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地方學:機遇與挑戰并存

董曉明

音樂地方學:機遇與挑戰并存

董曉明

以地區作為劃分依據,研究某一地區的音樂文化發展整體面貌、階段性特征以及重要音樂領域的重要音樂事項,歷來是音樂學研究不同專業、方向的重要組成部分。音樂上海學與音樂北京學,恰好構成音樂地方學的正反兩個典型。不同于一人、一曲、一朝、一代之研究,音樂地方學從音樂學研究的“中觀”層面打開一扇門,既可從一個城市、地區的音樂發展整體面貌出發,也可立足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觀照其中一種、一類音樂事項。建立在地方文化觀照視域下的音樂地方學研究,因其具備當下音樂學研究進一步縱深拓展的可能性,以及地方學蓬勃發展的需要,理應成為音樂學界越來越多研究者駐足的領域。

地方學 音樂地方學 音樂上海學音樂北京學

一、從地方學到音樂地方學

20世紀初至中葉,我國雖有敦煌學、徽學、藏學等“三大顯學”,因地名學的地方學在全國范圍逐漸興盛,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界蓬勃發展的重要體現。隨著近些年地方經濟發展的逐漸轉型,地方文化越來越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關注地方文化的專題研究更如雨后春筍般遍地開花:1986年上海學研究所舉辦首屆研討會;1991年泉州學研究所成立,同年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1998年北京聯合大學成立了北京學研究所;2002年溫州啟動溫州學研究;2005年在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市成立了中國地方學研究聯席會……截至目前,因地名學的地方學研究,已經蔚為壯觀:鄂爾多斯學、徽州學、泉州學、潮州學、南海學、湖湘學、溫州學、杭州學、西安學、上海學、北京學……不一而足。有的地方學研究,自身又衍生出眾多子項目,如杭州學,又演變出西湖學、西溪學、運河(河道)學、錢塘江學、良渚學、湘湖(白馬湖)學等研究項目……本文主要涉及的上海學與北京學,更是地方學領域碩果累累的成功范例。

上海學的肇始,源自1980年7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特約研究員江聞道先生在討論成立上海史研究會時的設想:

上海史研究是一門很大的學問,不是一朝一夕能弄清楚的。外國人問起上海的歷史,我們回答不明白,現在的小青年更談不出。因此,我們要把有關上海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甚至妓女情況都要一條線、一條線地理清楚。有些知道上海歷史的人,要去拜訪,搶救活的資料。文字資料方面,黨史記載,反面記載,都要翻出來整理研究。我們要研究上海經濟命脈,研究“冒險家的樂園”是怎么形成的。外國輸入品的歷史也要調查研究清楚。這和文化侵略也有關系?？傊虾Ｊ费芯渴且婚T“上海學”(Shanghaiology),很值得下功夫把它搞好。①《上海史研究通訊》第1輯,1980年。周武:《上海研究的現狀與問題:“上海學”已很難再有大的突破?》,《文匯報》2015年5月8日。

1986年上海大學成立上海學研究所,并舉行首屆上海學研討會,汪道涵、羅竹風、陸志仁、陳從周、陳旭麓、莊錫昌等重要人士、著名學者參會,并為上海學進行了初步定位。之后,陸續有專家、學者對上海學的基本概念、研究范疇、研究方法等問題進行初步整理②唐培吉、孫儀、劉克宗:《上海學研究的若干問題》,《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Z1期。袁俊卿、陳樹德:《試論建立上海學的必要性》,《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Z1期。王熙梅:《從對象學看上海學》,《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Z1期。張志孚、張元隆、潘純剛:《上海學與上海史》,《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Z1期。。其中,陳旭麓先生對于上海學以城市為中心進行探討的觀點,頗有代表性:

上海學當然是以研究上海為對象,但它不同于上海史、上海志……上海學要研究上海沿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自然狀態……上海學應該是從對于上海的分門別類及其歷史和現狀的研究中,找出它們的聯系和內核,由此構成為研究和發展上海這樣一種都市型的學理,富有上海的特殊性,又含有都市學的共性。③陳旭麓:《上海學芻議》,《史林》1999年第2期。

當時的上海學探討,也有一些趨于保守的聲音:如顧曉鳴先生就認為“嚴格地說,‘上海學'是不能稱學的……”④顧曉鳴:《上海學研究的若干總體方法論問題》,《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Z1期。而持積極態度的專家學者最終占據多數。而且,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學研究起步之時,也有部分外國學者計劃并開始進行關注上海文化及其發展的專題研究及項目⑤梁元生:《近八十年來的上海研究熱》,《檔案與史學》2000年第4期。。

2003年,上海大學首開《上海學》課程,內容涵蓋城市研究的理論及流派、“海派文化”與現代上海城市人格的形成、上海的城市建設與管理、上海城市傳播結構的演變、上海的經濟與市場、上海與國內外城市的比較等。⑥熊月之:《上海學平議》,《史林》2004年第5期。新世紀以來的上海學研究熱,也促使一批優秀的上海文化專題研究著述出現,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上海通史》⑦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的陸續出版、《近代上海城市研究》⑧張仲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8月。、《上海研究論叢》⑨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研究論叢》,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4月。等等。截至2016年4月,以上海學為研究對象的專題項目、專著、論文已頗具規模,并體現出鮮明的上海地方性文化思維的整體特征及問題。在《上海學》主編周武先生看來,目前上海學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7個方面:①描述多,解釋少;②分門別類研究多,整體研究少;③租界研究多,華界研究少;④有關變的研究多,有關常的研究少,有關變中之常和常中之變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⑤有形的研究多,無形的研究少;⑥人文社會科學切入的研究多,科學技術切入的研究少;⑦歷史研究與現實研究基本處于割裂狀態。⑩周武:《上海研究的現狀與問題:“上海學”已很難再有大的突破?》,《文匯報》2015年5月8日。針對上海學研究存在的問題,周武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意見:上海學研究現狀存在偏失,揆其原始,其端則在缺乏通貫整體的自覺。改變這種現狀,進而提升上海研究的立意、格局和氣象,需要更自覺地處理局部與整體之間的關系。①《上海史研究通訊》第1輯,1980年。周武:《上海研究的現狀與問題:“上海學”已很難再有大的突破?》,《文匯報》2015年5月8日。

與上海學不同,北京學的建立,韓國漢城學的引介是其重要推手。1991年10月北京歷史地理民俗學會召開年會,時任會長的英若誠談到:北京應有自己的“北京學”。②張寶秀:《北京學理論研究的歷程與展望》,《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9年2月,第7卷第1期。這可以說是北京學作為北京地方文化研究專用詞匯的肇始。而北京學最早上升為一個學理性概念,還是陳平原先生的功勞:

1994年9月16日,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先生在《北京日報》以《北京學》為題著文,提出“北京學”的概念。③陳平原:《北京學》,載《北京日報》1994年9月16日。

與誕生之初的上海學相似,北京學的概念一提出,便有大量專家、學者參與進來,對北京學的學科范圍、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基本概念進行初步的探討與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有建設性意義的理論成果④姜成壇:《北京學與北京學研究所》,《北京聯合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王曉莎:《對開展北京學研究的幾點思考》,《北京聯合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李潁伯、王燕美:《北京學的緣起》,《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經過幾年的籌備和專家論證,經北京市批準,北京聯合大學“北京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Beijing Studies)于1998年6月30日正式成立,這是一個設在北京聯

合大學的專門研究北京學的機構。⑤張寶秀:《北京學理論研究的歷程與展望》,《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2月,第7卷第1期。

1999年12月25日,北京學第一次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聯合大學北京學研究所召開。會議共收到論文39篇,來自22個單位的64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時任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北京學研究所名譽所長陶西平,時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的舒乙等重要領導、專家出席會議并作重要講話。之后,北京聯合大學每年召開一次北京學學術研討會,北京學研究也因此漸入佳境,陸續有大量專家、學者撰文,針對北京學的基本理論、研究問題、北京史、城市文化研究、地方學比較、北京志、北京學與漢城學、“北京學”數據庫、北京學與北京文化研究、“影像北京”、北京文化的特點研究等領域進行深入探討,并取得了相當的理論成就。⑥舒乙:《在北京學研究所第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尹鈞科:《有關北京學的幾點思考》,《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張妙弟:《對北京學研究內容的思考》,《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王兵:《對北京學基本理論的初探》,《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趙晉:《關于北京學研究若干問題的思考》,《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方彪:《北京史與北京學》,《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李潁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關于北京學研究的方法》,《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高巍:《北京學——從城市文化生態學到城市社會學》,《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馬萬昌:《對北京學基本理論問題的思考》,《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張妙弟、張景秋、張寶秀、盧培元:《北京學研究的理論體系》,《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周小翔:《北京學基礎理論探索》,《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曹詩圖、孫世強:《三峽學與北京學之比較研究》,《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郝玉梅:《〈北京志〉——北京學研究的寶貴資料庫》,《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張佐友:《關于北京學研究對象的思考》,《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張佐友:《關于北京學研究的幾個方法》,《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陶西平:《北京學研究必須關注北京的發展》,《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馬萬昌:《北京學與漢城學》,《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潘國琪:《〈北京聯合大學學報〉的北京學研究》,《光明日報》2004年7月28日。苑煥喬:《北京學理論體系構建初探》,《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馬萬昌:《北京學與其發展環境》,《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朱永杰、張妙弟:《北京學芻議》,《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白廣琴:《“北京學”專題特色數據庫建設淺議》,《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7年第5期。許江:《“北京學”小議》,《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趙晉:《十年奠基與北京學未來發展》,《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趙曉陽:《完整北京城和多元北京文化的探討和途徑——以北京學研究中的外文資料為中心》,《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凌云嵐:《“北京學”的研究空間——兼評〈北京的輿論環境與文人團體:1920-1928〉》,《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張寶秀:《北京學理論研究的歷程與展望》,《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齊秀霞:《北京學專題數據庫建設初探》,《情報探索》2010年第11期。張寶秀:《北京學與北京文化研究》2012年第3期?？渍蚜?、王彥霞:《作為北京學研究分支的“影像北京”文化形象》,《北京學研究2013:文化·產業·空間》。張寶秀:《對北京學理論體系的再思考》,《論地方學建設與發展——中國地方學建設與發展研討會文集》(2013)。李建平:《北京文化的特點——兼論北京文化與北京學》,《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洪文:《淺談“北京學”特色機構知識庫的建設》,《計算機光盤軟件與應用》2013年第16期。

截至2015年6月,北京學研究已經在北京學基礎理論建設、北京城市建筑研究與保護、北京宗教文化研究、《北京志》等領域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并對北京市的發展

建設提供了有建設性意義的理論鋪墊。⑦董曉明:《音樂北京學:歷史、文化及周邊》,《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

從對地方學的重視程度、研究體量、科研陣容、成果規模來看,上海學與北京學自產生至今,都在發揮自身文化優勢、學術優勢以及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表現出極強的實力,并且在各自地方學研究的深度及廣度上不斷突破,成果接連不斷。上海學研究中突出的上海特色與專精特點,與北京學研究越來越注重成果的轉化運用,也體現出各自不同的學術趨勢。

作為一種新興的研究方向,地方學具有其獨特的學理特點與研究優勢:突出區域文化的地方特色,發揮地方發展的獨特品味,更有效地整合地方資源,注重理論研究對當地建設的指導意義……穩步發展的過程中,地方學研究也逐漸體現出兩種整體性特點:1.漸趨形成以城市為中心的地方學研究體系,這從“XX學”的名稱上便能清楚得知。2.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雙重重視。這其中,音樂地方學的發展,便是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重視的突出體現。

音樂是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音樂文化,同樣是人類文化的突出表征。以地區作為劃分依據,研究某一地區的音樂文化發展整體面貌、階段性特征以及重要音樂領域的重要音樂事項,歷來是音樂學研究不同專業、方向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近年來地方學的逐漸興盛,音樂地方學因其突出地域音樂文化特色的亮點,再次受到部分研究者的重視。這其中,音樂上海學的勃興便是突出代表。

音樂上海學的建立,得益于上世紀末上海地區的領導、專家及部分相關學者的勉力耕耘。關于上海地區音樂文化的一般性與學術性研究自20世紀初便屢見不鮮。21世紀以來,隨著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上海城市音樂文化研究”項目的立項,音樂上海學立足上海城市音樂文化的基本研究領域得以進一步確立。截至目前,國內學者已經在上海地區的音樂歷史資料整理(如《上海音樂學院大事記(1927-2007)》⑧《上海音樂學院院志》編輯委員會:《上海音樂學院大事記(1927-2007)》,上海音樂學院1997年。)、上海音樂專題論著出版(如《上海猶太社區的音樂生活》⑨湯亞汀:《上海猶太社區的音樂生活》,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7年1月版。)、上海音樂專題的碩、博士學位論文等領域取得豐碩成果,在事實上確立了音樂上海學在國內音樂地方學研究領域中龍頭老大的地位。

音樂上海學方興未艾,音樂北京學相形見絀。截至2016年5月,關于音樂北京學的專題論文,僅有寥寥5篇⑩蒲波:《從音樂北京學視角探討大北京音樂文化》,《中國藝術報》2015年7月20日。張伯瑜:《從音樂北京學看城市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意義》,《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董曉明:《音樂北京學:歷史、文化及周邊》,《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明言:《何去何從的“音樂北京學”》,《南京藝術學院學報(藝術與表演)》2015年第4期。秦序:《略談“音樂北京學”的價值、意義與學科定位》,《中國音樂》2016年第1期。。同為對中國音樂發展曾經并依然起重要導向作用的北京與上海,音樂地方學研究的差異竟如此之大,這背后所體現出的兩地音樂學術差異,很值得學界玩味。

二、音樂上海學PK音樂北京學:高下立見

1.音樂上海學之“癢”與音樂北京學之“痛”

1990年代初期,時任上海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所長的羅傳開先生,提出了一個龐大的課題“上海開埠以來西洋音樂的傳入”,得到了院部的支持。第一期工作是去社會科學院查閱《申報》,我發現當時國人很少注意西方音樂,更不用說上海工部局樂隊了。這一項目雖然最后不了了之,但是可以說,它為今天的上海城市音樂文化——尤其是租界音樂文化研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我將之稱作“音樂上海學”。①湯亞汀:《<上海工部局樂隊史>寫作三題:“音樂上海學”的闡釋、建構與隱喻》,《音樂藝術》2012年第1期。

音樂上海學在概念提出之初,便明確了自身的學術定位、研究方向與學術目標:秉承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優勢,立足上海當地音樂“田野”,注重歷史、文獻、作品、表演等方方面面的資料,還原上海近代以來的音樂文化,探尋上海地區在中國近代音樂發展史中的獨特歷史價值。特殊的地緣優勢、時代背景、對外文化交流和學術人才匯聚,使得上海在建立音樂地方學方面具有極強的先天優勢。上海方面的音樂學者普遍具備的音樂人類學、民族學等多元的學術背景與知識體系,也是音樂上海學的研究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

上海方面的專家已經在音樂上海學的諸多領域光榮綻放的2015年夏,音樂北京學專題研討會姍姍來遲。京津地區的部分專家、學者以及音樂學專業的青年學子,匯聚中國音樂學院國樂“學術沙龍”第六期——“音樂北京學”學術研討會,對音樂北京學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地探討。與音樂上海學發軔的不同在于,音樂北京學的概念一提出,便遇到了一些未曾預料到的“麻煩”:在音樂北京學的學術研討會上借“音樂北京學”的提法,有學者借題神侃諸如“音樂西便門學”之類的造詞游戲;有人視音樂地方學為多余;有學者將音樂地方學斥為騙取地方政府立項撥款的“噱頭”。音樂上海學與音樂北京學兩廂對照,一時竟無法建立有效的學術溝通。這恰如歌曲《南山南》的歌詞:“你在南方的艷陽里大雪紛飛,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歷史悠久、底蘊深厚、文化多元的北京及其周邊地區,金元以來直至當下,音樂的發展流派紛呈、多姿多彩,完全具備建立音樂地方學專項研究的所有條件。令人惋惜的是,囿于學科壁壘、坐守成規、僵化思想、盲目自大等固有成見,北京地區的諸多音樂學人,之前坐視音樂上海學的蒸蒸日上,失去了音樂地方學捷足先登的時機;目前亦未形成針對北京地區音樂專項研究的強有力的學術團隊或較有影響力的研究“大咖”,導致兩地在立足本地的音樂地方學研究領域的差距有愈拉愈大之勢。即便將視角觀照于北京學研究體系內部,在北京學已經取得大量重要突破并對北京市今后的發展開始產生指導意義的當下,高坐北京音樂院校的部分“專家”、學者們,竟還停留在探討有沒有必要設立音樂北京學這樣淺顯的問題,較之上海方面,視野與段位均相距甚遠。散見零星涉及音樂北京學的文論,未見就某一針對性問題做較為深入的系統研究。這不禁令人遺憾。音樂上海學之“癢”與音樂北京學之“痛”,究其原因,與兩地截然不同的地方音樂文化特色、近代以來不同的音樂發展軌跡、兩派學人不同的知識背景與學術視野和包容度等等,都有重要關系。

2.音樂上海學與音樂北京學之異

(1)上海地區音樂文化的核心影響力在清末及民國;北京地區音樂文化的核心影響力在近古及解放后

上海自1843年11月17日開埠②據《馬關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規定,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至今,見證了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方方面面,也較早地接受了國外音樂文化的洗禮,相關音樂資料比較集中且完整,便于系統整理、研究,音樂發展的地方特點鮮明,清末至民國時期外國音樂文化在上海發展的整體面貌具有典型的地方文化品味。北京地區歷史悠久、文化多元,金元以來為封建王朝帝都,民間音樂藝術、宮廷音樂文化、地方音樂文化各有特色,金元諸宮調、雜劇藝術、明清曲子、說唱、古琴藝術、地方戲曲及京劇、近代學堂樂歌與專業音樂教育發軔,建國后首都音樂的虹吸效應……不同的歷史活躍期,造就了不同的學術興奮點和不同的研究視域。

(2)音樂上海學的研究起源于音樂人類學對上海城市田野的關注;音樂北京學尚停留在幾位專家、學者的呼吁層面

前文已述,音樂上海學的概念提出,來自學界對開埠以來受外國音樂文化影響而發展起來的上海音樂事項及其研究。在具體且深入的近代上海地區音樂研究過程中,上海在近代中國音樂發展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影響逐漸凸顯,這為音樂上海學的構建奠定了重要的學術基礎。而學界對音樂北京學關注的不足,僅從發表論文的數量,便足以獲知。從論文的內容看,相關闡述基本停留在音樂北京學的概念界定、學術范圍、學術瓶頸以及可行性等方面,并未出現具有典型意義的研究實例,以作為音樂北京學的范式。

(3)音樂上海學有多元的學術優勢和豐厚的研究人才儲備;音樂北京學缺乏基本的學術儲備和人才構建

在音樂上海學形成之前,立足上海音樂事項進行專題研究的學術土壤便已經具備。上海方面的專家、學者在上海音樂專題研究方面披荊斬棘,做出大量學術鋪墊,可視為音樂上海學的濫觴。以上海音樂學院的專家、教授以及部分中青年學子為核心形成的音樂上海學研究團隊,學科背景多元,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西方音樂史、中國音樂史等方向的諸多學人,均參與其中。大量專家學者豐厚的學理、學養以及寬容的學術態度,使得音樂上海學沐浴于多學科的學術滋養之中。除湯亞汀、洛秦等一批學界重要的專家之外,上海方面還有相當一批青年學者,并未在音樂上海學的學理構建層面拘泥,而是明智地選擇上海地區音樂諸多事項中的興趣點進行專題研究。這使得音樂上海學的研究團隊日漸龐大的同時,研究梯隊的建設也得以逐步完善。音樂上海學建立之初,基本上已經形成了立足上海城市音樂“田野”,關注外國音樂文化在上海地區的流變及其對上海地區以至近代中國音樂文化發展歷史影響的學術定位。

相形之下,音樂北京學坐守北京地區音樂“富礦”,卻一直并未形成較有影響的研究體系。關注并深入挖掘立足北京獨特文化背景的音樂研究,本是很有學術價值的課題,但是相關研究的長期沉寂,不禁令人惋惜。音樂北京學,目前亟需提高北京地區音樂學界對音樂北京學的重視程度;相關部門需盡快設立北京地區音樂專題研究的學術項目;部分有相關經驗的專家、學者也應及時出面呼吁,牽線搭橋,以便更多音樂學界同行關注并投入音樂北京學研究之中。

(4)音樂上海學是音樂地方學發展的成功范例;音樂北京學是音樂地方學亟需發展之一斑

披荊斬棘十余載,音樂上海學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早已為學界公認。而且,隨著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音樂上海學已經發展到必須從學理層面解釋音樂上海學研究的進一步規劃和終極目標的歷史階段。雖然關于音樂上海學的學理探討一直并未停止,隨著研究的廣泛深入,目前的音樂上海學研究團隊,真的需要給學界一個較為明確且權威的音樂上海學發展綱要,以明確規劃音樂上海學今后研究的基本方向與學術藍圖。

反觀音樂北京學,目前則必須開始踏踏實實進行北京地區音樂歷史與文化的專項研究。其實,北京地區音樂事項的專題研究,在音樂地方學的概念提出之前,音樂史學、傳統音樂領域的相關研究便早已有之。而音樂地方學背景下的、以立足北京、關注北京為核心的音樂北京學研究,就目前來看,的確缺乏必要的學術儲備。音樂北京學的現狀,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音樂地方學研究在當下面對的發展瓶頸,即:如何明確音樂地方學自身的學術定位、研究方向與學術目標?放眼國內,有實力建立自身音樂地方學研究項目的,又豈止北京、上海?音樂天津學、音樂哈爾濱學、音樂西安學、音樂廣州學、音樂香港學……解決音樂北京學發展的尷尬局面,也是音樂地方學擴大學界影響力,建立全行業、各領域整體學術規范,從根本上提升新世紀我國音樂學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音樂地方學之所以并未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學術熱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音樂北京學為代表的音樂地方學的相對沉寂,而音樂北京學怪異的沉寂與音樂上海學驕傲的成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推而廣之,國內音樂地方學的遍地開花,也可以將成功的相關學術經驗運用到國外音樂地方學研究,從根本上推動音樂學學科的多元化互融發展。

3.音樂上海學與音樂北京學之同

(1)以上海為中心的音樂活動和以北京為中心的音樂活動,都對20世紀中國音樂發展起舉足輕重的導向作用

上文提及,上海地區音樂文化的發展,對民國時期中國音樂發展的影響居功至偉;北京地區音樂文化的發展,在金元時期、明清時期、北洋初期以及建國后相當一段時間,對中國音樂的發展都具有核心統治力。二者極其相似的是:無論上海還是北京,都曾經并依然是對中國音樂發展起重要導向作用的核心區域。兩地的音樂地方學,就目前及可預見的將來,均具備我國其他地區無可比擬的先天優勢。深入進行兩地的地方音樂專項研究,必然會從整體上提升當代音樂學研究的學術層次,對建立新的學術熱點、構建新的學術規范等等音樂理論研究的新動向,具有積極的探索意義。

(2)上海與北京都具有豐富的研究資源,足以確保音樂上海學與音樂北京學成為具有恒溫效應,具備穩態持續發展可能的專項研究庫

因地名學,業已為學界公認。而音樂學的傳統學科門類以及各自的“一畝三分地”,日漸不能符合學術發展的時代需要。最近幾年,音樂史學對圖像學的重視、音樂民族學學術視野的新變化、音樂美學越來越關注表演美學諸問題等等,都是音樂學學科內部各專業縱深發展的新動向,一定程度上顛覆了音樂學內部各門類的傳統學科定位與研究視域。音樂上海學,便是由部分音樂民族學(音樂人類學)與音樂史學、音樂美學等專業的專家牽頭,逐漸探索而成的音樂學研究新領域。音樂學研究將主要方向集中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時空框架之內,建立新的學術基礎并進一步發展,既符合音樂學研究的傳統學術規范,又可以突破學科內部的專業限制,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廣闊空間。音樂上海學的日漸成熟,有上海作為近代中國對外開放前沿的特殊文化背景,相關研究的拓展也體現出當代音樂學發展越來越關注當下,力求解決實際問題的一般性趨勢,更有上海方面的專家學者們勉勵耕耘的身影。

上海與北京,均具有我國其他地區無可比擬的經濟、文化等資源優勢,對中國音樂文化的發展均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隨著各地方政府對本地文化發展的重視,立足當地文化的研究項目也日漸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以上海、北京為代表的音樂地方學專項研究,迎來了進一步深化發展的最好時機。

(3)音樂上海學與音樂北京學的相同“痛點”——“學”之殤:study還是-ology

與音樂學學科內部各專業門類之間界限清晰的“勢力范圍”不同,音樂地方學是以地區為中心(音樂上海學是以城市為中心)建構的研究模式。這使得音樂地方學自誕生之初便面臨一個終極學術拷問:音樂地方學之“學”,指的是專題研究之Study還是學科門類之-ology?

上文述及,上海學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之時,便為時任上海市市長汪道涵將其匹配為“Shanghaiology”,但是以學科作為詞尾之“學”命名地方學,當時就有學者指出確實還為時尚早。音樂地方學的學科建構,就更需時日。究其原因,主要與音樂地方學自身的體系構建、學理論證不夠充分,以及音樂學理論體系下傳統專業劃分方式造成的“思維定勢”一時無法找到音樂地方學合適的學術定位有關。本文認為:就音樂地方學在國內的發展現狀,音樂地方學之“學”,與其-ology,不如study更務實。就音樂學自身的學術發展史來看,很多音樂學門下的相關專業,都是在基礎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才由相關專家、學者對其進行專業定位,并非先“立界碑”,再“種糧食”。音樂地方學,是在新的研究視角下形成的新的研究體系,與音樂學內部的傳統專業門類劃分(如音樂史學、音樂美學、民族音樂學等等)不可同日而語。雖然一人、一時、一地之音樂研究在音樂學各專業領域中比比皆是,就音樂地方學的名稱來看,以區域作為音樂研究的主要劃分依據,確實顛覆了音樂學各專業不同研究方向分層設色的傳統論域。如能有效利用音樂地方學對音樂學術論域的新拓展,可以使音樂學內部各專業在同一研究領域相互交叉,共同合作,擺脫音樂學研究各專業方向“各為其政”的弊端,進一步豐富音樂學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既可以有效整合音樂學內部各專業方向的研究優勢,又可以適應當前日益升溫的區域研究熱。只是以音樂北京學為代表的音樂地方學,應該學習音樂上海學在發展之初致力于專項研究的態度。正因為“上海猶太社區的音樂生活”、“俄僑音樂家在上?！雹蹨珌喭?《上海猶太社區的音樂生活》,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7年1月版。汪之成:《俄僑音樂家在上?！?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等大量專題研究的不斷出現,才使得音樂上海學具備了越來越豐厚的學術底氣與發言權。

無論音樂上海學還是音樂北京學,音樂地方學的發展,不能因為概念表述上的一點“盲區”,就全盤否定音樂地方學研究已經取得的大量成果,以及音樂地方學積極的發展前景。輕易而不負責任地無視甚至排斥音樂地方學,無論對音樂學界還是相關學者,都是極大地不尊重。

(4)碎片化的歷史建構④湯亞汀:《<上海工部局樂隊史>寫作三題:“音樂上海學”的闡釋、建構與隱喻》,《音樂藝術》2012年第1期。,可以最大限度地拼貼上海、北京不同歷史背景、不同文化影響下的音樂事業發展面貌,以及研究者對歷史碎片重構之后的認識。這應是音樂地方學研究向縱深發展的重要突破口。

歷史學不等于歷史。但是,通過歷史研究,人們可以無限接近歷史的真相。音樂上海學的起步,實際上就是從近代上海音樂發展相關史料的再挖掘基礎上開始的。這也使得音樂上海學領域內的許多研究課題,最引人注目的都是那些碎片化的歷史資料,通過后人搜集、整理、拼貼,逐漸還原而成的一幅幅上海音樂舊景。同樣地,北京地區音樂的專題研究,也有很多亟需重構的歷史認識:如北洋時期、日據時期北京地區音樂的發展,除音樂專業教育、重要音樂家等相關信息,北平民間音樂文化、教會音樂發展中許多仍未被人重視并挖掘的大量音樂史料。北京(北平)在近代中國音樂發展中的地位、作用與影響等重要問題,也因此無法得以進一步研究。

借音樂地方學的發展優勢,組織音樂學內部跨領域、跨專業、跨方向的北京音樂專題研究,通過對歷史碎片的重拾與再整理,重構北京地區音樂發展史中的輝煌、問題與反思。無論對音樂研究還是北京文化研究,都大有裨益。

若論音樂上海學與音樂北京學“相同”背后的“不同”,那便是二者都有各自的不足之處。音樂上海學的不足,主要體現在:對上海地區傳統音樂文化發展的重視不足。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可能與音樂上海學研究群體的人員與知識構成有關,也可能與音樂上海學以“城市田野”為研究中心的學術定位,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上海地區傳統音樂發展在近代中國音樂發展史上重要影響的原因有關。這也可以看做音樂上海學發展目前遇到的瓶頸之一。而音樂北京學的不足,主要體現在:整個北京音樂學界并未從根本上重視北京作為一個音樂歷史文化名城、現當代中國甚或當今人類音樂文化發展重要中心的獨特學術價值。北京對中國音樂文化發展所做出重要貢獻的認識并未提升到學理層面進行分析論證。音樂北京學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多專業領域的、有大量研究經驗的學術團體。較之上海,北京擁有更悠久的歷史文化、更多元的音樂資源、更強有力的首都向心力、更便利的國家戰略優勢,今后并將在可預見的將來擁有無可比擬的學術凝聚力。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音樂北京學,完全具備更龐大的研究體量,更雄厚的研究資源,更多元的研究視角,具有極強的學術生命力。令人欣慰的是,就管見所及,已經有部分青年學者順利申報立足北京地區音樂文化的專題研究項目并已獲準立項。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音樂北京學門下的北京音樂專題研究,必然會得到進一步發展。

三、音樂地方學——機遇與挑戰并存

由音樂上海學與音樂北京學的比較,音樂學界可以明顯感受到音樂地方學發展的必然性、可行性和緊迫性。音樂地方學這一概念提出之前,具有音樂地方學性質的專題音樂研究一直存在。過往的相當一部分音樂學研究所涵蓋的傳統音樂、民族音樂學、音樂美學、音樂史學專題,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人、一時、一地之學,也可以歸屬于音樂地方學研究的基本范疇。而音樂地方學,又可以超越音樂學各門類傳統的研究方式,著力探索既精專,又綜合的研究思路,對同一專題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拓寬研究視野;對不同專題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延伸研究幅度。

音樂上海學的產生,由于研究團隊的知識構成與研究方向,使其有比較濃厚的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研究背景。但是,音樂地方學不僅僅包含音樂上海學,還包含很多地區的音樂地方性研究;音樂地方學從概念確立到研究縱深,都與民族音樂學的學科架構、理論體系、研究目標、關注重點不同。音樂地方學的發展,一方面可以匡正音樂學研究,尤其是音樂史學研究在分析、論證過程中經常出現的以偏概全,掛一漏萬的現象,強化了音樂史學研究的地域概念;另外一方面也為音樂學與其他姊妹學科之間,音樂學自身學科內部各專業方向與領域的交叉研究,提供了新的平臺與基礎,形成新時代研究背景下音樂學研究的“視界融合”。

不同于一人、一曲的微觀研究,也不同于一朝一代的宏觀通史,音樂地方學從音樂學研究的“中觀”層面打開了一扇門,既可以從一個城市、地區的音樂發展整體面貌出發,進行宏觀性、戰略性地審視,也可以立足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關照其中一種、一類音樂事項,探究其背后的地方性、時代性特征。更為重要的是,建立在地方文化關照視域下的音樂地方學研究,因其具備當下音樂學研究進一步縱深拓展的可能性,以及地方學蓬勃發展的需要,理應成為音樂學界越來越多研究者駐足的領域。而且,音樂地方學在自身定位、研究視角等等諸多方面的研究優勢,使其成為音樂學研究中具備恒溫效應的研究專題。在不顛覆音樂學研究傳統專業劃分的基礎上,逐步實現音樂學的學科內部多專業匯聚、多領域集中、優勢互補,進一步實現音樂學與其他姊妹學科之間視域交叉、方法多元的音樂地方學,必有其積極意義。

誠然,音樂地方學若要獲得進一步發展,一些不容易克服的挑戰也必須要去面對:

1.學理建構的瓶頸:“研究”?“學科”?“地方學”?

關于“研究”一詞,《辭?！纷鋈缦陆忉?①鉆研、探求;②商討、考慮。⑤《辭?！?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2192頁。

關于“學科”一詞,《辭?！纷鋈缦陆忉?①學術的分類。指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分支。②教學活動中的“科目”,亦稱“課程”。按一定邏輯順序和學生接受能力,組織某一科學領域的知識與技能而構成的課程。⑥《辭?！?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913頁、2163頁。

較之“研究”、“學科”,“地方學”則是一個較為模糊的概念。一方面,“地方學”的地方是指一個城市、一個地區還是其他地理概念?另一方面,“地方學”之“學”屬于學理性較強的理論研究,還是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學科?若從“上海學”、“北京學”的概念形成來看,兩地的地方學均是在地方民俗文化的研究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專題研究領域,有一定的“民間”特點,與數學、哲學等自然及人文學科之“學”,在學術概念的規范性、研究領域的清晰性以及理論分析的嚴謹性上無法相提并論。但是從音樂上海學的發展以及取得的成就來看,音樂上海學具有一定的理論淵源、學術視野、概念規范,包含很多分支問題的相關研究成果,具備一定的學科屬性,因而也形成有基本的學理性格。音樂上海學的學術構建,充分說明音樂地方學可以建構自己的學理。這同時又引出另外一個問題:音樂地方學,是否如其他傳統學科一樣,可以建立具有一般性、普適性的學理?通過前述音樂上海學與音樂北京學的比較,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音樂地方學的學理建設,由其地域性、民族性、特點的殊異,極有可能在實際研究中呈現如下兩種樣態:①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不同族屬的音樂地方學,由其歷史發展、社會組織形態等方面的差異,從而體現出不同的學理形態。如:哈爾濱地區的音樂地方學研究,必須要考慮到近代以來白俄勢力在當地的影響,以及偽滿洲國時期日本文化的滲入,這就使得“音樂哈爾濱學”(假設可以這樣稱謂)具備不同于其他地區音樂文化的地方性格。音樂上海學與音樂北京學各自關注重點的差異,也是地方學的學理構建無法形成統一標準的重要體現。②核心概念之外,在音樂地方學內部,學理的具體化,相關研究中的體現也極有可能各有側重。如:音樂北京學的地方性格與首都性格的差異,上海的地方音樂研究對城市田野關注與民間傳統音樂關注的差異……

學理是研究的邏輯基礎。學理建構的繁難,不代表音樂地方學研究可以暫時擱置這一學術核心。倘若不重視音樂地方學的學理建設,音樂地方學的概念很容易與音樂人類學的相關概念混淆,相關研究也很容易被一般的民俗研究、泥沙俱下的日?，嵤掠浭鏊蜎],失去了學術研究的實際價值。

2.文化景觀的不確定性

文化景觀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文化地理學的創始人索爾于1925年提出。他認為,“文化景觀是由文化群體對自然景觀進行作用所塑造出來的,其中,文化是代理者,自然區是媒介,文化景觀是結果?！雹逽auer C.O.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1925,46-47.文化景觀的流動性、遷移性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在音樂地方學研究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作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典型,音樂的產生、發展、流變,具有其他藝術門類不具備的非語義性和非再現性特征,這使得音樂文化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時代發展節奏中面臨更多的生死抉擇,理應得到足夠重視:音樂發展的地方性格體現在哪些具體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音樂文化,如何保存、弘揚、發展獨具個性的地方性特征?人口流動帶來的音樂文化變遷,如何把握其地方性基本特質?音樂文化的地方性與民族性、地方性與時代性、地方性與全球化之間的關系應該如何理解和把握?在“大數據”、“互聯網+”的當下,地方性音樂文化又將如何展現出新的發展可能性與不確定性……這一系列的問題,傳統的音樂學研究幾乎無法做出合理的回答,亟需音樂地方學等新的音樂研究視域進行系統觀照。

雖然從目前來看,音樂地方學在發展規模、程度上有高低之分,很多研究領域還有待進一步補強,如:跨地區的音樂文化比較研究;方法論的缺失;地方音樂文化研究中的思辨性……但是,關于現階段音樂地方學的研究,學界必須認可的事實是:1.承認音樂地方學領域出現的積極學術成果,以及音樂地方學蓬勃發展的學術預期。2.通過音樂地方學對地方音樂及文化的再重視,回喚音樂學研究的利他性及普適性。

沙里淘沙,孤芳自賞,閉門造車,以追求新異、未被關注作為學術發展的唯一方向,脫離人文學科所必備的人文關懷與終極思考,而變成以文論發表、出版等獲得個人成就為核心的、唯項目而學術、唯學術而學術的學術功利主義,這些都是音樂學研究長期存在的問題。面對這些看似難以逾越的“鴻溝”,換一種學術心態,新辟一塊學術圣地,不失為探索音樂學新路的積極嘗試。

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音樂地方學,是當代音樂學發展的新趨勢。

2016-07-01

J607

A

1008-2530(2016)04-0086-10

董曉明(1984-),男,北京聯合大學師范學院藝術教育系教師(北京,10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