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記憶理論和實踐研究述評

楚艷娜/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1 鄉村記憶理論研究述評

筆者在中國知網（CNKI）上以鄉村記憶為檢索詞進行主題檢索，篩選后共有38篇有效文章。筆者通過對38篇文章進行統計分析，發現：第一，鄉村記憶這一主題涉及檔案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管理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其中檔案學是鄉村記憶研究的主力學科，相關文章共24篇。第二，鄉村記憶主題論文數量總體呈逐年上升趨勢，其中僅2016年1月至7月就有9篇論文發表。其中，檔案學領域的鄉村記憶研究主題涵蓋以下三方面：

一是鄉村記憶示范基地建設。關于鄉村記憶示范基地建設的文章最多，且多為浙江省各地區創建鄉村記憶示范基地活動的總結概括。近兩年，關于鄉村記憶示范基地建設的研究性文章逐漸增多。姜紀云認為，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鄉村記憶示范基地的建設應注意“自給自足與爭取外援的結合、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結合、注重保護與適度開發的結合”[2]。

二是鄉村記憶工程概況、比較以及推進策略。檔案界學者主要針對山東、浙江兩省就鄉村記憶工程的現狀、優勢與不足展開對比分析，并提出相關建議。其中，王偉霞認為，目前鄉村記憶工程仍“缺乏深入的理論研究”“缺少國家層面的統籌規劃”[3]；張婭認為，推進鄉村記憶工程應“爭取多部門聯合”“檔案部門應主動融入鄉村記憶工程建設”“建立工程長效機制”[4]；丁華東認為，在社會記憶數字化背景下，鄉村記憶工程建設應實施數字化推進策略[5]。

三是鄉村記憶檔案資源開發。開發鄉村記憶檔案資源對豐富檔案資源、保護和傳承鄉村記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張燕從鄉村記憶展演的要求出發，提出“鄉村檔案資源開發要立足確保真實性、突出本土性、體現變遷性、強調對話性”，并指出資源開發逐漸呈現新的發展走向，包括“開發主體社會化、開發內容敘事化、開發方式融合化、開發成果影像化”[6]。

縱觀目前鄉村記憶理論研究現狀，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一是研究缺乏深度。論文主題多涉及對“鄉村記憶工程”實踐的經驗總結與概括，對于鄉村記憶的概念尚未有明確的闡釋；報道介紹性文章較多，理論研究不足，研究水平較低，尚未形成一個完整系統的適用于我國鄉村記憶的理論體系。

二是研究內容單一。研究主題除“鄉村記憶示范基地建設”“鄉村記憶工程”以及近兩年出現的“鄉村記憶檔案資源開發”主題外，其他主題尚未涉及。但從近兩年研究狀況來看，研究主題有逐漸增多的趨勢。

三是理論總結未能充分指導實踐。由于“鄉村記憶工程”開展時間尚短，理論總結相對不足，未能發揮其指導實踐工作的重要作用。相較而言，目前有關“城市記憶”的理論研究更加深入，而且取得的研究成果不斷被應用于實踐中，尤其是關于保護“城市記憶”的思想在實踐中不斷被應用和落實[7]。

Your obedient servants Manggūlai (莽古賚) and Hengso (恒秀) present this memorial and hope to receive the instruction from Your Majesty.

表1 我國各地區鄉村記憶保護措施一覽表

2 我國各地開展鄉村記憶實踐述評

2.1 我國各地區鄉村記憶保護實踐措施

在城鎮化發展、傳統鄉村面臨巨大轉變的背景下，為保護并長久留存鄉村記憶，各地開展了諸多鄉村記憶保護措施。其中浙江省和山東省實施“鄉村記憶工程”的案例，為各地開展鄉村記憶保護實踐提供了經驗。

2012年，浙江省檔案局啟動“鄉村記憶工程”，全力發揮檔案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基礎性作用，工程主要以鄉村記憶示范基地建設為依托，對鄉村記憶資源進行深入挖掘和保護，并配套建立鄉村記憶館、鄉村博物館等工程建設。2014年2月，山東省委宣傳部、省文物局牽頭啟動“鄉村記憶工程”，工程實施原則為“鄉村（社區）自主、專家指導、政府扶持”，實施范圍是鄉村、撤村并社區、城鎮三個層面，在此過程中建立起一批綜合性、“活態化”的鄉村博物館、社區博物館等[8]。隨后，其他省份開始陸續實施鄉村記憶保護工作，但由于受經濟發展水平、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各地工作進度不一。

筆者于2016年7月15日通過網絡檢索，對我國各地區鄉村記憶保護措施進行了不完全統計分析，見表1。

2.2 我國開展鄉村記憶保護特點

2.2.1 政策導向明顯，各地發展不一

以政策為導向，是各地開展鄉村記憶保護實踐的一大特點。各項政策對發揮各部門主動性和創造性、提高公眾參與意識，具有重要的意義。山東省文物局、浙江省檔案局、福建省檔案局制定了完善的鄉村記憶保護政策，在政策引導下，文物部門、檔案部門、村委會、相關文化機構、村委會及村民積極參與。山東、浙江鄉村記憶實踐措施較為豐富、成果頗多。相較而言，江蘇、湖南、海南、新疆等地尚未制定相關政策，鄉村記憶實踐措施較少且不成體系，隨意性強，成果影響力較小，工作沒有能夠全面推行。

2.2.2 實施主體不同，參與主體多樣

山東、甘肅實施主體為省文物局，浙江、福建的實施主體為省檔案局，二者在制定政策和推行措施的過程中各有側重。其中，文物局注重保護歷史遺跡、修繕傳統民居、實施文化遺產項目，檔案局注重建設鄉村記憶示范基地、鄉村記憶檔案示范村等。實施主體雖有不同，但在全省范圍內開展的特色項目均產生了顯著效果。此外，各省參與鄉村記憶保護的主體多樣，包括相關文化部門、宣傳部門、村委會、個人等，不同的參與主體在鄉村記憶保護工作過程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這對創新鄉村記憶保護措施、拓寬鄉村記憶保護路徑、擴大各實踐措施的影響力，都具有重要意義。

2.2.3 工程建設為主，多種方式并進

鄉村記憶保護工程建設措施包括建設示范基地、鄉村博物館、民俗博物館、鄉村記憶館等，這為鄉村記憶提供了保存場所，并有助于向公眾展示和傳承鄉村記憶。但這些措施需耗費大量資金，故有些部門在原有基地、館類建筑的基礎上進行改造，充分融入鄉村記憶資源，大大節省了費用。除工程建設措施外，開展鄉村記憶實體展覽、利用影像記錄鄉村生活、舉辦攝影比賽、將資源同步至網絡并加大宣傳、編寫村史與村志、開展業務教育培訓等，對豐富鄉村記憶成果也具有積極作用。

3 檔案館介入鄉村記憶保護的路徑分析

檔案館介入鄉村記憶保護工作，是檔案館承擔社會責任、文化責任的職責所在，也是豐富館藏資源、拓展檔案工作內容的必然要求。目前，檔案館介入鄉村記憶保護已取得一定成效，且具有一定特色和可借鑒之處。然而，除浙江省、福建省外，其他地區的省級檔案館介入鄉村記憶保護工作的案例非常少。就此，筆者根據我國已有的鄉村記憶保護措施，結合檔案館自身特點，提出我國檔案館更好地介入鄉村記憶保護工作的幾點建議。

3.1 政策制定統一化，爭取主動權

從表1可以看出，目前我國雖有部分地區制定了相關政策指導鄉村記憶實踐工作，但這些政策都是地方性政策，具有很強的地域性色彩，而國家層面的統一的政策與規劃尚未形成，此外絕大部分地區開展工作缺乏政策指導；目前檔案部門和文物部門是開展鄉村記憶保護工作的兩大主體，二者各自依照自身優勢制定政策，致使政策欠缺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由于沒有統一的政策，各地鄉村記憶保護工作的水平不一，相互之間缺乏溝通與交流。為此，國家檔案局應積極爭取主動權，做好鄉村記憶普查工作，掌握鄉村記憶保護工作的現狀，在此基礎上主動同政府、文物部門、代表性鄉村等溝通聯系，共同制定全國性的工作政策，提供可推廣、可復制的經驗。各級檔案館要在國家檔案局的統一指導下積極開展鄉村記憶保護工作，充分發揮自身的專業優勢。

3.2 實施標準科學化，完善監督體系

我國各地區開展鄉村記憶保護工作以工程建設為主，在建造或改造鄉村博物館、鄉村記憶展覽館過程中，若沒有科學的實施標準，可能會產生重復建設、劣質工程等問題，最終造成資源浪費。建設鄉村記憶館、布置展館等必須遵循一定的科學標準，確保鄉村記憶館可以科學保存鄉村記憶資源。為此，檔案館應充分考慮建設地區的地理環境、經濟條件等因素，制定完善的實踐標準，并建立健全監督機制，合理實施鄉村記憶保護措施。各地可在檔案館的指導下，成立鄉村記憶保護監督小組，密切關注鄉村記憶保護工作動態，確保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證人力、物力、財力發揮最大效力；建立獎懲機制，對鄉村記憶保護成果顯著的地區加大獎勵力度，以此提高有關人員參與鄉村記憶保護的積極性，還要加強廉政建設，確保資源有效利用；檔案館定期展示鄉村記憶保護成果，并加強與其他地區檔案館的交流溝通，以吸取先進經驗，彌補自身不足。

3.3 參與主體多元化，加強多方合作

確保多元化的參與主體、加強同多方合作，是檔案館全方位提高鄉村記憶保護工作成效的重要手段，唯有讓多元化的主體參與到鄉村記憶保護工作實踐中，才能實現效益最大化。首先，要加強與其他文化事業單位的合作。充分利用文物局、博物館的寶貴經驗和其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結合檔案館自身優勢，創建鄉村記憶規范化檔案室；加強同宣傳部門的合作，利用其宣傳平臺開展工作宣傳。其次，要確保各鄉村的積極參與。各鄉村的積極參與是做好鄉村記憶保護工作的基礎，村民們的廣泛支持是開展鄉村記憶保護工作的保障。各級檔案館應提高各鄉村對鄉村記憶的認知程度以及對“鄉村記憶保護”的重視程度，加強對鄉村記憶保護工作的普及和宣傳，讓村民們真正認識到鄉村記憶的重要性，并學會如何保護鄉村記憶。最后，要積極引導多學科背景的人士參與到工作中。要充分調動社會學者、建筑學者、特色民俗傳承人、民間優秀人才的參與積極性，創新鄉村記憶保護形式，增強鄉村記憶保護效果。

3.4 保護形式特色化，激發創新活力

各地區鄉村記憶資源各有特色，檔案館應充分結合本地特色資源，因地制宜地開展工作，充分發揮公眾創造力，激發各地區創新活力。例如，檔案館可依托鄉村記憶資源推出一系列鄉村記憶文化產品，如書簽、陶塑、折扇、畫冊等等，以全新方式將鄉村記憶展現在人們面前，提高公眾興趣；可賦予其一定的經濟價值，使其成為饋贈佳品，以此推動鄉村記憶的廣泛傳播，擴大鄉村記憶的影響力。還要實現鄉村記憶資源的有效利用、積極為公眾服務，這是實施鄉村記憶保護工作的最終目標，檔案館應創新鄉村記憶資源服務模式，努力為公眾提供良好服務，滿足公眾的多樣化利用需求。

注釋與參考文獻：

[1]周林興.公共檔案館管理研究[M].上海：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291.

[2]姜紀云.“互聯網+”時代下創建鄉村記憶示范基地的幾點思考[J].檔案學研究,2016,02:80-82.

[3]王偉霞.對鄉村記憶工程建設現狀的思考[J].檔案,2015,08:9-12.

[4]張婭.浙江山東兩省鄉村記憶工程的比較與思考[J].檔案,2016,02:54-57.

[5]丁華東.論社會記憶數字化與鄉村檔案記憶工程推進策略[J].檔案學通訊,2015,04:36-39.

[6]張燕,丁華東.鄉村記憶展演:鄉村檔案資源開發的新視角[J].檔案學通訊,2016,03:4-8.

[7]加小雙,徐擁軍.中國“城市記憶”理論與實踐述評[J].檔案學研究,2014,01:22-32.

[8]蘇銳.山東：啟動“鄉村記憶工程”.[EB/OL].[2016-07-15].http://epaper.ccdy.cn/html/2014-02/13/content_1177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