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探《拾遺記》中表現出的亂世文人意識

摘 要：《拾遺記》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志怪小說的代表作品之一。關于其作者問題雖多年來頗多說辭，但現在學界基本認可為東晉十六國時期前秦的方士王嘉所作，后來梁代蕭綺整理為十卷，并為之作《序》，即成就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本子?！妒斑z記》內容豐富，體例集雜史、博物于一體，文筆綺麗詭譎本應受到歷代研究者的重視和賞識，但因其內容多為荒誕無稽之談而使從史家眼光出發的后世文人對其多有批判，進而對它的研究也略顯單薄。直到近些年，隨著學界對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普遍重視，對《拾遺記》的研究也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本文試圖從《拾遺記》的內容入手，探討其中包含的魏晉亂世文人特有的思想意識。

關鍵詞：《拾遺記》 王嘉 亂世文人 思想意識

明代楊慎《丹鉛總錄》云：“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只講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為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游方羽客；偽薦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子部小說家類也云：“其言荒誕，證以史傳皆不合，如皇娥嫌歌之事，趙高登仙之說，或上誣古圣，或下獎賊臣，尤為乖件”。然則，藝術無論多虛誕荒謬，總歸源于生活，正如譚獻《腹堂日記》卷五說：“《拾遺記》文富旨荒，不為典要，少予時之論如此，今三復乃見作者之用心，奢虐之朝，陽九之運，述往事以譏切時王，所謂陳古以刺今也，篇中于忠諫之辭，興亡之跡，三致意焉”。王嘉將神異現象作為題材，只是寫作態度、寫作技巧改變了，為文的旨要還是在表現自己在一個特定的生存背景下衍生出的獨特的文人情懷。蘇豐、江夏的《志怪小說作家王嘉》可謂這一時期專門研究王嘉的文章，通過對王嘉生平經歷及其著作《拾遺記》的探究，蘇豐、江夏認為：王嘉的一生及他的《拾遺記》，可以說就是魏晉南北朝時代社會現實的反映和表現。而這種通過隱晦手段描繪出的歷史，也更能體現出以王嘉為代表的亂世文人的普遍思想意識。

一、“求生惡死”的生命意識

儒學在漢代盛極一時，雖說在某些具體的實際政治中也多有采取法家手段的策略，但在思想原則上，是獨尊儒術的。但隨著統治階級的日漸腐化，到了東漢，作為統治思想支撐的儒學也一天天神秘化、繁瑣化，日益脫離了他輝映理想、照應現實人生、積極建功立業的實際內涵，而走入讖緯的極端。漢帝國極力宣揚的儒家王道，和漢末動亂、腐朽的政治局面及殘酷、黑暗的社會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巨大的反差讓世人對儒學的信任一步步動搖。經歷漢末黃巾起義和董卓之亂的讀書人，不僅沒有功夫坐下來講禮儀也沒有精力再去尊圣注經，使得漢代盛行的章句之學也日趨沒落，通經，通古禮的人才也走到了屈指可數的尷尬局面，學術走到這種境地，也就不得不變了。道家思想就在這個時候異軍突起，由它而來的玄學就在魏晉時期大行其道。因為道家思想對人世黑暗和人生痛苦的激憤批判，以及對超越黑暗與痛苦的個體自由的強烈追求，正好符合當時親身經歷、體驗了儒家思想的虛幻、破滅的魏晉人心理。這種對儒家大義、王道、濟世安民說法的懷疑讓更多的世人將眼光從社會大群體轉移到個人身上，使得這一時期文人的主體意識明顯加強。文學作品不再是政治的傳聲筒，不再是解經、注經，而是更多的去表現自己思想情感和生命體驗。

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言：“儒家是從人際關系中來確定個體的價值，莊學則以擺脫人際關系來尋求個體價值。所以莊子在魏晉之際突然大流行，是很自然的事。當時舊的規范制度和社會秩序已經崩潰，戰亂頻繁，人命如草，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與否定，才有內在人格的覺醒與追求。也就是說，以前所宣傳和相信的那套道德理論、鬼神迷信、讖緯宿命、繁瑣經術等等規范、標準、價值都是虛假的或值得懷疑的，它們并不可信或并無價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充滿著那么多的生離死別，哀傷不幸才是真的?！痹谶@種情況下，敏感的作家在戰亂中最易感受到人生短促，生命脆弱，再加上道家思想在儒家理想破滅后適時的宣揚清凈無為，逍遙自適，提倡養生長壽就更多地使文學創作中多出現生死的主題。越是在戰亂中無法掌控自己的生命長度，越是在道家思想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中輾轉，就越是想要擺脫生死輪回得到永生。王嘉作為魏晉亂世的一個著名文人，當然也不能免俗。不止在詩歌中有對增加生命長度的渴求，在他的小說《拾遺記》中也屢屢提到長生這個主題。

《拾遺記》卷一“炎帝神農”篇：

“當斯之時，漸革庖犧之樸，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p>

卷一“少昊”篇：

“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后天而老?！?/p>

卷一“虞舜”篇：

“今蒼梧之外，山人采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p>

卷四“燕昭王”篇：

“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于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游昆侖之臺，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冰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游往無窮，此為上仙之人也。蓋能去滯欲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游于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群，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卻老云游，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厘而回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為‘明真里也?！?/p>

在《拾遺記》中，類似這種“來朝的別國”有某種仙藥或者“異物”食之可以長生的還有很多，帝王請教方士以求得長生不老的故事也不止發生在燕昭王身上，還有類似“人皆壽三百”“以萬歲為一日”“其壽不可測也”“皆不死不病”等等，這樣的句子也是屢見不鮮。從中足可以看出關于生死的主題在《拾遺記》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魏晉亂世，文人輾轉于各個不穩定的野心家帳下，目睹了眾多名士被統治者所殺戮，其內心深處有對所處環境的深深厭棄，但是剛剛從儒家道統解脫出來的強烈個人意識，使得他們在厭棄世界的同時反而催生了對生命超乎尋常的執著。李澤厚先生說“外表盡管裝飾得如何輕視世事、灑脫不凡，內心卻更強烈的執著人生，非常痛苦，這就構成了魏晉風流內在的深刻的一面?！倍鳛槿鮿萑后w的文人，在無法掌控自己生命的時候，將更多的關于延長壽命、長生不死的思想放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此來慰藉自己惶恐生命會隨時終結的內心。王嘉是這個亂世中文人的典型代表，其《拾遺記》多有對邊遠異國超越生死和時間的種種人和物的描述，這種在生死主題下創作出的超越生死大限、肉身不壞的藝術，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它是那個殺伐無由時代，眾多文人對生的渴求和對死的恐懼的獨特反應，帶有明顯的亂世文人意識。

二、“渴求治世”的社會意識

魏晉南北朝本就是一個狼煙四起，戰亂不斷的時代，王嘉一生所經歷的東晉、后趙、前秦、后秦更是政權更替頻繁，政治斗爭極為殘酷的時代。亂世的造就再加上他所受各種思想的影響，促使他有很強的社會意識。從他“方士”的身份、在前秦苻堅時代積極入仕的行為以及和佛教大家釋道安的甚密交往，能看出他的思想中，儒、釋、道三家集于一身。所以，無論是道家講求的個體生命意識，“小國寡民”思想，儒家倡導的“仁愛”“大同社會”思想，還是釋家所說的“憫生”“眾生平等”思想，都在有意無意中影響著王嘉。讓他對亂世中流離失所的百姓無法置若罔聞。這是他作為一個樓觀派的道教大師和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的讀書人自覺的社會責任感。然而，不管在封建社會的哪個朝代，文人都是弱勢群體，更何況是在動亂紛爭群起的魏晉時期，當時，文人不過是政治野心家手中的棋子，他們輾轉于各個割據勢力之下“茍且偷生”，自己尚且朝不保夕，又能對天下蒼生有什么實質性的貢獻呢？這些在當時被大肆屠戮的名士身上即可看出，而且連王嘉本人也是被后秦姚萇所殺。所以不甘心冷眼旁觀的文士，就會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繪一些美好、和諧的畫面，借以沖淡黑暗現實帶來的苦悶，表達自己對盛世的渴求。

縱觀歷代文學作品，越是在政治黑暗，社會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時代，就越多描繪清凈平和，公平正義、美好安逸的作品。這種現象一來是為了填補人們心中的空缺，現實生活中無法體會到的歲月靜好，在文學作品中感受無疑也是一種了卻遺憾的方式，我們向來認可這種自欺欺人式的心理慰藉。二來，也是文人在無法實現自己理想抱負力挽狂瀾時，退而求其次，所做的“諷鑒”工作，用自己幻想出來的“和諧”社會，提醒、告誡統治者勵精圖治創造一個“民擁君，君愛民”的類似于自己描繪出的理想國度，畢竟，這種理想的社會不僅是人民追求安逸生活的體現，同時也符合統治者希冀的長治久安的意圖。就像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不受外界打擾，桃園中的人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行”，而陶公所處的卻是東晉末年，國將不國的亂世。所以有人說，“桃花源”是陶淵明對社會現實的反動和顛覆。這個虛偽、險惡、詭詐、念欲的現實社會驅使他不遺余力地創造一個淳樸、友善、自然、悠閑的理想社會。陶淵明并不是特例，在許多亂世文人的筆下都有這樣的有著巨大反差的社會模式，在王嘉的《拾遺記》中，也多次描繪過這種豐衣足食、“黃發垂髫，怡然自樂”的美好生活。

卷一“唐堯”篇：

“帝堯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兇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敘?！?/p>

卷四“燕昭王”篇：

“八年，盧扶國來朝，渡河萬里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為衣，是謂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死葬于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尸?！?/p>

卷六“前漢下”篇：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于西方。其國昏昏常暗，宜種百谷，名曰‘融澤，方三里?！忻髑宓?，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饑……有紫菊，謂之日精，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饑不渴?！?/p>

《拾遺記》中無論是對三皇五帝時，社會和睦、風俗醇明的描寫，還是對邊邦小國人能終其年甚至長生、百姓安居樂業、父慈子孝鄰里親善的艷羨，以及對所能想到的具有各種神奇功效的“五谷”鋪陳式的渲染，其中都隱藏著王嘉對這種“不可求”世界的渴求。德行其道、人終其壽、民飽其食，大眾樂其中，作者勾勒出的不也是一個別樣的“桃園世界”。除此之外，王嘉對當時各種帝王歡宴、出行、娛樂的場面的描寫，也是極盡筆墨，如周穆王的出行、秦始皇起的云明臺、魏文帝迎薛靈蕓的盛景、甚至是漢靈帝的“裸游館”。其中自是不乏諷諫、批判的意味，但那是后人讀者自己的意會，作者在其中卻并未有一字的貶抑。當然，我們不能認為王嘉是贊揚這種奢靡、勞民傷財的舉動，但在他極盡夸張鋪設的辭彩中，多少也能感受到他對這種恢弘壯闊、盛世氣象的向往。再回想當時作者實際所處的環境，戰亂不斷，尸橫遍野，饑民流竄，餓殍滿地，政治傾軋，國已不國，風雨飄搖的十六國政權，只是在夾縫中收斂自己利益、忙于行使自己權利的跳梁小丑，又怎么會管百姓能不能吃得飽，能不能壽終正寢，又怎么會有四海統一、磅礴浩大的盛世氣度。他所極力表現的美好社會，正是這種黑暗現實在其心靈上造成極大反差后的外化，也無一不表現著一個亂世文人對治世的渴求。

三、“明君賢臣”的政治意識

之前已經提到王嘉是一個集合了儒、釋、道三家思想的文人，而且也已經有很好的論文細致地闡述了這一觀點，已得學界認可。拋開釋、道不說，儒家歷來講求出仕，修身、齊家之后，能輔佐明君治國、平天下然后功成身退，這大概是每一個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的讀書人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即便是有心歸隱的儒學之士也和道家的歸隱大不相同。儒家的隱逸是孔子式的“道不行，乘桴浮于?！笔瞧扔谛蝿莸臍w隱，而道家則是莊子式的追求心性自由，擺脫世俗束縛的徹底歸隱。就像劉明輝在其文章《魏晉士人政治心態類型研究》中所說：“雖然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儒道互補成為廣大士人的基本人格，尤其在隱逸行為方面儒道思想互相融合難以區隔，但是儒家和道家分別側重人的社會屬性和個體屬性，這最終形成儒道隱逸不同的傾向性。儒家之隱目的在于等待合適的機會再次入世，道家之隱目的在于避開對個體心性和生命構成威脅的外在因素?！弊鳛榉绞康耐跫?，卻因其受儒家濟世思想的影響，不可能正真超脫世外。所以，在前秦的苻堅當政時，王嘉積極入世，屢次為苻堅建言獻策，更以山中宰相自居。十六國時期，苻堅算是難得的異族明君，他在漢人王猛的輔佐下，勸課農桑、提倡儒學、求賢若渴更能摒棄民族成見促進民族融合，這些對經濟文化恢復有積極意義的舉措，在王嘉看來，是明君所為。所以他“棄其徒眾，至長安，隱居于終南山”，參與政治。而當苻堅被殺，王嘉被后秦的姚萇“逼以自隨”后，采取不合作態度，導致被姚萇所殺，因為在王嘉看來，殘忍的后秦主遠非自己可以效忠的明君。從中則不難看出，王嘉有著濃重的“明君賢臣”思想。

在王嘉看來，處于殺伐無由，政權頻繁更替，崇尚武力民族屢屢把持朝政的北朝，自己這個“賢臣”雖在，但“明君”難求。和他身處亂世卻不遺余力地描繪盛世太平一樣，因為難得明君賞識，又少有賢臣共伍。所以，在他的作品《拾遺記》中也多次提到能臣諫言，君主采納的橋段，借以彌補自己在不堪現實中受到的委屈。先不說這些君主是否賢明，單單是能從諫如流這一點，就能讓身處亂世卻深受儒家“明君賢臣”思想影響的王嘉渴慕。

卷三“周靈王”篇：

“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云氣蓊郁?！瓡r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霜雪。引起一噴，則云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瑑?！瓡r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萇弘，而求正諫之士?！?/p>

“師涓出于衛靈公之世，能寫列代之樂，善造新曲以代古聲，故有四時之樂?！`公情湎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沉湎淫曼之音，無合于《風》《雅》，非下臣宜薦于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于《雅》《頌》，失為臣之道，乃退而隱跡?！?/p>

卷八“蜀”篇：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賤?！幽汐I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嬖人皆退?！?/p>

周靈公能采納容成子、蘧伯玉的諫言，先主劉備能聽甘后的勸說，或許在常人看來并沒什么，但作為高高在上的帝王也屬不易，這就是為什么歷來把能不能聽從直言勸誡當成衡量君主賢明與否的一個標準。在《拾遺記》中，還有燕昭王求仙，聽甘需勸誡后“徹色減味，居乎正寢?！钡?。無論是能夠“從諫如流”的君主，還是敢于直言的臣子或者循循誘導的后妃，以及犯錯后及時悔過的樂師，無不寄托了一種清明和諧君臣關系的情結?；蛟S這種采納說到底只是為了自己，無論是維護統治還是只是為了得道成仙，但是這種精神態度卻無疑是一種盛世君臣的氣象，即所謂“君君臣臣”。從其記錄的字里行間也不難讀出王嘉對這種局面的認可。身處朝綱法紀混亂，禮樂秩序無端的時代，選擇這樣的事件來記錄，其中的渴求心態不言而喻。更是表達了一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亂世文人強烈的“明君賢臣”式政治意識。

王嘉的《拾遺記》歷來被看作多荒謬怪誕神鬼無端之說，不足為人信服。但其前九卷卻是以史的體例，傳記體的藝術形式搜撰異同，并以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為題材和線索，附會大量的民間傳說和藝術想象，加以敷演，不論從內容還是體式都堪稱一部雜史雜傳體志怪。從史的角度看，作者在作這部書的時候，是以一種嚴肅地講述歷史的態度去完成的。所以，王嘉在選擇材料時，定然不會是毫無章法，隨手記錄，而是經過一定的篩選、處理后再行文的。那么在這個分析處理材料的過程中，就多會帶入作者自己的情感意識。而作為典型的亂世文人，其中的“求生惡死”“渴求盛世”“明君賢臣”思想就格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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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娟 甘肅蘭州 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73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