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給“全國看病中心”看看??？

陳萌

據報道，北京的年診療人次高達2.2億，日均有70萬人次的外地患者來北京看病。這些患者紛紛涌向北京，扎堆于北京各大知名醫院掛號求醫，最基本原因就是北京醫療衛生資源集中且優質資源多，有最為先進的技術手段和高水平的醫師，而“找大醫院，找好大夫”，正是患者求醫時最迫切的心理。加之媒體經常宣揚“有病一定要去正規醫院治療”，這一切都助長了北京知名大醫院“看病難”這一頑疾愈演愈烈。

眾所周知，北京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及經濟管理和決策中心。近些年來，北京更是名副其實的“全國看病中心”。

在“全國看病中心”，難的其實并不是找醫生看病，而是在掛號環節。2016年1月30日在網上熱傳熱議的女子怒斥“號販子”的新聞，引發了廣大老百姓心中強烈的共鳴，說出了大家的心聲，評論聲、同情聲、責罵聲、怒斥聲……比比皆是。隨后，北京市衛計委正式部署各大醫院嚴格執行“實名制”掛號，而且會在全市范圍內加強對“號販子”的排查和懲處。由此可見，雖然是一個小小的網上視頻，但卻是一個大大的社會現象，它刺痛的是人們關于“看病難”的心結，揭開的是“號販子”屢禁不絕所帶給人們的無奈。他們倒賣社會稀缺資源，謀取個人利益，加劇了“看病難”這一現象，讓老百姓深惡痛絕。另一方面，人們會在非常無助、走投無路的時候，不惜花高價錢來尋求“號販子”手中那根“看病稻草”的“幫忙”，為什么會這樣？這個看病難題有解無解？眾說紛紜。下面，讓我們再一次對其探究一番——

“掛號難”現象解析

國內多個城市的醫院都有掛號預約平臺，但是，盡管這些平臺規定必須進行實名注冊，即便輸入的是編造的姓名和號碼，只要格式正確，也可以注冊成功進入預約流程。也就是說，所謂的醫院實名制，其實存在著很大的漏洞，在一定程度上，給了“號販子”刷號、囤號的機會。由于網絡預約掛號不收取任何費用，所以他們往往利用網絡掛號系統囤下大量三甲醫院的專家號，然后利用其他方式尋找需要的人群。找到之后，利用時間差，把之前的預約掛號取消，再換成病人的真實信息瞬間搶回，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完成了“偷梁換柱”的大工程。

即便是“最為嚴格的實名掛號及就診制度”下，那些無法出示有效證件，或者證件和患者真實信息不相符的情況，醫院和醫生也只是在名義上有權利拒絕其掛號申請和就診服務，實際執行起來卻非常困難。比如兒童沒有身份證，而急診也不可能因為沒有身份證而拒絕病人。

除了這種線上的BUG之外，“號販子”還采取線下蹲點的傳統方式方法。盡管這樣很辛苦，但這卻是在北京大醫院掛號的最有效方式，簡單，直接。

所以說，所謂實名制對于“掛號難”來講，并不能解決太大問題，對于“號販子”更像是形同虛設一般，作用不大，一旦“上有政策”，他們就會“下有對策”。出現這一現象最核心的原因還是患者數量過于龐大，在這樣的需求量下，給了“號販子”們很大的生存空間。

春節剛過，有些單位還沒恢復正常上班，“號販子”們就已經“準點”開工了，而且明目張膽，公開叫賣，無視醫院保安人員。

據各大新聞網站相繼報道，在北京婦產醫院，“號販子”與其“顧客”在大庭廣眾之下，公然談論條件，討價還價。而對于這種現象，醫院的保安人員則熟視無睹，表情木然地站在一旁。

北大口腔醫院一名連續三天半夜排隊，都未能掛上口腔黏膜專家號的老大爺通過觀察發現，“號販子”也有分工——老板負責在門口招攬生意，而負責排隊的是他所雇傭的一幫人。由此可見，這個“號販子”市場之強大，已經催生其產生了“企業化表象”。

誠然，“掛號難”與“號販子”有著很重要的關系，但“掛號難”的現象也有著其更深層次的原因，徹底解決并非易事，只能是線上線下雙管齊下，多面管理這個“看病難”的先頭兵。

明知看病難，依然要北上

“我當然知道北京看病難了，可是這里看得好啊?！边@是袁女士一直在跟筆者強調的一句話。袁女士是帶著她丈夫從一個縣級醫院來到北京看病的，僅僅只是因為在一次單位例行的體檢中發現有問題，縣級醫院進一步檢查后建議到上一級醫院繼續深入檢查。結果，他們全家直接跨過市級、省級醫院，投奔北京。

“就算去了市級，也只是二級醫院，省級醫院也不在我們家門口，還得舟車勞頓一通，到那兒人也多。我們還不如直接就來北京檢查，有問題也可以直接在北京治療。我們也知道在北京看病很難，比在我們家門口要麻煩很多，可是這樣是一步到位??！”面對袁女士所說的這些，筆者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

由于張先生（袁女士丈夫）可能會需要其早晨空腹抽血檢查，故他們到北京的當天無法進行，于是他們先住進了協和醫院附近的一家酒店內，準備好好休息一下，以便第二天起大早去醫院排隊掛號。

第二天，筆者8點趕到了協和醫院準備跟袁女士夫婦倆碰面，結果在現場卻沒有看到他們的身影。電話聯系后才得知他們被協和醫院掛號的壯觀場面所震驚，震驚之余用理智考量了一下當時的狀況，決定放棄協和，轉而換到宣武醫院。當筆者也跟隨轉戰到宣武醫院的時候，看起來相當滄桑的兩個人充滿無奈而又欣喜地告訴筆者，“掛上號了，下周的，可以看主任專家?！焙唵蔚膸讉€字讓人又喜又憂，喜的是總算可以掛上滿意的號了，憂的是距離“下周”的到來還需要再空等一個星期的時間。對于他們這樣遠道而來的客人，一個星期在北京可算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了，吃住行各個方面都是不小的難題。他們不再選擇住酒店，而是在醫院附近找了個相對便宜的旅館?！皳f有的人需要住的時間比較長，附近還有出租地下室的，價格非常便宜。但我覺得那樣對身體不好，畢竟我們是來看病的，別病還沒看好呢，再住出病來?！痹繉τ谧约旱倪x擇，每一次都充滿著理由。

“正好這一個星期，我們也可以在北京轉一轉，好好看看?！备胶椭康倪@句話，張先生輕輕地點了點頭，尷尬的笑容里夾雜著顯而易見的無奈。在筆者的追問下，得知他們這么堅持來北京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因為在體檢中查出張先生肝功有異常。加之張先生家族中有好幾代人都死于肝癌，由于肝病具有較強的遺傳性，這一下就致使他們異常敏感，異常堅定地要來北京進行確診。即便問題不大，他們也堅持要求北京的專家給其作出相應的診療建議?！爸挥斜本┑尼t生，我們才相信?！薄爸灰芸瓷线@邊的專家，什么衣食住行，統統不是問題?！睆淖蛱斓浇裉?，袁女士對于北京專家的推崇溢于言表，盡管協和醫院掛號大廳的“人山人?！奔軇?，及當時“號販子”所抬起的“號價”給了她一個很大的“下馬威”，卻更加堅定了她的觀點，那就是——“你看這么多人都來北京看病，肯定是這邊看得好唄，事實說明了一切?！?

一周后，筆者向袁女士詢問情況，得知他們已經看過專家，帶著專家的診療建議和各種藥品準備回家了。袁女士用帶有極度幸運的語氣說：“幸虧我們是來北京看了，得到了醫生的建議和意見，這樣才放心，要不然真等情況嚴重了，就麻煩了呢?！?/p>

袁女士夫婦倆回去了，他們回去之后肯定還會給更多的人宣揚北京看病看得好，增強了人們對于北京治病的好感。接下來應該會出現更多的“袁女士”來北京看病，即便他們知道號有多難掛，專家有多難見，但他們依然還是會“迎難而上”，堅信來北京是最正確的選擇。

客觀來講，不是所有病都需要來北京看，比如上述情況，完全可以不用來北京。但是人們依然選擇過來“湊熱鬧”，而有些病卻真的是必須來北京“湊上一湊”。

有些病，不來北京真的不行

“如果有辦法，我們也不想折騰到北京來啊，大人孩子都遭罪?！闭f這話的是一個10個月大的孩子的母親，不到一歲的孩子已經跟隨父母輾轉了好幾家大醫院了。最終，在醫生的建議下從遙遠的南方來到了北京。這個小小的主人公住在北京兒童醫院里，渾身上下都被扎滿了針，于是她媽媽自嘲般地稱呼她為“小刺猬”，聽起來就讓人心疼。

“小刺猬”的病最終被確診為原發性噬血細胞綜合征（PRF1基因突變），化療也只能是維持病情，根治此病必須要進行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類似于這種級別的病情，即便患者本身及家屬并沒有明確的要求來北京求醫，醫院也會強烈建議或者直接轉送至北京相應醫院，畢竟在生命面前，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

筆者的大學同學小蔡畢業后在某省會城市結婚定居，生活過得相當安逸。只是婚后的他們一直無法生育，盡管在當地的醫院做過無數次治療，甚至連一些民間的土方子都抱著試試看的態度試驗了很多，但一直未遂人愿。

在經歷了當地大大小小的醫院之后，小蔡終于決定跟她那不能隨便請假的單位請了個長假，來北京看病治療。不孕不育在疾病排行榜上，算是比較復雜的一個病種，一般來講，患者都要到大的醫院來做檢查和治療。尤其是像小蔡這樣，在地方醫院里確實沒能看出實際效果來，那么尋求更高一級的醫院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小蔡第一次來北醫三院看病之前，在買好火車票之后，第一個電話就打給了筆者，夾雜著興奮的語氣告訴筆者，她要來的醫院是北醫三院，然后跟筆者詳盡地了解乘車路線，及是否要與同學見面等等。

一年之內，小蔡具體光顧北醫三院多少次，筆者也無從統計，只知道她一定是沒少來，多到后來都不再想見面了，多到她親自說：“我真的來煩了，每次過來都累到要死。除了在火車上有臥鋪或者高鐵可以稍微休息休息，其余的時候全都是站著、排隊、站著、排隊……每次看完病，在回去的火車上我都咬牙發誓，下次再也不來了，寧可不看了，也不想這么辛苦?？墒敲看位厝?，周圍人都說‘還是北京看得好，去北京去得對之類的鼓勵。那么多人都來北京看病，不都是挺辛苦的嘛，大家都一樣，看病嘛，總不會太舒服了。想到醫院里那么多的同類人，甚至有的比我還遠，立馬就又有勁兒來北京了?！?/p>

再后來，小蔡是什么情況，筆者也不是很清楚了。據說她在醫院里結交了幾個天南海北的病友，彼此之間互相鼓勵和支持，筆者的“加油聲”也就自動退居二線了。不管怎樣，希望能夠早日結束她的北京看病之旅吧。

類似這樣的情況其實還有很多。大部分人所謂的疑難病癥其實都是一個強而有力的來北京看病的理由。所謂的疑難病癥判斷標準，很多時候除了醫院專業的評定之外，往往都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個評判而已，所以，需要來北京、必須來北京的病便會越來越多。

來北京做治療，圖的就是個心里踏實

來北京看病的外地人中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其實原本在地方醫院已經確診過疾病類型，甚至也都有了治療方案。即便這樣，他們依然選擇來北京的醫院，其實也就是為了圖一個心里踏實。

老馬就是因某市級二甲醫院某主任的一句話，而來北京阜外心血管醫院進行治療的。他的血管不好本來就是常態，在地方單位的時候，保持著每年都要有兩到三次為期一周的輸液進行血管疏通。一來二去，老馬跟醫院的醫護人員都成了好朋友。在某次輸液期間，老馬跟他們聊天，無意間主任跟其他人說到，他們科室要選派醫生到北京阜外心血管醫院進修的事情，提及阜外是全國心血管方面級別最高最權威的?？漆t院云云。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就這一句話使得老馬堅信自己的毛病雖然病齡很長，但是到了如此高級別的醫院，一定會有解決辦法的。于是，他毅然決然地放棄了正在進行中的輸液療程，直奔北京阜外醫院而來。

到了北京阜外醫院，在經過了各種相關檢查之后，其結果跟原來在老家醫院相差無幾，治療方案也如出一轍，可以說來與不來對老馬來講并沒有太明顯的區別?？墒?，他還是認為來北京來得對，他說即便來之前知道可能會是老狀況，但還是來了才踏實。

像老馬這樣為了求踏實而來的患者還有不少。筆者經常光顧的一個盲人按摩診所內的按摩師小李師傅告訴筆者，像他這樣的盲人，每年都需要去醫院進行一段時間的治療。在北京同仁醫院，據他粗略估算，有將近三分之二的患者都是從外地風塵仆仆而來的。小李師傅結識的一個盲人按摩師傅小薛，并沒有太嚴重的病情，就是每年一次的常規診查，一般的二級以上醫院眼科都可以進行?？墒羌幢阈⊙λ诘某鞘杏袀€市級的眼科專業醫院，他也還是不惜每年都犧牲兩到三個月的時間，為看病而放下當地工作。其實仔細計算一下，兩三個月的時間，對于盲人按摩這個行業來講，也將有一筆不小的收入呢。更何況來北京看病，不僅僅只是放棄了老家掙錢的機會，而且還需要支付來北京的消費費用。這么顯而易見的一筆賬，對于小薛卻是簡單的一句“多少錢，也買不了來北京看病的踏實”。

的確，北京的醫療資源確實讓人踏實，也正是如此，才有如此之多的人為了這個踏實的感覺而不惜一切代價地“赴京看病”。這些人群有的代價大，有的代價小，各不相同，總之，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渠道，在這些五花八門的渠道里，求助相應親朋和機構也成為了很多人的首選。

求助相應親朋或相應機構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快速發展加速了人口的流動，尤其是北京這種國際化大都市，五湖四海、全國各地的人們相繼而來，使得在其他無論哪個城市哪個地方的人，都可以擁有至少一兩個親朋好友在這里生活。當患者有看病需求的時候，自然便想到了“有人在”的北京，而且“有人在”這一有利條件，會使得北京成為當之無愧的首選，絲毫不在意這所謂認識的“熟人”在北京是什么樣的情況。好像只要這個親朋人在北京，能夠知道醫院在哪兒，能知道怎么乘坐交通工具到醫院，就一定能幫助自己看到好醫生一樣。這種心理雖然沒緣由，但卻是那么篤定。

這些年來，為幫助外地患者來京就醫的醫療機構，也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這些中介機構有大有小，基本上都是整合了一部分醫療資源，以此來幫助患者在北京看病就醫，然后根據所提供的服務大小，采取相應的收費標準。

現在智能手機的使用率、微信的普及程度之高，使得各行各業都對其見縫插針，醫療行業更是勢頭兇猛。在北四環一個大型寫字樓的電梯電視屏幕上，短短的一分鐘之內，便出現了兩個所謂醫療機構的宣傳廣告。筆者按照其操作說明掃碼了一個APP，后發現其實完全就是類似于鏈家一樣的中介機構，給雙方提供一個平臺，盡力促成雙方達成滿意合作，幫助外地患者接站接機，送診陪療等。鑒于此，筆者又在各大應用商店里搜索了相應內容，發現此類APP的確很多。

按此類推，筆者在微信公眾號里搜索了一下相關微信訂閱號發現，除了一些新興起的中介機構，還有由原來的體檢機構引申出來的此類業務。體檢機構有著相對來講較強的醫療專業基礎，他們和醫療機構又有著某種深厚的情誼關系，于是，開展一項這樣的業務，自然也就不在話下了。

“看病難”的癥狀及處方

所謂的看病難，其實也是相對而言的。據統計，每年河北有700萬人次會因為感冒發燒而來到北京就醫；而就在距離北京30公里的燕郊，那里三甲醫院的病房留床率卻高達70%。人們寧可在北京三甲醫院里忍受著病痛的折騰而排隊等待好幾個小時，也不愿在地方醫院里一路暢通地進行診療。這其中凸顯的，一方面是人們對于健康的重視，而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這種重視有些矯枉過正。

在名醫院掛號就診耗時過長是來北京看病的一大通病，很多病都需要花一整天或者幾天時間才能診斷。每個醫護人員幾乎都忙得連軸轉，喝水、上廁所這些最簡單平常的需求都沒有時間完成。據在北京阜外心血管醫院進修學習的山東董醫生介紹，每天接待的患者在電腦上最終統計的時候，都是用鼠標滾珠一直向下滑的，如果計算手術的話，每天至少有三五臺，可是就是這樣，換來的卻是患者不斷的抱怨。盡管衛生部曾經做出過限時規定，要求掛號等服務窗口的排隊等待時間不得超過10分鐘，但在現實面前，也只能是一個美好的愿望，畢竟各大醫院都是人滿為患，患者實在太多。

在服務窗口不足與就診患者過多之間，出現極大反差的情況下，就算醫院本身想要提高速度和效率，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換言之，這是一個供求矛盾的問題，是整合醫療資源的問題。特別是大醫院病人等醫生，社區醫院醫生等病人，這種尷尬狀況的出現，一方面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醫療資源浪費，一方面也為解決“看病難”這一難題尋求了一個小小的突破口。

一般情況下，當提及國內大醫院的“看病難”現象時，人們都習慣于和國外的醫院場景來進行對比。以美國為例，絕對不會出現醫院里患者扎堆的情況，甚至有些美國人都不愿意選擇去大醫院看病。那里的醫生相當悠閑，連一些出國進修的國內大夫都感慨，在國外大醫院得到的鍛煉其實并不如在國內。

對于醫療服務行業來說，適度的資源集中是無可厚非的，無論是人員的培養，還是團隊的打造，其實都需要有一定的資源集中度。再加上從醫療資源有效輻射半徑最小的角度來考量的話，優質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更是理所應當的。美國、日本、歐洲其實也都如此。相對于這一問題而言，在國內，整體醫療服務的供給不足，以及分層次醫療服務體系的缺失，或許需要改進的地方更多。

近年來，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策略正在逐步實施。在醫療領域，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醫療體制改革、均衡醫療資源配置、擴大優質醫療資源和提升醫療服務水平上來。積極引導患者理性就醫，避免盲目扎堆大醫院，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北京的看病壓力。加之有些大醫院搬至河北或者在北京周邊開設分院等舉措，也算是給“看病難”這一現象開了一劑處方。不過這種現象是否會激發出更多的異地就醫需求，只能用時間來慢慢驗證。

不管怎么樣，不能“諱疾忌醫”，全國“看病中心”的病更得好好治，希望能有更多的處方出現。一個普通的感冒要好轉，還需要一個星期的時間呢。那么像如此巨大的“看病難”工程，需要多長的時間、多大的精力，可想而知。讓我們帶著最美好的期待，做著每個人力所能及的努力，靜觀其效吧。

（編輯·宋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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