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政局與魏延之死お

王靖楠

摘要：提及魏延之死，多數學者認為系楊儀奉諸葛亮之命，使馬岱斬魏延。誠然，魏延之死與諸葛亮、楊儀以及馬岱不無關系，然而殺魏延者，尚有費祎。慮及蜀漢國運的費祎，為確保自己能與蔣琬秉承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針，順利掌權蜀漢以求平穩發展，分別翦除對其乃至對蜀漢政局穩定構成威脅的魏延與楊儀。對手既已消亡，費祎終得與蔣琬先后奉行諸葛遺志，蕭規曹隨經營國家，使弱蜀仍得于三國亂世發展與自保達數十載。

關鍵詞：蜀漢政局；魏延；費祎；諸葛亮；楊儀

中圖分類號： K236.2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6）06007205

人們對魏延之死的了解，想必多來自《三國演義》：諸葛亮料定魏延必反，預留楊儀錦囊妙計，內書“若魏延造反，臨陣對敵之時，方可開拆，便有斬魏延之計”，楊儀依計密使馬岱陣之（第一百五回《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拆取承露盤》）[1]561。但以上內容系小說演義，《三國志》雖記載了馬岱參與殺死魏延，但以小說作史料則未免失真，故不可盡作史實。學界對于魏延之死的研究頗多，其中朱子彥《為蜀漢名將魏延正名》一文認為，“殺害魏延的罪魁禍首雖是楊儀”，但與諸葛亮的臨終遺命又不無關系，“為了排斥異己”的諸葛亮“欲將魏延置于死地”[1]16-18。楊俊才《魏延被殺的性格因素探析》一文認為，魏延之死乃“其‘矜高的性格，與楊儀‘狷狹的性格、諸葛亮‘謹慎的性格相互沖突所導致的必然結果”[2]75。祝秀俠《三國人物新論》亦認為魏延、楊儀“這一對久已‘摩擦的對頭，早已潛伏著不可消除的積怨”，“結果是楊儀勝利了，他殺了魏延”，因此魏延乃死于楊儀之手（《論魏延》）[3]96-98。以上關于魏延死因的論證頗為有力，筆者亦傾向于“楊儀殺魏延”說，魏延的性格及其與楊儀的矛盾固然都是導致魏延被殺的原因，魏延被殺楊儀難逃干系，但此結論尚不足令人完全信服。細讀《三國志》有關魏延之死章節，可發現多處對于費祎的記載，此人在諸葛亮死后及魏、楊相爭時反復出現。作為“當事人”之一，費祎在魏延、楊儀先后被殺之事上具有極大嫌疑。慮及蜀漢國運，為確保能與蔣琬秉承諸葛亮生前的規劃，以謀求蜀漢平穩發展的費祎，先后翦除對其主政乃至對蜀漢政局穩定構成威脅的魏延與楊儀，對手相繼消亡后，蔣琬、費祎次第奉行諸葛遺志經營國家，使弱蜀仍得于三國亂世延存數十載。就此，筆者將圍繞魏延之死展開分析，以期證實費祎乃是殺死魏延的另一“真兇”。

一

興師北伐的諸葛亮，于蜀漢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五丈原，遺命蜀軍密不發喪，次第班師。但先鋒魏延并不服從諸葛亮命其斷后的安排，而是“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卷四十《魏延傳》）[4]1004。繼而與楊儀所率大軍對峙，魏延所部“知曲在延，莫為用命”，僅率數騎馳往漢中的魏延在途中被馬岱斬殺。以上雖見于正史記載，卻令人疑竇叢生。時任蜀軍前鋒的魏延，“若果拔營南歸，楊儀等那有不知道，不加阻止，而致燒絕閣道之理”（《論魏延》）？[4]98《三國志·魏延傳》載魏延“善養士卒”，那為何“一下子能有燒絕閣道的‘士氣，一下子又哪能如何簡單的‘莫為用命”？

魏延、楊儀素有嫌隙。魏延智勇過人，戰功卓著，但其人“性矜高”，頗為自傲（卷四十《魏延傳》）[5]1003。楊儀聰穎練達，精熟政務，諸葛亮使軍務節度皆“取辦于儀”，而當蜀漢眾人對自命不凡的魏延“皆避下之”時，只有楊儀“不假借延”，揣其性格未嘗也不是驕矜傲人（卷四十《楊儀傳》）[5]1004-1005。魏延由此極恨楊儀，二人關系“有如水火”。每當發生爭執時，魏延甚至會“舉刃擬儀”，使得楊儀“泣涕橫集”，其不能相容若此（卷四十四《費祎傳》）！[5]1061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二人不和之事連孫吳亦有所耳聞。孫權即曾與時任蜀使的費祎談及此事，他認為既然魏延、楊儀不和，卻又都被委以重任，“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保ň砥呤5]846諸葛亮自然深知此事，但因“深惜儀之才干，憑魏延之驍勇”，所以常感苦惱，“不忍有所偏廢也”，終其一生亦未解決此事（卷四十《楊儀傳》）[5]1005。而二人未在矛盾伊始便爆發大的沖突，固因諸葛亮在世對二人有所壓制，實有賴于費祎屢屢左右調和的“匡救之力也”：每逢魏、楊二人爭至不可開交，費祎便能“入其坐間，諫喻分別”，化解爭執。那么，既然費祎總以“好好先生”的形象出現，調和魏延、楊儀的沖突，又如何會成為殺死魏延的“真兇”呢？

筆者帶此疑問重讀文獻記載，幾經推敲而得疑點三處：其一，魏延所部竟可繞開駐軍褒斜谷北口的楊儀，毫不受阻而直達褒斜谷南口，并從容燒毀谷中棧道。其二，“善養士卒”、頗有軍威的魏延在與楊儀對峙時，其所部竟因王平“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一語，自知“理屈”而潰散，不受魏延控制。其三，魏、楊二人在歸途中互表叛逆，成都方面“一日之中，羽檄交至”，而當魏延抵達褒斜谷南口時，楊儀尚在褒斜谷北口，此時棧道已毀，兼之蜀道難行，但雙方的奏報在交通并不發達的當時竟可同日抵達成都。

就此種種矛盾分析，楊儀在魏延之死一事上制造有若干偽報，以此更為合理地給魏延扣上“欲舉眾北附”的帽子，并洗脫其不遵諸葛遺命反在第一時間殺死魏延的罪責（卷四十《魏延傳》注引《魏略》）[5]1004。而《三國志》有關記載當受楊儀偽報影響，將此事歸為魏延“作亂”（卷四十三《王平傳》）[5]1050。但陳壽對楊儀表奏魏延為叛賊一事仍持懷疑：“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背赏鯏】?，話語權常歸勝利一方，上層政治斗爭便是如此?！八^的‘曲在延也是表象，當兵的怎會知道上層斗爭的內幕？”[2]18除掉對手后的楊儀，為使自己殺死魏延一事名正言順，于是運用了一些政治手段來掩護自己。

就此而論，魏延應為楊儀所殺，這也是學界以往研究的主流看法之一，而在整件事情始末未見費祎有何殺死魏延的嫌疑。但魏延之死一案的真相遠非如此簡單，據整理史料所見疑點，并結合三國紛爭背景下一系列波譎云詭之歷史語境，筆者認為，事實上是費祎利用楊儀對魏延積蓄已久的憤恨，通過其看似不經意的舉動，趁楊儀握有軍權時，巧妙地制造了魏、楊二人的火并，同時使楊儀也自以為計劃得手。那么費祎為何要除掉魏延，又是如何制造這場火并的？

二

魏延楊儀火并，實際上已不再是過去簡單的私怨，而是因“爭權”而導致“不和”，最終率軍相攻（卷三十三《后主傳》）[5]897。魏延率軍南返，燒棧道阻斷楊儀歸路，楊儀為不落伍而命軍隊“槎山通道，晝夜兼行”，繼而二軍相持，魏延被殺。贊同“諸葛殺魏延”說的學者認為這一結局很大程度上是受諸葛亮臨終會議的影響。諸葛亮在會上與楊儀、費祎及姜維等人“作身歿之后退軍節度”，規定魏延斷后，姜維次之，同時強調，魏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以魏延的身份卻未能出席此次會議乃諸葛亮有意為之，“偏偏將魏延排斥在外”，而且命魏延斷后的軍令“似乎已經內定魏延日后將抗命為‘叛逆”[2]17。以上分析不無道理，但若先鋒魏延突然返回大本營，前線勢必群龍無首，“諸葛一生唯謹慎”，豈能冒為敵軍所乘之險？“‘魏延不從命，軍便自發的‘從命的意義，是指延對于退軍一事的態度而言。并非說魏延有反叛存心不服從命令的意思?！碑吘怪T葛亮深知魏延秉性，料定其在自己死后必不會受楊儀控制，于是做好兩手準備：假如魏延奉命退軍自然無事；即使魏延不奉命退軍，留駐前線作為前鋒當敵，仍可收斷后之效，何況更有姜維作第二殿后?！度龂尽凡⑽疵鬏d諸葛亮臨終時將軍權交付與誰，但據其部署可推知諸葛亮將軍權一分為二，本營楊儀（姜維）一部、前線魏延一部，畢竟只有將軍權分開，方可使魏、楊不至于因受制于對方而在軍前爆發沖突。若諸葛亮當真能“料定”魏延“必反”，何不立即親手解決？況且以諸葛亮之權勢手腕，除掉魏延焉需借楊儀之手？《三國志》載諸葛亮始終無法處理魏、楊二人之事，然而此事確是難題，諸葛亮雖可壓制二人沖突并使其各盡其能，但又怎能偏袒任何一方？筆者認為諸葛亮為二人之事苦惱的真正原因，乃是其料定魏延與楊儀的矛盾會在自己死后因爭權一事而立即放大，甚至不免升級為軍事沖突。由此，可知諸葛亮的退軍部署非為除掉魏延。

但在諸葛亮死后，楊儀卻立即部署奪權計劃，通過派費祎“揣延意指”、表奏對方叛變等一系列手段激怒并“逼反”魏延，使自己“師出有名”以便順利班師接權。費祎被楊儀派往魏延軍營道出會議決定，魏延果然提出反對，并表示當下自己應率軍留駐前線，不可“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同時又表達出不甘受制于楊儀的不滿，一切正如諸葛所料。魏延打算與費祎重擬軍令，以決定蜀軍的“行留部分”，并令費祎“手書與己連名”且通告全軍。作為出席諸葛亮臨終會議的重要人物之一，費祎本應對魏延好生安撫，講明實情并曉以大義，但事實發展并非如此（作為諸葛亮指定接班人之一，曾先后任參軍、司馬等軍中參謀，且深悉魏、楊不和的費祎應當揣透諸葛亮退軍安排的深意，并將此良苦用心告知魏延使其與全軍保持行動一致）。

劉禪曾派人詢問諸葛亮其百年之后“誰可任大事者”，諸葛亮先后答以蔣琬、費祎。之所以能成為諸葛亮的指定繼承人，在于二人皆能秉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卷四十四《蔣琬費祎姜維傳》）[5]1069。諸葛亮亦曾以“此皆良實，志慮忠純”評價費祎（卷三十五《諸葛亮傳》）[5]919-923。然而，二人的軍功、威望與實力皆無法與在北伐伊始即被委以“督前部”重任、地位僅在諸葛之下的魏延相抗，魏延無疑將是蔣琬、費祎順利接替諸葛亮主政的最大威脅。一旦魏延返回成都，二人自然無法掌權以延續諸葛亮的規劃，于是費祎選擇在楊儀掌握軍權時借刀殺人，除掉魏延這一政治威脅。因此費祎未對魏延曉以利害，而是麻痹魏延以求脫身：“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币源舜俪蓷顑x激怒魏延的第一步。

此時，魏、楊二人互指叛逆的上表業已抵達成都，劉禪問計于蔣琬、董允，而蔣、董二人皆“保儀疑延”。為何遠在成都的蔣琬，作出的判斷能如此“符合”事實，能“明智”地支持楊儀而懷疑魏延“叛逆”？魏、楊不和在蜀漢必早已為人共知，而蔣琬、董允之所以明確袒護楊儀，乃因蔣琬、費祎在除掉魏延一事上早已達成默契。作為諸葛亮第一繼承人，蔣琬感受來自魏延的威脅較其身后的費祎應更為直接，若魏延返回成都，必將撼動其繼承人的地位，蜀漢政局亦將由此而動亂。相對于魏延，楊儀的影響自然遠不及之，將來對政局雖無太大威脅，但又難保眼下不敗，于是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得知魏延死訊方才班師。對此，朱子彥先生認為，蔣琬率軍北上乃是奉劉禪命“準備討伐魏延”。蔣琬北上的真實目的確為對抗魏延，但所奉之命似乎應是探明魏延與楊儀究竟孰忠孰奸。遠在成都的劉禪斷不知軍中真相，遂有問計于蔣琬、董允之事，又豈會冒折損良將的風險輕易作出“討伐”魏延的決斷？諸葛亮因“謹慎”而不用魏延奇謀，但劉備就因信任而敢重用魏延，命其獨當漢中前線。較之蔣、董二人對魏延的“懷疑”，劉禪是否更偏重考慮其父的用人之舉？而蔣琬自然明知魏、楊二人并無忠奸之分，惟有將來政治上之威脅，權衡之下，助楊討魏比起助魏討楊的風險則是更可以承受的，因此奉詔討逆、借刀殺人便成為計劃的先行部分。

費祎回營后自不會“踐諾”，聞知蜀軍“諸營相次引軍還”后的魏延大怒，其人生亦由此走向悲劇結尾（卷四十《魏延傳》）[5]1003-1004。至于前述楊儀所制造的偽報，既然目標同為除掉魏延，費祎自不必加以揭露，正做順水人情。借刀殺人之計雖成，但魏延死后，潛在威脅仍存于蜀漢朝中，所以費祎的計劃尚未結束。

三

魏延死后，首級被獻呈楊儀，楊儀竟踩踏魏延首級并破口大罵：“庸奴！復能作惡不？”并在率軍班師后夷滅魏延三族。楊儀自以為功高，必能繼承諸葛亮掌權，但最終“代亮秉政”之人卻是蔣琬，楊儀極為不滿。從前劉備在世，楊儀為尚書，蔣琬為尚書郎，后來雖都成為相府參軍長史，但楊儀自認為其從軍出征皆“當其勞劇”，且“年宦先琬，才能逾之”，因此楊儀“怨憤形于聲色，嘆咤之音發于五內”。如此公然表達對朝廷（實乃諸葛亮）用人決議的不滿，又常滿腹牢騷，導致無人敢接近楊儀，僅“寬濟而博愛”的費祎?！巴渴≈?。最終楊儀告知費祎的一番言論——“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边@使費祎在魏延死后察覺到蜀漢政局中潛在的另一隱患——楊儀——的威脅。

楊儀因私怨而打亂諸葛亮的退軍部署，使分兵撤退演成同室操戈，給蜀漢造成極大損失；同時，又對諸葛亮遺命——“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都不愿遵從（卷四十四《蔣琬傳》）[5]1058；除與魏延外，楊儀還曾因與尚書令劉巴不睦而被降職，且費祎應當曾親眼目睹楊儀踩踏魏延頭顱，如此氣量必將使蜀漢朝臣不和、政局不穩（諸葛亮亦曾與僚屬密言，楊儀為人“性狷狹”，“僚屬”中或亦有費祎）；兼之楊儀曾為荊州刺史傅群手下，后“背群而詣襄陽太守關羽”，已有背主往事，其“投魏”之言使其難脫再叛之嫌（卷四十《楊儀傳》）[5]1004。楊儀雖為一介書生，似不足以掀起巨瀾，但費祎出于對蜀漢政局穩定的考慮，仍決定將這一潛在的威脅鏟除。念及楊儀功勞，朝廷在接到費祎密奏后并未痛下殺手，僅“廢儀為民”，但并不安分的楊儀又生事端，因上書誹謗而再次獲罪，最終楊儀自殺。而楊儀之所以敢與費祎說出此等“悖逆之言”，也許因為費祎在與楊儀“共除”魏延，且并未揭露其制造偽報等事后，已被楊儀視為同黨。

魏延之死，楊儀與費祎皆難辭其咎，況且費祎又除掉了兇手之一的楊儀。這場火并“對人才資源匱乏的蜀漢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勢必加快蜀漢的衰落趨勢”。三國爾虞我詐，本難言對錯。費祎既曾親聞孫權對于魏、楊之爭的分析，又曾屢屢調和二人的矛盾，因此費祎深知一旦蜀漢政權落入魏延或楊儀之手，以二人秉性論，只能加速蜀漢滅亡。王夫之在論及此事時，亦認為決不可使魏延主政蜀漢：魏延“權亞于公，而雄猜難御，琬未嘗與軍旅之任，而威望不隆”，如果魏延返回成都則會挾制劉禪，蔣琬“固不能與爭”，屆時費祎更將于事無濟（上冊卷十《三國》）[6]320。因計策膽大冒險，魏延常與謹慎的諸葛亮意見相悖，如魏延備受爭議的“兵出子午谷”奇謀，諸葛亮便不為所動：每隨諸葛亮北伐，魏延都會請命獨率萬人，自子午谷秘密進軍，“與亮異道會于潼關”，效法當年韓信暗渡陳倉，但諸葛亮總是“制而不許”，所以魏延常嘆恨一身才能不得施展，甚至“謂亮為怯”。若自視甚高的魏延主政蜀漢，則諸葛亮生前的全盤規劃極有可能被打亂，甚至被全部推翻，本就疲弊已極的蜀漢哪禁得起再一番政治動蕩？不能與諸葛亮的遺志“克遵畫一”的蜀漢必將難以為繼（卷四十四《蔣琬費祎姜維傳》裴松之注）[5]1069。于是費祎為國家大事計，魏延不得不殺。而若楊儀率先返回成都，魏延便無法掌權，況且楊儀“雖憤激而成乎亂，一夫之制耳”。但楊儀后來一番“反言”還是讓費祎察覺到隱患，兼之楊儀不遵諸葛遺命、氣量狹窄，這對蜀漢政局穩定仍將構成一定威脅，因此費祎最終將楊儀鏟除。至此，諸葛亮的遺志便可在沒有政治威脅的情況下，由蔣琬、費祎順次秉行，蜀漢在二人相繼主政下，得以按照諸葛亮的既定規劃保存延續數十載，直至費祎遇刺身亡。

四

失去諸葛亮的蜀漢，在魏延、楊儀相繼死后，政局又重現平穩。蜀漢在繼劉、關、張等將帥去世之后，人才幾于窘困，甚至陷入“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尷尬局面，惟賴諸葛亮以攻為守，盡心經營。諸葛亮憑借其對天下局勢的把握，以及蜀漢與曹魏的國力對比，深知自己死后無人可代其北伐，故早有囑托：“我之死后，但謹自守，慎無復來也?！笔駶h末期所謂“秉承諸葛北伐遺志”的姜維，實際所行卻與諸葛遺志相違，且其戰略部署多有失當，這也是導致巴蜀天險被輕易攻破的原因之一。陳壽在《三國志》中對姜維多有批評，認為其“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卷四十四《蔣琬費祎姜維傳》）[5]1069。費祎懂得“治大國者猶烹小鮮”之理，蜀漢弱國豈可“屢擾乎哉”？（卷四十四《蔣琬費祎姜維傳》）[5]1069因此姜維“每欲興軍大舉”，費祎總對姜維加以限制，“與其兵不過萬人”，這一制裁出兵的舉動，既是為秉承諸葛亮的既定方針不改，恐怕亦是為提防第二個魏延的出現（卷四十四《姜維傳》）[5]1064。是故殺魏延者，尚有費祎，但魏延決非費祎以一己之力所殺，乃是綜合蜀漢政局、諸葛亮遺命、魏延與楊儀間的私怨及魏各自的性格等諸多因素的結果。但正如陳壽所言，魏延、楊儀之死，“覽其舉措，跡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保ň硭氖秳⑴砹卫顒⑽簵顐鳌罚5]1005-100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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