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討論科學究竟是什么

劉兵

對“什么是科學”這個話題的爭議由來已久，當我們關注這個問題時會發現，沒有唯一的結論。

關于“科學是什么”這個在許多人看來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科學哲學家及對此有興趣的相關學者的圈子中又被認為是十分重要的問題。相關的討論由來已久了，從科學的概念和西方科學被引進中國之后，在國內長期以來多輪的討論中，似乎也遠未達成被人們一致認可的結論。關于像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等問題的討論，作為延伸，也應該算是相關討論的一部分。實際上。就國際范圍來說，這也還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像這樣的討論，應該是可以無限地進行下去的。

在以往，就此問題，其實還是有一些很有影響的經典文章和專著的。例如，科學哲學家查爾默斯（A.F.Chalmers）的《科學究竟是什么》（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一書，一版、二版和三版均有中譯本出版，在科學哲學界影響很大，至今還是許多高校像科技哲學、科技史等學科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指定參考書。但查爾默斯那本書，畢竟是西方人以寫給西方人作為一本科學哲學入門讀物為出發點的，雖然有著一個吸引人的書名，其內容，卻是介紹西方科學哲學關于如何定義科學，如何將科學與非科學劃界等有關問題的代表性成果。

近來，吳國盛的新著《什么是科學》的出版，又再次地引起了新一輪的對于科學是什么的問題的討論。

狹義的科學定義帶來的問題

首先，這本書的書名是《什么是科學》，而不是以往人們說得比較多的“科學是什么”。這一語序的變化，在該書作者看來其實是有特殊意味的，盡管其深層的含義要通過仔細閱讀和思考才能悟出一些。正如該書作者在其“自序”中所講的，在西方的科學哲學中，科學的指稱是清楚的，“科學究竟是什么”這一提問所要討論的，是對這種明確對象的科學哲學考察和研究。而吳國盛則是要在中國人所關心的語境中，對將那種作為明確指稱對象的“科學”這一前提進行討論，所以，他先是考察了在中國語境中“科學”這一概念的由來，然后，按照他的理解，尤其是以其對古希臘學術背景的細致研究，以及對現代科學的溯源（包括基督教背景和數理實驗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的討論，給出了一幅他所理解的科學的圖景，并在最后從博物學的視角，提出了“中國古代的科學更多地屬于博物學”這一說法。

這樣一種討論的方式，是結合了科學哲學的觀念，以科學史為敘事線索給出的對作者心目中什么是科學的一種描述。因作者多年的研究和思考，這樣的處理方式有其優越之處，特別是讓讀者很清楚地明白了，在該書作者心目中所認為的科學是什么，盡管在最后作者提出的對中國古代科學更多屬于博物學的看法，與其論述何為科學的核心立場，還是存在著一定的邏輯矛盾的。

但與此同時，這種最新的關于何為科學的研究，也帶來了更多一些對此問題還可以更加展開討論的空間。在這里，可以試舉幾例，以說明這樣的討論還可能會涉及什么。

其實在一種最簡單的處理方式中，就是先對科學給出某種定義，例如，倘若狹義地定義那種誕生于16-17世紀歐洲的近代西方科學才是真正的科學，那么顯然其他與此不同傳統的知識系統當然就不屬于科學之列了，盡管我們還可以對與此相關的知識系統進行討論。比如，可以把古代希臘的“科學”作為其前身，或者萌芽，把后續出現和完善的數理實驗科學作為其發展的新階段，如此等等，但在與之不同的背景下出現的其他與近代西方科學的起源和范式均不相同的知識體系，如中國古代的“天學”，以及中醫等，自然也就不再屬于在這種定義之下的科學了。西方的科學哲學家們所做的工作，往往即是先潛在地依據這樣的定義，在指稱明確的科學對象之下（也即吳國盛所說的“在近代歐洲誕生的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知識類型”），進而分析其規范、劃界標準等。這種把科學做出狹義的定義，然后再排除其他知識系統的做法，固然簡單，也有其問題。

比如，在近些年來科學史界越來越關心的非西方傳統的“科學”，其研究的合法性便成為問題。雖然人們也可以說，那是因為“科學史”中的“科學”所指的，與定義中所指的科學并不是在同一語義層面的東西。也有會現在更愿意用像“地方性知識”等概念來指這些非西方科學傳統的知識，但“地方性知識”又可以是一個更大的概念，為什么科學史中只研究某些地方性知識，也還是問題，更何況在像科學實踐哲學或科學人類學等領域，甚至會認為西方近現代科學其實也是地方性知識的一種。如此一來，問題仍然沒有徹底解決。

廣義的科學定義引發的思考

同樣是定義的方式，也有人把科學定義得很寬，在最寬的定義中，甚至可以包括人類各種關于自然的系統化的知識。因而，就有了所謂“寬面條”和“窄面條”之爭。其中，在“窄面條”一派中，有科學主義者，也有反科學主義者，后者雖然并不把西方科學之外的東西當作科學，但是又要加一個注，要說明不是科學的東西不一定就不好。顯然，在這樣的爭議中，爭議的雙方表面上表現為是定義之爭，其實在爭論的背后，卻又摻入了更多其他的意味，包括在現實中如何及是否要利用科學這一并不清晰但卻顯然擁有著帶有意識形態權力的話語方式。

因此，人們在思考和爭論科學是什么的問題時，或許可以轉換一下方式，去思考一下背后的東西，也即中國人為什么會如此熱衷于討論科學是什么？

從前面的討論可以看出，雖然從原則上講，爭論“科學是什么”基本上是一個定義之爭，定義了什么是科學，便可以排除另外一些不屬于此定義范圍的東西。但如何定義科學，這本身便已經涉及某種科學觀。所以，人們在爭論何為科學并給出各自不同的定義時，便已經體現出了對相應的科學觀的贊同。而且，在進一步的討論甚至爭論中，又負載了更多的超出定義本身的言外之意。這樣，有關何為科學的爭論，便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只涉及定義的純學理性問題。

例如，前不久，當科技部頒布了《中國公民科學素質基準》時，因在其“基準點”中出現了“知道陰陽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國傳統哲學思想觀念，是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整體系統的方法論，并具有現實意義”的說法，而引起了一場不小的爭論。有人認為這里所說的陰陽五行、天人合一，以及格物致知等與科學無關，不應出現在此《基準》中。也有人認為這是對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認識上的新進展，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價值，是一種進步。

其實在這場關于科學素養內容的爭論背后，還是涉及對于何為科學這一問題的理解。在這樣的爭論中，背后涉及的對于何為科學的理解（有了這樣的理解才會談到何為科學素養），又在另一種意義上成為一個非核心的表面性問題，其實人們更多地是在利用這個爭論的機會，來表達對于何為科學，應該如何認識科學，應該倡導什么樣的科學理念，以及對科學的不同理解背后所帶有的歷史與現實意義等的不同看法。

由于西方近代科學在傳播上的巨大成功和由之而來的對社會發展的巨大影響，以及科學在社會輿論上占有的特殊地位，科學成為“正確”“真理”“客觀”“實用”的象征，也影響到讓人們會在現實中有意無意地試圖爭奪和利用“科學”這一標簽，并因此而獲得某種因“科學”的命名而帶來的實際利益。就像當原來的“中醫研究院”更名為“中醫科學院”時，其名稱上的變化，部分地也反映出這樣的意向（這里說“部分地”，是因為這還會涉及更多一些其他因素，包括跨文化的沖突等等）。此時，人們并未顧及像中醫這樣的知識體系與西方近代科學的巨大差異，甚至于“不可通約性”。在這樣的現實中，人們似乎也并不在意學界關于何為科學的學術性爭論。由此，我們甚至可以反思，那些關于究竟什么是科學的學術討論，除了在學理的意義上的價值之外，對于現實中人們思考、認識和處理相關問題，究竟有多大的現實影響。

在現實中，關注純學理性有關什么是科學的討論是有價值的，但與此同時，關注在這種直接或間接的爭論中，以及在人們涉及相關問題的實際行動中，其背后所承載、所表達、所代表的觀念、想法、立場和意向，也同樣具有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這些內容也同樣可以成為學術研究的直接對象。

多元科學觀

面對這樣的局面，面對人們對什么是科學存在的不同理解，一種也許可以部分地協調異議的方式，就是采取多元的科學觀。

其實，早在1998年，就曾有國外學者在八種國際科學標準文獻中總結出其中對于科學的本質的一致性看法，第一條就是“科學知識是多元的，具有暫時性特征”。這或許可以在兩種意義上去理解。一層是，西方近代科學本身，也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西方科學哲學中核心的以西方科學為對象“劃界問題”研究，一直遇到困難，沒有得出被一致公認的結果，便是這種情況的某種表征。在另一層意義上，“西方近代科學”與各種非西方科學的體系，又構成了另一類多元性。

講科學的多元性，大致地可以用庫恩理論中的“不可通約性”來描述，盡管局部的可通約性或許存在，但整體上的不可通約性，恰恰是這種科學的多元性的典型表現。而現實中，無論是就人類日常生活過去和現在仍在利用的西方近現代（也即所謂“主流”）的“科學”知識，還是在像科學史、科學人類學等領域中被研究的那些非西方、非主流的“科學”知識，在這種多元的意義上，成為前面所說的那種“寬面條”意義上的廣義的科學?！罢鏃l”派中非科學主義者們會說，這些不屬于“窄面條”科學定義的知識，其實也是好的，有用的。但歸根結底，還是又回到了定義的問題。只不過，“寬面條”的定義方式會很好地回避一些矛盾，可以在解釋上更為方便、自恰而已。

但由于長期以來，在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中，一直對于一元論有著突出的強調，會視多元論為某種不可接受的“相對主義”，因而對多元的科學觀的接受，便存在著現實中的巨大阻力。

最后，也許可以總結說：關于科學究竟是什么的討論，本質上仍是一個定義的問題。有了作為前提的定義，便可以由之推演出不同的論述和結論。但如何定義，背后卻涉及復雜的因素，涉及對于人類的認識，對于人類發展出來的各類知識的價值和各類知識系統的結構的認識，以及其歷史和現實意義的不同立場。后者，也同樣是需要關注，而且在過去又是被關注得不夠充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