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金宇澄都市小說創作比較
——以《長恨歌》和《繁花》為例

劉丹

（安徽大學 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0）

王安憶金宇澄都市小說創作比較
——以《長恨歌》和《繁花》為例

劉丹

（安徽大學 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0）

王安憶和金宇澄的《長恨歌》和《繁花》都以繁華大都市——上海為底蘊。然而，對這兩部作品從“傳奇”到“故事”、對都市女性的審視和刻畫、對世俗人生的挖掘和展現等幾個方面都體現出王安憶和金宇澄對上海都市書寫的異同。這種比較分析，更加可以展現出上海這座城市的變遷和城市中人物命運的沉浮。

王安憶；金宇澄；上海；《長恨歌》；《繁花》

上海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那獨特而又豐富的人文內涵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從“海派文學”到張愛玲、蘇青，及至近代王安憶和金宇澄，“上?！边@個獨特的地理位置在文學中顯示出愈加迷人的風貌。王安憶和金宇澄分別因《長恨歌》 《繁花》獲得第五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他們不約而同地將上海作為文學想象的空間，共同選擇抒寫上海的人和事。相同的地域文化以及深厚的地域情結，使兩者的創作有諸多的可比性。本文試圖以《長恨歌》和《繁花》為例，從“傳奇”到“故事”、對都市女性的審視和刻畫、對世俗人生的挖掘和展現等幾個方面來具體分析王安憶和金宇澄對上海都市書寫的異同，以此展現出城市的面貌和城市中人物命運的沉浮。

一、從“傳奇”到“故事”

（一）王安憶：傳奇的歷史構建

王安憶不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對她而言上海只是她的異鄉。1955年，年方一歲的她隨家人來上海定居，作為革命同志的后代，她受到家庭的影響和約束，她對上海的印象大多都是意識形態中上海的觀念，她不能像金宇澄一樣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去領略這個城市的民俗風情，也更無法真正融入這個城市的“芯子”。而且，在《尋找上?！分?，王安憶自己就曾寫道：“我只是坐在圖書館里閱讀資料，因為它的短暫，還不及留下遺跡，即便有遺跡，也即刻淹沒在新的建設之中。這個誕生于現代資本的聚斂之上的彈丸之地，它的考古層在推土機下，碾得粉碎。我只有，閱讀資料”。［1］2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王安憶對于上海歷史的探尋只能停留于表面的文字，她也正是憑借著文字與實際的上海產生著聯系，在小說中實現對上海傳奇式的書寫和構建。

王安憶認為：“其實，每一日都是柴米油鹽，勤勤懇懇地過著，沒一點非分之想，猛然間一回頭，卻成了傳奇。上海的傳奇均是這樣的，傳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還必須格外地將這日月夯得結實，才可有心力體力演繹變故?！保?］193《長恨歌》是王安憶上海傳奇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部作品?！堕L恨歌》于1995年推出，在這部作品中王安憶集中了她對上海的所有想象和經驗?！堕L恨歌》主要講述了一個叫王琦瑤的女人與上海這座城市近四十年的歷史，借一個上海女人的一生盡顯上海在二十世紀后半頁的滄桑與傳奇。在王琦瑤與李主任、康明遜、程先生的情感糾葛中，王安憶描繪了三四十年代如夢如幻的“愛麗絲公寓”，五十年代有著世外桃源般的“平安里”，六十年代的食不果腹和“大字報”，八十年代具有念舊與瞻望的都市風尚。王安憶循著歷史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已經逝去的歷史，依靠豐富的想象力，力求復原曾經作為一座歷史大舞臺的上海。王琦瑤的一生輾轉沉浮，她走過的歷史其實就是上海的歷史，上海的歷史已經與她不可分離了，王琦瑤的形象成為這座城市的形象。

（二）金宇澄：位置極低的說書人

在繁花的后記中，金宇澄以“舊時代每一位蘇州說書先生”自喻，他說：“我的初衷，是做一個位置極低的說書人?！保?］444這部三十五萬字的小說，通篇以不加雙引號的人物對話，在不動聲色中展現上海三十年來驚心動魄的蛻變。這部小說像“說書”一樣平靜地講述阿寶、滬生和小毛三個童年好友間的上海故事，故事以十歲的阿寶為起點，以中年的小毛病逝為終結，起于六十年代終于九十年代?！翱谡Z鋪陳，意氣漸平，如何說，如何做，由一件事，帶出另一件事，講完張三，講李四，以各自語氣、行為、穿戴，劃分各自環境，過各自生活。對話不分行，標點簡單”。［2］443這種特別的敘述方法不同于以往的“上海敘述”，可以說“在文學譜系下，《繁花》其實是在用‘故事'隱隱地與‘上海敘述'的‘傳奇'相對抗”。［3］

雖然《繁花》也描寫了大量的生活場景，邊邊角角無一沒有關照到，可是“《繁花》的主要興趣，是口語、對話，以及除人物故事之外，整體與其他小說不一樣的狀態?！斗被ā穪砘卮┎?，不求深刻，人多景雜”。［4］《長恨歌》在小說的前四章以弄堂、流言、閨閣、鴿子為上海這座城市投下獨特的氣質，可是這其中卻有著王安憶作為異鄉人的理性觀察與審視，《長恨歌》中王安憶以作家兼敘述者的口吻直接將王綺遙等同于“弄堂”、“閨閣”、“上?！钡哪欠N“隱喻”。雖然都側重于從生活小處著手，可是王安憶“觀察著上海在時代風云下的底色和歷史變故下的根基，闡釋著上海生活的芯子，建構出開放的現代都市上海的平常心中的新式‘傳奇'”，［5］而金宇澄的《繁花》，故事中的人生活意義已然空洞而又虛無，一場接著一場飯局，一場接著一場偷情，人物在各自的生命中舉步維艱，最終停滯不動，無聊地消耗灰暗的人生，意義的懸空導致傳奇的瓦解。

二、對都市女性的審視與刻畫

（一）王安憶：柔弱卻堅韌

自創作以來王安憶就非常喜歡寫女性，在王安憶的小說創作中她一直密切關注女性的生命體驗和女性個體的獨立意識，在《長恨歌》中這主要體現她對女性這一主體命運的關注。

《長恨歌》寫的是一個女人和一座城市之間的故事。她原本只是上海弄堂里貧苦人家的兒女，卻在陰差陽錯中僥幸當上了上海的“三小姐”，也因此被政界要人李主任包養住進愛麗絲公寓，孰料時事動蕩，李主任再也沒能回來。這是她繁花都市夢碎的開始，可是她依舊平靜地活下去，從60年代到80年代幾經風雨，她依然保持著內心的堅韌和冷靜，一點一滴地把日子過下去，半個世紀的風雨飄零，不知不覺間在王琦瑤的生命中流逝，她才是懂得如何生活的強者。不管這個世界如何變化，不管這個城市如何變化，不變的是王琦瑤對待生活、對待生命的韌性和堅強。因此，《長恨歌》并沒有對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遜、薩沙、老克臘和長腳等男性形象對進行刻意的描寫，甚至大部分男性連一個確定的名字都沒有，他們只是偶然地出現在王琦瑤日常生活中，只是作為王琦瑤生命中的過客出現的。在王琦瑤一生的命運中，他們只是她生命中背景式的人物，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文學傳統中強勢男性形象的“缺失”，這也更加凸顯了王琦瑤這一柔弱卻堅韌的女性形象。王琦瑤比那些曾經看似輝煌的男性走得更果敢和堅決，所以王安憶說：“王琦瑤是一個生命力極其頑強的女人，她和上海一樣非常能受委屈，但她百折不撓，她在小事情上很能妥協，但在大目標上絕不妥協，眼看著沒有路了，只要一息尚存，她就絕不認輸”。［6］

弗吉尼亞曾經說:“幾千年來，婦女都好像是用來做鏡子的，有那種不可思議的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來的兩倍大，使男人在與女人的比照中獲得優越感和自信心”。［7］在《長恨歌》里正好相反，男性成為王琦瑤生命中的鏡子，照出她堅韌不拔的生存能力和精神內核。通過王琦瑤的一生，王安憶為我們展現了一幅不同于男性的女性生命歷程，展示女性雖然柔弱卻異常堅韌的生命力。

（二）金宇澄：女性仍然處于被奴役的命運

如果說作為女性的王安憶特別關注于女性自身的成長，那么作為男性作家的金宇澄對于女性命運或者女性本身的書寫則顯得過于貶低和輕視了。

《繁花》中的女性有70多位，但在作者的描寫中，這些女性都是喪失尊嚴的，她們和異性的關系，往往通過物質來衡量，女性等同于物質，可以自由買賣。與《長恨歌》不同的是，在《繁花》里，女性只是男性的陪襯，她們只是男性購買的商品和欲望，除了一些單純的小女孩和一些性別模糊的老年女性，適齡女子幾乎都難以逃脫作為女性的悲慘命運。在這部小說里，金宇澄并沒有寫出作為女性正常的追求和努力，反而揭露出婦女如何被自身的欲望和仇恨而扭曲和吞噬。在《繁花》里，女性并沒有顯示出自我的能力，沒有擺脫文學傳統中被奴役被壓迫的命運，甚至可以說，金宇澄和其他男性作家一樣“傾向于對女性做負面描述、以男男關系為核心，將兩性關系物質化”，［8］在男性作家的筆下，這些女性形象都被模糊地蒸發了，故事的最后，李李遁入空門，梅瑞成為上海灘的癟三，汪小姐懷著怪胎，雪芝變成了“潮婦”……總而言之，沒有一個女性最終有個好歸宿，而且，這些這些悲慘的結局大多也很難讓讀者產生同情，在作者的筆下，這些女性之所以最后走上了不歸路都是因為自己的咎由自取。相反金宇澄對男性的描寫就顯得溫情得多了。比如，小毛臨死之前，依然有一大堆女性簇擁守候，向這些女性們傳遞一些忠言逆耳，況且他得病也是因為幫別人照X光落下的根，凡此種種都讓我們對小毛這個人物產生同情甚至敬佩之情。

對都市女性的審視，王安憶試圖通過王琦瑤這個人物形象，悄無聲息地拆解男權文化，消解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文學傳統，她的重點不在于貶低男性身份彰顯女性地位，甚至王安憶對她筆下的男性們也有一種同情之情，她的重點是為了突出女性自身的獨立意識，構建一個屬于女性應有的世界，表達她的文學理想：女性和男性一樣可以平等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甚至在歷史中女性的生命力往往更加堅韌不拔。而在《繁花》中，女性依然處于被奴役的歷史地位中，她們輾轉于一個又一個男性只是為了自身的欲或利，作者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來描寫都市女性，或是以一種批判性的旁觀來塑造這些面目可憎的女性形象，缺乏贊賞和同情，可以說在這部作品中是很難看出真正的男女平等，我想這也是《繁花》這部作品的缺陷之一。

三、對世俗人生的挖掘和展現

不論是王安憶還是金宇澄，它們的共同點之一都是放棄宏大的歷史敘事，在描寫上海時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世俗中最普通的市民身上，關注他們的日常生活，將筆觸深入到瑣碎的生活場景，以此來描繪這個城市的面貌。

《長恨歌》如此，《繁花》亦然?！堕L恨歌》和《繁花》一樣，更像一部個人史敘述，它們不像是正統歷史小說那樣，主人公在歷史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歷史的更迭往往取決于這些歷史的弄潮兒。不管是小說中的人物，還是敘述者，都不再以個人和歷史之間的張力作為文本關注的焦點。人物的命運固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歷史的巨大影響，諸如《長恨歌》中因為時局的動蕩李主任倉皇出逃，卻因飛機失事再也沒能回來，王琦瑤只好歸于寧靜的鄔橋；諸如《繁花》中，60年代的文革，作為資產階級的阿寶家被拆散，佩蒂和外婆走失、朋友絕交，淑華北上……不同的歷史時期，分別演繹著他們的人生悲喜，但是，“小說中無論是人物還是敘述者，都沒有將反思、批判之矛指向歷史、政治、文化，而是有意克制住了這種“直抒胸臆”的表達。人物首先關注的是個人的生存、生活問題，他們的關注的問題局限在親情、友情和愛情上面”，［9］因此，王安憶和金宇澄都不約而同地將世俗人生作為表達自己思想的載體，從生活中的小細節著眼于人生、時代的大變化。

從王安憶到金宇澄，他們共同生活在上海這片土地上，以上海作為文學的想象空間，都取材于都市日常生活，但是由于生長環境、生活經歷、審美情趣等各方面的不同，也使其都市小說具有了差異性。比較而言，王安憶的《長恨歌》是新式傳奇的歷史構建，而金宇澄的《繁花》則實現了從“傳奇”到“故事”的轉變。在對都市女性的審視和刻畫上，王安憶自覺地表現女性的獨立意識，描寫女性雖然柔弱卻異常堅韌的內省，而在《繁花》中金宇澄卻和傳統的男性作家們一樣讓女性依然面目可憎。在對世俗人生的挖掘和展現上，他們都自覺地從世俗的人和物入手，不以恢弘的歷史場面來推動故事的發展，同時需要說明一點的是，金宇澄的《繁花》采用滬語小說的形式，不同于以往“海派文學”的創作傳統，創新了小說的書寫形式，這無疑具有重要的文學意義。

（責任編輯遠揚）

［1］王安憶.尋找上海［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2］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

［3］黃平.從“傳奇”到“故事”——《繁花》與上海敘述［J］.當代作家評論，2013（4）：54-62.

［4］金宇澄，朱小如.我想做一個位置極低的說書人［N］.文學報，2012-11-08.

［5］張海蘭.張愛玲王安憶都市小說創作比較［D］.鄭州:鄭州大學，2006：9.

［6］甘曉燕.·歷史滄桑中的海上繁華夢［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05：20.

［7］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屋子［M］.王還，譯.上海:三聯書店，1989：45.

［8］陳亞亞.春與繁花俱欲謝，愁如中酒不能醒——《繁花》中的性別意識解析 ［J］.中國圖書評論，2014（3）：28-32.

［9］曾軍.地方性的生產：《繁花》的上海敘述［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6）：110-119.

Comparative Study on City Novels between WANG An-yi and JIN Yu-cheng——Taking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nd Various Flowers as Example

LIU Dan

（College of Literatur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0）

Both WANG An-yi's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nd JIN Yu-cheng's Various Flowers use prosperous city—Shanghai as background.By comparing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scriptions of urban women and digging and presenting the people's common life，the city's changes and the fate of the citizens in Shanghai can be seen more clearly.

WANG An-yi；JIN Yu-cheng；Shanghai；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Various Flowers

I207.4

A

1671-5454（2016）02-0062-04

10.16261/j.cnki.cn43-1370/z.2016.02.017

2016-03-01

劉丹（1991-），女，安徽蚌埠人，安徽大學文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長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