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環境規制對我國能源產業績效評價的內生性研究

鄒榮+李志學

摘要：我國自新《兩法》頒布以來，原有的環境制度和規定正在逐步更新和完善，環境規制對能源產業績效的影響依然外部性制約和內生性因素并存。環境規制政策為了解決環境“外部性”所采取的措施就是通過制定不同的規制工具將環境的“外部性”問題轉化到企業的內部中，解決了規制中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完善的環境規制政策對促進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為實現“綠色、環保的美麗中國”夢，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均可提供有力的支撐和保證。本文針對不同環境規制政策工具直接和間接影響企業績效的內生性進行比較研究，揭示環境規制政策與企業績效之間的經緯關聯關系，為促進企業提高資源環境的利用效率提供借鑒。

關鍵詞：環境規制 能源產業 績效評價 內生性

一、環境規制理論及工具

（一）環境規制政策的特點

我國歷來十分重視環境保護，尤其是“十二五”規劃中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使得環境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二氧化硫和CO2排放指標完成情況良好?！笆濉币巹澕皠倓傉匍_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對環保要求和提高環境保護投入又提出了新的約束性指標，從中可以折射出“外部性”問題一直都是環境規制所面對的最大問題，有效合理的環境規制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一方面能夠促使社會各相關利益者提高環境保護意識和切實落實社會責任；另一方面能夠有效保證將污染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二）環境規制政策的類型

環境規制主要是指對環境污染所進行的控制。目前我國的環境規制政策由兩部分組成，即環境規制強度和環境規制工具。而環境規制工具又包括三個方面：命令與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基于市場的環境規制工具以及信息披露與參與機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命令與控制型環境規制政策屬于一種傳統的規制政策，它是政府以強制性的手段來約束污染型企業對環境進行損害；基于市場的環境規制政策是利用經濟手段來刺激污染型企業進行自覺的治污方式；信息披露與參與機制是近幾年才出現的一種新型環境規制政策，它的發展是源于命令與控制型政策在實施中所表現出的效率低下以及基于市場的環境規制政策在實施中存在的局限性，該政策采取的手段是利用非傳統的環境規制方式對相關利益者提供相互激勵，通過產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以及立法執法體系方面進行引導和規范，并通過參與機制引導各利益集團參與環境規制政策的制定、執行與監督來減輕規制機構負擔，提高規制效率。

二、環境規制工具比較分析

（1）命令與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包括技術標準和績效標準。技術標準是政府對污染型企業的生產技術做出強制性的規定，是企業必須貫徹落實的生產技術標準?？冃藴蕪娬{通過對排污企業的生產量和對環境的污染量進行限定，因而在靈活性上優于技術標準。企業為了達到降低污染排放量的目標，往往通過兩種方式來實現：一是增加污染治理投資，二是減少生產量。對環境規制機構而言，為了使績效標準能夠真正有所成效，必須對企業的污染排放信息進行持續搜集并實時監管，從而導致環境規制效率低下。

（2）基于市場的環境規制工具。包括環境稅、補貼、押金返還及可交易排污許可證四種規制工具。

——環境稅是2010年在“十二五”中明確提出的。一方面，環境稅是由環境稅費中的排放污染費改進而來的，它所包含的內容也暫時只有對排放二氧化硫和廢水的污染企業征收環境稅。另一方面，征收對象是污染企業排放的污染量，從各國實踐情況看，環境稅已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一些國家將環境稅應用到控制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的方面上，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補貼政策是對企業進行污染降低成本的償還。對于企業而言，它并沒有完全承擔全部的減污成本，因此該工具非常受企業的喜好；而對于環境規制機構而言，由于給予企業的補貼占用了政府的資源，因此在政府資金有限的情況下對企業的補貼往往得不到優先考慮。

——可交易排污許可證是各國采用最多的一種政策工具，它的理論基礎是科斯理論，最早是由Dalse提出的，他建議規制機構按照實際情況分配給企業一定的污染權，并允許企業對其所擁有的污染權進行交易，從而使資源達到最優配置。在此機制下，政府通過允許企業將歸屬自己的排污權在市場上交易以實現減污資源的最優配置，因此，可交易排污許可證政策的實施，在本質上使環境資源的使用權交由企業所有，其目的是以市場價格的方式實現環境資源的本身價值。

從對污染型企業的激勵角度來看，可交易排污許可證與環境稅對企業的激勵手段是有明顯差別的。環境稅對污染型企業的主要激勵方式是成本動因，實行從量征收，而企業出于對成本的考慮，往往會為了降低成本采取降低污染排放量的生產行為；而可交易排污許可證對污染企業的激勵方式是將自己所擁有的排污許可權在變賣后獲得的收益，這樣達到了兩個目的，一是企業從中獲得了收入，二是企業將排污許可權變賣后，自身的排污量就要降低，因此在實際應用中便實現了控制污染和獲取利益的雙贏目的。

——押金返還政策是使用者購買在生產過程中會對環境產生污染的產品時，對排污企業征收可返還押金。這種政策工具的實施實現了兩個目標：一是它的出發點是為了環保，二是它還促使了對該類產品的循環利用。其優點是通過經濟刺激，降低了規制機構監督污染廢棄物處置的成本，也激勵企業使用污染含量低的生產原料以擺脫押金的限制，節省企業的運營成本。

（3）信息披露規制工具。包括環境標簽、信息公開和環境認證。環境標簽是由企業對產品的認證進行自愿申請；信息公開主要是要求政府和污染型企業通過采取輿論的方式，如媒體、網絡等讓相關利益者了解環境的有關信息；環境認證是為了有效促進污染型企業對環境績效的改進，對企業的管理結構和運營狀況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認證。信息披露規制政策的實施在應用上還存在一些弊端。一是信息披露政策與地區間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情況存在正相關；二是合理的規制標準是該政策機制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若沒有這樣一個前提條件，則可能會產生較高的社會成本。

（4）參與機制型的環境政策。它的規制工具主要指自愿環境協議，是污染型企業許諾，同意將環境績效水平提高到或甚至超越環境規制所要求的標準水平之上。自愿協議在實施中有兩大優勢，一是能夠將污染型企業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發生概率降低至最小化；二是表現在“自愿”上，因為該規制工具將實現環境績效目標的主動權交污染企業，可節省規制機構用于監督的成本。

三、環境規制對企業績效評價的影響機理

（一）直接影響

環境規制通過生產成本對企業績效產生了直接影響，其機理主要是利用“外部成本內部化”來解釋其傳導路徑，由于存在“外部性”才引發了環境問題，因此，企業的商品成本應包括生產成本、機會成本和環境成本三大部分，但傳統會計對環境的外部性是不予考慮的。隨著“綠色GDP”理念、發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以及“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迫切要求，企業必須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污染含量低但成本較高的原材料、增加對污染治理的投資成本、調整生產流程和生產工藝以降低污染排放等，這些由外部性引發的成本在受環境規制政策的作用下不得不使其并入到生產成本中，就必然導致污染型企業的生產率和利潤率等績效的下降。

（二）間接影響

第一，通過技術創新進行傳導機制的影響。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會不斷摸索和尋找能夠有效降低成本的方法，那么技術創新就會成為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企業雖然受到了環境規制所帶來的不利影響，但企業通過提高技術創新水平以應對由此帶來的不利影響以提升或保持企業現有的生產率和利潤率，因此環境規制對企業的這一刺激過程達到了雙重目的，即在實現環境保護的同時實現了績效的提高。

第二，通過企業準入進行傳導機制的影響。環境規制對一個行業的規制強度和技術標準越高，就越會阻止其他外來企業的進入，從而保持了在位企業的利潤水平和競爭優勢，相對的使在位企業的績效得以提升，相反則會打破原有的競爭力和利潤水平，導致企業績效降低。

四、環境規制差異化工具對企業績效影響的比較分析

（1）命令與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對企業生產成本的影響。規制者通過立法，用強制手段迫使污染者將環境污染的費用內部化，同時規制機構采取相關監控措施確保企業服從政策，增加企業的服從成本且企業沒有自由選擇權：對于高污染型企業不能選擇效率更高的技術，使得企業會面臨額外的其他規制工具的懲罰，從而導致高污染企業在服從這類規制政策時的成本增加，對其績效產生負面影響；對于低污染型企業，由于被強制選擇了統一的技術和標準，使企業對環境保護的成本超過實際的要求，從而也影響了企業績效。因此，在命令與控制型規制工具下，企業的污染量和治理成本不能進行合理有效地分配，都會導致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使得服從規制的成本提高，從而使企業績效受到不利的影響。

（2）基于市場的環境規制工具對企業生產成本的影響。該工具主要是為污染型企業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和主動權，它們可通過成本效益原則來決定一種對自己來說最為有利的方式以達到排污標準和提高經濟效益。在環境稅制度下，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可自由選擇具有較低污染治理成本的方法，自行將污染控制在污染治理成本等于污染稅率的水平，對生產成本及企業績效的不利影響降低到最??；可交易排污許可證制度下，通過市場交易，企業按照成本-收益分析的原則做出決策，保證企業能夠以最低的成本達到控制污染的目標。因此，該類型的規制政策對企業的生產成本和績效的不利影響也較小。

（3）環境規制差異化工具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企業通過技術創新，不僅能夠降低由于服從規制成本而承擔的污染治理成本，還能改善企業現有的生產工藝流程，從而實現生產績效的提高。

在兩種規制工具的作用下，前者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技術和績效兩種標準進行傳導，后者通過給企業提供經濟激勵以促使其進行污染治理。

五、環境規制對火電企業績效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火力發電企業發展現狀以及對環境的影響

受目前能源結構的限制，我國現階段主要以消耗大量煤炭的火力發電為主，機組裝機容量一直保持在76%左右，所消耗的煤炭量約占全國煤炭總產量的35%，預計2020年裝機容量將會由2010年的4.9億千瓦增加到6.05億千瓦，可以預測，到2050年煤炭總產量的50%以上將用于發電；其次是所占比重極小的水力發電和風力發電，發電保持在23%左右的水平，最后是核電約保持在0.8%的水平。綜上可知我國以火力發電為主的格局在短期內仍不會改變。

與水電、風電和核電相比，火電在燃煤發電過程中會向大氣、水體和土壤排放各種污染物，它所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廢熱和噪聲對環境的污染是最大最嚴重的，給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二）火力發電企業進行環境規制的必要性

環境污染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國污染行業排行榜上，火電行業排名第一，是污染物的排放大戶，它具有能源和水資源消耗大、排污量多且影響范圍大和集中的特點。隨著哥本哈根會議的落幕和中國40%-45%的減排承諾，中國火力發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我國環境規制政策遵守的是“誰污染誰治理、誰開發誰保護、誰利用誰補償、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隨著環境規制政策、法規、以及相關標準的不斷出臺和嚴格實施，必將會促使火力發電企業逐步過渡到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企業。

火力發電行業的環境規制政策主要表現在運用經濟手段來限制市場主體損害環境的行為，并通過經濟手段來調整企業、個人同社會經濟利益的關系。這種環境規制的經濟手段主要有征收環境稅和排污費、建立排污權交易市場等方式，以影響市場主體的成本和績效為出發點，引導它們進行行為選擇，進而糾正和限制對環境的破壞，促進合理利用環境資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實現改善環境質量和使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雙重目標。

（作者單位：鄒榮，寶雞石油機械有限責任公司；李志學，西安石油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