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如范金精比琢玉

施泳峰

20世紀50年代初，在北京西郊的金代中都遺址內發現了一處窖藏，所藏均為北宋耀州窯的青釉瓷器，制作極為精美，可惜發現時已經破碎。據馮先銘先生推測，這處窖藏的耀州窯青瓷實際上是“靖康之變”時金朝軍隊從北宋都城東京汴梁（今開封）掠奪的戰利品[1]。

耀州窯位于陜西省銅川市黃堡鎮，因在宋代屬耀州，故得名。銅川古稱“同官”，夏代隸雍州，漢代屬左馮翊，魏晉歸北地郡，隋唐為京兆郡，宋代隸屬于耀州管轄[2]。耀州窯始燒于唐代，在宋代以生產青瓷而聞名于世，形成“耀州窯系”，到明代退出歷史舞臺。由于銅川直到宋代才屬于耀州管轄，所以宋代以前的耀州窯被稱為“黃堡鎮窯”，但本文出于論述上的簡便均稱之為“耀州窯”。

耀州窯在唐代以燒造黑瓷和白瓷為主，兼燒青瓷，產品多為日常生活用具，同時也是唐代彩色釉陶器（唐三彩）的重要燒造地點。五代受到浙江越窯的影響，開始以生產青瓷為主，釉色以天青色、淡青色或水綠色為最佳。器物造型以仿金銀器為典型，制作精細。所以南宋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說“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余姚縣秘色也”[3]。

北宋是耀州窯發展的鼎盛階段，窯場鱗次櫛比，星羅棋布，規?？涨?，《同官縣志》稱“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謂十里窯場是也”[4]。北宋耀州窯的制瓷技術純熟，燒造質量精細。元豐七年（1084年）《德應侯碑記》稱耀州窯制品是：“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為坯，轉輪就制，方圓大小，皆中規矩，然后納諸窯，灼以火，烈焰中發，青煙外飛，鍛煉累日，赫然乃成。擊其聲，鏗鏗如也，視其色，溫溫如也?！盵5]這一段記載把北宋耀州窯的生產過程及產品質量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近年來，在北京、遼寧、內蒙古等地的遼代墓葬中都出土有北宋耀州窯的產品，這表明北宋耀州窯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力超乎想象。

正因為北宋耀州窯的青瓷制作精細，所以一度成為了北宋朝廷的御用貢瓷。根據《元豐九域志·卷三》中“耀州華原郡土貢瓷器五十事”的記載，馮先銘先生考證出，耀州窯燒造貢瓷的時間約在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到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年—1106年）之間的30年時間[6]。

北宋時期的耀州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青瓷燒造窯場，此時的越窯已經開始走下坡路，而龍泉窯尚處于發展階段，因此耀州窯獨領風騷，成為執青瓷生產之牛耳的著名窯場。北宋耀州窯的胎質致密堅硬，胎體輕薄勻稱，胎色呈青灰色。產品以青釉為主，釉色青中微微閃黃，呈現青綠色，釉面光潔勻靜，呈半透明狀，有細膩溫潤之感。常見有盤、碗、罐、壺、爐、瓶、缽、盞托、香熏、注子等日常生活用具。器物造型豐富，有花瓣式、瓜棱式等多種式樣，制作精美，具有極強的藝術審美情趣。

北宋耀州窯燒造的青瓷是繼唐代越窯青瓷之后，又一青瓷燒造的高峰，對鄰近的河南臨汝窯、宜陽窯、寶豐窯、新安窯、內鄉窯以及廣州西村窯、廣西永福窯、陜西栒邑窯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窯場都生產具有耀州窯風格的產品，從而形成了一個以耀州窯為中心的耀州窯系[7]。

宋代耀州窯的裝飾工藝極富特色，藝術成就極高，在同類的裝飾技法中首屈一指，更是雄踞宋代同類器物之冠，是宋代瓷器裝飾工藝的重要代表，可謂是譽名滿天下。

第一，是劃花工藝，這在五代和北宋早期的耀州窯產品上極為典型。劃花工藝是五代和北宋早期南北窯場普遍流行的裝飾技法，是用刀具在瓷胎上劃出各種圖案，線條下凹，低于胎面，然后施釉燒制而成。耀州窯的劃花工具一般呈尖針狀，在胎體上劃出陰刻的細線條。耀州窯的劃花工藝雖然深受越窯的影響，但與越窯相比則毫不遜色。線條流暢，粗細均勻，輕柔靈活，技法嫻熟，畫面生動，以纏枝花卉紋和花鳥紋最有代表性，宛如一幅精致的線描圖。如北宋耀州窯劃花牡丹紋碗（見圖1），高8.5厘米，口徑20.8厘米，足徑5.2厘米。造型呈敞口，弧腹，圈足。碗內劃折枝牡丹花。通體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黃，呈橄欖綠色。

第二，是剔花工藝，這在北宋早期的耀州窯產品上極為典型。剔花工藝在五代耀州窯就已出現，在北宋早期成熟。耀州窯的剔花工藝是在成型的胎體上先劃出紋飾的輪廓，然后將輪廓線之外的部分完全剔除，剔紋痕跡很深，圖案高于器物表面，再用刀具斜剔出紋飾的不同層次，使得紋飾的立體感增強。紋飾制作規整，卻不失厚實、豐富、活躍的特點。耀州窯的剔花以纏枝花卉紋最為常見，構圖均為大花大葉。經過剔花裝飾的花瓣由內及外，層層遞進，再輔以莖脈、花葉等紋飾，使得整幅畫面充滿了浮雕裝飾的魅力，風格豪放雄美，自然生動靈活。如北宋耀州窯剔花提梁壺（見圖2），高18.3厘米，腹徑14.3厘米，1968年出土于陜西省咸陽市彬縣。壺身呈圓形，蓋、梁、身連為一體。提梁是一只鳳凰，壺嘴為一頭側臥張嘴的母獅，壺身剔纏枝牡丹花。因鳳凰、獅子和牡丹分別為百鳥之王、百獸之王和百花之王，所以此壺亦稱“三王壺”。通體施青釉，釉色呈青綠色。此壺造型獨特，構思巧妙，是北宋耀州窯青瓷中出類拔萃的珍品。

第三，是刻花工藝，這在北宋中期的耀州窯產品上極為典型。刀法犀利流暢，線條蒼勁有力，圖案密集雄闊，結構嚴謹豐滿，將耀州窯工匠嫻熟的刻花技巧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堪稱雕塑中的精品。耀州窯的刻花是以單線刀刻為主，線條寬厚，多傾斜進刀，靠近紋飾輪廓線處的刻紋較深，外側較淺。從側面看有凹凸感，但斜面又非常光滑流利。在同一平面上的紋飾往往運用深刻與淺刻的變化，使之產生陰陽向背及不同層次的視覺效果、主次呼應的多層次裝飾、疏密有致的構圖布局，增強了畫面的立體感，顯得尤其生動活潑，有著含蓄典雅、詩境無垠的藝術美感。耀州窯刻花的紋飾以花卉紋為主，除常見的纏枝花卉紋、折枝花卉紋外，還有花鳥紋、水波紋及其他各種圖案。如北宋耀州窯刻花牡丹紋梅瓶（見圖3），高21.3厘米，口徑5.3 厘米，腹徑11.5厘米。造型呈小口，短直頸，豐肩，腹部以下漸收斂，圈足。通體施青釉，釉色青中帶黃，釉面晶瑩溫潤，玻璃質感強。腹部刻纏枝牡丹花，刻工犀利，深淺有致，畫面繁而不亂，立體感強。

第四，是印花工藝，這在北宋晚期和金代的耀州窯產品上極為典型。耀州窯的印花工藝不同于北宋定窯精細入微的印花風格，而是具有灑脫活潑的特點。與刻花工藝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畫面略顯工整，具有動中寓靜的韻味。圖案微微凸起，略高于胎體，立體感較強，有半浮雕的效果。畫面清晰，制作規整，疏密有致，題材豐富，對稱均勻，與北宋定窯的印花工藝不相伯仲，在紋樣題材、圖案種類、構圖方式等方面均有長足發展。構圖嚴謹滿密，以折枝花卉紋、纏枝花卉紋、團花紋以及游魚、鴛鴦、浮鴨、嬰戲、飛天、龍鳳、麒麟等較為常見。如北宋耀州窯印花菊花紋碗（見圖4），高5.1厘米，口徑13.2厘米，足徑4.1厘米，2003年在陜西省銅川市印臺區紅土路宋代窖藏出土。造型呈敞口，圓唇，斜壁，圈足。通體施青釉，釉色呈青綠色，釉面勻凈。碗內印菊花紋，以放射性線條的方式來表現菊瓣，構圖簡捷明快，充滿大自然的氣息。

進入金代，耀州窯在北宋的基礎上繼續燒造，但產品風格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北宋耀州窯那種青綠色的釉色已經很難再看到，代之而起的是白中微微閃青灰色的月白釉。釉厚如堆脂，光澤瑩潤，這種月白釉成為金代耀州窯最為重要的亮點。北宋耀州窯最為常見的瓶、壺等大件器物已經極為少見，反而是盤、碗等小件器物占據主流。北宋耀州窯最為典型的刻花裝飾技法已經難得一見，印花裝飾工藝的構圖則比較簡單。在裝飾圖案中出現了吳牛喘月、牡丹臥鹿、水波游鵝、海東青逐雁、并蒂蓮等新的內容。如金代耀州窯月白釉鋬耳洗（見圖5），1988年在陜西省銅川市耀州區柳林路金代窖藏出土。通體施青釉。釉色呈青白色，釉層肥厚而均勻，溫潤如玉。此種釉色為金代耀州窯最有名的月白釉。

元代是耀州窯的衰弱時期，《同官縣志》稱“自金元兵亂之后，鎮地陶場，均毀于火，遂而失傳”[8]。產品制作日趨粗糙，燒造質量低下，生產數量銳減。釉色普遍呈姜黃色，部分產品看上去幾乎成為黃釉瓷器，大量燒造仿磁州窯的白地黑花器?？傊?，元代耀州窯在全國各地的瓷窯生產中已經不再占有什么重要位置了。

到了明代，昔日曾經規模龐大的耀州窯青瓷窯場基本上停止了燒造，尤其是耀州窯的中心窯場黃堡鎮窯亦遭到廢棄，耀州窯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

對于北宋耀州窯瓷器的仿制，在民國以前幾乎很少見到，基本上都是近年來新燒的仿品。但是，現代燒制的耀州窯仿品，胎體較厚，胎色呈灰白色，釉色呈黃褐色，底足圓滑，這與北宋耀州窯真品的區別還是很明顯的。

縱觀耀州窯從唐代直到明代近800年的燒造歷史來看，北宋無疑是其燒造的巔峰時期。產品制作精美，以青綠色的釉色和剔劃刻印的裝飾工藝，一度占據宋代青瓷生產的主流，將越窯和龍泉窯的勢頭完全壓制下去。但是因為宋金戰亂的原因，導致大量優秀的制瓷工匠散亡，在南宋最終為浙江龍泉窯所取代。龍泉青瓷戰勝了耀州青瓷，將中國的青瓷生產再度推向了一個歷史性的高峰，僅僅留下了耀州窯孤寂的背影。但是耀州窯的裝飾工藝卻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熠熠閃亮，并且被后人不斷地推陳出新。

注釋：

[1] [6]馮先銘.中國陶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銅川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銅川市志[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3]（宋） 陸游.老學庵筆記[M].北京：中華書局，1979.

[4][8]（清）袁文觀.同官縣志[M].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5] 高峽.西安碑林全集·碑刻·28卷[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

[7] 中國硅酸鹽學會.中國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