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路成就的世界首富

呂文利

伍秉鑒與官員外商交好，締造了廣州十三行的最后巔峰

“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鑒，繼承父業與外商從事買賣，又進一步貸款給外商并以此獲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边@是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過去1000年間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時，對其中一名中國人所做的評價。這個人就是伍秉鑒，與他共列榜單的還有5位中國“千年富豪”，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和宋子文。這5人都是通過權力占有財富的大人物，唯獨伍秉鑒是實打實的商人。

伍秉鑒究竟如何積累了龐大的財富，甚至能夠跟帝王比肩的？也許，在大名鼎鼎的廣東十三行，我們可以找到答案。

家族因對外貿易興起

伍秉鑒的祖上伍燦廷原本是清初福建的一個茶農，之后因為生活清貧，窮則思變，遷到廣州，靠做小買賣為生。一開始，伍氏家族的生活并不富裕，在廣州默默無名，直到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這一代，伍家才漸漸在廣州有了些許財富和名氣。而這一切，與當時廣州十三行的興起緊密相關。

十三行創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創設的初衷是既能防范洋人，又能保證關稅的收取。1683年，清政府收復臺灣，之前堅持的海禁政策就沒必要實施了，于是在1684年宣布解除海禁，準許開海通商，在東南沿海設置了江、浙、閩、粵4個海關，粵海關最為重要。由于海禁剛開，到廣東的外商貨船很多，中國的行商卻很少，貨物大量壅滯。為解決這個問題，1686年，清廷在廣州設立13家洋貨行，主要集中在現廣州西關一帶的十三行商館區，專營洋貨外貿，“洋商自赴關納稅”。這就是最初的“十三行”，它也是當時清朝政府唯一承認的對外貿易機構。十三行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帶有壟斷性和官商性質。后來行商數目有增有減，并沒有一直維持在13家。

就是在十三行日益壯大之際，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抓住了機會，到十三行總商（即商行首領）潘振承的散貨檔，當了一名伙計。在潘振承手下，伍國瑩有了一番大歷練，隨著其才干、視野、人脈的積累，不甘于人下的他，于1783年，在當時廣州最活躍的外國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資助下，創辦元順行，第二年，改名為“怡和行”，將商名（行商首領行走商界的別名）定為“浩官”。據說伍國瑩之所以起這個商名，是因為“浩”取自其子伍秉鑒的乳名——亞浩；“官”則是因為在重農抑商的傳統社會，帶“官”字的商家總比普通商戶更受認可些。

不久，伍國瑩宣告退出十三行，按照慣例，他得從自己的兒子中選擇一人接替，于是，他的次子伍秉鈞成為怡和行第二代領導人。在伍氏父子的經營下，怡和行有了穩步的發展，1786年，怡和行在20家行商中居第六，1800年，升到了第三。

可惜，能干的伍秉鈞天年不永，1801年他才滿35歲就病逝了，怡和行的業務便落到了其弟伍秉鑒身上。事實證明，伍秉鑒比他的這位兄長更有才干，正是在他的領導下，怡和行在珠江邊上大放異彩，1807年地位上升到行商第二位，1813年為總商之首，最終成為富甲一方的商業巨頭。

而伍秉鑒本人，也在復雜的形勢中乘風破浪，一步步登上首富寶座。

富可敵國“三板斧”

接過怡和行的大旗后，伍秉鑒拋出了自己的“三板斧”，即打點官員、交好外商、團結行商。

行商是官府與外商的“防火墻”“隔離帶”，也是“傳導員”，所以行商經常要代辦外商的貨稅，傳遞往來文書，管理監督外國商民，甚至協助審理中外民眾的沖突案件。除了這些，行商還要以捐輸、報效、陋規、賄賂等形式，向官員們上下打點。因此，伍秉鑒在“捐輸”上煞費苦心：1818年，伍家就遵總督之命，捐給公共事業16萬兩白銀，恰逢嘉慶皇帝六十壽誕，又出了7萬兩報效銀，據記載，“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萬，捐輸為海內冠”。

伍秉鑒也特別注意與外商的關系。十三行具有官方背景，所以外國商船到達廣州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各大行商，行商獲利與否也全看與外商的關系。伍秉鑒一接手怡和行事務，就立刻與怡和行合作甚久的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大班“稱兄道弟”，希望一切合作事宜俱照“家兄生前，如常辦理”。伍秉鑒任總商后，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份額一直居于行商首位。僅以茶葉貿易來說，1814年，怡和行與東印度公司貿易的茶葉約為3.4萬箱，占行商總額的16%，1830年為5.08萬箱，占18.6%。伍家還是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人，1813年，東印度公司欠廣州行商款項約為75萬兩，其中欠伍秉鑒的就有近55萬兩，可見伍秉鑒與外商的關系之密切。東印度公司對伍秉鑒非常放心，每年大班離開廣州時，會將公司存款和金銀移交給伍秉鑒保管。

伍秉鑒還善于發時事財。1783年，美國脫離英國獨立，迫切希望開拓海外貿易，尤其是對華貿易，1784年，美國迅速躍居對華貿易的第二位。1803年，波士頓的托馬斯·普金斯公司在廣州設立了普金斯洋行，由16歲的年輕商人約翰·顧盛主持。伍秉鑒向來對新來的淘金者特別眷顧，年輕的顧盛也渴望打開局面，兩人很快就建立起良好的私人關系。這種關系為他們帶來了利潤：當茶葉價格上漲或者貨源短缺時，伍秉鑒可以比其他行商更多地供給顧盛上等茶葉；而等到茶葉價格降低時，顧盛又能讓伍秉鑒的茶葉在美國的市場以較高的價錢出售，兩人因此不斷套利。通過與美國洋行建立的良好關系，伍秉鑒還在美國進行保險業投資等。具有國際視野和投資意識，不把雞蛋裝在一個籃子里，這是伍秉鑒強于其他行商的主要原因。

顧盛和伍秉鑒的友誼，成就了彼此的財富，據說顧盛是“所有在廣州的洋商人中最成功的典范”，他的洋行僅用辦事員數人，“每年卻做百萬元以上的生意”。

伍秉鑒也很善于處理與其他行商的關系，并盡量照顧其他行商的利益。1811年，伍秉鑒本可以成為東印度公司唯一的羽紗銷售代理人，但他后來要求“利潤按比例分配給公所中的全體行商”；1828年，行商黎光遠破產被發配伊犁充軍，伍氏家族又籌措銀兩作為其生活費。

在官場上長袖善舞，與外商互通有無，把行商內部打理得井井有條，這三步使得伍秉鑒最終成為全國首富乃至世界首富。據估計，1834年伍家財產已有2600萬銀元，堪稱富可敵國。

當時一些西方人稱他為“天下第一大富翁”，是公認的世界首富。

鴉片戰爭后的衰弱

因為與外商的關系密切，伍秉鑒不得不包庇外商的鴉片貿易。由于與外商的關系密切，伍秉鑒不得不包庇外商的鴉片貿易。因為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毛皮和夏威夷群島的檀香木等貨物日益減少，同時白銀作為一種資源性商品和貨幣，在世界的市場上也逐漸減少，所以在中國貿易的外商迫切尋找替代品以換取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最后他們選擇了鴉片。顧盛就曾興奮地說鴉片能夠帶來“漂亮的利潤”，1821年顧盛宣稱鴉片是唯一能夠獲利的商品，以至于他后來主導了廣州的鴉片貿易。

1838年，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來廣東查辦鴉片。在此之前，廣州上至官員，下至行商，已經形成了一個鴉片利益共同體，官吏、行商、外商相互包庇、勾結，商界烏煙瘴氣。

林則徐到廣州后，傳見伍家等行商，痛斥他們包庇鴉片走私的罪過，并為了傳訊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將伍秉鑒摘去頂戴，戴上鎖鏈，將其子伍紹榮逮捕入獄。伍秉鑒當時已年過七旬，他苦苦哀求，指著自己去了頂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鎖鏈對其他行商說，如果顛地不進城，他肯定會被處死。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中國戰敗并喪失貿易主權，行商制度面臨被廢的命運。伍秉鑒寫信給在美國的友人說：“據說行商制度將被廢除，我衷心地希望如此，我愉快地期待我將成為一名自由人的時代。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將認真地考慮乘船前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p>

1843年9月4日，伍秉鑒去世，享年74歲，一代商界巨鱷就此結束了自己傳奇的一生。他的一生，是整個中國傳統社會尾聲驟然衰弱的縮影：他因廣州開放外貿、海上絲路的最后繁榮而成為世界首富；又因為鴉片戰爭和大清帝國的沒落郁郁而終。

他是中國古代商人的一個里程碑，也是讓今人引以為鑒的舊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