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半島狀態：中美戰略博弈之聚焦點

金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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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半島狀態：中美戰略博弈之聚焦點

金強一

[摘要]中美兩國正在朝鮮半島問題上進行戰略博弈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很多論者實際上并不清楚中美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究竟博弈什么或者想博弈出一個怎樣的結果。通過對中美兩國的東北亞區域戰略框架及目標加以解讀，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美正在圍繞朝鮮半島的某種狀態進行著戰略博弈。就戰略結構而言，美國需要朝鮮半島保持持續的、適度的、可控的緊張結構；而中國的戰略體系則要求朝鮮半島是和平的、穩定的、合作的。中美兩國的戰略博弈結果如何將取決于朝鮮半島的狀態能否滿足其戰略需求。

[關鍵詞]朝鮮半島問題；中美戰略博弈；理想模型研究方法；聚焦點

2016年3月2日，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了制裁朝鮮的2270號決議案。在這一決議案出臺之前，人們非常關注中國相關政策的變化，討論的焦點集中于中美在朝鮮半島進行的戰略博弈問題。在這一爭論中顯然有一些需要慎重討論的議題：一是，中美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正在進行怎樣的戰略博弈；二是，朝核問題是不是中美戰略博弈的議題；三是，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所進行的戰略博弈將會形成怎樣的結果和格局。

第一個議題要討論的是，中美在朝鮮半島問題的哪一個層面上進行所謂的戰略博弈以及中美都想在這一戰略博弈過程中得到怎樣的戰略效果。預期效果是所有設計戰略的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但中國的很多學者并不清楚我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想得到怎樣的戰略效果，因此，很多學者的討論都顯得比較盲目。中國和美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進行所謂戰略博弈是事實，但是，如果我們不清楚中美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正在博弈什么或者想博弈出怎樣的結果這些最為基本的問題，將會形成理論和實踐的誤區。比如說，如果我們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沒有一個明確的戰略目標，有可能會不自覺地迎合美國的戰略目標；第二個議題要討論的是，中美之間在朝核問題上是否展開了戰略博弈，或者說，朝核問題能否成為中美兩國戰略博弈的議題。朝鮮的核問題已經持續了二十幾年，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事實上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即在這一問題上無論選擇怎樣的政策均有可能導致不合理的結果。這是因為在我們的觀念深處，仍然有一個與美國博弈的思路，由此喪失了解決朝鮮核問題的最佳時機；第三個議題要討論的是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戰略博弈可能導致的各種狀態，由此分析出對我國有利的朝鮮半島的狀態應當是什么樣的。從方法論上來說，我們要明確地建構分析這一問題的理論坐標，這一坐標就是我國的東北亞區域發展戰略的目標。由此坐標，我們便可分析中美兩國的戰略博弈所能產生的各種狀態及其對我國的利害得失。近年來，朝鮮半島問題成了學界的熱門話題，也不乏激烈的爭論，但是卻沒有明確的結論。究其原因在于，在這一爭論中，學者們缺乏能夠說明問題的理論坐標，以致歷史的、情感的和傳統的認知因素更多地影響著人們的邏輯思路，因此也就難以回答我國的戰略體系究竟需要怎樣狀態的朝鮮半島。

現在朝鮮半島問題呈現出了非常復雜的狀態，我們不僅要理清各大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博弈的各個層面，還要分清可博弈的問題和不可博弈而只能合作的問題。如朝鮮的核計劃那樣足以打亂所有國家戰略框架的問題是不可博弈的。如果堅持在這一類問題上進行博弈，那就等于玩火。那么，中美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究竟進行著怎樣的戰略博弈且各自想博弈出怎樣的結果呢？筆者認為，中國和美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戰略博弈是圍繞朝鮮半島的某種狀態的博弈。本文將從中美兩國戰略體系及目標的分析入手，首先確定這兩個國家的戰略體系所需的朝鮮半島的某種理想狀態，進而闡明中美兩國在這場博弈中所要達到的戰略目標及可能出現的博弈結果。應當說，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有不同的戰略利益，而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是，這種以本國利益為目標的戰略博弈有可能導致出全然不同的東亞區域圖景，甚至可以影響世界的格局。

一、中美在朝鮮半島進行的戰略博弈之方法論問題

中美在朝鮮半島進行戰略博弈的方法論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討論。其一是，中美在朝鮮半島正在博弈什么或想得到怎樣的博弈結果；其二是，在這一博弈過程中，中美各自占據著怎樣的位置。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任何一種戰略博弈都是欲實現理想狀態的行為，因此，這種戰略博弈不僅需要趨利避害，還需要達到某種戰略目標。戰略博弈的目標不僅在于戰勝對方，也在于實現自身所設定的戰略目標。也就是說，就方法論層面而言，戰略博弈的問題首先是想博弈什么并想博弈出什么結果的問題，這也是一個與戰略博弈各方的戰略目標緊密關聯的問題。因此，要分析中美在朝鮮半島所進行的戰略博弈就需要明確認識中美在東北亞區域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

為了分析這一問題，筆者導入了理想模型研究方法，[1](140～156)其要點有兩個：一是，建立博弈雙方戰略體系的理想框架，這是分析問題的理論坐標。各國在一些區域進行所謂的戰略博弈，其目的就在于追求某種戰略目標，因此，必須把博弈雙方正在博弈什么并想博弈出怎樣的結果這個問題置入到這一戰略目標的框架內加以解讀，由此才能得出客觀的結論。比如，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美國究竟追求怎樣的戰略目標是分析其朝鮮半島政策及相關問題的前提；中國亦如此，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產生于其東北亞區域的戰略目標，正由于此，就有必要與美國等周邊國家進行所謂的戰略博弈。在有些問題上博弈各方的戰略體系具有兼容性，而有些問題則是不可兼容的，由于戰略目標的不同，所以會出現合作與博弈的復雜關系。例如，朝鮮的核問題具有足以打亂所有周邊國家戰略體系的危險性，所以，雖然在如何處理朝核問題或采取怎樣的戰略對應的問題上各國有一些分歧，也有些國家試圖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朝鮮的核問題來達到另外一些戰略目標，但從總體性質上講，朝核問題是一個不可博弈的問題，因此，各國除了真誠而緊密地合作之外別無選擇，即在這一問題上各國的戰略具有一定的可兼容性。但我們又可以看到，美國和日本等國家顯然利用朝鮮的核計劃來實施另一層面的戰略計劃，這就是以此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等周邊國家。從嚴格的意義上講，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并不是利用核問題本身，而是利用由核問題引發的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自“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以來，美國顯然利用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激活了其同盟體系，并形成了全方位擠壓中國的戰略態勢。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的這種戰略態勢顯然對中國構成了安全困境，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朝鮮半島的緊張結構并不利于中國的發展戰略，如果不改變這種緊張結構，中國的所謂東北亞區域發展戰略便無從談起；二是，各國的戰略均需要實現其目標的理想環境，這也是建立理想模型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如中美在朝鮮半島問題上進行博弈是要使朝鮮半島呈現他們所需要的某種理想狀態，使其納入到本國的戰略框架之中，所以雙方都以能否實現這一狀態作為博弈中獲勝的客觀標準。朝鮮半島的未來局勢可以呈現出分裂對峙、武力沖突、和平統一等多種狀態，而每一種狀態對于各國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其利害得失要以參與博弈的各方的戰略目標及其需求而定。例如，從美國的戰略目標來看，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的發展并擠壓其發展空間的最為有效的方法是利用朝鮮半島具有緊張結構的分裂狀態，因此，如果美國已設定了遏制中國等國家為目標的戰略體系，那么，其最佳的戰略選擇將是保持朝鮮半島持續的、可控的和適度的緊張結構；而從中國的角度看，朝鮮半島的緊張結構會嚴重擠壓其東北亞區域發展空間，因此，其戰略體系應當選擇朝鮮半島和平的、穩定的、合作的狀態，而不是朝鮮半島的緊張結構。也就是說，中美事實上圍繞這種自以為理想的朝鮮半島的某種狀態進行著戰略博弈。

在戰略博弈的過程中，哪一方占據著博弈之制高點也是戰略博弈中極為重要的議題，同時這也是一個在博弈過程中是否處于支配地位的問題。如果有些國家在博弈過程中占據支配地位，那么，這些國家就較容易接近其戰略目標；相反，如果某些國家處于被支配的地位，那么，這些國家要實現其戰略目標將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所以，博弈各方要相應地制定出有利于本國的戰略方案。

博弈各方在博弈的過程中占據怎樣的地位取決于其戰略目標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之間的關系，如果有些國家在博弈過程中較容易構筑其理想環境，這些國家將占據博弈的支配地位，反之亦然。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我們看到美國常常處于主動地位而中國常常處于被動地位，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這一戰略博弈的現實環境有利于美國而不利于中國。美國亞太戰略的主要目標在于維持其霸權地位并遏制中國，為了這個目標，美國會盡可能地利用朝鮮半島的分裂和緊張狀態，但是這種緊張結構卻只能使中國陷入安全困境之中。因此，在目前的博弈過程中，美國事實上占據了支配地位。在近二十多年的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顯然常常陷入被動狀態，這與中國在中美戰略博弈中的被動地位有直接關系。如果中國所希望的朝鮮半島穩定、和平、合作狀態的形成需要很長的時間，那么，支配與被支配的地位將會長久、持續地影響中美之間的博弈過程。

另外，中美兩國的戰略目標及博弈過程的地位決定了中國將陷入明顯的“囚徒困境”之中。例如，雖然朝核問題是不可博弈的議題，但在選擇怎樣的政策的問題上，中國會感到左右為難。中國擺脫這種“囚徒困境”的路徑似乎只有兩條，但在每條路徑上都有難以解決的問題。第一條是說服或逼迫朝鮮放棄核計劃?，F在看來說服朝鮮放棄其核計劃幾乎沒有什么可能性，正由于此，中國在2270決議上投了贊成票，但是這樣一來又擔心過度的制裁會引發朝鮮半島的動蕩局勢。如果為了避免這種結果的發生而維持以往的政策基調將會面臨更大的安全困境。朝鮮的核危機形成以來，事實上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非常關切朝鮮的安全，但朝鮮并不領情。相反，朝鮮從中國的軟肋切入持續地惡化局勢，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同盟體系的強化。中國所面臨的是這樣一個困局，如果緩解對朝鮮的壓力就有可能形成新的綏靖政策，而如果強化對朝鮮的制裁就有可能導致朝鮮半島形成不可控的局勢；第二條是要求美國不要利用朝鮮的核問題來擠壓中國，并要求美韓同盟的機能限定在朝鮮半島問題上，而且要不顧美國的全方位壓力(如南海問題)與其在朝鮮核問題上進行相應的合作和溝通，這似乎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也就是說，朝核問題所引發的另一層面的博弈正在直接地影響中國的戰略安全環境，由此出現了中美一面要合作而另一面又要博弈的極為尷尬的局面。

雖然在朝鮮半島所進行的戰略博弈過程中，中國居于被支配的地位，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已經陷入戰略的被動，然而想要擺脫這種困境卻需要高度的外交智慧和不斷努力。

二、中美戰略框架所需的朝鮮半島的理想狀態

通過理想模型的建立，可以較為客觀地理解中美兩國正需要怎樣的朝鮮半島的理想狀態。這是解讀博弈雙方各自朝鮮半島政策的前提。

冷戰結束之后，美國的亞太戰略體系明顯地以“合作與控制”為基調來試圖達到維持和鞏固其霸權地位的戰略目標，其中，如何遏制中國等能夠挑戰其霸權地位的國家成了這一戰略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美國的戰略之所以是“合作與控制”并行的基調，是因為美國必須確保在這一區域內巨大的經濟利益，這就需要與域內各國進行相當程度的合作，而為了確保其霸權地位并遏制挑戰勢力，就需要大范圍地介入和控制。這一戰略不僅需要政治與經濟相對分離的二元結構，而且也需要戰略性支點。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正在形成廣泛的二元結構，即政治上的對立、對峙并不影響經濟上的交流，這是美國實施其亞太戰略的根基。而另一方面，為了控制這一區域就需要戰略性的支點，這個戰略支點指的是美國的同盟體系。但是，廣泛地介入東亞區域事務僅靠同盟體系是不夠的，因為，這種同盟體系亦需要維系其存在的周邊環境，也就是說，它需要這一區域內的一定的緊張結構。如朝鮮半島問題、南海問題等實際上為美國廣泛介入東亞事務提供了理由，于是這些問題便成了可利用的戰略支點。這些支點不僅可以激活美國的同盟體系，而且還可以起到擠壓中國等挑戰勢力發展空間的戰略效果。從這種意義上講，美國所需的朝鮮半島的理想狀態是持續的、可控的、適度的緊張結構。如果朝鮮半島的局勢不可控就會產生打亂美國戰略體系的效果，朝鮮的核計劃就是一個例子。但是，朝鮮半島局勢過于緩和或和平統一，美國就會喪失介入之理由，其同盟體系亦將失去根基。因此，對于美國來說，朝鮮半島問題是個問題，但是，完全解決這一問題也將是個問題。[2](140～156)

適度可控的朝鮮半島的緊張結構對于美國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不如此，美國便無法形成其所謂亞太戰略，也無法有效地遏制中國。亨廷頓在他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以“中國作為東亞和東南亞支配力量的出現，與歷史已經證明的美國利益相?！边@樣一個假設性前提，描繪了中國崛起之后中美發生戰爭狀態并導致美國節節敗退的圖景。值得關注的是這一假設的邏輯前提是朝鮮半島的統一。按照他的假設，朝鮮半島的統一將會導致美國從朝鮮半島撤軍和駐日美軍的削弱，進而形成中國大陸和臺灣和解的局面，由此導致中國勢力在東亞區域的極大擴張，中美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全面沖突。[3](288～293)且不論亨廷頓所闡釋的中國的崛起必然導致中美沖突的結論是否正解，但中國在東亞區域的真正崛起將與朝鮮半島相關聯這一邏輯起點的選擇是正解的。如果朝鮮半島和解或統一，美國不僅會喪失戰略支點，而且面對中國勢力在東亞區域的擴張也將無可奈何。因此，利用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來擠壓中國在東亞區域的發展空間、阻止中國所主導的區域性國際合作體系是美國遏制戰略的極為重要的目標，而這一戰略的根基是適度可控的區域性問題。

如果說，朝鮮半島的狀態在美國的遏制戰略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那么，朝鮮半島的狀態對于中國具有同樣重要的戰略意義。筆者曾經依據優化發展空間布局、提升區域性競爭力、各區域協同形成整體效應等方面的意義，提出中國應把建構高層次國際合作體系設定為東北亞區域發展戰略目標。[4](2～3)如果實現了這一目標，中國可以一舉解決東北部開放度嚴重不足、發展空間結構不均衡、國際區域性競爭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更重要的是，建構東北亞區域國際合作體系將使中國變成區域主導型大國。中國雖然是區域性大國，但與區域主導型大國還有很大的距離。與美國相比，美國在北美自由貿易組織和歐洲已形成了不容置疑的主導地位，這是美國之所以能夠推行其全球戰略的堅實根基。而中國在其周邊還沒有形成能夠稱之為戰略根基的合作體系。建構中國所主導的區域性國際體系，這是中國能否實現第二輪騰飛的關鍵問題。而建構國際合作體系的首選區域應當是東北亞，這是因為，東北亞是人口、資源、技術、資本的密集區域，如果中國在這一區域內的國際合作中占據主導地位，那么，中國將會成為名符其實的區域主導型大國。對于這一問題，我國的學術界早有較充分的認識，正由于此，以圖們江流域為核心的東北亞區域合作的問題一直是學界的關注點。但是，盡管中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就致力于這一區域的國際合作，但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其原因或許有很多，但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朝鮮半島問題。朝鮮半島的分裂和對峙事實上給中國造成了無法逾越的斷裂帶，使得東北亞國際合作困難重重。

把建構東北亞區域高層次國際合作體系設定為中國的東北亞區域發展戰略目標，并以此為參照來討論中國所需的朝鮮半島的理想狀態，可以得到非常清晰的答案。中國東北亞區域戰略體系的目標從其性質上指向合作且拒絕沖突。因此，這一戰略體系所需的朝鮮半島必然是和平的、穩定的、合作的朝鮮半島。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朝鮮半島能夠和平統一，我國的東北部與朝鮮半島將會形成巨大的經濟帶。屆時，日本和俄羅斯也將試圖在這一合作過程中實現本國的利益，從而會形成東北亞區域全方位合作的國際氛圍，只有這樣，實施中國的東北亞區域發展戰略才會成為現實。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亦會得到另外一個極為重要的戰略效果，這就是在中美戰略博弈中成為勝者。正由于此，筆者曾經主張，在中美戰略博弈中的不戰而勝之路就在于促成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或朝鮮改革開放的成功。

上述的分析說明，中美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戰略博弈是一個圍繞朝鮮半島狀態的博弈，其結果非常明顯，誰促成其戰略體系所需的朝鮮半島的理想狀態，誰就將成為這場博弈的勝者。

三、在中美戰略框架中顯現的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價值

當論及中美在朝鮮半島進行的戰略博弈狀態時，很多學者會很自然地以朝鮮半島所具有的地緣政治意義和價值來論證其主張，從而忽略了朝鮮半島所體現的地緣政治價值或意義對于中美兩國究竟意味著什么的問題，由此很多學者的主張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以傳統的地緣政治理論來評價朝鮮半島所得出的結論往往是，朝鮮半島是海洋勢力與大陸勢力沖突的交匯處，具有非常大的地緣政治價值，是各大國必爭的戰略要地。以這樣的理解可以延伸出另一結論，中國應利用朝鮮半島的對峙狀態來掌握主動權。這種理解不僅會導致政策導向的混亂，還會出現迎合美國戰略的傾向。試舉一例：現在國內外很多學者通常以傳統的地緣政治理論來認定朝鮮是中國的戰略緩沖區域，所以中國對朝鮮只能采取包容政策，以牽制美日、美韓同盟對中國的包圍。[4]但是，這種理論遇到了無法克服的致命反例：其一是，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及朝鮮的核開發事實上促成了美日、美韓同盟的堅固化，而朝鮮的核開發已變成區域性熱點，此時，朝鮮并沒有為中國緩沖美國的軍事壓力，相反，還加重了這種壓力并使中國陷入了嚴重的安全困境；其二是，設定所謂戰略緩沖區域是處于弱勢狀態的國家被迫采用的戰略，而現在的中國事實上在東亞區域處于強勢狀態，此時，設定所謂戰略緩沖區域本身就給自己設置了桎梏；其三是，從中國的戰略結構上看，中國急需開拓東北亞區域的發展空間，而朝鮮半島的分裂及緊張狀態事實上產生了嚴重擠壓中國發展空間的效果。這些反例說明，對于中國來說，朝鮮半島地緣政治價值的凸顯并不是件好事。而以指向沖突的思維模式來建構戰略緩沖區域事實上為美國營造了一個戰略支點，即美國所需的朝鮮半島的理想狀態是適度可控的緊張結構，而戰略緩沖區域的設定需要的也是這一緊張結構，這樣看來，這種持續的緊張結構狀態為我國實施東北亞區域發展戰略增加了困難，卻給美國幫了大忙。

問題正出在人們盲目地把傳統的地緣政治理論視為萬能良藥，沒有認真分析朝鮮半島地緣政治價值和意義對我國產生的影響。為了正確地理解這一問題，筆者曾經把地緣政治價值界定為“某些地理環境進入某些國家戰略目的的框架或視野而顯現的價值”，[5](5～12)并提出地緣政治價值有沖突狀態下的價值和合作狀態下的價值之分。筆者對于這一概念的界定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價值并非是本身所固有的，其價值的顯現與其他國家的戰略目標相關，因此，隨著大國戰略目標的變化其價值也呈現動態的特征；二是，對于中國來說，在沖突狀態下來強調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價值并不能帶來什么戰略利益，相反，這種狀態常常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歷史上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日戰爭、朝鮮戰爭等均基于朝鮮半島地緣政治價值，其后果不言而喻。因此，有必要轉換視角，而轉換視角之后，我們可以發現能給中國帶來巨大利益的是合作狀態下的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價值，而不是沖突狀態下的地緣政治價值。明確這些概念性問題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正確理解圍繞朝鮮半島問題而形成的中美戰略博弈的實質及解決路徑。

從動態的角度來看，由于中美兩國的戰略目標所需的朝鮮半島的理想狀態不同，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價值所能帶給它們的意義也不同。

對于美國來說，朝鮮半島對美國的地緣政治價值處于不斷變化的狀態之中。從冷戰至今，朝鮮半島對于美國的地緣政治意義有了三次重大變化。在冷戰時期，由于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結構，朝鮮半島曾經扮演過具有重大地緣政治意義的角色。隨著冷戰的結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結構逐步瓦解，朝鮮半島對于美國的地緣政治意義開始出現弱化現象，即朝鮮半島作為遏制社會主義陣營的作用減弱。正由于這一點，上個世紀90年代美韓同盟出現了內部分化的現象。而隨著中國的崛起情況又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的亞太均衡戰略就其實質是為了阻止中國在東亞區域擴張其影響力，而這一戰略需要戰略性支點，由此朝鮮半島對于美國的地緣政治價值又重新得以提升。雖說美國這一戰略的目標不是與中國決一死戰，但是，利用朝鮮半島的局勢來擠壓中國的發展空間并阻止中國勢力的擴張卻具有非常大的戰略效果。而朝鮮半島本身的緊張局勢更給了美國鞏固美韓、美日同盟的絕好機會。自“天安艦事件”及“延坪島炮擊事件”以來，美國利用朝鮮半島的緊張結構來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非常明顯。換言之，如果沒有這種緊張結構，朝鮮半島對于美國的地緣政治價值或意義將會明顯減弱。

對于中國來說，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意義或價值也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冷戰時期，與資本主義陣營相比較，中國顯然處于弱勢狀態，于是需要朝鮮這一戰略緩沖區域，其地緣政治意義和價值也非常大。但冷戰結束之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朝鮮半島的地緣經濟意義逐步提升，而朝鮮半島對于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弱化。但是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從弱勢向強勢轉換，朝鮮半島所具有的地緣政治價值又發生重大的變化。朝鮮半島在特定歷史時期所呈現的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價值逐步成了中國的負價值。這種沖突意義上的地緣政治價值如同一只攔路虎，正在阻止中國向東北亞區域擴張勢力。朝鮮半島對于中國所產生的地緣政治價值與中國的狀態有密切關聯。如近代以來中國把朝鮮半島設定為戰略緩沖區域，冷戰時期也把朝鮮設定為戰略緩沖區域，這種戰略選擇均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中國處于弱勢狀態。通常設定戰略緩沖區域是弱勢國家的戰略選擇，而對于強勢國家來說，設定戰略緩沖區域本身有可能給本國的活動空間造成不必要的限制?，F在，中國已崛起為能夠影響世界格局的區域性大國，這一強勢已導致朝鮮半島地緣政治價值和意義的變化，即中國越強勢，朝鮮半島的沖突意義上的地緣政治的意義越下降，朝鮮戰略緩沖區域的價值也隨之弱化；而另一方面，合作意義上的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價值和意義將會大幅提升?，F在有些學者依然主張戰略緩沖區域說，這或許是由歷史的“長城防御心理情節”[6](242)所致，但最為清楚不過的是，這種心理情節毫無疑問會影響我國對于大戰略體系的設計?；蛟S我國已進入了設計世界大戰略的歷史時期，而這種設計的前提是正確地理解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中國的大戰略必須以周邊國家的安定與合作為基礎，這一戰略要把穩定、和平、合作的所有周邊區域變成中國的戰略緩沖區域。

上述分析說明，由于中美兩國的戰略目標不同，朝鮮半島給中美兩國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價值和意義也不同。如果朝鮮半島持續地凸顯沖突狀態下的地緣政治意義，美國將得到巨大的戰略利益。相反，如果朝鮮半島結束分裂狀態并凸顯合作意義上的地緣政治價值，中國則會成為最大獲益者。目前，朝鮮半島的所謂地緣政治價值的凸顯由兩個方面的因素所致：其一是在前面所說的大國戰略目標；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朝鮮半島自身的分裂給大國的戰略設計提供了理由和依據，大國戰略和自身緊張結構的互動導致朝鮮半島沖突意義上的地緣政治價值得以提升。正確理解這一問題，將會形成中美兩國不同的地緣戰略思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朝鮮半島的分裂將給美國以最大的地緣政治價值，因此，美國會產生持續利用其分裂結構的戰略需求；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只有結束朝鮮半島的分裂對峙的局面才有可能擺脫地緣政治的安全困境，也才有可能實施其東北亞區域發展戰略。這就是說，朝鮮半島的未來狀態將極大地影響區域政治結構，要么進入持續紛爭的狀態，要么進入全面合作的新的歷史時期。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的戰略博弈就是圍繞這些狀態而進行的。

四、中美在朝鮮半島戰略博弈的可能結果

國際現象無非就是沖突、對峙、合作三種基本形態。以此我們可以預測朝鮮半島未來可能出現的幾種狀態：維持目前對峙的狀態、發生武力沖突、和平統一。從中美戰略博弈的角度看，這三種狀態對博弈雙方的利害得失是不同的。博弈的根本目的在于趨利避害并戰勝對手，所以中美兩國都將努力擺脫不利局面并實現最大的戰略利益。但是，無論中美如何博弈，可以預測到朝鮮半島的未來基本狀態有三種，即沖突、對峙、和解。那么，這三種狀態對于博弈雙方將意味著什么，或者說不同的狀態對于中美兩國可能產生的益損狀態如何就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在此，依據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具體分析朝鮮半島的沖突、對峙、和解的狀態對中美兩國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一種狀態是沖突。如果朝鮮半島發生大規模武力沖突，在朝鮮半島進行戰略博弈的各國都將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對于中美兩國來說尤其如此。美國將面臨被拖入朝鮮半島沖突的危險，而中國將遭受巨大的損失。這是一個對于戰略博弈雙方皆損的情況，這里不再贅述。

第二種狀態是對峙。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如果沒有突發的隨機因素的作用，朝韓雙方將持續地維持現有的對峙局面。如果這種緊張結構可控，美國是歡迎的，因為，這種狀態將給美國提供實施其遏制戰略的前提。但是，如果在這種狀態下朝核問題持續發酵，美國將面臨其戰略體系被打亂的危險。這不僅是因為，朝鮮的核計劃有可能危及美國的安全，而且亦有可能使美國主導的核秩序突然坍塌?，F在日本也在戰略上利用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來實現其國家的戰略目標，而朝鮮的核問題亦有可能給日本以發展核武器的理由，這樣一來，世界將會面臨全面的核危機。也就是說，美國的戰略需要朝鮮半島的一定的緊張結構，但它必須是可控的，否則美國也將承受引火燒身的結果。所以，維持目前的對峙狀態基本上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但如果局勢不可控，美國利益亦會大損。從戰略博弈的角度看，對于中國來說，朝鮮半島持續地維持目前的分裂對峙狀態，將會得到國家利益受損的結果。這一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其一是，美國將利用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持續地擠壓中國，因而，中國無法順利推進其區域發展戰略，也不可能在近期內躍升為區域主導型大國，中國所希望的東亞新秩序也難以建構。盡管這種損失是隱形的，但它很可能是天文數字般無法估量的損失。其二是，中國的東北部將被嚴重的開放度不足問題所困擾。如果不激活東北部的經濟，中國將無法實現其東北部與東部區域互動的整體效應，也難以解決目前發展空間結構失衡的問題。

第三種狀態是全面和解或和平統一。如果朝鮮半島出現這種狀態，對于美國來說，是一個霸權戰略的災難。如同亨廷頓所假設的那樣，如果朝鮮半島實現和平統一，美韓、美日同盟體系將喪失極為重要的假想敵，其體系亦將嚴重削弱，而同時出現的東北亞區域各國的合作熱潮會使韓國和日本等國家的戰略指向偏離美國的戰略軌道。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有可能在居東亞之核心區域的東北亞主導出新的秩序，并一躍而成為區域主導型大國，而這種結果又將波及整個東亞區域。這是一個美國的亞太戰略全面失敗的圖景。從戰略上來說，美國的失敗將意味著中國的勝利。當然，屆時如果美國以全新的理念理性地對待中國的崛起并與中國進行全方位的合作將是另一番圖景。對于中國來說，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為，如果能夠順利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并完成東亞區域的國際政治秩序的轉型，世界就可以期待建構“歐盟-北美-東亞”三角穩定架構，由此為世界的國際體系向世界體系轉型和全球治理提供堅實的基礎。從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大國戰略博弈具有世紀大決戰的意味。

可以看出，在這一博弈過程中，美國所能接受的理想狀態是第二種狀態，但是這一選擇亦面臨非常大的風險。從美國的戰略結構上看，第一種和第三種狀態是不可接受的，正因為如此，未來美國將充分利用朝鮮半島的緊張結構來實施其遏制戰略，而且也將從危機管控的角度控制朝鮮半島的局勢。而對于中國來說，可接受的是第三種狀態，只有朝鮮半島達到這一狀態，中國才有可能拓展其發展空間并實施全方位的發展戰略，并且可在中美戰略博弈中成為勝者。當然，如同很多學者所擔心的那樣，統一的朝鮮半島又有可能成為美國的新的勢力范圍，進而形成對中國的安全壓力，這種理解可稱之為“美國勢力北擴論”。應當承認，這種可能是存在的，但需要關注的是其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統一后的朝鮮半島是否完全倒向美國，需要幾個條件：其一是，中國處于弱勢狀態，此時朝鮮半島的政策選擇將不會過多地考慮中國因素；其二是，中國實施攻擊性的外交政策并明顯擠壓周邊國家，此時周邊國家的戰略選擇只能有一個，那就是投靠美國；其三是，沒有形成全方位合作的氛圍，此時沖突的邏輯將壓倒合作的邏輯，亦會形成朝鮮半島的各種戰略選擇的可能；其四是，美國為了尋求新的戰略支點而制造出新的熱點。也就是說，統一后朝鮮半島的政策選擇很大程度上受中國政策指向的影響，如果中國的政策基調是合作、共贏，那么朝鮮半島沒有理由不與中國友好而采取自殺式的外交政策。

綜上所述，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進行著關系到本國重大利益的戰略博弈。充分理解中美兩國這場博弈的實質及各種可能的結果，就可以非常直接地尋找到戰略的切入點。對于中國來說，在這一戰略博弈的過程中需要關注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戰略切入點。上述的分析中已明確了這一問題，即這一戰略切入點就是積極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并促成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統一，這是中國在這場中美戰略性大博弈中不戰而勝之路；其二是，要營造全面合作的國際氛圍，只有在經濟合作的邏輯壓倒政治沖突的邏輯時才有可能建構區域性合作體系，這是結束目前中美戰略博弈的極為重要的前提；其三是，我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應做適當的政策調整。前一段時間，我國的學術界曾經討論過我國的外交政策是韜光養晦還是有所作為的問題。對于中國來說，不應該對這類問題做絕對或極端地理解，如從朝鮮半島問題到國家發展及中美戰略博弈等重大問題來看，中國只能有一個選擇，那就是積極作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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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枬：《現當代西方大戰略理論探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

[責任編輯全紅]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007(2016)03-0039-08

[收稿日期]2016-04-0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周邊大國戰略框架之中的朝鮮問題及中國策略研究”，項目編號：15XZZ015。

[作者簡介]金強一，男，朝鮮族，延邊大學國際政治專業教授，延邊大學朝鮮韓國研究中心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延邊大學朝鮮半島研究協同中心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朝鮮半島問題。(延吉133002)

□朝鮮半島問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