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興學只為叫醒中國

文/龔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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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相伯：興學只為叫醒中國

文/龔瀛琦

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以設立學堂為先。

如今的徐家匯，車水馬龍、熱鬧非凡，是上海最繁華的商圈之一。

在鱗次櫛比的高樓旁，有那么幾棟獨樹一幟的古老建筑——以水磨紅磚為墻的徐匯中學，保留了歐式洋房建筑風格的徐家匯藏書樓，以及即將被改建為博物館的天文臺舊址——讓偶爾路過此地的人們，愿意放緩行色匆匆的腳步，揣度這來自19世紀的歲月風華。

也就是在這些地方，曾經留下了一位百歲老人大半輩子的足跡。他12歲時只身來到紅磚樓里的依納爵公學求學，而立之年在耶穌會的歐式洋房里成為神父，60歲時在天文臺的舊址上辦起了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震旦學院。

他培養出了無數赫赫有名的學生，蔡元培、李叔同、于右任……但他自己的名字卻不廣為人知——馬相伯。

中西結合的夢想之路

他總是希望超越中西文化傳統，汲取兩者之精髓，融合兩者之長處，但卻始終沒能調和兩者的沖突與矛盾。

1840年，馬相伯出生于江蘇丹徒的一個天主教世家。他父親棄儒經商，兼為中醫，在馬相伯5歲時就把他送進私塾，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蛟S是沖著對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的偏愛，馬相伯在12歲時走出私塾，背著父母只身來到上海，投入了一所耶穌會學校。這一讀，就是整整19年。

從私塾走出來的懵懂少年，到耶穌會接受了全面而系統的西方教育，在而立之年以“特優”的成績被授予神學博士學位，馬相伯成了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通才”。他精通八門語言，癡迷數學哲學，通曉天文物理。馬相伯不出國門，便深諳西學，同時中文根底深厚，是當時朝廷幕僚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然而在內政外交的舞臺上，馬相伯走得并不如意。他一心“為中國”的態度，被耶穌會認為有“排外”之嫌；而他推崇西方民主人權的思想，又被國人認為是“排內”。當代歷史學家朱維錚寫道：“馬相伯在權力游戲中的不成功，又恰好表明他具有一般政治人物所缺少的良好個人品格?！?/p>

隨著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的接連失敗，馬相伯意識到，只有教育才能拯救這個國家和民族?！白詮娭?，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以設立學堂為先”。在馬相伯的耳順之年，他投身教育，辦起了大學。

1900年，馬相伯“毀家興學”，將自己的全部家產共計3000畝田產捐給了耶穌會，希望借助教會之力辦學，并立下字據：“愿將名下分得遺產，悉數獻于江南司教日后所開中西大學堂收管，專為資助英俊子弟資斧所不及?！比欢?，耶穌會只對捐款有意，卻對辦學無心，馬相伯想辦的“中西大學堂”成了一紙空文。

直到1902年，事情才出現了轉機。當時還在南洋公學執教的蔡元培，無論寒暑，風雨無阻，每天清晨5點都會步行至位于徐家匯土山灣處的馬相伯家中，跟他學習拉丁文。一段時日以后，蔡元培陸續介紹來了一批學生，也有越來越多人前來叩門求教，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張元濟、黃炎培、胡敦復、邵力子等，還組建了一個譯社。當時恰逢南洋公學鬧學潮，學生因不滿清政府的管制而集體退學，在此情形下，蔡元培邀請馬相伯出面辦學，與馬相伯當時的心愿不謀而合，他欣然允諾。1903年3月，學院開始招生，取名“震旦”，意為中國之曙光。

雖然馬相伯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但他從不強迫學生信教，堅持“一切宗教教義的宣傳均應退出學校的領域”。除此之外，馬相伯所提倡的“學生自治制”管理模式也與耶穌會的辦學理念大相徑庭。1905年，耶穌會想取消馬相伯的主管權，使其“無病而入病院”，同時改組震旦，變成一所完全由教會控制的法國化大學。

耶穌會的這一行徑使得震旦的學生們群情激憤，他們決議全體退學，寧可另立門戶，也不委屈求學。這次“震旦學潮”后，學生們推了于右任、邵力子等7個學生代表，找到馬相伯說，“馬院長，我們想讀書?！边@句話，讓這個身高一米八〇的老漢在學生面前掉下了眼淚。

那時的馬相伯已經囊空如洗，但為了信守捐獻家產時“自獻之后、永無反悔”的承諾，也為了脫離耶穌會的控制，真正實現自己的辦學理念，他費盡周折，向社會募捐，在經費、師資都非常匱乏的情況下，于1905年辦起了“復旦公學”。新校名“復旦”內蘊恢復震旦、振興中華這兩層含義。這也便是現在復旦大學的前身了。

馬相伯語錄

▲ 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以設立學堂為先。

▲ 俾吾國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高尚諸學術，由淺入深，行遠自邇，內以修立國民之資格，外之以栽成有用之士。

▲ 一切制度、職務、職權，上不屬于政府，下不屬于地方，巋然獨立，惟以文化為己任。

▲ 中國民族如果要救亡圖存，發揮廣大，一定要設法培養全國人民的哲學思想，就是說，要使他們人人能用他們的頭腦去思想，去分別，去分析，去判斷，夫然后才有民權自由可言。

▲ 以樹通國之模范，庶使教中可用學問輔持社會，教外可用學問迎受真光。

▲ 唯國家柱石，端在人民，今日亡國現象，其根源首在人民之懦弱。為諸君計，與其呼吁政府，莫如開導人民，街頭巷尾，茶寮酒肆，皆諸君為國宣勞處也?！?/p>

正因為復旦的成立得益于社會資本的贊助，它在新式官僚的控制下日益呈現出商業化的趨勢。在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的大背景下，學生們紛紛棄文從商，轉投學習英語、經濟、技術等實用專業。據復旦大學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錢益民介紹，自1917年復旦成立商科以后，1920年商科學生人數已經占到2/3，只有不到1/3的學生愿意學習文理。在馬相伯看來，復旦已經離他心目中的高等學府越來越遠。

雖然離開了自己一手創辦的震旦和復旦，但馬相伯從未放棄在中國建立一所理想大學的希望。他醞釀許久，想仿照法蘭西科學研究院的形式，建立一所中國人文科學院，取名“函夏考文苑”，但最終胎死腹中。

縱觀馬相伯的辦學歷程，從震旦到復旦，再到流產了的函夏考文苑，他總是希望超越中西文化傳統，汲取兩者之精髓、融合兩者之長處，但卻始終沒能調和兩者的沖突與矛盾。在20世紀初的中國，馬相伯對于高等學府的一切理想，最終都成為了泡影。

<<<<九十六壽辰與復旦早期學生等合影

全人教育“烏托邦”

與當初一般創辦教育者的急功近利心態有著本質的區別，馬相伯認為大學應該培養德行高尚、學問淵博的人才，而不應只滿足于教授知識與技能。

一直以來，馬相伯所追求的都是“中西融通、古今匯合”的教育理念，其目的是全人，尤其是在理智方面的成熟與智慧。他認為大學應該培養德行高尚、學問淵博的人才，而不應只滿足于教授知識與技能。

加拿大教育學者許美德精辟地指出，“馬相伯與當初一般創辦教育者的急功近利心態有著本質的區別，他希望將傳統的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天主教教育理念結合起來，為倫理和精神墮落的中國社會帶來一股新鮮的活力與生命，從而復興中華民族?！?/p>

在馬相伯看來，現代的中國大學要在哲學、人文以及科學方面齊頭并進。他融合了自己在私塾和耶穌會所接受的教育，融會貫通地建立了一套新的課程體系，也由此成為了中國近代大學學科的奠基人。馬相伯把他對課程體系的理解與改革都體現在《震旦學院章程》中，他將課程分為兩大類，文學與質學（即科學），每一類中又分主課與附課。整個課程體系涵蓋領域極廣，從拉丁文、希臘文，到財政學、公法，從數學、物理學，到園藝、繪畫、歌詠。

歸根結底，這與馬相伯接受了近20年的耶穌會所倡導的“全人教育”（All-round Education）密不可分。耶穌會是西班牙公爵羅耀拉·圣依納爵在1534年于巴黎創立的，崇尚的是文藝復興之后的人文主義教育，尊重人本身，以培養完善的人。

該會早期古典文學家詹姆斯·龐塔那就宣稱，“人文學科的學習是訓練一個完善的人，自然科學知識培養專家而已?！痹诋敃r，許多國家和教廷政要都出自于耶穌會學校。啟蒙運動的先驅伏爾泰、哲學大儒笛卡爾以及其他許多科學泰斗都受到了耶穌會學校的栽培。

遵循這一原則，馬相伯在所有的課程中也最看重語言、哲學和數學。他認為，要了解西方的話，必須從拉丁文學起。而哲學思潮，尤其是西方的哲學思潮，除了具有啟蒙功能外，還可以幫助“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因此，他親自編撰拉丁文教材《拉丁文通》、語言學理論《馬氏文通》和哲學教材《致知淺說》，為學生教授哲學、拉丁文、法文、數學等課程，將中西人文思想融匯其中。

然而，這一套現在看起來極具價值的課程體系，卻并不符合20世紀初國人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榜R相伯沒有意識到，那時候的教育開始變得功利化、實用化和技術化了，學生們想學的是英語、商科與技術，富國強兵、經世致用，而他還堅持著當時文藝復興留下來的人文傳統，古典、藝術和哲學，”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系教授李天綱說，“現在我們又重新開始重視人文教育，提倡通識教育，其實就是在反思過去我們的教育究竟缺失了什么。整整一百年的國民教育，造成的其實是‘人’的缺失?！?/p>

<<<<為其弟子于右任書對聯“故遺直也，中國有人焉”

學生自治

他希望學生能夠手腦并用，求得“真的知識”與“活的學問”，從而提高原創力。

在校務行政上，馬相伯實行“學生自治制”，由學生們推選一些代表以委員會的方式參與學校行政管理，進行自主管理。他強調，學校是學生的學校，辦學必須獨立自主。而從震旦到復旦的轉變，也昭示出一旦學生的自治權利遭到破壞，馬相伯就會義無反顧地站在學生的這一邊。這種“我的學校我做主”的良好氛圍，也使學生們在學校所學的管理和領導知識在日后能夠應用于社會生活。

這種“開宗明義、力求自主”的治校風氣，對近現代教育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馬相伯的學生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進、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文理溝通、造就具備完備人格的學生的教育理念，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馬相伯的影響。而“學術獨立、思想自由”也被寫入了復旦校歌，為世世代代的復旦人所傳誦。

同時，馬相伯也恪守“有教無類”的原則。只要是愿意來求學的學生，不分貴賤、不論年齡、不談背景，他都全部收入門下。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于右任，當時他因為作詩諷刺慈禧太后賣國，遭到通緝，逃到上海，馬相伯免其學費讓他留下，還對他說，“不以空言抒憤，救國必先科學”，影響了于右任的一生。

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是馬相伯提出的三條辦學宗旨。換言之，他認為科學和人文兩者皆不可偏廢。

強調崇尚科學的重要性，在20世紀初的中國是毋庸置疑的。馬相伯曾說，“立國于20世紀科學之世界，必賴科學發達，始足以自存。中國今日之危亡，實根因于科學之落后?！迸c此同時，如果不注重人文教育，培養學生的道德與修養，那么“科學意識”就會變成“科學主義”，淪為了社會的工具?！芭e國倡言科學，無良心！無宗教！只有科學而已！”

于右任曾用“尚自治，導門徑，重演講，習兵操”來形容震旦的四大特色，其中所提到的演講訓練更是每周日由馬相伯親自帶領?！盎蛴懻搶W術，或研究時事，習以為常。先生本長于演說，高談雄辯，風趣橫生，諸同學傳其衣缽，故出校以后，從事政治革命運動，受用不盡”。而“重演講”的風氣已然成為了復旦的傳統。

現如今，“中國學生原創力不夠”這個問題常常被教育界人士提及，而馬相伯早在那個年代，就指出了長期以來的經學教育對中國學生的遺毒?！爸袊瞬坏珣杏谛袆?，尤其懶于思想”“只重記憶，只知依樣葫蘆，等于只知販賣，不愿創造”。他推崇在教學中采用“提舉綱領、開示門徑”的啟發式教學法，反對只停留于文字表面的訓誨或者教條式的灌輸，注重研究與實驗，希望學生能夠手腦并用，求得“真的知識”與“活的學問”，從而提高原創力。

又到一年清明時，復旦大學志德書院的學生，來到位于宋慶齡陵園內的馬相伯墓祭掃。墓碑上，“愛國老人”四個字概括了先生“一老南天身是史”的百年榮衰。

臨終前，馬相伯曾在與胡愈之的一次交談中沉痛地說，“我是一只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也沒有把中國叫醒?！?/p>

也恰在復旦百年誕辰之際，全校開始實行“通識教育”，去踐行老校長當年未能實現的教育理想。而以“志德”（馬相伯原名）命名的書院，正是為了紀念這位在憂患中度過一生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