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香港反對派①“占中”“公投”②行為的對策建議

張梅艷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學院，北京 100872)

針對香港反對派①“占中”“公投”②行為的對策建議

張梅艷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學院，北京 100872)

摘要：近年來，香港反對派的“占中”“公投”行為在香港愈加泛濫，對香港現有的政治制度形成極大沖擊。香港反對派通過“占中”進行“虛假公投”來制造民意，脅迫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公然挑戰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在社會上產生極其惡劣的影響，嚴重破壞了一國兩制的政治生態平衡，不僅阻礙了香港政改的有序推進和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而且催化了各種社會矛盾，加深了大陸與香港的對立。針對這種現狀，應該從法律、政治、宣傳、經濟四個方面采取措施突破并解決這一問題。

關鍵詞：香港；“占中”；“公投”；特區政府

近年來，香港反對派的“占中”“公投”行為在香港愈加泛濫，對香港現有的政治制度形成極大沖擊。香港反對派變相利用“公投”來制造民意，脅迫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公然挑戰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在社會上產生極其惡劣的影響，嚴重破壞了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生態平衡，不僅阻礙了香港政改的有序推進和民主的健康發展，而且催化了各種社會矛盾，加深了大陸與香港的對立。針對香港社會出現的“公投”現象，本文指出應該從以下措施進行突破。

一法律手段：出臺相關法律禁止“公投”行為

(一)弘揚法治精神，加強法制教育

在今日之香港，法治、廉潔、自由、民主已經成為其核心價值，法治精神已經成為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既然法治精神在香港得到如此推崇，那么就有必要強調“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法治精神。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區，擁有高度的自治權，但其立法也必須受到兩個限制，其一是不可涉及主權問題：其二是香港進行的政治活動必須接受全國人民代表大學常務委員會的監督和審查。香港特區若要進行“公投”必須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更不能與之相抵觸。但是，我國除《憲法》之外，《基本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立法法》等有關的各項單項憲法性法律以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的釋法和有關決定中，也找不到有關公投的法律規定。所以，香港反對派進行的各種“占中”抑或“公投”運動，皆無法理基礎。[1]雖然上述法律中亦沒有關于禁止舉行公投的條文，但是根據現代法治的兩項基本原則：一是私法以權利為核心，遵循“法不禁止皆自由”；二是公法以國家公權力為軸心，遵循“法無授權不得行”“權力法定”的鐵律。故在法理上，香港根本沒有任何資格可以實施全民公投。換言之，香港若要真的實現法治，崇尚法治精神，便要遵循相關的法律規定，而擯棄所謂的“公投”。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法治思想的確立和實施。法制教育就是弘揚法治精神，推動法治理念深入人心。香港實行與內地不同的普通法制度，現有條例600多部，附屬立法2000多部，還有無以計數的判例。兩套法律體系的分割導致了港人對于大陸法律體系的不認可。事實上，很多港人對于大陸的相關法律并不了解，甚至存在誤解現象。這就有必要在香港進行法制教育，且這種法制教育應該實現新的轉變：一是轉變宣傳內容，實現從簡單的法律條文、法律知識宣傳向法治理念、法治文化的傳播等多層次、綜合性內容轉變，增強港人對于大陸法律體系的法治精神的認可；二是轉變宣傳方式，實現從單向的說教、灌輸向主動參與、雙向互動、文化熏陶、自覺接受的形式轉變，這更符合香港自由、民主的社會現實；三是轉變宣傳載體，實現從傳統的廣播、電視、報刊等大眾傳媒向音像制品、廣告宣傳、電子圖書、數字化多媒體、互聯網等新型媒體轉變，這是網絡時代宣傳教育的必然選擇。

(二) 對于公投制度進行人大釋法，明令禁止

為了抑制反對派對于公投制度的變相濫用，理應從法理上予以徹底根除。但是由于修改《憲法》《基本法》，或是制定一部新的法律茲事體大，耗時久，故可以采取人大釋法的方法對香港公投制度進行限制。根據《基本法》一五八條，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根據目前香港“占中公投”行為每年都存在，幾乎成為常態，因此必須從法律上予以明令禁止。香港律政司可以向終審法院請求，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澄清“公投”在中國社會并無法律效力。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公投制度在香港影響范圍廣，影響程度大，加上公投制度本身為直接民主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人大常委會關于公投制度的釋法應該重點強調，禁止的是開展有關的關于政治體制、所屬權變更、領土變更的公投。

二政治手段：提高特區政府執政能力

(一)特區政府的行政反應能力有待提高

香港在回歸初期尤其是2000年前后，香港政治發展較為平穩，而到2003年之后，反對派的勢力逐漸增強，其支持率慢慢走高。這背后的原因實際上是兩大意識形態碰撞所潛藏著政治化的危機。反對派希望通過發動“民主運動”獲得香港的管理權，從2003年至今每年發動爭取盡快普選的“七一游行”，尤其是在各類選舉中以爭取民主為口號使其每次選舉基本無往而不勝。如果說，二十三條立法是導致香港社會走向政治化的直接原因，那么“民主普選”議題則是反對派在政治議題上占有主導權的根本原因。2009年反對派通過“五區總辭”的“虛假公投”行為進行立法會的選舉，2012年通過“3·23模擬公投”來考察民意，“2014年元旦的虛假性公投”也為測試民意，如果這些行為一直存在的話，很明顯會影響香港普通民眾的政治偏好，如果特區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對這些問題一直采取避而不談的方式的話，可能會造成這種活動越演越烈，因此，就目前比較興盛的香港公民對“全民公投”的訴求，港府應該及時作出相應的回應，不管是出臺法律還是明令禁止，在這個問題上特區政府要占有一定的主動權，不要再讓民眾逼迫政府作出選擇和決定。

(二)特區政府要在香港公投的政題上取得主動

香港回歸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特區政府施政水平明顯下降，在香港民眾心中的地位也開始下降，這使得反對派在民眾支持中保持了很大的優勢。董建華與曾蔭權政府施政效率均不高，且至后半段均出現一些管治問題。目前梁正英政府的施政水平也正在遭受香港人民的考驗。除了客觀原因，即港英政府時期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而回歸后由于結構性經濟問題，經濟發展減緩是必然的；“還有其主觀方面如缺乏經驗及做事風格慢半拍等問題，施政效率一直較低，成為弱勢政府。政府管治能力低下成為反對派要求進行全民公投的最有力借口，反對派在各項選舉中的優勢因此得到強化?！盵2]

這些原因使特區政府在香港民眾中的地位下降，也導致民眾要求公投的呼聲越來越高，加之特區政府的行政執行能力不高，這也為公民要求對一些事務舉行全民公投來決定提供了理由。對此，特區政府要深刻反思自身目前存在的問題，從自身出發，提高施政能力，贏得公眾支持。當前建制派在香港事務發揮的作用并沒有明顯的顯現出來，建制派對香港很多政治議題的反映都要慢半拍或者很難占有政治的道德高地，這一位置從2003年起，多數都是被泛民主義反對派所占有，對此，在香港公投這一議題上，香港建制派要及時作出反應，爭取在公投議題上占有道德高地，這對于之后解決香港能否公投，掌握公投的話語和領導權至關重要。

三宣傳手段：主動回應反動言論，積極培養輿論領袖③

(一)對反對派的反動言論予以積極、及時、強勢回應

中央和特區政府為了贏得民意，首先必須贏得“輿論戰”。目前香港輿論界強勢“輿論領袖”主要集中在反對派的手中(包括“民主派”和一些反共、親英美傳媒、學者)，他們憑借所掌握的輿論話語權，引導甚至支配追隨者和被影響者的態度和行為：一方面，他們配合香港連年經濟不景氣、失業高企，民眾前景灰暗的社會現實，不斷傳播反動觀點，如香港媒體中所謂的“名嘴”“名筆”在媒體中怪罪政府無力扭轉經濟頹勢，對SARS進退失據，特首厚顏無恥而不肯引咎辭職，通過“香港民主自由倒退” “中央干預加強”，香港逐漸“內地化”等輿論營造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氣氛；另一方面，他們對其他觀點故意設置阻滯或干擾措施，甚至進行指責和攻訐，如針對北京提出的“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口號，這些反對派稱其為“擦鞋”，不愛國反而被宣揚為“正義”“正當”。

中央及特區政府一直堅持著“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原則，給予港人充分的治理權，并且充分保障香港地區的言論自由，因而對于香港反對派的相關輿論采取的是一種相對消極的態度，極少進行強勢回應。這在一定意義上縱容甚至助長了香港反對派的相關輿論，導致了“沉默的螺旋”效應，即“人們會普遍積極參與討論那些自己認同的并且受到廣泛歡迎的觀點，由此這類觀點更得以傳播，在香港語境下，有些人發現自己認同中央政府的觀點很少得到或幾乎得不到他人的肯定，即便自己贊同它，也會保持沉默”。[3]這樣導致沉默的一方越發沉默，而另外一方的聲音則越來越強大。甚至，由于缺少回應和宣傳，導致港人對反對派的相關反對輿論更加深信不疑，更加劇了港人對于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排斥，甚至是敵意。

故要應對反對派輿論領袖的輿論攻擊，中央及特區政府首先應轉變傳統的消極縱容態度，而轉為積極強硬態度，當然這種強硬不是采取措施限制反對派的相關輿論(動員政治手段進行強制壓制反對言論反而會使對“民主”“自由”推崇的港人采取更為激烈的對抗措施，并使反對派有了可以攻擊的對象)，而是采取一種類似于“辯論”的對應措施，針對反對派的各種言論，予以針對性回應，使大陸聲音能夠在香港得到傳播。

(二)積極培養輿論領袖，打破反對派在輿論界的獨霸局面

一是積極引導輿論領袖的正確立場。在對香港輿論領袖進行跟蹤調查的過程中，發現稍有反動傾向但不明確的輿論領袖，可以觀察他們的言論動向，并采取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教育和輔導措施正面引導和調節其觀點和言論，引導其觀點和言論回歸主流?！皩τ谝恍┨幱谧匀粻顟B的輿論領袖，要充分認識到他們既不可能完全站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立場，而又非完全的反動派的代言人，所以要培養他們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上，用事實說話，用全局的眼光看問題，用科學的方法想問題，以擴大主流輿論的聲音”。[4]

二是注重學者領袖的培養。這主要是因為學者在社會上處于一種中立地位，更容易為港人所接受，既要擴大己方香港學者的聲音并不斷擴展相關數量，還應鼓勵大陸學者積極參與到與香港相關政治研究，如全民公投、民意調查等，推動香港和大陸學者的平等對話，力圖在“博弈”和“對話”中逐漸掌握話語權。如針對香港學者所拋出的所謂中立“民意調查”，相關學者可從學術上對其進行批判，包括其程序、抽樣等合理性進行分析，以破解其所謂的“民意”，甚至可以自己組織真正中立的民意調查機構來了解社情民意，贏得主動權；再如針對香港民意專家鐘庭耀把十四項社會指標評分全線下跌歸咎于人大釋法，因為社會發展是一個政治、經濟、社會等共同因素作用的結果，并不能僅僅歸結于政治，鐘耀庭的觀點實際上是一種學術研究的政治化手法，國家可組織相關學者對其進行系統研究和批判。

三是注重網絡媒體輿論領袖的培養。網絡既為“意見領袖”提供了發表言論的平臺，也通過其交互性的特點，為網民提供了對言論進行反饋的渠道。在這個“人人都可以發聲”“信息高度共享”“一條信息可能引發變動”的網絡時代，針對網絡輿論成為輿論的核心陣地的社會現實，中央和特區政府必須高度重視培養網絡媒體輿論領袖來加強對網絡輿論的引導。而要引導這些輿論領袖，就必須加強與“意見領袖”[5]之間的雙向溝通，以緩解或消除他們的一些負面態度，可以采取專家筆會、對話座談等形式來加強溝通，對于他們正面的報道、反饋，亦或者是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批評和建議都應該加以吸收，使網絡輿論形成宣揚客觀、理性的良好氛圍。

真理越辯越明。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地方，理性討論才能獲得支持。我們要培養自己的輿論領袖，與香港反對派展開對話和辯論，并充分相信港人的理性和評判能力。

四經濟手段：促進香港經濟穩步發展

(一)改善民生，縮小貧富差距

一切政治問題大都由經濟問題而引起或者加劇。香港反對派要求推行公投制度最根本的原因也只能歸在經濟問題上。香港在回歸的前幾年時間中，正好趕上香港經濟復蘇和發展的黃金時期，經濟增長高速，股票市場以及房地產市場行情大好，港英政府大幅度為公務員等公職人員加薪，社會福利隨著經濟發展也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從1997年回歸后，香港先后遭遇了最為嚴重的東南亞金融風暴，伴隨著經濟發展到達一個瓶頸時期，經濟增長明顯不如回歸前，一部分港人生活質量沒有得到提高，或者還出現了下降情況。這種背景下，部分港人潛意識中將生活環境變差歸咎于回歸及特區政府。加上香港社會結構化分層的嚴重，貧富懸殊加劇，“官商勾結”嫌疑始終存在，港人對特區政府的怨氣自然上升。[6]這個時候，具有明顯政治企圖的反對派就站在民眾立場，要求通過全民公投選舉特首，解決公共事務，目的是為其上臺提供機會和舞臺。這也是反對派保持優勢及社會政治化傾向無法改變的又一重要原因，也是香港公民不信任特區政府的根本原因。對此，發展香港的經濟，解決經濟結構轉型的一系列問題，縮小貧富分化也是當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需要解決的重要事情，只要經濟問題得到改善，特區政府的威信得到提升，反對派的勢力自然會降低，政府禁止公投的法令也會得到民眾擁護。

(二)建立內地與香港經濟的互助模式，促進香港穩步發展

事實上“香港民生矛盾始終存在，只是經濟好時有所緩和而已”。[7]當經濟發展平穩時，特區政府的支持率就會上身，當經濟陷入困難時，特區政府的支持率明顯下降。香港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主，對外依賴程度很大，目前全球金融海嘯未見緩和之勢，香港特區政府應制定長遠經濟發展策略，除了要積極推動與廣東經濟合作，還應積極推動本地經濟轉型。內地也要發揮好大本營的作用，給香港的發展給予大力的物力、財力以及人力的支持。特區政府應該重視民生矛盾，“加大力度盡力緩解這些矛盾，尤其是通脹導致低下層人士生活更形貧困問題，要盡快制定一套詳細的幫助低下層人士擺脫貧困的辦法，盡力縮小貧富差距，政策上要避免向工商界尤其是大財團傾斜?！盵8]對此縮小貧富差距，形成內地和香港互動的發展模式，促進香港的經濟穩定增長，從而爭取香港多數低產以及中產階級的支持。

注釋：

①香港“反對派”就是泛民主派。民主派是香港傳媒及學者等常用的詞匯，泛指希望香港可推行民主及普選的政治及社會人物。 香港特區政府(曾蔭權、許仕仁、林瑞麟都曾經用“反對派”一詞形容泛民主派)及親政府報章或人士冠以“反對派”或“偽民主派”的名稱。

②“占中”指的是正在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發生的“占領中環”非法集會?！罢碱I中環”，全稱“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簡稱“和平占中”或“占中”?！罢贾小庇?013年3月27日發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啟動。香港“占中公投”2014年6月20日至22日，香港“占領中環行動”舉行“全民投票日”，于3個“普選方案”中投出“占中方案”。亦稱“622全民電子公投”。

③“輿論領袖”是美國的拉扎斯菲爾德在其“二級”傳播理論中提出的，他認為大眾傳播中的信息和輿論并非直接流向一般受眾，而是首先傳播到“輿論領袖”，再從“輿論領袖”散布到一般受眾。而經輿論領袖強調提示的意見由于具有公開性和傳播的廣泛性，容易被一般受眾當作多數或優勢意見所認知，并成為他們判斷現實、形成觀點或指導行動的依據。

參考文獻

[1]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就香港個別社會團體發動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進行“公投”一事發表談話[N].人民日報(京),2010-01-16(4).

[2]朱世海.論香港的政黨演進與政治發展的關系[J].當代港澳研究(京)，2010(6)：75-79.

[3]朱珉旭.當代視域下“沉默的螺旋”理論的反思[J].國際新聞界，2014(1)：18-32.

[4]羅旭.網絡政治參與中的輿論領袖研究: 演進與規制[J].浙江社會科學，2012(4)：188-192.

[5]陸士楨.對當代青年網絡政治參與的理論分析[J].中國青年研究(京)，2012(7)：29-33.

[6]陳麗君，唐曉玲.試論香港政治生態現狀、特點及其原因[J].當代港澳研究(廣州)，2009(1):183-193.

[7]朱世海.論香港的政黨演進與政治發展的關系[J].當代港澳研究(京)，2010(6)：75-79.

[8]陳麗君，唐曉玲.試論香港政治生態現狀、特點及其原因[J].當代港澳研究(廣州)，2009(1):183-193.

Counter measures Against “Occupy Central” and “Referendum” of the Hong Kong Opponents

ZHANG Meiyan

(Faculty of Philosophy，Ren Min University，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activities of “Occupy Central” and “Referendum” of the Hong Kong opponent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producing a great impact on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i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opponents made public opinions by “false referendum”, stress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SAR government, openly challenged the Basic Law and the relevant decisions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which turns to be an extremely adverse impact on the community, serious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balan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These activities not only impede the orderl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political reform and democracy, but also become a catalyst for a variety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eepen the opposition of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s to this situa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 measures taken to solve the the problem from such four aspects as law, politics, publicity, and economy.

Key words：Hong Kong; “Occupy Central”; “Referendum”; The SAR Government

收稿日期：2015-09-24

作者簡介：張梅艷(1990-)，女，甘肅臨夏人，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D676.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181(2016)02-006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