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侯馬喬村圍溝墓“殉人”問題的討論

□曹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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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侯馬喬村圍溝墓“殉人”問題的討論

□曹洋

摘要：喬村墓地的發現為研究晉文化與秦文化的相互關系提供了重要材料。其中圍溝墓在喬村墓地中尤為特殊，且為其他地區少見。長期以來認為喬村圍溝墓圍溝內附葬的人骨屬于“殉人”，進而將其作為圍溝墓屬秦人墓的依據之一。本文結合秦晉兩地墓葬殉人的發現與研究，對圍溝墓內附葬人骨的性質進行討論。

關鍵詞：圍溝墓殉人秦人墓

侯馬喬村墓地是晉南地區目前規模最大、保存較為完好的一處戰國至兩漢時期的墓地，在三十多年的發掘中共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出土遺物數量達到8500余件，對研究戰國至兩漢時期考古學文化，特別是對于研究晉文化晚期考古學文化內涵及其與秦文化的相互關系等重大課題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圍溝墓是喬村墓地中較為特殊的一類墓葬，指的是在一座或數座（一般為兩座）墓葬外圍有淺溝（一般口大底?。┫喹h圍，被溝環圍的墓葬稱作主墓，其外圍的溝稱作圍墓溝或圍溝[1]。在歷次發掘中，喬村墓地共鉆探發現圍墓溝墓葬73座，并發掘了其中的40座。

之所以說圍溝墓特殊，除了圍溝這種形態在中小型墓葬中少見之外，與墓葬規模不相等的隨葬品數量和“殉人”現象也較為奇特，現僅就喬村圍溝墓的“殉人”問題進行簡單討論。

一、喬村圍溝墓“殉人”概況

在喬村墓地中，共有14座圍溝墓的圍溝中發現附葬有人骨，人數共63例，每座圍溝墓附葬人數從1～18個不等，其中有12座為第二期，2座為第三期。（此處分期依據《侯馬喬村墓地》一書中關于整個喬村墓地的分期，第二期時間為戰國中期，大約公元前376年～前286年，第三期時間為戰國晚期至秦代，大約公元前286年～前206年?！妒酚洝で乇炯o》記載，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

附葬的人骨中，葬式不明有13例，個別附葬的人骨中有重疊的現象，另有35例骨不全，有的僅存牙齒，有的只發現頭骨，有的骨架散亂?？梢耘袛嘈詣e的人骨中，男26例，女20例，其余不明。附葬人骨多未發現葬具，M421圍溝中18號人骨架有棺壙和腐朽棺木痕跡，M442的1號附葬人有墓壙存在。

在人骨附近出土有鐵頸鉗、帶鉤、礫石塊、鐵器、獸骨等，M518圍溝內1號人骨附近發現有“安邑二釿”布2枚。

二、秦晉兩地墓葬殉人的相關發現

早期發現圍墓溝中的人骨時，將其認定為“殉人”[2]。后在發掘報告中，也將其視為“殉人”，這種看法進而成為支持喬村圍溝墓屬秦人墓的重要依據之一。

回顧秦晉兩地有關殉人的主要考古發現。

兩周時期，三晉地區確實還有人殉現象存在，但一直維持在極低的比例，有殉人的墓葬與殉人的數量都很少，遠不及商代。例如，晉侯墓地中19座國君與夫人墓僅有1例殉人，汲縣山彪鎮M1有4例殉人，輝縣固圍村M1、M5、M6都至少有1例殉人，太原趙卿墓有4例殉人等[3]。春秋中葉以后，殉人制度在三晉地區遭到普遍反對。

晉文化的范圍內，有殉人墓的墓主多為國君、王室、卿大夫這些高等級貴族，殉人常置于槨室內，有獨立的棺和隨葬品，其身份可能為墓主生前的婢妾或侍從。而中小型墓葬幾乎不見殉人，所以將喬村圍溝墓中附葬的人骨視為“殉人”是值得思考的。

秦文化中的殉人現象相比中原地區，延續的時間要久，規模更大，數量更多，殉人墓在等級上也不僅限于高等級貴族墓，這在史料中也有所反映。早期如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陵園[4]及附近圓頂山秦國貴族墓地就有大量殉人發現，推測為秦襄公夫婦墓的M2、M3共有牲人19具，殉人至少8具?！妒酚洝で乇炯o》有：“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敝燎啬鹿?，“從死者百七十九，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針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兵P翔秦公一號大墓的發現有力證明了殉人制度在秦國的興盛，在槨室和填土中共發現有殉人166具和牲人20具[5]。還有一些墓主相當于卿大夫，甚至士一級的墓葬中也常見有數量不等殉人。

三、喬村圍溝墓附葬人骨非“殉人”的依據

正因殉人現象在秦國長盛不衰，而喬村圍溝墓中附葬的人骨包含有蜷曲特甚的秦式屈肢葬，故發掘報告推斷圍溝墓為秦人墓，但是這個結論的前提是圍墓溝中附葬的人骨確實為“殉人”。

秦國雖然有殉人的傳統，甚至到秦始皇時，仍有“先帝后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死者甚眾”的記載。但根據考古發現在戰國中期以后的中小型秦墓中殉人風氣銳減，與春秋時期反差很大，在關中、四川、湖北、河南等地發掘的眾多秦墓中均不見殉人，有的已使用木俑或陶俑來代替活人殉葬[6]。無論是出自“獻公元年，止從死”的君令，還是商鞅“變法易俗”的革新，秦國確實在社會中下層有效地廢止了殉人制度。

1992年河南三門峽火電廠發現了8座圍溝墓[7]，為研究圍溝墓附葬人骨提供了一個契機。發掘者認為時代屬秦末漢初，確認主墓和圍墓溝為同時建成，但又認為圍墓溝填土和圍溝內的遺物（包括“殉人”骨骼）要晚于主墓，證據是主墓填土經過夯打，圍溝填土松軟未夯，溝內遺物在填土中位置深淺不一，很少見于溝底，表明遺物與主墓不是同時所為。出現圍溝的原因可能是為了加高主墓丘壟，就近取土，也可能是以圍溝為界標示墓葬范圍。挖好的圍溝沒有填土，后來因自然或人為的原因逐漸填積，人骨、獸骨和其他遺物也被后人逐漸混入或埋入，故深淺層次不一，CM09102圍溝中還出土了漢武帝時所鑄13枚五銖錢。

反觀之喬村圍溝墓的附葬人骨。

第一，從人骨的生理特征來看。在性別比例上并無明顯差距，年齡也無特別挑選，少年到中老年不等。從以往考古發現來看，殉人一般以青少年或年輕女性居多。在附葬的63例人骨中，有50例可供鑒定年齡，其中有13例的年齡超過了40歲，不符合一般殉人的選擇條件。

第二，從葬式來看。關中秦墓的殉人多置于槨內，呈典型的秦式屈肢葬，例如，秦公一號大墓的160多具殉人全部為屈肢葬，而喬村墓地中，這些人骨的葬式不一，直肢、屈肢混雜，仰身、腹身、側身共存，圍溝中還發現有人骨重疊、骨架散亂現象，另外超過一半數量存在人骨不全。如果是作為殉人統一下葬，那同一座圍溝墓的附葬人骨應該在葬式保持一致，埋藏深度近似。但在圍溝中有2具以上的人骨的墓葬，統一葬式（非主墓）這種情況極少存在。而從埋藏深度看，以附葬人骨最多的M421為例（圖一），18例人骨的頭部距離溝口0.5～ 1.5米不等，這樣的差距在最深處僅有1.88米深的圍溝中是相當明顯的。

圖一　侯馬喬村M421平面圖（侯馬喬村墓地（1959-1996），第120頁圖86A））

第三，關于鐵頸鉗的發現。附葬人骨中有5例發現頸部戴有鐵頸鉗，此類器物在漢陽陵附近的鉗徒墓也有發現[8]，戰國時便有“髡鉗”之刑，此當屬刑徒或家奴佩戴[9]。依喬村圍溝墓的規模和隨葬品數量、質量，即使隨葬器品最豐富的M626也僅出有一鼎，其墓主至多屬于士一級，對照秦國二十等爵制，相當公士、上造、簪裊、不更這四級，墓主的身份地位并不高。且早在公元前384年，秦獻公即下令廢止人殉，其后又經歷了商鞅變法。關中地區的秦國王室可能據其特權殉人，但“出其人”至河東的多是賜爵的平民和赦罪的犯人，秦國尚法，殉葬刑徒或家奴從制度上和律法上是斷不可行的，而這些墓主的實力也不足以殉人，甚至“殉”18人之多。

第四，M518的1號人骨周邊還出土有2枚“安邑二釿”的布幣，此為魏國貨幣。秦國自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已經開始使用“半兩”圓錢，秦若“殖民”河東，也必然會帶來相應貨幣制度——“秦半兩”。在整個喬村墓地中，布幣僅見于此，且M518屬于第二期墓葬，另出土秦半兩29枚，均見于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墓葬。但要肯定的是，這枚布幣不如三門峽火電廠發現的13枚漢五銖在時間下限這點上的證明力強。

第五，不管圍溝的目的是為了排水、護陵，或者是表明墓地的范圍，既然“溝”之，如果在當時就將其填埋，圍溝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比如，通過對雍城秦公陵園鉆探試掘[10][11]，發現陵園的隍壕應是防御性的明溝，在后世不斷淤填才逐漸與地面齊平；一定要殉人的話，大可以在圍溝范圍以內，更多的考古發現則是將殉人置于槨室，即使秦公陵園隍壕內也未見人骨，則多是磚瓦陶器之類。圍溝需要挖掘，而殉人需要填埋，圍溝與殉人處于同一空間內來實現其各自作用這本身就是矛盾的。

還要注意的是，圍墓溝內遺骸的頭向在此處并不能作為參考，因為圍溝多方形，人骨順圍溝某一邊放置，客觀上局限了頭向的選擇。

四、討論

以上種種，皆想說明，圍溝墓中的附葬人骨在社會身份上有巨大的差異，面對如此不“自然”的殉人墓，不禁要思考，這些附葬的人骨可能與主墓無關。因為喬村是一處公共墓地，埋葬人數眾多，有實力者可以為自己或家人安排“身后之事”，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營建墓穴。社會最底層的一些人或死后無人斂葬之人被極有可能會被置于這些圍溝之中，不再另行挖坑。而秦魏之間的戰爭頻繁，將死于戰亂之人的遺骸帶回，又或刑徒死后官府處置尸體，將其草率埋入圍溝并不無可能。還有學者提出，喬村圍墓溝中棄置人骨的現象與商代殺戮俘虜的情況差不多，聯系到戰國晚期秦與魏在晉南反復爭奪的歷史，以及秦軍尚首功的記載，喬村圍墓溝的人骨也有可能是殺戮的俘虜，或者被處決的罪犯，處決之后，墓地的圍溝就成為掩埋尸骨的便利場所，溝內的人骨與墓主人不一定有直接關系[12]。

附葬人骨的墓葬多為第二期，第三期在總數和單位數量上都很少，這也與整個喬村墓地的變化相符。秦取河東之后，原本井然有序的墓地管理卻越來越松弛，隨意埋葬正是在這一階段大量出現。這種“簡單方便”的埋葬順理成章地進入了較早階段的圍墓溝中，大量涌入該地的秦人和魏國遺民都有可能被埋入圍溝，因為這僅僅是為了實現一個“入土”的目的，并且圍溝形成的時間越早，埋入的可能性越大。既然有不是“殉人”的可能，那么以附葬人骨存在秦式屈肢葬這點推論圍溝墓為秦人墓也是略顯牽強的。

[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喬村墓地（1959～1996）》，科學出版社，2004年。

[2]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東周殉人墓》，《文物》1961年第Z1期。

[3]黃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論》，文物出版社，2004年。

[4]戴春陽《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關問題》，《文物》2000年第5期。

[5]丁云、王言《秦公一號大墓的發掘與秦史研究的新認識》，《渤海學刊》1988年第3期。

[6]梁云《戰國時代的東西差別——考古學的視野》，文物出版社，2008年。

[7]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市火電廠秦人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1993年第4期。

[8]秦中行《漢陽陵附近鉗徒墓的發現》，《文物》1972年第7期。

[9]俞偉超《古史分期問題的考古學觀察》，《先秦兩漢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韓偉《鳳翔秦公陵園鉆探與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7期。

[11]陜西省雍城考古隊《鳳翔秦公陵園第二次鉆探簡報》，《文物》1987年第5期。

[12]同[6]。

（作者系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