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禮于器的青銅器具

章夫

法國雕塑家羅丹被譽為19世紀世界最偉大的雕塑家，他有一件著名的青銅雕像作品，塑造的是一個剛剛蘇醒、雙眼惺松、充滿力量、正欲邁步的青年男子。對這件青銅雕塑，羅丹曾詩意地形容：緩慢地從深深的夢鄉里蘇醒，意味著人類剛從蒙昧、野蠻的狀態中解脫出來，逐漸具有了清醒的意識，并即將進入文明智慧時期。

羅丹的這件作品形象地勾勒出了青銅器所走過的數千年苦旅。

青銅器家族

中國古代史研究專家李健民認為，青銅時代主要集中在中國的夏商周三代——夏代是中國青銅時代的初始期，商晚期是青銅時代的興盛期，西周是青銅禮器制度的成熟期。至秦漢時期，青銅器賦予禮器的比重大大減少，已經逐漸衍化為貴族乃至百姓的生活用品。

遙想數千年前的“公元前”時代，那里有一個我們難以想象的龐大的青銅器家族。那些門類眾多，形狀怪異的青銅器，根據用途的不同，大體分為酒器、飲食器、水器等。盛大的祭祀場合中，祭壇上會陳列出爵、觚、尊、卣等大小錯落的各種酒具，盛滿酒漿，烹煮好的祭肉從大鼎中取出，盛在小鼎、簋等器具中供飲饌。

爵、角、觚、觶是飲酒器。其中爵和角為三足器，便于生火加溫。觚和觶為圈足器。酒器中的很多器類，都是從這兩種造型衍生發展的。斝的形體比較大，是用來給酒加溫的。尊、罍、壺、方彝和兕觥主要是盛酒器；盉用來調水于酒。

飲食器的分工也極其嚴格。鼎是煮肉用的；鬲可以煮粥或盛粥，它的袋形腹可以擴大受火面積，較快煮熟食物；簋可以盛放黍、稷、稻等飯食；甗用作蒸食物，分上下兩部分，上面用來盛放食物，下面用來煮水，中間有箅可以通蒸氣。

商時祭祀多以酒器為主，周時多用食器。歷史學者易中天以此形象地解讀，商人請神喝酒，周人請神吃飯；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商靈性，周理性；商浪漫，周嚴謹；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

這就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光輝的一頁——青銅時代?？梢院敛豢鋸埖卣f，作為重要標志，青銅器把人類拉進文明社會，同時也鑄就了中國古代燦爛的青銅文明。

青銅器與禮樂文明

青銅器經過夏朝的鑄煉，到商朝達到高峰，西周則更加豐富。而能夠遺存下來供我們今天膜拜的，商代青銅文明最為輝煌。

歐洲、美洲和西亞誕生的青銅器，多以面具、人像、生產工具為主。商朝的青銅器卻多為重型禮器，其中體量最大、造型最莊嚴的是方鼎，它們用莊重的造型傳遞著神圣感。最為典型的，要數陳列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后母戊鼎了，這件高1.33米，重832.84公斤的巨型之物，是世界上迄今出土最重的青銅器，被專家視為殷商時期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的代表。

這些龐然大物的背后，共同指向一個關鍵字——禮。

古代中國，祭禮的形式，不但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倫理—政治”性的?！抖Y記·祭統》有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边@是說祭為禮之大者。

用規范化的青銅器系統來表現祭祀中虛幻的“禮”字，實際上是國家發展過程中的權力分配與等級評定的一種表現。這個系統直觀、實用、一目了然且易于復制。商周的青銅器在鼎中恰到好處地體現了“虛幻”的思想：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平民則不許。

一部專門為祖先服務的《周禮》沿襲千年，一絲不茍地規范了青銅器的功能。

青銅器與禮樂文明，見證著器與道的融合與悖反。盡管周公“制禮作樂”，孔子“克己復禮”，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姬周政權，維持封建秩序，但此時人的努力、人的力量、人的意識已經開始覺醒，他們至少清楚，內心的平靜祥和才是社會最好的穩定器。為了追求心中和世俗的穩定，一代又一代的君王們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正因如此，泱泱中華上下五千年，才形成了自身的歷史周期律：夏有“少康中興”，商有“武丁中興”，周有“宣王中興”，漢有“光武中興”，歷史行至南北朝時期，最為著名的有“孝文帝中興”，唐有“元和中興”，宋有“建炎中興”，明有“弘治中興”，清有“同治中興”，或許這就是帝王將相從那些冷冰冰的青銅器中所悟出的“天命”。

“以禮治國”是古代政治的獨特之處，倘若追“禮”溯源，禮最早便是被凝固在絕無僅有的大宗青銅禮器之中。

青銅時代的世界體系

活躍于夏商周三代的青銅之路，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主要是由西向東傳播青銅與游牧文化。由東向西傳播絲綢與定居農業文化的絲綢之路，繁忙于漢唐宋元時代，卻史不絕書、汗牛充棟。

可以說，最初是青銅之路誘發了絲綢之路，而到后來絲綢之路則取代了青銅之路。而誘發青銅之路的，是更為悠久的玉石之路，那應該是人類文明的嬰孩時代。

這一傳承與邏輯，可以從古蜀國三星堆輝煌的青銅文明中一覽無余。李白的千古名作《蜀道難》反映了古代中原人對古蜀國的直觀認識，由于交通的不便和地理上的距離，古蜀國文化與中原文化一直保持著神秘的距離。但詩人沒有想到的是，他過世一千多年以后，在距離成都幾十公里的一個地方，一大批人們聞所未聞如天外來客般的青銅神器得以重見天日。遠離中原的西南一隅，竟存在有如此輝煌發達的古代青銅文明。古蜀人用青銅器表現了人和神交流的全過程。而正是古蜀國燦爛的文明，走出了一條獨辟蹊徑的南方絲綢之路。這條絲綢之路要比后來舉世聞名的北方絲綢之路要古老得多，豐富得多，艱辛得多。

考古是我們認識古代最直接的證據，一次次重大的考古發現，重新豐富了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的版圖。從三星堆等級森嚴的那一件件帶著熱血的冰冷之物，我們可以看出，青銅器早已成為物質性標注等級秩序的禮制符號。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銅器之外，還有不少來自印度洋的貝殼。不難看出，那時的古蜀國，文明觸覺已經走得很遠了。三星堆留下諸多的謎團，在科技發達的今天我們都未能完全讀懂。

出生于德國的歷史學家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在上世紀80年代兩次訪問中國后，提出“世界體系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之說。早在5000年前的青銅時代，中國與西亞之間就開展了以青銅、牲畜和糧食為主要符號的文化大交流，形成了青銅時代的世界體系。

夏的質樸，商的絢爛，周的儒雅，漢的強悍，唐的開闊，全都融進了一件件精美絕倫的禮器之中，在時間長河中仍泛著瑰麗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