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反越恐的關鍵在哪里？

韓潔穎

歐洲國家是否已經意識到再密不透風的反恐措施也無法阻止世貿中心、巴黎甚至更糟糕的悲劇，“越反越恐”困局解決的關鍵還在于歐洲自己？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徹底失敗”，是歐洲一系列內生暴恐事件背后，更深層的原因。

從去年11月中旬的第二次巴黎暴恐，到最近的布魯塞爾爆炸式襲擊，短短四個月歐洲兩大都市先后遭遇重大恐怖襲擊，這反映出歐洲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正在加劇。

各國紛紛拉響“恐襲警報”。法國總理曼努埃爾·瓦爾斯在布魯塞爾恐襲發生后說：“歐洲處于戰爭狀態?？植劳{保持在最高級別?！边@不由讓人聯想起，在去年巴黎恐襲后，法國總統奧朗德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并稱“法國已經進入戰爭”。

雖然用‘戰爭來形容目前的狀況可能夸張，但也的確反映出歐洲人的坐立難安。正如CNN所說，恐怖主義在歐洲已成氣候，恐怖主義將成為歐洲新常態。

接下來的哀慟、聲討和全歐洲掀起的爭論熱潮都在情理之中，但冷靜下來的人們需要反思的是，歐洲國家是否已經意識到再密不透風的反恐措施也無法阻止世貿中心、巴黎甚至更糟糕的悲劇，“越反越恐”困局解決的關鍵還在于歐洲自己？

“歐洲心臟”在哭泣

這是戰后布魯塞爾經歷的規模最大、傷亡最慘痛的一次恐怖襲擊事件，也是迄今最靠近“歐盟心臟”——歐盟總部的一次。

盡管沒有得到正面回應，分析家和西方媒體普遍表示，這起極端暴恐事件的導火索是巴黎恐襲案主犯薩拉赫·阿卜杜勒-薩拉姆前幾日在布魯塞爾被活捉。薩拉赫落網當日，比利時副首相兼內政大臣讓本就“預警”，比利時應高度戒備，防止遭遇報復性攻擊。比利時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雷恩代爾更是披露，薩拉赫在落網前正與同伙預謀新的恐怖襲擊事件，在他藏匿的公寓里警方發現了爆炸用的雷管及一些重武器。

“這是對四天前薩拉赫·阿卜杜勒落網的報復之舉……要么會選在別的地點實施計劃，要么是怕他泄露最新計劃的細節?！薄督洕鷮W人》表示。

讓這個“歐洲心臟”更加滴血的是，除去受害者的身份，自己儼然成為了滋生惡勢力的土壤。從2001年阿富汗反塔利班武裝領導人艾哈邁德·馬蘇德刺殺事件，到2004年馬德里地鐵爆炸案，再到2015年《沙爾利周刊》襲擊案、比法高鐵襲擊案和巴黎恐怖襲擊……包括這次的布魯塞爾爆炸案，作案的“圣戰主義者”幾乎都和比利時有著聯系。

《衛報》援引比利時當局早前發布的數據稱，約有800個擁有比利時國籍的人在中東成為“圣戰分子”從事恐怖活動（從2012至今，約有500名“圣戰分子”前往中東）。英國研究機構“國際極端主義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參加“圣戰”的外國人里，比利時排名第一，每100萬的公民里就有40人上了戰場，該比例位居全歐洲之首，是第二名丹麥的兩倍。這些興致高昂的人們大多聚集在布魯塞爾的穆斯林集中區莫倫比克，這里9.5萬的人口中，80%是穆斯林，四分之一是黑戶。值得一提的是，該區也是歐洲“圣戰分子”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參加恐怖活動的主要來源地，同時也是“圣戰分子”回歐洲開展恐怖活動的聚集地。

CNN撰文稱，按人均來算，歐洲國家中比利時前往中東參加恐怖活動的“圣戰分子”是最多的，它也已經成為了“歐洲圣戰者的溫床”。

多元文化主義的失敗

比利時的現實映射出整個歐洲愁云籠罩的未來。經濟的不景氣加上長期的“激進化”注定了這不是比利時第一次遭受襲擊，也絕不可能是歐洲最后一次抓到恐怖分子，就在比利時恐襲案發生后不久，法國警方挫敗了一起恐怖襲擊企圖。

有趣的是，不論是在電視里還是新媒體中，人們不難發現那一張張中東面孔的年輕恐怖分子要么是法國人，要么是德國人，總之都是歐洲公民。更諷刺的是，他們既不是哪怕葬身深海也堅持偷渡的戰爭難民，也不是背井離鄉來打工的無知黑戶，他們是自小就出生在歐洲的穆斯林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是歐洲各國的合法公民。

二戰結束以后，隨著西歐經濟的恢復和騰飛，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前往法國、德國和英國。以法國為例，僅1962年，就有10萬左右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移居法國。通過近半個世紀的力量涌入，目前全歐洲的穆斯林人口超過2500萬，尤以法國、德國和英國居多，其中法國的穆斯林人口為642萬，約占國家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但這些年輕人為什么不好好享受自己父輩們冒著生命危險獲得的好日子，反而投身ISIS這種臭名昭著的極端恐怖組織呢？

答案非常簡單，他們沒能過上父輩規劃出的美好生活，無法在歐洲大陸上得到滿足的歸屬感、榮譽感、現在和未來的需求在ISIS身上得到寄托。更確切地說，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徹底失敗”，是歐洲一系列內生暴恐事件背后，更深層的原因。

所謂“多元文化主義”，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它崇尚尊重“相互包容的環境中的文化多樣性”。簡單說，官方并不關心公民的宗教身份認同，只相信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同一個政府之下能夠和睦相處，“歐洲人希望歐洲穆斯林既能保持原來的宗教，又能將其限制在私人領域，不干涉政治性的公共事務”。

2010年10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一次集會上令人吃驚地宣布，德國構建多元文化社會、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快樂生活的努力已經“徹底失敗”。但這并不代表她開始主張封閉和排外，默克爾表示德國歡迎外國移民，但他們必須學習德語，接受德國文化，以便能夠在學校正常生活學習、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安徽f德語，就不能融入德國社會?！?/p>

在強調“政治正確”的西方社會，默克爾是第一個站出來發表這種觀點的政治家，她的大膽言論立刻贏得了歐盟另外兩大國領導人——英國首相卡梅倫和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的強烈贊同。

2011年2月，卡梅倫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一個國際安全會議上猛烈抨擊了在英國和歐洲存在了30年的“多元文化”。他認為這種文化不僅助長了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更是直接催生了本土伊斯蘭恐怖主義。

他說，英國必須奉行“強有力的自由主義”政策，把平等、法治和言論自由的價值觀推廣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所有在英國的移民必須講英語，學校必須向學生講授英國的共同文化。他警告穆斯林團體，如果他們不支持婦女權益并推動融合，就會徹底失去政府的資助?？穫愡€指出，英國必須鏟除國內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根源。

薩科齊則是更加積極地付諸行動。在他的敦促下，法國高票通過一個法律，即禁止穆斯林女性在任何公共場合佩戴伊斯蘭面紗和罩袍。此后，戴高樂機場還發生了拒絕摘去面紗的中東女性被禁止入境的事件。薩科齊用更強硬的話語表示對默克爾的贊同，穆斯林必須“融合到單一社會里，那就是法國這社會……如果你不想接受它，在法國你將不受歡迎?！?/p>

不論默克爾、卡梅倫和薩科齊的判斷是否正確，歐盟內部三大國的領袖不約而同地向“多元文化”開火，說明歐洲內部文化價值分裂不僅已經成為當下歐洲普遍面臨的困境，而且也日益凸顯為迫在眉睫的現實威脅。

美國月刊《外交政策》一篇題為《多元文化主義的失?。荷缛号c社會在歐洲的分裂》的文章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已經成為其他社會和政治議題的代理議題：移民、身份、政治希望破滅、勞工階層的衰退。

“不同的國家的歷史路徑明顯不同……但不論何處，中心結果是一樣的：碎片化的社會，更加抱團的少數群體以及忿忿不平的市民?！?/p>

因為缺少對鄉土、族群和國家的歸屬感，這些既疏離了故土，又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的年輕穆斯林移民很容易將伊斯蘭教當做獲得身份的唯一形式，這種認同的唯一性和極端重要性使得西方穆斯林更容易投身于血腥的內戰和恐怖主義行動之中。

“對這些穆斯林第二代而言，伊斯蘭教極端主義有點像土生土長的英國和法國白人問題青少年那里的酒精和毒品。 ”

文章還認為，多元主義政策承認了社會更為碎片化的現狀，但也成為了社會更加碎片化的原因。在面對不信任的、疏離的公眾時，政治家試圖重新主張一個共同的身份認同，但他們沒能做到清晰定義自己的特征意識和價值，只能原始地播撒對外國符號的敵意。

在歐洲許多國家，穆斯林與主流社會正不斷隔離開來。據《國際論壇報》報道，年輕的穆斯林們更傾向選擇在穆斯林族群中通婚，荷蘭70%、丹麥90%的穆斯林從“過去的國家”娶妻生子，7萬多名生活在法國的穆斯林婦女被迫接受強迫性或父母包辦的婚姻關系?！斑@樣一來，他們在新的祖國建立了一個個事實上的‘獨立社區。各自獨立的社區越來越突出了族群文化的符號特征。而如果沒有共同的文化黏合劑的存在，這些歐洲國家最終必將四分五裂——這種分裂不同于傳統的領土分裂，而是因文化價值而導致的社會分裂?！?/p>

作為催化劑，歐洲穆斯林的高失業率——在許多國家通常三倍于平均水平，并且多是較為低端、艱苦、收入待遇較差的行業——則進一步加劇了年輕穆斯林的社會邊緣化和自我隔離。排斥、貧困催生出的憤怒和反叛，使得穆斯林聚居的法國城郊和英國都市移民區變成一個個火藥點，那里的年輕人很容易吸納各種激進思潮——不僅宗教，也包括政治極端主義，進而誤入歧途。

被建構的“伊斯蘭恐慌癥”

此次比利時遭受恐怖襲擊所造成的影響，不僅限于本國，對所有歐洲國家政府都帶來了深層次擔憂。除了與主流社會融合的尖銳課題，被人們尤其是西方媒體建構的“伊斯蘭恐慌癥”也成為我們追尋問題背后的原因。

“伊斯蘭恐慌癥”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興起，尤其是1979年伊朗霍梅尼伊斯蘭革命以來，強調原教旨主義的崛起是對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的巨大威脅，伊斯蘭激進勢力向西方發起了嚴峻的挑戰，西方應保持高度的戒備，“防患于未然”。

自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穆斯林問題在歐盟內部的關注程度開始直線升溫，更有一些歐洲人患上了“伊斯蘭恐慌癥”。這些情緒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歐洲政治的右轉傾向。2009年瑞士推動“反穆斯林公投”，引發世界一片嘩然。2015年初，包括柏林、慕尼黑在內的德國多個城市爆發“反伊斯蘭化”抗議游行，這一運動將整個伊斯蘭群體視為潛在的危險，渲染有暴力傾向的伊斯蘭極端勢力給歐洲安全與歐洲本土文明帶來的危害，煽動伊斯蘭恐懼癥，并為其找到了宣泄的出口。超過3萬德國民眾走上街頭，高舉“歐洲愛國主義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atriotische Europ 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的標語，要求修改法律并提出限制伊斯蘭難民、禁止穆斯林長袍、遣返有犯罪記錄的外國人等一系列政治要求。而在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法國網站上很多網民都在提穆斯林，伊斯蘭教，其中當然不乏偏激言論。

一些調查數據也印證了民眾們不斷爆發的擔憂是有根據的。過去數十年來，歐洲本土白種人的出生率不斷下降，外來移民日益增多，其中約有90%來自穆斯林國家或阿拉伯世界。這些國家不僅鄰近歐洲，有些原本就是歐洲老牌帝國的殖民地，可謂近水樓臺。有外媒認為，穆斯林是融入還是改變歐洲？正成為社會輿論熱議的話題。加上歐洲穆斯林人口的劇增，有些人甚至驚呼：Europe（歐洲）正在變成Eurabia（“歐拉伯”）。這些都曲折地反映出普通歐洲民眾對“歐洲伊斯蘭化”的疑懼。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冷戰時期提出了“文明沖突”將歐洲的“伊斯蘭恐慌癥”推向了巔峰?！霸诤嗤㈩D看來，不僅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是西方的威脅，伊斯蘭文明本身都是西方世界的威脅，因為冷戰的結束把雙方共同的敵人共產主義‘打趴下，加上西方文明的衰弱，文明之間的差異導致對西方文明的挑戰，進而導致文明之間因多個世紀形成更加深刻的差異，發生沖突?！焙嗤㈩D認定伊斯蘭文明傾向于使用武力，因此無法與其他文明和平共處。

隨后，這個本身站不穩腳跟論調被不斷運用在解釋恐怖襲擊的原因之中。慶幸的是，不論是奧朗德還是米歇爾，又或者其他政治家都第一時間站出來表態，不是伊斯蘭教、而是極端主義造成了這起血案，告誡民眾不要因此仇視穆斯林。但是極右勢力仍借此大做文章，荷蘭民族主義極右政黨新自由黨黨魁，著名的“種族主義頭子”維爾德斯就站出來發話了：都說多少遍了，可你們歐洲的領導人們依然執迷不悟，這是一場戰爭！

除了集體焦慮心理因素之外，西方媒體在推動整個歐洲對規模日益龐大的穆斯林社群的不信任情緒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文化沖突”這個不合邏輯的視角來解讀恐怖主義或許是西方政治家以及穆斯林社團上層精英避之不及的，卻恰恰是追求噱頭和眼球的西方媒體所樂意看到的，它們對伊斯蘭教超乎尋常的興趣，關于伊斯蘭復興運動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報道鋪天蓋地，對穆斯林和恐怖主義關系的一些歪曲報道，并不斷渲染西方正面臨著伊斯蘭勢力的嚴重威脅，加深了歐洲主流社會對穆斯林群體的一些猜疑，甚至一些人還把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之間畫上了等號，“媒體和網絡經常性地將伊斯蘭和穆斯林與犯罪、恐怖主義相聯系是導致伊斯蘭恐懼情緒蔓延的主要因素”。

中東研究通訊調查顯示，西方媒體上幾乎所有關于穆斯林的報道都在有意無意建構負面形象，用“伊斯蘭”或“穆斯林”來形容恐怖主義者的報道充斥著各種版面，即使在一些與宗教信仰關系不大或根本無關的案件中這樣的字眼也屢見不鮮。英國知名報刊《泰晤士報》3月刊發的一則頭版新聞使用了“呼吁全國探討穆斯林性誘拐事件”這樣的挑釁性的標題。

恩特曼認為，新聞報道的框架涉及選擇和凸顯，框架一件事，就是選擇所感知的現實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傳播文本中更加突出。而這也正好應證了對恐怖主義的框架建構勢必會影響受眾的認知，因而當媒體框架帶有偏見時，勢必也會將這種偏見傳遞給受眾。

雖然對于媒體建構的“反伊斯蘭”情緒的擴散效果還有待考證，但英國一項大型調查結果還是間接驗證了媒體在塑造普通穆斯林民眾形象中起到的巨大作用：在10到16歲的受訪者中，有超過1/4的人認為伊斯蘭倡導恐怖主義，幾乎1/3的人認為穆斯林正在侵占他們的國家。此外，37%的英國受訪者坦承他們支持政府減少在英穆斯林人數的政策。難怪乎越來越多的穆斯林感到被社會孤立。

再看看以理性聞名的德國人也免不了陷入媒體誘導輿論的“權謀”之中。德國的“反伊斯蘭化運動”發端于極右翼勢力較強的薩克森州，事實上，這一地區的穆斯林數量并不多，民眾對穆斯林的接觸更是少之又少，對于伊斯蘭的恐慌心理更多是根據媒體的報道臆想產生的。相同的情況還出現在幾年前瑞士關于伊斯蘭宣禮塔的公投中，“最充滿敵意投反對票的往往是那些生活在偏遠村莊、根本接觸不到穆斯林移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