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牒紛爭所見明清徽州小姓與望族的沖突

鄭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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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牒紛爭所見明清徽州小姓與望族的沖突

鄭小春

摘要：記錄血統源流的譜牒其實是一紙“出身符”，而謀買譜牒則是徽州小姓企圖獲得望族血統以改變身份地位的一種手段，暴露了小姓與望族之間天壤之別的生存狀態和激烈的矛盾沖突。造成小姓與望族持續沖突的根源，是封建宗法制度所實行的身份等級制度。清政府對主仆名分法律進行了多次調整，但在多重因素影響下其實際成效有限。只要導致身份等級制度產生和頑固殘存的特定歷史條件一息尚存，小姓與望族之間的沖突就勢必持續下去。

關鍵詞：徽州；譜牒；小姓；望族；宗族；徽學

明清時期的徽州，小姓與望族之間的矛盾沖突不斷。來自小姓的反抗斗爭，自明嘉靖、隆慶以后日趨激烈。他們或則挖墳盜葬，侵占吉壤；或則抗交田糧，拒絕服役；或則私下斫木，變賣謀生；或則攜妻并子，棄主出逃；或則揭竿而起，英勇起事。與以上沖突形式不同，謀買譜牒，冒認名宗，則是小姓慣用的另一種非常特殊的斗爭方式，其將焦點最終指向了當時實行的身份等級制度，給封建宗法秩序以巨大沖擊。比較而言，在傳統中國社會里，此類斗爭方式更能彰顯封建宗法制度的特點，對于宗族研究具有相當獨特的價值*目前學界主要關注的是徽州小姓與望族之間的政治沖突、經濟沖突以及雍正五年開豁世仆之后的主仆訴訟，如傅衣凌《明代徽州莊仆文約輯存——明代徽州莊仆制度之側面的研究》(《文物參考資料》1960 年第2 期)、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卞利《清世宗開豁世仆令在安徽的實施》(載歐陽發等主編《經濟史蹤》，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年)、[日]中島樂章《明代鄉村の紛爭と秩序——徽州文書をして》(汲古書院，2002年)、王振忠《明清以來徽州村落社會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陳瑞《清代徽州境內大、小族對保甲組織主導權的爭奪——以乾隆年間休寧縣西鄉十二都三圖渠口分保案為例》(《徽學》第7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年)，而圍繞譜牒紛爭進行專論者尚付闕如。。

一、“鬻譜案”與婺源清華胡氏宗族的應對措施

小姓通過謀譜冒認名宗，一直是明清徽州較為常見的一個現象，也是徽州宗族非常棘手的一個問題。民國婺源《清華胡氏宗譜》記載了該族譜牒在明清時期頻繁被小姓謀買的信息，為考察徽州小姓與宗族問題提供了寶貴素材。

婺源清華胡氏自唐光啟年間徙居以來，歷朝有人為官出仕，實為“冠蓋蟬聯”“朱紫相仍”之簪纓世家*(明)戴廷明、程尚寬等：《新安名族志》前卷《胡》，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第300～301頁。?！白鹱妗北財⒆V牒，譜牒的編纂和延續是宗族的頭等大事，胡氏對之極為重視。據載，南宋以降直至民國初年，胡氏宗譜共有十次纂修*民國《清華胡氏宗譜》卷之首《譜序·修譜世次》，1916年刻本。，可謂源遠流長。然而，“有連城即有碔砆，有蚌胎即有魚目”*民國《清華胡氏宗譜》卷之首《譜序·重修族譜序》。。為保證宗譜正傳，杜絕不肖私鬻貨利，非族妄買亂宗，胡氏宗族在明景泰朝之前就曾兩次制定祖訓，訓誡后人謹守而勿怠*民國《清華胡氏宗譜》卷之首《祖訓誡諭》《再誡諭》。。

就是在如此看重譜牒淵源的胡氏宗族，明景泰年間還是發生了一起“非族”謀買譜牒的紛爭(下稱“鬻譜案”)?！肚迦A胡氏宗譜·事跡類考》載有《具訴情狀》《鬻譜非族記》《革弊重修贊》《贈族長正義序》《辯正知單》等五件記事文書，內容都是圍繞胡氏族人胡庶背族鬻譜這一事件而展開?，F略述如次：

“鬻譜案”發生于景泰元年(1450)五月，不肖之子胡庶貪財忘本，為了“嫁女”收受“白銀貳兩五錢”，將其父胡尚文原來掌管的本宗譜牒，私賣給“祖宗從來出處卑微”、依靠經商“暴富”的同姓不宗之小姓胡否兄弟抄寫。胡否兄弟“冒認所遷祁門支派，插寫其名于下”，妄圖扳援認宗。胡氏宗族知曉后很快做出反應，認為“譜系自祖流傳，尊卑已定”，況且先祖有遺訓誡諭，非族不書，于是“陳正紀綱”，與之言辯。沒想到胡否兄弟反又買通胡庶，捏詞妄訴至官。為了避免名分不辨，族長胡汝器在宗族的強力支持下，“與詞訴官，以正其弊”。最后，該案在“拘纏期月”之后，以胡氏宗族“追出譜牒”勝訴而告終。

以上記事并非訴訟案卷，因而詳細的互控過程難以詳知。就訴訟本身而言，“鬻譜案”并不復雜，一個月即告結案。但從胡氏宗族在訴訟過程中采取的一系列應對措施中可看出，這起紛爭對這個望族來說一點也不輕松。

首先，來看訴訟過程中的宗族聯合。

記事文書《具訴情狀》記錄了這方面的信息?！毒咴V情狀》實為胡氏宗族在訴訟開始時向各地支裔發出的共同赴訟的一紙聯宗告示，目的是為了“追出原譜還眾”，防止“非族添插以亂宗族”。囿于資料，胡氏宗族各地支裔具體如何聯合訴訟、規模有多大等都已無法考證。但從其透露的信息看，這起譜牒紛爭給胡氏原本平靜的宗族秩序造成了很大沖擊，該族為此特地采取彼此聯絡、舉族告控的方式。如此做法，不但可以為爭取勝訴提供組織和經費保障，更重要的是還可以利用紛爭之契機加強宗族內部的聯合。

其次，來看訴訟結束后胡氏宗族采取的三項應對措施。

一是每歲各房聚會，增強宗族的凝聚力。從胡庶背祖賣譜僅僅是為了“得銀嫁女”的事實來看，胡氏宗族內部貧富差別與矛盾分化已經相當嚴重?！板髯V案”的發生，應當是這種族內矛盾的一次暴露。為改變這種局面，族長胡汝器等人于景泰元年十二月，即“鬻譜案”解決之后不久，“邀率本宗親支子孫，每歲于正旦各房聚會”*民國《清華胡氏宗譜》卷之首《譜序·胡氏本宗會序》。。希望通過各房聚會的形式，“互相訓誡守望，相互患難相恤”，共同應對外來的侵擾。顯然，這是“鬻譜案”中聯宗行為的進一步延續和強化。

二是重修世系，維護宗族的血緣秩序。據記事文書《革弊重修贊》記載，在“鬻譜案”勝訴后的第二年，胡氏宗族又鄭重其事，專門召開宗長會議，決定對本宗世系革弊重修。這次世系重修由族長胡汝器等人擔綱*民國《清華胡氏宗譜》卷之首《譜序·重編世系錄》。，首次采用了“十干字序次編號”防偽措施，并“書定所掌有合同者”，以杜絕鬻譜之類事件再次發生。重修世系主要為了“力扶綱?！?、“以正名分”，讓本族的宗派血統得以正本清源。重要的是，它還把族人原本日益渙弛的宗族認同心理重新凝聚起來，使族人的祖先崇拜意識和血統意識得到了加固。

三是給胡汝器作贊文，強化族人的宗族意識。在“鬻譜案”中，族長胡汝器成了維護宗族血脈正統、捍衛宗族聲望的英雄。四年之后，亦即景泰五年(1454)冬月，宗族特意為尚健在的胡汝器*民國《清華胡氏宗譜》卷1《十六世至二十世·清華日新公房》記載，胡梿“字汝器，號正齊。洪武辛酉生……享年九十有三，恩賜壽官，以天年終”。由此推算，景泰五年作《贈族長正義序》時，胡汝器尚健在。撰寫了一篇贊文《贈族長正義序》。應注意的是，徽州人一般不為生者立傳記事，祁門善和程氏即有“其(族人)在生，即有功德善行，均不應書”*光緒《祁門縣善和程氏仁山門支修宗譜·凡例》，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木活字本。的規定。胡氏宗族的破例之舉，顯示其用意深遠：表面上是對胡汝器個人的褒揚，實際上是用之誡諭后人以強化宗族意識，即全體族人都應以“念祖敬祖為重”、“正名定分為務”，行者即會萬古流芳，否則就會受到責懲。受到大肆褒揚的胡汝器，同因盜賣族譜而被“痛懲”并以“敗類”棄祖之名削譜不書的胡庶形成了鮮明對比，就是很好的說明。

二、小姓與望族的生存狀態及矛盾沖突

胡氏宗族發生的這起譜牒紛爭，“鬻譜案”是焦點，其他一系列應對措施都是圍繞“鬻譜案”暴露出的諸多問題，以重振族人的宗族認同、維護宗族的血脈正統和等級秩序為目的而展開。這起譜牒紛爭看似簡單，卻暴露了徽州小姓與望族迥然有別的生存狀態，以及彼此之間激烈的矛盾沖突。

明清時期，徽州人的望族心理極其濃厚?；罩萃宕蠖紴橹性兰一伦暹w徙而來，明清時期發展到鼎盛。清初歙人趙吉士曾對之作過精彩描述：“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常(嘗)散處；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11《泛葉寄·故老雜紀》，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本。字里行間洋溢著對徽州望族的贊揚之意。其實，徽州人的望族心理很早就形成了。自元迄明，徽州人就編纂了諸多“名族志”“大族志”以示炫耀。這種望族心理，在徽州宗族譜牒虛構世系和攀附貴胄等現象中顯得尤為突出*卞利：《明清時期徽州族譜的纂修及刊刻等相關問題研究》，《徽學》第5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20頁。。此外，只要有顯赫的人物和歷史，宗族譜牒皆不惜筆墨一一記述。義成朱氏就認為：“錄誥敕者，所以記先人受朝廷之盛典也。名賢傳狀、序贊、贈詩、墓志、祭文，亦皆金石之道，足以表揚先烈。故并載之，以冀子孫景仰而興奮起之心?！?宣統《(古歙)義成朱氏宗譜·凡例》，清宣統刊本。濟陽江氏甚至還規定：“婦之祖父、女之翁夫與子有德望名爵者，書之。非涉洿滔本，昔人重門第之意。出嫁女以節孝著者，亦附載之，所以增母黨之光?！?乾隆《濟陽江氏族譜》卷1《凡例》，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就是在這種有意識的傳承和宣揚下，在徽州宗族中形成了對祖先的極度崇拜以及因先祖而血統尊貴、等級優越的望族心理。這種望族心理在族譜的承載和維系下世代承襲、根深蒂固，容不得絲毫毀損和玷污。

明清徽州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社會群體——小姓?！靶⌒铡笔堑杵偷囊粋€別稱，又叫“小戶”*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第241頁。，所謂“徽州有小姓。小姓者，別于大姓之稱。大姓為齊民，小姓為世族所蓄家僮之裔，已脫奴籍而自立門戶者也”*(清)徐珂：《清稗類鈔》第四冊《種族類·小姓》，1917年刊本。。關于小姓，新編《婺源縣志》指出：“本縣村落多聚族而居，有些較大的村莊有‘大姓’、‘小姓’之分。稱為‘大姓’的，祖先多系當官的貴族，其家奴后裔即成了‘小姓’。在封建制度下，‘大姓’統治‘小姓’，規定‘小姓’男人不得讀書求仕，女子不得纏足，不能與‘大姓’人家通婚，只能嫁給外村‘小姓’人；凡‘大姓’人家婚姻喜慶和殯葬，均由‘小姓’人抬轎、抬棺、鼓吹等，謂之‘下等事’?！?婺源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婺源縣志》第七十一章第二節《習俗》，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年，第535頁。以上有關小姓的說法，在清末徽州知府劉汝驥的《陶甓公牘》中也有記載*(清)劉汝驥：《陶甓公牘》卷12《法制·休寧風俗之習慣·婚娶》、卷12《法制·黟縣風俗之習慣·樂歌》，清宣統三年(1911)排印本。?？梢?，徽州小姓的社會地位十分低下。而且，小姓即便有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其社會地位也不會得到改變，所謂“臧獲輩即盛貲厚富，終不得齒于宗族鄉里”*道光《徽州府志》卷2《輿地志·風俗》，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在尤重名分等級、講求門第的宗法社會里，沒有高貴的出身血統，就沒有應有的社會地位，一些政治權利也因此受到制約，甚至被剝奪。比如科舉入仕，由于受到等級身份的限制，明清兩代的小姓就曾長時間被取消了科考的權利，直至清乾隆朝才有所改變*(清)薛允升：《讀例存疑》卷9《戶律之一·戶役·人戶以籍為定》“條例”，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刻本。。而在封閉的徽州，此等風氣則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科舉廢置*“隸仆籍者不與通婚姻，不得應考試，至光宣間，科舉制停，城鄉設學，此風乃革?！泵駠鹅h志》卷1《輿地志·風土》，1937年鉛印本。。又如婚姻，徽州尤重門第差別：“婚姻論門第，辨別上中下等甚嚴。所役屬佃仆不得犯，犯輒正之公庭?！?萬歷《祁門縣志》卷4《人事志·風俗》，明萬歷十八年(1590)刻本?！盎账字亻T族。凡仆隸之裔，雖貴顯，故家皆不與締婚?！?(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11《泛葉寄·故老雜紀》。趙吉士還將此風與其他地方做了對比：“他里則否。一遇科第之人，即紊其班輩，昧其祖先，忘其仇恨，行賄媒妁，求援親黨，倘可聯姻，不恤譏笑?！辈⒄J為這種風氣是“最惡風也”?！凹夼T戶須相當，若貪貲財許嫁小姓，及與人為妾者，族眾攻之?！?民國《濟陽江氏統宗譜》卷1《江氏蒙規》，1919年刻本。有的宗族甚至規定：“婚姻不計良賤者，悉削(譜)不書?！?隆慶《休寧率口程氏續編本宗譜·凡例》，明隆慶四年(1570)刻本。咸豐六年(1856)，祁門歷溪王氏宗族王際膘等由于不遵祖規，與“不重之門”張、湯二姓通婚，以致宗族將之“詣祠削除，不載入譜”*張海鵬、王廷元主編：《明清徽商資料選編》，合肥：黃山書社，1985年，第32頁。。由此可見，由于出身卑微，小姓的社會生存狀況非常艱難。正因如此，借助于謀買望族譜牒以攀高認宗，就成為那些小姓試圖改變卑微出身和惡劣生存狀態的最佳捷徑了。

然而，記錄世系源流的譜牒是宗族得以維系的重要手段，小姓謀譜這種做法勢必引發激烈的矛盾沖突。對于徽州望族來說，“譜也者，禮之善物也”*萬歷《(休寧)程典·程典序》，明萬歷刻本。，族譜是維護封建禮教的載體；族譜“溯遠以統同也，詳遷以辨異也”*萬歷《休寧范氏族譜·新安范氏會通譜序》，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刻本。，又是辨異統同、收族統宗、維護宗法制度的工具；“族之有譜，上以征祖宗之淵源，下以綿子孫之血脈”*道光《新安歙西沙溪汪氏族譜·譜成告祖文》，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族譜又是祖先信仰的承載和血脈秩序的維系。由此，徽州望族對于族譜極為看重，決不容許私鬻“非我族類”現象的發生。如休寧范氏即規定：“或有不肖輩鬻譜賣宗，或謄寫原本，瞞眾覓利，致使以贗混真、紊亂支派者，不惟得罪族人，抑上得罪祖宗，眾共黜之，不許入祠，仍會眾呈官，追譜治罪?！?萬歷《休寧范氏族譜·譜祠·統宗祠規》。歙縣方氏也規定：“家之有譜，如國之有史，所系匪輕。慮有不肖子孫，或奉守弗謹而失之，或貪牟貨利而鬻之。如此者，眾聲其罪，追出原譜，仍逐出祠?！?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應廟會宗統譜》卷1《凡例》，清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兿獫局拊S氏則規定：“本祠宗譜……切不可妄貪重利，售與偽派，致亂吾宗。如違，以不孝論?！?民國《績溪澗洲許氏宗譜》卷10《領譜字號引》，1914年木活字本。一致對鬻譜賣宗行徑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

基于以上分析，也就不難理解“鬻譜案”對于一個有著輝煌家世的胡氏宗族來說是何等的沖擊了。僅就“鬻譜案”而言，顯然是對本族尊貴血統和身份等級的惡意玷污和挑釁，誠如胡氏后裔胡良乾所言：“非我族類者，竄名以紊真，狗尾而繼貂，羊質而虎皮，黑白雖自較，然朱紫未免相奪，其為我名宗之累非小也?！?民國《清華胡氏宗譜》卷之首《譜序·重修宗譜序》。而對胡否兄弟來說，謀買譜牒則是借胡氏之血統以改變自己出身的一種手段，獲得望族身份，進而平等地享受各種權利和地位才是他們的根本目的?？此坪唵蔚淖V牒紛爭，實則暴露了小姓與望族之間圍繞著身份等級秩序而展開的激烈沖突，觸動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神經。換言之，封建宗法制度實行的身份等級制度，規定和維系了小姓與望族之間的不平等，導致二者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天差地別，這才是他們持續發生沖突的根本原因。對此，明末歙縣知縣傅巖一針見血地指出：“今人片語不合，一刻顏變，小則斗毆，大則告狀不休。歙俗之尚氣如此，只是強戶弱民、大姓單丁之見牢不可破耳?！?(明)傅巖：《歙紀》卷5《紀政績·修備贅言》，明崇禎刻本。

三、小姓與望族之間矛盾沖突的持續和境況

類似的譜牒紛爭絕不僅限于胡氏宗族。明嘉靖朝，新安瑯琊王氏就指出：“乙亥給譜，徒有字號而無紀錄，以致詐偽紛紛而出?！?嘉靖《新安瑯琊王氏統宗世譜》首卷《凡例》，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刻本。清乾隆年間，休寧古林黃氏也感嘆道：“每見世家之譜濫授匪人，據為訟柄，甚有私增私刪欺人耳目者，為弊滋多?！?乾隆《休寧古林黃氏重修族譜》卷首上《凡例》，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本。此類記載甚多，足見小姓扳援認宗現象之普遍。實際上，小姓與望族之間圍繞身份等級秩序而展開的沖突，可謂跌宕起伏，貫穿了整個明清時代。

就清華胡氏宗族來說，小姓謀買譜牒的事件遠沒有結束。到了嘉靖中期，“不期胡否兄弟子孫、奸詐之徒胡應龍、應時，無恥生員胡襄表，詐冒胡濋名字，刊啟遍謁各宗，求討支派，私地刊板(族譜)，族眾駭驚”?？梢?，在景泰元年發生的“鬻譜案”中，胡否兄弟雖以失敗告終，但幾近百年之中，謀譜認宗之念頭在其后世子孫中從來就沒有泯滅過，足見其執意改變卑微出身之決心和無奈。據載，清華胡氏宗族發生的譜牒紛爭一直持續到了清代，自明嘉靖至清康熙朝，又是一百多年，“考諸祖訓，三代一修之期則過矣，借鬻非族之弊又興矣”*民國《清華胡氏宗譜》卷之首《譜序·永思祠修族譜序》。。

面對胡否兄弟及其后世子孫的持續滋擾，胡氏宗族也不斷地采取相應措施加以應對。當胡否后世子孫再次企圖謀譜時，胡氏宗族重演故伎，采取“辯正知單”*民國《清華胡氏宗譜》卷之首《事跡類考·辯正知單》。這種形式，遍告各地支裔，以聯合起來共同防范?！爸獑巍币徽Z點破其偽：“清華本宗正傳譜系，古今并系寫本，自無刊刻?！闭f明胡否后人這次“私地刊板”應當仍歸失敗，胡氏宗族在“鬻譜案”之后采取的嚴密防范措施顯然取得了成效。此外，當小姓謀譜四處風行時，為了維護本宗正脈，與景泰朝一樣，胡氏宗族又分別于嘉靖朝和康熙朝，運用繕書謄寫的方法兩次重修世系，以期杜絕小姓濫侵念頭。

康熙年間纂修的《新安程氏世忠原錄瓊公支譜》，也記錄了一起盜賣譜牒紛爭?？滴醵哪?1685)，劣衿程士培陡起貪心，把“仆子奴孫”錄入譜中，刊板印賣。程氏宗族深恐“千年清白悉遭污辱”，于是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聯名把程士培告至官府，并終以“焚書毀板、擬罪立案”勝訴*康熙《新安程氏世忠原錄瓊公支譜》卷10《禁偽譜碑文》，清康熙刻本。。本案中，程氏宗族似乎并沒有與小姓直接發生沖突。但要注意的是，案中買譜的恰恰就是那些小姓——“仆子奴孫”。因而，雖然這次事件直接懲罰的是賣譜人程士培，實質上挫敗的則是那些執意買譜冒宗的小姓。其背后同樣隱含著小姓與望族之間的沖突，與清華胡氏譜牒紛爭沒有本質區別。與胡氏宗族一樣，程氏宗族事后也采取了嚴密的防范措施。在譜牒紛爭勝訴后的第二年，為杜絕“劣棍私造偽譜”之類的事件再次發生，程氏宗族共35位族紳聯名向徽州府申請給示嚴禁、阻盜勒石，以求垂之久遠?？滴醵吣昶咴?，最終如愿以償*按：朱平、陳琪《清代徽州宗族維護血緣秩序的主觀努力——以新發現的三通碑刻為例》(《安徽史學》2012年第3期)一文，引用了一件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徽州府正堂禁碑”(現存屯溪區博物館)，該碑文與本文引用的康熙二十七年“禁偽譜碑文”記載的實屬同一案件，但二者文字差別很大。通過解讀兩件碑文，并結合康熙《安慶府志》卷10《府職官》、道光《徽州府志》卷7《職官志·郡職官》的記載，可以判斷康熙二十六年“徽州府正堂禁碑”是由“安慶府督糧廳”通判謝璽在署理徽州知府時批準的，康熙二十七年“禁偽譜碑文”則是由正式出任徽州知府的朱廷梅批準的。由此來看，謝璽與朱廷梅的身份畢竟有所不同，于是在新安程氏一再呈請之下，才出現了對本案連續兩年給示嚴禁的情況。。

在遭到小姓持續沖擊之時，以上兩個宗族皆采取了有力措施以恢復和穩固宗族統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與胡氏宗族相比，程氏宗族所采取的防范措施發生了很大變化。胡氏宗族主要采用聯宗和重修世系等方式加以防護，而程氏宗族則是在官府給示之下“立石永禁”，亦即主動邀請官方力量參與，具有官方保障的法律效力，從而使其威懾力和約束力大大增強。顯然，這是地方官府與宗族在維護宗法秩序中彼此聯手的一個重要表現。正是在宗族處心積慮的防范以及與官府的聯手合作下，小姓企圖謀譜改變出身之努力一再陷入困境。

康熙年間，祁門縣令姚啟元對本縣受理案件進行統計后指出：“審其案牘，視其情詞，非先祖之墳墓，則名分之等級?！?康熙《祁門縣志·序》，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梢?，在徽州，小姓與望族圍繞著身份等級秩序而展開的沖突非常頻繁。這其中除了謀買譜牒之外，小姓在現實中所運用的手段也多種多樣。根據記載，至少還有以下幾種情況：

冒認望族之先祖。嘉靖二十年(1541)，休寧范氏宗族先祖范品被同姓不宗之小戶石匠范姓冒認，該族由此與之“訟于公庭三年之久，所費千金有奇”，使得小戶石匠范姓攀高認宗的圖謀落空*萬歷《休寧范氏族譜·譜塋》附錄。。

妄祀望族之祖冢。祁門縣黃昆等與黃忠元二戶公有宦冢一處，歷祀無異。順治初年，同姓不宗之偽黃黃珍等，竟然謀繼黃忠元幼子，并私賄黃忠元“連宗合祀”。黃昆得知后告到官府，最后判定只許黃昆與黃忠元二戶祭祀、照舊標掛。為防止黃珍等日后盜占霸祭，冒行標掃，黃昆等又于順治十六年(1659)向祁門縣乞求抄招給帖以作憑證，得到準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第1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第50頁。。

盜用望族宗祠之名號。乾隆五十一年(1786)，本非左田黃氏支裔之黟縣溪頭黃姓，擅用左田黃氏宗祠“一本堂”之名，升豎匾額，希圖認宗。左田黃氏得知后告至官府，最后將匾額撤毀。為避免日后生端無常，左田黃氏特向官府乞求給示嚴禁，以儆效尤，也得到了準許*《清乾隆五十一年祁門社景黟縣正堂嚴禁偽派盜紊左田黃氏宗支告示》，原碑現嵌于祁門縣橫聯鄉社景村一本堂墻上。。

以上“小戶”“非族”“偽姓”的身份看似復雜，但從他們竭力攀宗認祖的事實來看，其出身并不為徽州宗族社會所認可，應當屬于小姓范疇。他們所采用的種種手段，盡管形式上有別于謀買譜牒，但最終都把矛頭一致指向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身份等級制度，目的完全相同，可謂殊途同歸。然而，在望族與官府彼此聯手之下，以上方式同樣大都以失敗而告終，小姓的努力始終在困境中持續著。

四、主仆名分法律的調整與封建宗法勢力的頑固

明清時期，徽州望族與小姓之間的身份等級主要是由主仆名分維系的*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第268頁。。主仆名分不僅是終身關系，而且延及子孫，世代相承，所謂“主仆之嚴，數十世不改”*(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11《泛葉寄·故老雜紀》。。建立和維持主仆名分的重要力量是實際存在的土地關系，因為淪為小姓的種種原因最終都與“佃主田、葬主山、住主屋”有關*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第240～247頁。。主仆名分又以小姓簽訂的一紙“立還文約”為依據，文約一旦訂立，主仆名分立刻形成且得到法律維護，主仆之間天壤之別的身份等級即被固定下來。

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實行宗法制度，歷來國家法律都對宗法制度所規定的身份等級秩序竭力維護。為此，主仆名分自宋代被法典化之后，得到了后世統治者的維護，國家法律一直都沒有什么大的調整。然而，這種狀況于清初開始發生變化。重大調整始自雍正朝，清政府陸續頒布了一系列將徽州小姓有條件“開豁為良”的詔令。

雍正五年(1727)四月，朝廷正式發布開豁諭旨：

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儅，寧國府則有世仆，本地呼為“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儅、世仆，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棰楚。及訊其仆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實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此朕得諸傳聞者，若果有之，應予開豁為良，俾得奮興向上，免至污賤終身，累及后裔。著該撫查明，定議具奏。*《清實錄》第7冊《世宗實錄》卷56，雍正五年丁未夏四月癸丑，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63～864頁。

旨下禮部，再層層下達到徽州府?；罩莞裰疾橛?，又將結果逐級上報，后經安慶巡撫魏廷珍覆奏，雍正六年(1728)二月遵旨議準：

嗣后紳衿之家，典買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經贖身者，本身及其子孫，俱聽從伊主役使。即使贖身，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孫，仍應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仍照旗人開戶之例，豁免為良。至年代久遠，文契無存，不受主家豢養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嚴禁。*《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58《戶部·戶口》，清光緒刊本。

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安徽按察使暻善就小姓問題再次奏請朝廷，并得到批準：

臣以為，主仆之名分全以賣身契為斷。其有年代雖遠，而其祖父賣身文契現存，其子孫仍在主家服役，或雖不在主家服役，而伊主給田佃種，確有憑據，自應仍存主仆名分，不便悉行開豁。其有并無文契，惟執別項單辭只字，內有佃仆等類語句者，此即當日之佃戶受豪強凌壓所致，應請悉準開豁為良。其有先世實系殯葬田主之山，子孫現在耕種田主之田，飭令地方官查訊明確，或令其結價退佃，以杜日后葛藤。*(清)暻善：《條奏佃戶分別種田確據以定主仆名分》(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嘉慶十四年(1809)，安徽巡撫董教增奏請將遠年小姓分別開豁。刑部遵旨纂定條例如下：

安徽省徽州、寧國、池州三府民間小姓，如現在主家服役者，應俟放出三代后所生子孫，方準報捐考試。若早經放出，并非現在服役豢養，及現不與奴仆為婚者，雖曾葬田主之山，佃田主之田，均一體開豁為良。已歷三代者，即準其報捐考試。*(清)薛允升：《讀例存疑》卷9《戶律之一·戶役·人戶以籍為定》“條例”。

道光五年(1825)，安徽巡撫在祁門縣周容法毆死其主李應芳一案中遵旨題準：

若無賣身文契，又非朝夕服役，受其豢養，雖佃大戶之田，葬大戶之山，住大戶之屋，非實有主仆名分者，應請除其賤籍，一體開豁為良。*(清)祝慶祺等編：《刑案匯覽三編(二)》卷39《良賤相毆·安省細民毆死大戶分別擬罪》，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20頁。

由上可見，主仆名分法律的調整歷經幾代皇帝，各個時期開豁的條件顯然存在一定的差別。雍正開豁為良諭旨，最終確定以文契尚存、受家主豢養為依據。乾隆朝改為“全以賣身文契為斷”。嘉慶十四年(1809)條例以在主家服役、受主家豢養為準。道光五年(1825)的規定基本沿襲了嘉慶年間的規定?？傮w上看，調整后的法律所確認的主仆名分的范圍在逐步縮小，盡管沒有最終徹底廢除主仆名分的法律規定，但較之過去還是破天荒地開了個口子，為小姓爭取權利和地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依據和空間。

那么，主仆名分法律調整究竟給徽州小姓的抗爭帶來了怎樣的變化呢？

從手段來看，小姓開始積極把握機會并將多種手段相結合與望族周旋。在一起發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休寧縣汪氏與胡姓之間的互控案*《清乾隆休寧縣狀詞和批示匯抄》，原件藏安徽省圖書館。中，胡姓為擺脫小姓的身份，就曾創造性地運用了多種手段：為了凝聚更大的力量而聯合其他十一姓小姓共同叛主，為擺脫汪氏直接奴役而主動向官府申請與汪氏分立保甲，為假造出處尊貴的歷史而妄認水口神廟為自家宗祠，攀緣同姓不宗的府學教諭胡老師，等等。此外，在汪氏投遞的稟狀中又提到，胡姓還曾“倡各姓仆眾赴黟(縣)赴婺(源)謀譜”，妄圖插入清華胡氏支下，以改變卑微出身。由是觀之，通過單一的諸如謀買族譜、攀高認祖，已經不再是小姓抗爭的唯一手段了。這也說明，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小姓經濟實力的逐漸增強(按，本案胡姓在外地經商，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小姓與望族之間的矛盾沖突非但沒有淡化，反而日趨激烈，各種抗爭手段也顯示出小姓非凡的智慧和膽識。

然而就結果而言，本案中的小姓盡管運用了種種策略和手段，但還是以敗訴而告終，依舊沒有擺脫主仆名分這個套在脖子上的枷鎖。本案與前述一系列案例說明，希圖通過謀譜之類的非暴力方式來根本改變小姓的生存處境，顯然是很難實現的，即便是在國家法律做出重大調整之后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方面，主仆名分法律的調整并不徹底，地方官府在執行時瞻前顧后，使得小姓的反抗束縛重重，難以根本獲得成功。首先，各個時期調整后的條文規定不盡明確，容易給地方官府和望族在執行時鉆空子。如雍正和乾隆時期的兩次調整就比較粗略，雍正朝規定的所謂“受主豢養”就被地方官府解釋為“佃主田、葬主山、住主屋”，這就使得一直相沿的陋習繼續合法化。而乾隆年間調整的附帶條款，由于對賣身文契界定不明確，又給望族繼續役使小姓留有借口。因此，這兩個時期的開豁其實并沒有起到實際作用。唯有嘉道時期相對明確的規定，方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徽州“沿于積習”、“大姓逼勒”等現象非常嚴重，因此實際效果仍然有限。其次，清統治者對于主仆名分法律的調整其本身誠意也有限。其實，清政府對主仆名分法律進行主動調整，除了小姓反抗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雍正初年“攤丁入畝”政策的頒行，將人丁應納丁銀按照土地數量攤入田賦之中，在此情況下，那些獲得開豁且擁有土地的小姓，必須和編戶齊民一樣向國家納稅服役，顯然這對國家財政收入“開源”非常有利*據《清乾隆休寧縣狀詞和批示匯抄》記載，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徽州知府沈一葵在呈布政使司詳文中指出，徽州佃仆“地產丁糧，必寄居主戶完納”?？梢?，佃仆由于身份低微，被排除在編戶齊民之外，無獨立繳納稅糧權利。?？梢?，雍正朝開豁諭旨的本意，并不完全在于對小姓人身束縛的徹底釋放，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控制向政府服役納稅人口的考慮。最后，無限制地開豁小姓，對宗法秩序的影響非常大，容易引起大族的不滿和激烈抗爭，因此地方官府在執行時總是顧慮重重。雍正六年(1728)，休寧知縣朱鷺就曾向徽州知府沈一葵提議：“此輩(即小姓)因家主貧弱，早有尾大不掉之勢，今倚恃恩例，愈肆欺凌，誣告其主者有之，辱罵其主者有之。卑職雖加責懲，若輩反以悖旨挾制官長。仰懇憲臺俯鑒，名分攸關，刁風漸不可長，飭頒嚴示?！?《清乾隆休寧縣狀詞和批示匯抄》，原件藏安徽省圖書館。該提議逐級詳請，得到了布政使司和撫院的高度重視，最終準許了朱鷺縮小開豁范圍的意見?？梢?，地方官府在實際執行時對各方面利益都作了權衡，目的是為了維護地方社會穩定，不要產生太大的動蕩。其最終結果，顯然是傾向與政權相呼應的族權統治。

另一方面，徽州宗族勢力強大而頑固，并且與地方官府相互聯手，使得小姓抗爭最終多以失敗告終。雍正五年(1727)開豁為良諭旨下達后，地方官員就一度對開豁條件的認定制造重重障礙，繼續維系宗族對小姓的控制。如安慶巡撫魏廷珍、休寧知縣朱鷺等人，就曾先后有如次之提議并得到批準：只要是“葬主山、住主屋、種主田”者(魏廷珍)，甚至只要是具其一者(朱鷺)，“尤在不應開豁之例”*《清乾隆休寧縣狀詞和批示匯抄》，原件藏安徽省圖書館。。如此之認定，更加強化了實際存在的土地關系的力量，從而把可以開豁的人數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對小姓極為不利。此后，盡管乾隆、嘉慶兩朝多次重申對徽州小姓進行開豁，甚至道光五年清政府還明確地廢除了約束小姓開豁的“葬主山、住主屋、種主田”的規定，亦即國家法律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形成主仆名分的根據，但是徽州的強宗大族依靠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并通過實際存在的土地關系、族規家法、習俗慣制等力量，還是頑固地將之保留了下來，小姓社會地位卑微的狀況也因此一直延續到了清朝末年。關于此，民國《歙縣志》載：“小姓之制，各大族皆有之，在昔分別極嚴。隸仆籍者不與通婚姻，不得應考試，至光宣間，科舉制停，城鄉設學，此風乃革?！?民國《歙縣志》卷1《輿地志·風土》。民國《婺源縣志》亦載：“主仆之分甚嚴，役以世，即其家殷厚有貲，終不得列于大族?；蛴忻芭c試者，功(攻)之務去?！?民國《婺源縣志》卷4《疆域七·風俗》，1925年刻本?？傊?，法律的調整尤其是涉及松動宗法秩序的調整，統治者本身的誠意首先就非常有限，特別是地方官府不能徹底遵照執行，加上宗法勢力的頑固抵制，此類法律調整最后成為具文一點都不意外。

當然也應看到，地方官府在執行諭旨的過程中，的確打擊了一些氣焰囂張的豪族大姓，一些被強壓為小姓者也確實獲得了開豁，但這并不意味著開豁令的執行就比較徹底了。如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二十一日，徽州府發布嚴禁“巨族欺凌小戶”的告示*《清乾隆休寧縣狀詞和批示匯抄》，原件藏安徽省圖書館。。告示即提到何慶等三十余家良民，被馮氏大族壓為小姓。由于本年冬至祭祀時，何慶等沒有按馮氏的要求前去服役，馮氏竟統眾搬其糧食、牲畜、衣物，甚至縛其婦女，勒逼服役，致使何慶等狀告到府。知府沈一葵認為，雖然馮氏稱何慶等祖先系馮氏始祖自唐帶來，但身份憑據已不可考，“明為良民”，判定馮氏欺凌小戶是實，枷示在案?？梢娭I旨的發布激發了小姓的斗志，確實有一些小姓因此擺脫了人身束縛。但要提醒的是，此案正趕在諭旨剛剛發布這個政治風口上，因此地方官府不得不拿一些臭名昭著的大族開刀，以向朝廷交差。隨后，安慶巡撫魏廷珍、休寧知縣朱鷺等人很快就對可以開豁的對象圈定了一個很小的范圍。這恐怕正是地方官府的本意，因為這樣做既可以殺殺某些豪族大姓的囂張氣焰，對上有所交代，又不會過分損傷大族的整體利益，使得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又如嘉慶十四年(1809)開豁條例下達后，據《宦游紀略》記載，徽、寧、池三府一時開豁為良者竟達“數萬人”*(清)高廷瑤：《宦游紀略》卷上，清同治刻本。。但是，這個條例還是不能被徹底遵照執行。道光五年(1825)，安徽巡撫在祁門縣周容法毆死其主李應芳一案題奏中即指出：“嘉慶十四年定例開豁之后，亦因沿于積習，未經改圖?！薄鞍不栈罩莸雀毭褚豁?，久經欽奉世宗憲皇帝圣諭，開豁為良，因或被大姓逼勒，或系自甘污賤，致有仍執賤業之人?！?(清)祝慶祺等編：《刑案匯覽三編(二)》卷39《良賤相毆·安省細民毆死大戶分別擬罪》，第1420頁。根據嘉慶十四年條例，周容法符合開豁條件，但考慮到主家李氏不依以及開豁后“別無生計”，因而不得不照常服役。后來，周容法因受其主李應芳凌辱，憤而將之毆死，從而釀成驚天大案?？梢?，積習相沿、“大姓逼勒”，尤其是實際存在的土地關系的嚴重約束，致使經濟實力微弱的小姓在沒有新的謀生之業保障的情勢下，根本就不敢改業自新、開豁從良，只得“仍執賤業”、“自甘污賤”，繼續忍受望族的百般欺壓。

五、結語

宗法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特點之一，實行的是普遍的身份等級制度，規定著不同血統出身者之間的等級秩序。這種身份等級制度，垂幾千年不變，維系著社會權利和地位分配的一系列等級差別，其與宗法血緣關系互為因果的作用，大大強化了封建時代“血統論”的社會地位和權利世襲繼承制?；罩菪⌒张c望族圍繞著譜牒持續沖突的現象，即是他們因血統出身的不同從而導致彼此社會地位和權利分配嚴重失衡的結果，歸根結底還是封建宗法制度所規定的身份等級制度的產物。明清時期的徽州“最重宗法”*嘉慶《黟縣志》卷3《風俗》，清嘉慶十七年(1812)刻本。，宗族始終竭力維護名分尤重、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小姓因血統出身的不同而與望族存在著難以逾越的等級差別，由此決定了二者迥然有別的生存狀態。而記錄血統源流的譜牒其實就是一紙“出身符”，是社會地位與權利分配的身份證明，一定意義上承載和維系了小姓與望族之間不可逾越的等級差別。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小姓與望族之間圍繞譜牒而展開的沖突勢不可免。當然，譜牒紛爭所呈現的僅僅是小姓與望族矛盾沖突的一個方面，小姓與望族的斗爭，或者說不同血統出身者之間的沖突，其實一直在更為廣闊的空間和領域里頻繁地發生和持續著，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身份等級秩序也始終處于一種不太安寧的狀態。

小姓的努力盡管難以根本實現他們所期望的目標，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那些持續的抗爭還是有力地沖擊了身份等級秩序，為小姓爭取社會地位和權利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清政府對于主仆名分法律的一再調整，說明身份等級制度有松動的跡象，這本身就是小姓努力抗爭所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誠然，主仆名分法律的調整似乎為松動身份等級秩序開了個口子，但是封建的身份等級秩序絕非僅僅依賴法律來維系，實際存在的土地關系和頑固不化的宗法勢力等也是非常重要的維護力量。最為根本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主旨是要建立以家族為基礎的專制統治，族權與政權始終兩相呼應、息息相關，政權不可能根本觸動族權的利益，因為族權的穩固是其統治的基礎。因而，主仆名分法律雖然做出了相應調整，但法律畢竟是統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其目的還是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所以通過法律調整徹底開豁小姓絕不是統治者的本意，更不意味著統治者是要徹底取消身份等級制度。宗族和地方官府對最高統治者調整法律的根本意圖始終心領神會，尤其像在徽州這樣偏僻封閉且宗法勢力極其頑固的地方，根本就不要指望他們會不折不扣地響應執行。由是觀之，只要導致身份等級制度產生和頑固殘存的特定歷史條件一息尚存，小姓惡劣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就不可能根本改變，其與望族之間的沖突也必將持續下去。

ZHENG Xiaochun, Ph. D. of History, Professor of Chaohu College, Chaohu, Anhui, 238000.

責任編校：張朝勝黃瓊

Small Families in Conflict with Prominent Families of Huizhou A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hibited in Genealogy Disputes

ZHENG Xiaochun

Abstract:Buying genealogy was the means for small families in Huizhou to change their social status by becoming prominent families by descent, which exhibited the sharp differences between small families and prominent ones in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ir fierce conflicts as a result of hierarchy in status within feudal patriarchal system. The Qing government revised the law of master and servant several times, but its actual effectiveness was limited due to various reasons. As long as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at led to the hierarchy in status lasted, their conflicts would never cease.

Key Words:Huizhou; genealogy; small families; prominent families; patriarchal clan; Hui Studies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3.010

中圖分類號：K29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19(2016)03-0094-10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5JJDZONGHE001)；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點項目(2010sk483zd)

作者簡介：鄭小春，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安徽 合肥230039)，巢湖學院思政部教授(安徽 巢湖238000)，歷史學博士。

◇徽學：社會史專題(主持人 卞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