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彈性與經濟波動關系的理論分析

丁瑞霞

摘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市場像一只“看不見的手”調控著經濟的宏觀運行，經濟波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而稅收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減少經濟波動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面是稅收自身發揮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靠稅收彈性的調節作用。本文立足于稅收彈性與經濟波動關系的理論分析，結合相關文獻查閱，得出稅收彈性與經濟波動關系的相關結論，并提出稅制結構方面的相關政策建議，以減少經濟運行的波動性，促進經濟平穩增長。

關鍵詞：經濟波動；稅收；稅收彈性；稅制結構一、研究背景

（一）經濟的穩定持續增長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

在商品和貨幣交換普遍存在的現代社會， 社會生產是為了滿足以貨幣為代表的最終需求。用生產發展來滿足需求，同時用需求的合理增長來促進生產發展。但是， 社會需求也不是越大越好。它也受到社會總供給的制約，社會供求不平衡就會引發經濟波動，而供求是相對存在的， 因此經濟波動就不可避免。但是，社會對經濟波動也并不是束手無策。實際上， 只要能夠及時根據社會總供求的變化相應調整財政政策，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經濟波動的幅度， 從而相應減少波動帶來的損失。

（二）政府宏觀調控的可能性

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是經濟穩定增長的兩要素，而供給是由社會私人部門提供的，在市場經濟的宏觀背景下，政府不會干預私人部門的供給，因此，為了維持經濟的平穩發展，政府宏觀調控的對象只能是社會總需求。調控的工具則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支出政策和稅收政策三大工具。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來調節市場利率，通過市場利率的變化來影響民間的資本投資，影響總需求來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陣措施。調節總需求的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為法定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和貼現政策，俗稱“三大法寶”。

財政支出政策，包括政府公共服務開支，政府公共工程支出和轉移支付政策。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屬于無彈性的支出，不會隨著經濟的波動和市場需求的變動而發生改變；政府公共工程支出是指政府資助或直接從事的各項建設支出，包括公路建設、水利建設、住房建設等工程，或政府資助的地區性開發計劃等，這一支出政策相對有彈性。轉移支付政策，是政府財政資金的單方面的無償轉移，大都具有福利支出的性質，如社會保險福利津貼、撫恤金、養老金、失業補助、救濟金以及各種補助費等。政府運用財政支出政策調節總需求主要是靠轉移支付政策，因此發揮作用的空間相對較小。

政府運用稅收政策調控總需求平抑經濟的周期波動主要是依靠稅收的自動穩定器功能。當經濟繁榮時，社會總需求上升，投資和消費都相應增加，為了減少急速膨脹的需求量，政府需要多征稅，而當經濟處于低谷時，社會總需求下降，市場萎縮，投資和消費減少，為了刺激市場，政府相應的少征稅，個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自然會使需求上升。這種稅收的自動增加和減少一方面是靠社會保障制度來完成，另一方面則是靠所得稅，特別是累進稅率的作用。經濟繁榮時，居民的收入增加，相應的所得稅的稅基增加，對應稅率的稅階、稅率也會上升，政府就可以多征稅，使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減少，抑制投資和消費的膨脹，經濟衰退時則相反。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政府為了刺激消費，提高出口退稅率，同時對于國內企業也采取了一些稅收優惠措施，包括由生產型增值稅轉向消費型增值稅，部分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可以抵扣，停止征收城市土地增值稅，減半征收契稅，降低印花稅等，對于個人則暫時免征儲蓄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等。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到，政府調節總需求的三大工具中，稅收是其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如果要通過一個具體的變量來觀測稅收調節經濟功能的大小，這就要引出本文的中心變量，即稅收彈性。稅收彈性是稅收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率，本文通過研究稅收彈性對經濟波動的影響，進而分析為了減少經濟波動應當構建的何種彈性稅制體系，從而對稅制結構的優化做出相應貢獻。

二、研究意義

建立有彈性的稅制，使經濟過熱時能夠增加稅收收入，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抑制投資和消費需求，防止通貨膨脹；經濟萎縮時減少稅收收入，刺激投資和消費，帶動經濟升溫，對我國實現“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目標有重要推動作用。

（一） 強化稅收彈性是市場經濟機制的內在要求

在市場機制下，一方面價值規律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必然會使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經濟運行必然伴隨著繁榮和衰退的交替，它要求稅收必須適應經濟周期的變化；另一方面， 商品經濟的社會化大生產是千變萬化的，但稅法卻是相對固定的，為了保持社會的穩定，不可能頻繁地變動稅率、開征新稅，這就要求稅制本身應具有彈性，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經濟狀況。

（二） 富有彈性的稅收是減少經濟波動的自動穩定器

稅收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它能在經濟繁榮時，使稅收收入相應增加， 同時減少企業與個人手中過多的貨幣收入， 防止固定資產投資與消費基金的膨脹， 減少經濟過熱和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 而在經濟滑坡、國民收入減少時， 減少稅收收入， 從而使企業與個人的支付能力增加， 防止市場萎靡， 刺激經濟回升，所以彈性稅收具有促進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 熨平經濟波動的功能。

（三）構建富有彈性的稅制體系是稅制改革的必然趨勢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未來稅收制度改革和發展提出了改革稅制、穩定稅負、優化結構、規范管理四大任務，并把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作為優化我國稅制結構的重要實現途徑，同時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推行稅制改革使其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已經刻不容緩，而一個富有彈性的稅制體系可以減輕我國經濟受世界經濟波動的干擾，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為實現“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良好開局做好基礎。

三、國內外相關研究

張倫?。?998）對1984-1996年的統計數據進行了研究，發現流轉稅（國內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之和，加上進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減去出口退稅）收入年平均增長14.9%，同期按現價計算的GDP平均增長20.3%，計算出流轉稅平均收入彈性只有0.73，即流轉稅相對缺乏彈性，同時當時我國屬于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因此流轉稅的彈性直接影響和制約了總體稅收彈性，導致我國稅制長期以來基本上屬于一種缺乏彈性的稅制。

楊斌（2008）認為稅收增長速度是高于還是低于GDP 增長速度是由許多復雜因素決定的。其中稅制設置的重復疊加和經濟周期變化是重要因素。在不考慮征管因素的條件下，只有在實行單一環節（如生產環節）單一稅（如周轉稅）的時候，稅收增長才會與GDP 同步。而在實行復合稅制即稅種多環節疊加的情況下，從一個經濟周期看，稅收增長與GDP增長必然不同步，稅收彈性總是大于1或小于1，當經濟效益好的時候，如果實行的是復合稅制，且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稅收彈性大于1為正?，F象，且稅收彈性越大說明經濟效益越好。

黃榮哲（2015）通過對2002-2013年稅收收入彈性系數進行線性回歸模型檢驗和狀態空間模型檢驗，發現直接使用定義估算出來的彈性系數在大多數時間里總是大于線性模型和狀態空間模型估算的彈性系數的，即大多數研究計算出來的稅收彈性系數往往是偏大于現實的稅收彈性系數的，因為純粹的經濟增長只是引起稅收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稅收優惠、稅制改革等經濟因素以及稅收征管效率等非經濟因素也會導致稅收增長。

胡良杰（2010）認為從長期均衡的角度來看，稅收收入彈性系數等于1，或者是圍繞1上下波動，即稅收收入規模應與相應的經濟規模保持一致，但出于不同經濟發展時期的稅收收入彈性系數可能并不會等于1，而是大于1或者小于1.就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而已言，我國的稅收收入彈性應該是大于1的。

羅天怡、羅超榮、孫若驍（2007）三位學者通過對1994年至2006年我國稅收增長與GDP增長的比較分析，得出我國稅收從1994年開始處于超經濟增長的結論，并通過數據計算出各年各稅種的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值，通過數據研究發現，1994年至2006年流轉稅的收入平均彈性為1.41，所得稅平均收入彈性為2，因此流轉稅的稅收彈性小于所得稅的稅收彈性。但是由于我國的稅收構成是以流轉稅為主，因此接下來對各主要稅種的超增長對稅收超GDP增長的貢獻率分析中發現流轉稅的貢獻率大于所得稅，但是這并不能否認所得稅的高稅收彈性是導致總體稅收彈性偏高的重要影響因素，除此之外，他們還發現征管力度的不斷加強以及企業經營管理和績效水平的提高也是稅收（尤其是增值稅）超GDP增長的重要原因。

Imbarine Bujang， Taufik Abd Hakim， Ismail Ahmad（2013）研究了稅收結構與經濟增長、其他變量之間的關系，他們發現在發展中國家，稅收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協同效應，但稅收結構與國際貿易之間卻存在協同效應；相反，高收入的OECD國家中，稅收結構與稅收收入組成即稅收結構之間存在協同效應，而進出口貿易與稅收結構之間卻不存在協同效應。

四、稅收彈性大小與經濟波動關系的理論分析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社會政策學派財政學家阿道夫·瓦格納（Adolf Wagner，1835～1917）第一次提出了稅收收入的彈性原則，他認為在財政需要增大或租稅以外的收入減少時，稅收應能基于法律增稅或自然增收。后來，稅收彈性原則得到了引伸，一般認為，稅制設計要使稅收收入具有良好的彈性，稅收應能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而自動調節自身的真正，最好前者能比后者更快一些。

（一）稅收彈性概念

稅收收入彈性（tax elastlcivt）是在一定的稅收制度下，計算出來的稅收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率。

計算稅收收入彈性的大小可以采用一定的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在這一過程中， 將稅收收入作為因變量， 將GDP作為自變量，同時還有一定數量的、相關的其他控制變量比如稅收征管因素（征管方式、征管機構、征管力度等）的變化、特定稅收政策的變化等。由此而剔除影響某一年度或某一時期稅收收入增長的特殊因素，從而保證計量出來的稅收收入彈性能夠反映一國基本稅制所能體現的組織稅收收入的內在特征。根據這一定義和計量方法計算出來的稅收收入彈性， 能夠更加深入地揭示稅收收入隨著經濟增長而變化的內在軌跡。

（二）公式

Et=（△T/T）/（△Y/Y）

其中，T為稅收收入總量，△T為稅收收入增量，Y為GDP總量，△Y為GDP增量。

稅收彈性反映了稅收對經濟變化的靈敏程度。Et>1表明稅收增長速度快于經濟增長速度，這種稅制稱為富有彈性的稅制；當Et=1時，稅收與經濟同步增長；Et<1時，盡管稅收絕對量可能增長，但稅收增長速度慢于經濟增長速度，新增國民收人中稅收集中度下降，這種稅制稱為缺乏彈性的稅制； Et<0 ，說明稅收增長與經濟增長呈反方向變動，這種情況最為糟糕，這表明政府對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處于失控狀態，不利于組織財政收入。

（三）稅收彈性大小與經濟波動關系的理論分析

稅收自身可以通過稅收乘數的作用調控經濟以減少經濟波動，而稅收彈性對經濟的調控作用則不僅僅是通過稅收乘數的作用，而是在稅收乘數的基礎上通過彈性法則進一步加強對經濟的調控，即稅收彈性抑制經濟波動的效果會在稅收乘數效應的基礎上更深一層，對經濟的調控作用也更有效。將稅收按照稅負的歸宿劃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不同的稅類對經濟的調控作用大小也是不一樣的，具體的調控機理如下：

當經濟處于快速增長時期時，銷售收入的增長速度與經濟的增長速度近乎同步，通過稅收彈性的公式來看，間接稅的稅收彈性近似于1。但是對于直接稅來說并非如此，經濟繁榮時期，由于銷售價格會隨著經濟的高漲而快速提升，但是商品的成本價格還停留在以前時期的水平，因此利潤額的增長幅度會顯著大于銷售額的增長幅度，也會顯著大于經濟的增長幅度，因此直接稅的增長率會顯著大于經濟的增長率，即直接稅的稅收彈性是大于1的。同理，當經濟低迷時，銷售收入的下降速度與經濟的下降速度也近乎同步，間接稅的稅收彈性是近似于1的，而銷售額雖然會隨著經濟的萎靡會快速下降，但是產品的成本變化卻存在滯后性，因此利潤額的下降幅度會顯著大于銷售額的下降幅度，也會顯著大于經濟的下降幅度，即直接稅的稅收彈性大于1 。因此，從上面的論證可以看到，直接稅對于經濟的波動更為靈敏，即理論上來看直接稅的稅收彈性大于間接稅的稅收彈性，用直接稅來調控經濟的運行會比用間接稅調控經濟有更大的成效。

五、結論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會發生越來越大的作用。經濟周期很可能成為經濟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其交替時間會相應縮短，發生方式趨于規則化。這就要求稅收必須適應經濟周期的變化，既能滿足財政收入的需要，又能對市場波動具有靈敏的反應。也就是說.我們要建立的稅收制度應具有良好的彈性，對經濟的發展變化具有很好的自我調整能力，在經濟增長時，可以自動增加稅收收入，減少企業和個人手中可支配的貨幣收入，防止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基金的膨脹，同時減少經濟過熱以及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在經濟滑坡、國民收入減少時，又能夠自動減少稅收收入，使企業和個人的支付能力增加，防止市場萎靡，刺激經濟的回升。

綜合上面的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為了減少經濟波動，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在稅收制度改革方面應當做到構建一個富有彈性的稅制體系，使得稅收收入隨著經濟的增長能夠相應增長，隨著經濟的萎縮而相應減少，既能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又能調控經濟運行。

參考文獻：

[1]黃榮哲.多種稅收收入彈性估算方法的比較[J].經濟研究參考，2015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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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羅天怡、羅超榮、孫若驍.從稅收構成看我國稅收超GDP增長[J].消費導刊·學術要論，2007.

[4][邱華炳]，劉磊.稅收彈性的理論與實證分析[J]財政研究.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