事的研究是由他的時代和他的科學環境賦予的。對于達爾文同時代的格雷戈爾·孟德爾、遺傳學的創始人，情況也是一樣。孟德爾，一個不知名的西萊西亞修道士，用他花園中豌豆植物悠閑地工作著，是科學神話中最老套的一個；但是，捷克的那些新的科學史家們現在發現，孟德爾也是在一個引人注目的社會環境中工作的。

路翁亭：孟德爾不是作為一名修道士著手他的工作的。他是學物理的一名學生。并且是他的老師派他去修道院的。當時修道院正在做許多科學工作。事實上，主教威脅要關閉修道院，因為修道士們花費在科學研究上的時間太多，以至于沒有足夠的時間做祈禱。他們確實研究天氣并做了許多工作以幫助那些果樹栽培者和波西米亞地區農民們進行育種工作。男修道院的院長對這樣的問題很感興趣，并且他還雇傭孟德爾去調查。他設計一個溫室并為孟德爾建造。他沒有把它建成。但是，有關那個悠閑的、走出花園并在某天獲得這一聰明想法的不知名的老修道士形象，實在是錯誤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凱里：所以，在科學論中，你會非常贊同在過去幾代人中一直在說的觀點：我們需要把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來認識。

路翁亭：科學史是一種科學的社會結構史以及與社會結構相關的歷史。絕對是這樣的。

凱里：你覺得也包括你自己嗎？

路翁亭：哦，當然。我的意思是，過去我試圖解決基因變異像什么這一問題，這在我的研究領域給我帶來了一定聲望。這是一個由我的導師指派給我的問題，并不是我自己發明的。這是我的導師一生都在研究的一個問題。我僅僅是一個追隨者。

(淮陰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王榮江譯校。標題、摘要和關鍵詞為譯者所加。)

責任編輯：王榮江

肯尼迪：我是保羅·肯尼迪，這是《思想》欄目中的“如何認識科學”節目。

路翁亭：假如你給我一張有字的紙，我拿著它到樓上的復印機處，把它放到復印機里并按下按鈕，就會出來一張復印件。我不是說這張紙復制了自己，而是說復印機把它的一份制造出來。不過，細胞中的DNA正是這樣被制造出來的。DNA并不比你給我的一張復印件更為強大。

肯尼迪：幾年前，在《思想》欄目中，美國進化生物學家理查德·路翁亭在CBC一年一度的梅西講座(Massey Lectures)中發表了《作為意識形態的生物學：DNA教條》的演講。在演講中，路翁亭論證說，科學已經取代宗教成為他稱為的“現代社會中主要的合法力量”。他講述了一般的“生存斗爭”故事，即我們如何通過自私的基因被完全盲目地設定。借助這樣的故事，他聲稱科學迎合現存的社會秩序。在路翁亭的觀點里，那些故事構成了生物學的意識形態，而他奉獻其漫長職業生涯的很多時間就是試圖將意識形態從科學中剝離。今天，在《思想》欄目中，他將談論過分夸張的措辭是如何扭曲我們對科學和社會兩個方面的理解的。該節目是“如何認識科學”系列的繼續，制作人是大衛·凱里。

凱里：多年以前，兩位控制論新科學的先驅諾伯特·維納(Norbert Weiner)和阿圖羅·羅森布魯斯(Arturo Rosenblueth)寫下后來時常被引用的一句話：“隱喻的代價是永久的警惕?！彼麄兊囊馑即笾率钦f，你的隱喻僅僅是隱喻而已，忘記這一點是危險的，并容易被誤導。我第一次偶然看到這個句子是在理查德·路翁亭的著作里。多年來，他一直被迫在科學的誤用上多次引用這一說法。路翁亭是一位在基本方法上強調其科學性的著名遺傳學家和種群生物學家。稍后，我們將聽到他涉及測量基因多樣性方面的一些工作。不過，他也是一位生物學哲學家，在這一領域他的貢獻是謹慎地描述其科學的邊界。他批評了將科學思想延伸到其不適用的社會領域的觀點，并仍然對將科研成果帶入日常用語和日常理解的隱喻保持警惕。2007年我在哈佛的自然歷史博物館采訪了他。多年來他在那里一直擁有自己的實驗室，現在是哈佛的榮譽退休教授。他向我談論了將某一領域發展起來的思想移入其不適合的其他領域的危險。

路翁亭：每一組現象都有它自己的運行領域。我強烈反對將適合一個現象領域中的工作模型帶入其他不適合領域的做法。我不想將核物理學的理論帶入社會組織理論中，甚至也不想帶入生物學中。我不想將達爾文的進化原理帶入對人類社會歷史變化的解釋中。它們是不同的。我的總的世界觀是，接受一個完善的理論并試圖將它隨便套在并非為其設計的某一領域中是很容易的，但這不是發現真理的方式。所以，這就是我蔑視那些談論文化進化或語言進化的人的原因。為什么會進化？文化有一個歷史。語言有一個歷史。但是，一旦你說它是進化的，就意味著給它套上達爾文進化論的結構。作為一個知識學家，我討厭這樣的說法。

凱里：理查德·路翁亭反對將術語、模型和隱喻批發式地從一個領域向另一個領域轉移，但不是絕對的。他承認，來自某一領域中的思想有時可能在另一領域起到建設性和創造性的作用。他舉了格雷戈爾·孟德爾(Grogor Mendel)工作的例子，孟德爾是西萊西亞(今捷克共和國)的修道士，他于1860年用豌豆植物做實驗發現了遺傳的基本機制。

路翁亭：孟德爾發現的遺傳基本機制有建設性的影響，雖然你必須謹慎對待。舉一個除了對孟德爾有新理解的一些捷克科學史家之外很少有人提及的例子，關于孟德爾的一個重要的事情是，他原為一名物理系學生。他加入修道院時，物理學正在變成粒子和分子的世界，而這正是他看待物理世界的方式。并且我認為，雖然你不能證明這一點，但它對孟德爾發展其遺傳學粒子理論——即現在的孟德爾理論在當時闡發的理論——有非常強大的影響。他不是借助融合遺傳理論來研究，而是借助黃色和綠色、皺粒和圓粒的對比來進行研究。并且，他發展了因子的思想，他這樣描述它們——將精子的形式、花粉和卵子的形式分離，在受精后再將它們集合在一起，但是彼此之間不進行融合。它們保持各自的個體性狀，當生物體形成花粉或卵子時，它們再一次分離。所以，進化的整個“舞蹈”集中在被混合于個體但自己彼此并不融合的那些因子中(保持它們的個體性狀)。我認為，這是他從他的粒子物理學概念中獲得的靈感。所以，我不想斷言：一個人永遠不能通過將一個領域中的思想移入另外一個領域的方式而取得進步——這就是隱喻的意思，意味著“移植”(carry over)。但是你必須記住維納所說的話：“隱喻的代價是永久的警惕?！?/p>

凱里：理查德·路翁亭認為，警惕需要特別小心，因為人們很容易忘記隱喻僅僅是隱喻的說法，它們是臨時的和有限的比較，而不是無夸張的描述。他說，為了避免混淆，一個人必須清楚隱喻適應和不適用的方面。

路翁亭：當我是一名學生時，我學的是物理學，被稱為分子的桌球模型的是這樣的思想：它們像桌球一樣，相互碰撞并彈回。這一模型很好，因為我們認為分子不是以黃色、藍色、綠色和紅色呈現的。我們認為，分子上沒有數字，當它們碰撞時不是嘀嗒式的移動。該模型抽取了桌球中的一個特殊特征，也就是說，它們是彈性碰撞?，F在，由于我們已經知道許多隱喻是錯的、不相干的，并且我們還沒有愚蠢到將它引進到新事物上的想法，所以這很好。生物學中大多數隱喻的麻煩是，人們并不知道應該引入什么樣的隱喻，應該忽略什么樣的隱喻。在你知道隱喻與什么有關而與什么不相關之前，你必須對你正在隱喻的事情有很多了解。所以，你可以隨時說，是的，基因像一種密碼，它會讓你真正了解伴隨著基因會發生什么；但是，你也認為它們并不完全像一種密碼。比如，我們說DNA復制自己，它自我復制。不過，這樣說是錯誤的。我的意思是，它完全是錯誤的。DNA并不自我復制。DNA是……不過現在我將使用另外一個隱喻。我不得不這樣做。沒有隱喻我就不能討論問題。隱喻對于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擺脫隱喻。你必須隨時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所以，由許多不同的酶組成的一個細胞機械裝置制造了DNA。它就是把一些小的零碎的東西放在一起。酶起到連接DNA的作用。DNA是細胞中先前DNA分子的一個復本。但是，不是DNA復制自己，而是機制復制DNA，機制在這個復制過程中有時會出錯。為了達到說明隱喻的目的，可以這樣說：假如你給我一張有字的紙，我拿著它到樓上的復印機處、把它放到復印機里并按下按鈕，就會出來一張復印件。我不是說這張紙復制了自己，而是說復印機把它的一份制造出來。不過，細胞中的DNA正是這樣被制造出來的。DNA并不比你給我的一張復印件更為強大。

作者簡介：理查德·路翁亭(Richard Lewontin)，哈佛大學生物學教授，《辯證的生物學家》(Dialectical Biologist)一書的作者之一，《作為意識形態的生物學：DNA教條》(Biology as Ideology :The Doctrine of DNA)一書的作者。

基金項目：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4BZX023)。

中圖分類號：N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444(2016)03-0317-10

收稿日期：2016-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