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前留個影

王建生

每次到北京，最想去的地方便是天安門。

今年重陽節的第三天，吃罷早餐，我走出招待所，呵，天氣真好，像海水一般藍的天空，貼著窗花似的白云?；食歉菞l古老的街道，車如流水，八九點鐘的太陽透過行道樹的樹葉將斑駁陸離的影子篩在人行道上，“好清涼??！”我這南方人神清氣爽。

“準備往哪里去？”同行的小程問。

“向前吧！”我陶醉在悠閑之中。

有個老婦人，北方稱呼大娘吧，牽著一條狗迎面走過，那是條穿衣服的洋狗，我瞅了一會兒，想討教狗的名字，可那位婦人正樂著一邊走一邊跟她的愛狗嘮叨。九號院門前的休閑小廣場也只有兩三個居民在站著說話。

我愜意這京城大都市的鬧中有靜。

往左拐，很快進入了府右街，高墻圍著看不見底的深院，持槍的士兵把守著敞開的大門，剛才還閑適的心情倏地嚴肅起來，肌肉繃緊了，汗毛也不東倒西歪。

“是要去天安門廣場吧？”小程猜出了我的心思，一邊大步地跟上我，一邊嘀咕：“去天安門，早點打個車，又快，又不受累?！?/p>

天安門，在我心中是個神圣的地方。兒時上小學一年級，語文第一課便是《東方紅》，題頭上畫著天安門，那城樓高——到了天上，紅球球的太陽正從城樓的背后升起。沒讀兩年，村村寨寨傳出歌聲：“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天安門是世界人民的心臟，成群的大哥大姐戴著紅袖章、舉著大紅旗、打起背包奔向天安門。幾個月后，他們回家了，手里捧著一張照片：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揮動著大手。大哥大姐的神情就不用提了：興奮、驕傲、神圣，讓圍著的一圈人瞪大了眼睛。

就在那一刻，我萌生了去天安門照相的欲望。

27年前，我在北方的海邊參加完一個研討班，回程路過北京。那時候的火車真是不快，一坐就是二十多小時。北京站乘公共汽車，路過前門大街，一眼瞄見天安門，心頭狂的一熱，像是突然咽下了一口滾燙的開水。我和同伴們同時大叫，“天安門！天安門！”引來了一車人的張望。真想跳下車去……那天的天安門，特別厚待我們這群生面孔，四面八方的游人，穿著各式各樣的民族服裝；深褐的天安門城樓，不停地敘述著古老的故事；石柱支撐的人民大會堂和革命博物館，莊嚴自信地秀出中華民族的骨骼力量。我們做得最認真的事，就是照相，黑白膠卷用了好幾卷，耗費了我這個宣傳干事一季度的器材。

以后，到北京的次數多了，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去趟天安門，一定要照張相，即使時間緊，也要坐坐車轉一圈長安街，拜謁那象征皇權的城樓。

今日的長安街，剛剛經歷慶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閱兵，地面上鐵軍的步履還未抹去，天空中雄鷹的轟鳴猶在耳邊；那群星簇拱的天安門城樓，更像一位從遠古而來的謙謙君子，在秋風秋陽的裝扮下風姿綽約，博大精深，笑對摩肩接踵的游人。啊，人真多，潮水的浪頭也有間歇，而天安門前的人流，始終如此壯觀，從入口處的安檢門一刻也不停地流向廣場。廣場里，那導游們手舉的標志旗，紅的、黃的、綠的，遠遠望去熠熠生輝，成為一道靚麗的風景。彩旗下聚集著成群的游客，多的三五十人，少的七八個。他們像群守紀律的學生，聽講解，看景致，更多的是照相，全團合影是必須的，攝影師也很逗，鏡頭對準大家，高聲叫問：“北京美不美？導游好不好？”引來一聲聲“美”與“好”的回答，口大開，滿臉笑，咔嚓咔嚓，快門一聲聲地摁響。一個看上去接近四十歲的女攝影師頭戴長舌帽，套一件不很合身的攝影背心，兜里塞滿了照相材料，肩上背著照相機和印相機，印相機袋子下方連掛一個照相師的招牌，長度超過了膝蓋，幾張天安門前的留念照鑲嵌其中，算是樣品。她正與一對年輕游客看樣片談生意。我湊上前來，樣片上有年輕夫妻和老人的合影，也有老人的單照。交談中得知，這家人來自安徽農村，他們說：父母老了，不一定有機會再來，照張照片留作永久的紀念。

我看了一下，女攝影師的手藝還可以，于是，花十元錢，請她給我和小程合照一張。這位女攝影師是河南人，到天安門廣場照相謀生近二十年，丈夫在北京開貨車，兩個孩子在北京上學。我問她：一天能照多少張？她說：有時多，有時少，多的時候一天可照一百多張。我一算，10元一張，收入不菲。

旁邊是一位男攝影師，高挑個兒，很標致，他推銷有術，不像其他人那樣硬生生地把招牌送到你跟前說：“照張快照吧，兩分鐘取相！”他專找旅游團，推出了幾種產品，最受歡迎的是成冊經營，這個冊子有五六頁，北京著名的風景照齊全，另嵌一張游客照，每冊20元。

我好奇，不知廣場有多少攝影師，問了幾個人，都說不準，大概幾百個。也有攝影師埋怨生意不好做：如今又是“傻瓜”，又是手機，還有什么自拍桿，大多數游客都可以自己照。

這天我有了一個新的發現——老人照相的多，一群人圍著一兩個老人，兒孫們跑前忙后，老人們滿臉含笑，其樂融融，其中不乏行走不便的老人，有的單手拄著拐杖，有的由子女攙扶，有的坐著輪椅。我恍然大悟，孝子們正在陪老人過重陽節，難怪今日的陽光如此和煦。

責任編輯：黃艷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