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賬戶自由化對收入分配影響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王　　娜

(中國農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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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賬戶自由化對收入分配影響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王娜

(中國農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83)

摘要：近年來，中國面臨資本外流、貨幣貶值、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加入SDR等現實問題，資本賬戶自由化再次成為學術界爭論焦點。國內學者的討論主要圍繞資本賬戶自由化對經濟效率的影響，很少涉及對收入分配影響的分析。然而最近的一系列實證研究表明，資本賬戶自由化會擴大收入分配差距。資本賬戶自由化通過重塑勞資關系、強化勞動者內部分化、影響政府公共支出，以及引發金融危機等影響收入分配。因此，中國在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過程中，應深入研究資本賬戶開放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同時加強政府對勞動者的保護，完善中國金融體系。

關鍵詞：資本賬戶；自由化；收入分配；政治經濟學

一、導言

近年來，資本賬戶自由化再次成為學者爭論的焦點，一方面，受國內經濟放緩、反腐力度加大等因素的影響，以及國際上美聯儲退出QE，美元加息的預期，中國面臨著資本外流、貨幣貶值的壓力，有學者建議應通過加強資本賬戶管制防止資本外流；另一方面，面對人民幣國際化、加入SDR等方面取得的成績，大力推進資本賬戶開放也成為另一種聲音。

長期以來，圍繞這一問題國內學者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是否應該開放資本賬戶，如何開放資本賬戶，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方式、時機以及收益和風險等問題。許多學者論證了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收益，強調對中國金融發展、投資和經濟增長等方面的促進作用，但也有學者提出資本賬戶開放會對中國的資本外逃、金融危機、宏觀經濟不穩定等方面帶來較大的風險。但是，無論支持還是反對，國內學者主要圍繞的是資本賬戶自由化對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而很少有學者將增長的目的即分配領域納入中國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分析框架中，而這一問題隨著發達國家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正成為近年來西方學者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

學界不同學派對資本賬戶自由化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持完全相反甚至相互沖突的觀點。傳統的新古典與新自由主義學派認為，資本賬戶自由化會促進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隨著經濟的增長自然會減少貧困，改善窮人的生活條件，或者政府也會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確保窮人不受損害。而結構主義和依附論觀點則認為資本賬戶的開放使本國經濟融入世界體系中，將對資本和勞動以及整個經濟體系都有損害。后凱恩斯主義則認為資本賬戶自由化會導致勞動力在金融危機中受到損失，更多的損害小型或中型的企業利益，而使大型的、低就業的企業受益。而馬克思主義則認為由于資本賬戶開放會增強資本對勞動成本的議價能力，從而降低勞動的收入份額，導致勞資分配惡化。那么，資本賬戶自由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到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它究竟是如何影響收入分配的呢？

二、資本賬戶自由化是否影響收入分配

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支持者認為，資本賬戶開放會促進一國金融體系的發展、提高經濟效率、促進投資和經濟增長，而在經濟增長的帶動下自然會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窮人的生活條件，從而減小收入分配差距。正如Demirguc-Kunt和Levine指出，“大部分窮人從金融發展中受益，金融發展降低了利用金融服務的固定成本，這對低收入人群非常有利，可以幫助他們降低支付教育和醫療費用?！薄按罅康慕涷災Ｐ捅砻鹘鹑诎l展對貧困人口具有很強的積極作用，貧困家庭和小企業比富裕家庭和大企業從金融發展中獲益更多?！盵1]

但是，理論和實踐表明，資本賬戶自由化對一國經濟發展的正面作用尚存爭議，即使資本賬戶開放給一國帶來經濟收益，經濟體系中的每一個部門也并不是都同等地獲益。一些學者通過大量實證研究表明，資本賬戶自由化往往使富人受益、窮人受到損害，從而惡化收入分配，加劇不平等。Quinn用1960—1989年64個國家的數據表明，資本賬戶自由化與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之間具有統計上高度顯著的正向關系[2]。Das 和Mohapatra則用1986—1995年11個進行資本市場自由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數據說明，改革后所有國家的不平等有所增加，改革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額比改革前有所提高，中產階級的收入份額卻因此下降，而低收入人群的結果是混合的，即其收入份額在有的國家會上升，有的國家會下降[3]。Larrain則利用23個工業化國家在資本賬戶改革時期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開放資本賬戶與工資不平等增加有很大的關系[4]。Jaydev用1972—1995年間140多個國家的數據表明，在許多國家資本賬戶開放與勞動收入份額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在發達國家，資本賬戶開放對勞動收入份額有最強的負面影響，對于中等收入國家整體而言兩者呈負相關[5]。但是對最窮的國家而言，這篇文章的經驗分析并不提供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證據。但是，也有其他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表明，資本賬戶開放度高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具有更高的貧困化差距指標，資本賬戶開放降低了最窮的20%人口的收入份額[6]。

2008年金融危機后，日益拉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成為重要的討論話題，“占領華爾街”運動、《21世紀資本論》的流行更是凸顯了這一問題的現實性。而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世界實行以來，與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同時發生的還有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因此兩者的關系引起了更大的關注。長期以來，支持資本賬戶自由化的主要機構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Chiritine Lagarde已經明確表示，需要將收入分配的結果考慮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制定中，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大衛·福爾切里和普拉卡什·洛嘉尼則通過觀察在1970—2010年發生的與資本賬戶自由化改革相關的224個大事件得出結論：平均而言資本賬戶開放與基尼系數增加呈一致性，短期來看(在自由化改革發生一年后)，基尼系數增加0.8%；而中期來看(在自由化改革發生五年后)，基尼系數增加約1.2%(如文后圖)。

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正表明，資本賬戶自由化的確會帶來收入的不平等，擴大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對資本賬戶開放的收益和風險分析不應該僅僅局限在傳統的金融發展、投資和經濟增長等經濟效率領域，還應該將對收入分配的影響考慮進來。那么，資本賬戶自由化如何影響收入分配，兩者之間的影響機制是什么呢？

三、資本賬戶自由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機制

馬克思認為：“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態，以及在人們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并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這種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分配關系不過表示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盵7]因此，探究資本賬戶自由化對收入分配影響機制的實質是，分析資本賬戶自由化對生產過程中的資本和勞動，以及對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等經濟主體之間關系的影響，而不同經濟主體力量的強弱對收入分配產生直接的影響。

1.資本賬戶自由化與勞資關系的重塑

資本賬戶自由化可以使資本不加限制地自由流動，將生產配置到世界各地，與此同時，并不是所有勞動者都可以突破國家的限制自由地流動，從而改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議價能力，影響收入分配。哈克森指出，在不完全競爭的框架中，資本和勞動對超額利潤進行討價還價，誰擁有更強的議價地位就會獲得利潤中的較大份額[8]。在她的模型中，議價力量是固定成本重置和在其他地方可替代回報率的函數，將此模型應用于40多年來100多個國家，發現貿易開放和匯率危機會減少產出的勞動份額，而資本管制和政府支出則會增加勞動份額。李和賈亞德瓦則通過1972—1996年間140個國家資本賬戶限制的構成指數發現，資本賬戶開放對收入中的勞動份額呈穩健、顯著負相關，且勞動者的損失不是短期暫時的，而是具有中期持續性[9]。

資本賬戶自由化削弱了勞動者討價還價的能力，因為資本可以尋求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尋求更好的資本收益率，而勞動者不能，普通勞動者不僅要面對本國境內的產業后備軍，還要面對全世界的產業后備軍，從而大大降低勞動者對工資的議價能力，拉大貧富差距。但是，資本自由化對勞動者收入份額減少的影響并不意味著所有勞動者都面臨相同的境遇，因為資本賬戶自由化對不同行業或不同技能勞動者的影響不同，也因此造成了勞動者內部的分化。

2.資本賬戶自由化與勞動者內部的分化

首先，資本賬戶自由化損害了中小企業以及農業部門，從而降低了傳統行業工人和農民的收入。Jayati認為，資本流入拉動了實際匯率，鼓勵投資非貿易部門和國內資產市場[10]。由此產生的資產價格上漲使資金從投資農業和小企業中流出，這將傷害傳統行業的農民和工人。特別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小規模的生產和農業占有較大比重，資本自由化所帶來的影響往往是損害大于收益。正如Philip和Asena所說，考慮發展中國家窮人的生活條件，他們大部分是沒有技能的自由從業者，在規模極小的農場、工廠、商店或者作為手藝人工作，他們主要面臨市場、信用、保險以及基礎設施等方面的限制，而這些只能通過國內政策制定者而不能期望由外國投資者來滿足[6]。

其次，資本賬戶自由化對高技術、高教育、高資本的人才有利，從而擴大他們與低技術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Davide和Prakash通過實證指出，許多融資受限的企業因為資本賬戶開放可以獲得外國資本，所以會增加對高技術人才的需求[11]。這就會擴大技術工人和低技術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特別是行業對外融資依賴程度越大，資本與技術互補性越強，這種影響越為強烈。Florence、SubirLall和 Chris則將跨境資本流動分為外國直接投資(FDI)和跨境證券投資等形式的資本流動兩種，并從兩種影響機制分別說明資本賬戶自由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12]。前者的增加會導致對高技術人才的相對需求增加，從而影響收入分配，而后者則是影響資本所有者的收入，它使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或者人力資本的投資更為容易，這會促進這些代理人而不是不容易獲得融資的人的未來收入。

總之，隨著生產結構變化帶來的勞動者分層以及不同類型勞動者收入結構的差別，資本自由化強化了高技術、高資本勞動者的收益，從而拉大其與低技術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而這又隨著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影響繼續強化。

3.資本賬戶自由化與政府公共支出

收入的初次分配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完成，而二次分配往往依靠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尤其對于低收入者，政府的公共支出往往起到安全網的作用。然而資本賬戶自由化卻直接影響政府支出，從而影響收入的二次分配，影響低收入者的社會保障。

首先，資本自由化將加大政府管理資本流動的成本，從而降低政府公共支出水平。資本賬戶自由化會導致一國的債券、銀行投資、股權的流入，這些流入往往都是短期而且不穩定的，這會對國內的匯率帶來升值的壓力，因此，政府必須出售國內貨幣來購買流入的外匯，從而提高外匯儲備，但是，這又會增加國內的貨幣供給從而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所以通常來講政府會同時采取措施抵銷這些貨幣流入，一般是通過賣出等值的政府債券來使貨幣供給回到最初的水平以防止通貨膨脹，這個過程增加了政府的負債——以債券的形式，同時也增加了資產——以外匯儲備的形式，如果政府面臨利率溢價，那么這些審慎管理政策是有成本的，這些成本只能從政府財政支出中產生，這將直接降低政府可用于公共支出的水平。

其次，資本賬戶自由化通過稅收和資本流動影響政府公共支出。很顯然，由于潛在的產出、就業和投資的不穩定所帶來的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將導致稅收收入的變化，還有就是擔心取消資本管制之后資本外逃的可能性，增長的資本流動將影響稅率和國家間的稅收競賽。一是擔憂資本大規模外逃的可能性將導致稅收負擔更多地落在不能移動的因素——勞動上。為了鼓勵資本流入避免流出，政府會對資本少征稅，因為工人相對是不可流動的，而如果不削減政府支出的話，稅收收入必須保持同等水平，于是稅收負擔就會落在勞動者身上。這將直接導致收入分配的差距，資本稅收的減少實際上是更富有的人的稅收的減少，而對勞動多征稅則相反，更多的是影響窮人，因此，他們的收入更多地是來自于勞動所得而不是資本所得。二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都是通過稅收優惠政策來防止投資轉移到類似的國家，但是這些優惠政策對外國投資的作用往往是有限的，而許多成功的地區往往需要大量的財政成本。三是如果說長期的投資可以通過一時的補貼吸引過來，而證券投資則需要長久的補貼。此外，還有一些政府為了吸引證券投資，制定政策方便資本避稅，這將比FDI競爭更具有破壞力，至少對于FDI，政府還可以通過補貼的形式選擇資金流動的部門或者地區，而前者政府根本無法控制。

因此，資本自由化往往限制政府的公共政策，削減政府公共支出，這將直接影響政府對公共產品的提供以及對低收入者的保護，使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作用減弱。

(四)資本賬戶自由化與金融危機

雖然資本賬戶自由化與金融危機是否有直接關系目前還存在爭議，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資本賬戶自由化增加了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而金融危機對窮人的危害往往超過富人，使貧富差距問題惡化。

首先，金融危機會直接對企業的融資和投資產生影響，尤其是對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在金融危機來臨時，銀行業出于風險的考慮會緊縮信貸，因此很多中小企業往往在最需要資金支持的時候很難獲得銀行貸款。而對于企業而言，其投資決策更多的是依據良好的收益預期，而在金融危機時期，企業家往往謹慎做出決定，很多中小企業更是在面臨糟糕的市場環境中遭遇破產的結局。而這些中小企業正是社會中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力軍，因此，金融危機也就意味著失業率升高，也就意味著許多普通勞動者、特別是低收入者失去收入來源。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的失業率就顯著上升，連續三年達到9%以上。

其次，在金融危機中，理論上政府應該起到保護傘的作用，為中小企業以及低收入者提供支持，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但是，現實中，在危機來臨時，一方面政府更多的是將資金投向大企業，以防止其破產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削減財政開支來減少赤字水平，也是從政府轉移支付下手。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為了削減財政支出，2013年減少了50億美元食物券的發放，直接影響4 700萬的貧困人口。

四、總結及對中國的啟示

從前面的討論中我們看到，目前資本賬戶自由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重塑勞資關系、強化勞動者內部分化、影響政府公共支出以及引發金融危機等幾個方面，從馬克思主義視角來看，其實質是資本賬戶的自由化重塑了生產關系。資本賬戶自由化強化了資本的議價能力，而削弱了勞動力的討價還價能力，降低了收入中的勞動份額，從而加大收入分配差距。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對所有勞動者而言，高技術、高教育和高資本的勞動者往往可以獲得更高的資本收益和勞動報酬，而普通的勞動者則更容易遭到收入增長的停滯及失業的風險。同時資本賬戶自由化對政府公共支出的影響進一步削弱政府通過二次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強化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而資本賬戶自由化帶來的金融危機風險更使這一形勢不斷惡化。

中國目前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蓖苿尤嗣駧刨Y本項目可兌換，對于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是，我們更應該意識到資本賬戶開放也意味著成本和風險，從本文的研究角度來看資本開放賬戶的進程中應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深入研究資本賬戶開放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從前面的討論中我們看到，資本賬戶自由化會從重塑勞資關系、強化勞動者內部分化、影響政府公共支出以及引發金融危機等方面影響收入分配。而目前在國內學者的討論中，卻很少將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納入分析框架，在討論中國開放資本賬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對投資、經濟增長等經濟效率的作用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對經濟效益歸誰所有的分配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因此，資本賬戶開放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機制應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2.加強政府對勞動者的保護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看到，資本賬戶開放更多的是使資本家或者具有高技術、受過高教育的人受益，而對低技術的普通勞動者并不會帶來直接的收益，但是，當資本賬戶開放帶來的經濟不穩定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則會直接作用于這些普通勞動者。而這些負面影響只能依靠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消除，因此，應深入研究資本賬戶開放可能對勞動者的負面影響，制定相關的保護政策，避免勞動者可能遭受的損失，政府應對低收入者起到保護傘的作用。

3.完善中國金融體系

研究表明，當法律規范、低水平的腐敗、好的合同執行力等制度環境強大時，金融自由化對金融體系脆弱性的作用會減小。 而這些往往是發展中國家所欠缺的，中國也是如此。因此，中國當務之急是不斷完善金融體制，目前中國的金融體系仍存在扭曲，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尚未完成，這就意味著利率和匯率等資本的價格并沒有實際反映資本的供求，投資者很難通過金融市場的價格信號做出決定，這也給政策執行者帶來監管難度。因此，建立公開透明、健康穩定的金融體系，是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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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FLORENCE J,SUBIRLALL,CHRIS.Rising Income Inequality:Technology, or Trade an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J].IMF Economic Review,2013,61(2).

圖　資本賬戶自由化前后基尼系數的變化(%)

資料來源：Davide Furceri and Prakash Loungani. 2015.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IMF Working Paper. WP/15/243.

[責任編輯：房宏琳]

中圖分類號：F83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462X(2016)05-0100-05

作者簡介：王娜(1984—)，女，美國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后，講師，從事貨幣理論、貨幣政策和當代中國經濟研究。

基金項目：北京市教工委首都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課題(BJSZ2015ZC085)；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2014XJ026和2015RW001)；國家留學基金委資金資助

收稿日期：2016-01-12

·經濟學理論與思潮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