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機制及其效應分析

劉新文　楊莉娟　傅怡玲

摘要：本文采用廣西14個地級市2004-2014年的面板數據，就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機制及其效應進行了研究。通過研究發現，廣西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機制主要通過金融服務或金融發展自身、經濟發展、收入分配進而對減少貧困產生影響。進一步的，我們發現，金融發展規模對減少貧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金融發展效率對減少貧困具有負向影響，作用不顯著；收入分配對減少貧困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經濟發展對減少貧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關鍵詞：金融發展；貧困；廣西

中圖分類號：F83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2-000-04

一、引言

自上世紀80年代我國相繼實施以扶貧貸款、發展資金和以工代賑等形式的扶貧開發計劃以來，我國絕對貧困人口數在不斷遞減。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從1978年2.5億下降到2014年的7017萬，貧困減緩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由于我國貧困地區基礎設施落后、生產生活條件較差，且自然災害頻發，給我國的減貧工作帶來了諸多困難。廣西由于受地理位置、資源稟賦、經濟基礎和歷史條件等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和減貧工作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與中、東部地區相比，仍屬于經濟社會欠發達和貧困地區。截止2014年，廣西共有54個貧困縣，5000個貧困村，538萬貧困人口?？梢?，廣西的貧困問題仍然較為嚴重。而我國的《十三五規劃》明確指出，到2020年實現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目標。這一目標要求我國貧困地區加大扶貧、脫貧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實行精準扶貧。

那么，怎樣采取有效的措施減少貧困？這成為當前學術界和實務界亟需解決的問題。眾多的研究表明，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金融服務和收入、分配進而直接或間接的對貧困減緩產生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研究雖然從直接和間接作用機制對金融發展與貧困減緩進行了研究，卻未得出一致的結論。一些學者認為，金融發展有利于貧困減緩（Remenyi and Quinones， 2000；Burgess and Panda，2003；巴曙松和欒雪劍，2009）；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金融發展不利于地區貧困減緩，反而在一定程度了加劇了貧困（Banerjee and Newman，1993；Galor and Zeira，1993；Ranjan and Zingales，2003；陳銀娥和師文明，2010）?？梢?，金融發展對貧困減緩的影響目前學術界還未有一個定論。而廣西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機制以及效應如何，學術界尚未對其進行研究。同時，廣西作為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和真正意義上的貧困地區，以其作為其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鑒于此，本文以廣西14個地級市2004-2014年作為其研究樣本，分析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機制及其效應，進而為廣西扶貧、脫貧和金融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二、文獻綜述

學術界關于金融發展與貧困減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機制。二是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作用：促進抑或是抑制。

具體而言，在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機制方面，目前主要從直接影響機制和間接影響機制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如直接機制方面，金融機構可以向貧困人口提供信貸服務和儲蓄等金融服務，保證貧困人口有充足資金進行投資生產，獲得收入；而提供儲蓄則不僅可以增加窮人的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強貧困人口抵御風險的能力（Burgess and Panda，2003；DFID，2004）。Shimeles（2006）的研究也表明，貧困人口更容易在寬松的金融市場環境中獲得金融服務，從而有利于改善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Jeanneney and Kpodar（2011）指出，增加儲蓄服務等金融服務的供給有助于減緩貧困。這是因為，一方面窮人能夠通過儲蓄逐漸為項目投資積累更多資本，另一方面儲蓄所帶來的利息流也增加了窮人的收入。崔艷娟和孫剛（2012）研究表明，金融服務在不同的經濟和金融時期，對減緩貧困的作用不一樣。汪海東等（2013）指出金融服務的充分性和金融服務的寬度是減少貧困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金融發展本身也可以對減緩貧困產生直接影響。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金融發展不穩定，會導致投資的不穩定性進而影響經濟，從而不利于貧困減緩（Jeanneney and Kpodar，2005；Akhter，et al.，2010）。Kappel（2010）通過研究表明，與金融欠發達的國家相比，金融較發達國家，其貧困下降速度更快。

在間接影響機制方面，一些學者主要從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角度進行系統、詳盡的分析。如Ravallion（1997）對23個發展中國家研究表明，當一個國家出現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時，即使經濟呈現高速增長，也不能減少貧困。進一步研究發現，由于收入差距的差異，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貧困人口從經濟中所獲利益也不盡相同（Ravallion，2001）。Li et al.（1998）對112個國家1947-1994年的基尼系數進行分析發現，金融發展水平較好的國家，可以降低因信息非對稱而引起的信貸約束，進而進行生產活動，提高收入，最終減少貧困。Dollar and Kraay（2002）的研究表明，金融發展能夠通過經濟增長促進貧困減緩。這主要是因為金融發展可以將儲蓄轉化為貸款進而形成投資，促進經濟的增長。而經濟增長的同時，進一步促進企業的發展與成長，為窮人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此外，窮人在高的經濟增長中可以獲得更多的資金和人力資源的投入，進而提升其技能水平，有利于減緩貧困。Beck et al.（2004）發現金融發展會通過提高窮人的收入而降低收入不平等，金融中介更發達的國家的貧困率和收入不平等下降得更快。蘇基溶和廖進中（2009）利用我國2001-2007年省級面板數據，對我國金融發展對收入分配和貧困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我國的金融發展有利于貧困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減少收入分配不公平現象。田銀華和李晟（2014）采用2004-2013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就金融發展對農村地區貧困關系的問題進行研究發現，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提升，通過金融機構農村信貸資金投放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形成對農村居民收入的拉動最終減緩農村貧困?？梢?，金融發展對貧困減緩具有促進作用。但另外一些學者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認為金融發展并沒有促進貧困減緩，相反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如Greenwoodand Jovanovic（1990）研究表明，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金融發展對貧困的影響呈現出先惡化后改善的非線性關系。而這一觀點也得到了我國學者崔艷娟和孫剛（2012）的證實。楊俊等（2008）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對中國金融發展與貧困減緩進行經驗分析指出，中國整體金融的發展在短期內緩解了貧困狀況和收入情況，但從長期來看，并沒有成為貧困減緩的因素之一。師榮蓉等（2013）對我國西部1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進行研究發現，金融發展對貧困減緩表現出明顯的門檻效應：當人均收入處于低水平均衡時，金融發展對貧困減緩具有隱性累積效應；當人均收入跳越“貧困陷阱”時，金融發展對貧困減緩具有顯性加速效應；當人均收入處于高水平均衡時，金融發展對貧困減緩具有隱性減速效應。蘇靜等（2014）的研究也表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對收入貧困具有抑制作用。

綜上所述，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作用機制主要通過金融服務、金融發展等直接影響，以及通過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等間接影響。究竟是促進貧困減緩抑或是抑制貧困減緩，則不同的學者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同時，我們發現，已有研究大都基于跨國或省級層面，較少涉及到某一地區內部金融發展對貧困減緩的具體影響。因此，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機會。

三、模型設定、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為了研究廣西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機制及其效應，本文參照崔艷娟和孫剛（2012）、師榮蓉等（2013）基本思路建立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靜態面板模型：

其中pov為貧困減緩，fin為金融發展，且以金融發展規模fin1和金融發展效率fin2兩個指標來衡量目前廣西金融發展水平，X為控制變量。在這里，我們借鑒崔艷娟和孫剛（2012）、崔艷娟（2014）、張冰和冉光和（2013）、師榮蓉等（2013）等人的相關研究選取經濟發展rgdp、產業結構ind、收入分配inc、基礎設施水平inf、對外開放度open、財政政策gov和城鎮化水平urb作為本文的控制變量。I為時間編碼，t為地區編碼，代表不可觀測到地區效應，代表不可觀測到年度效應，為隨機擾動項。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廣西2004-2014年14個地級市作為其研究樣本，相關數據均來源于歷年《廣西統計年鑒》。以美元表示的進出口總額我們以當年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價進行換算，其匯率數據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需要說明的是，對于缺失的數據，我們采用拉格朗日線性插值法得出。同時，本文在進行計量分析時，均采用stata11.2軟件，在此說明。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給出了各變量的統計特征。從表2可知，主要變量貧困減緩pov的平均值為0.6755，最大值為1.2875，最小值為0.2864，標準差為0.2533。金融發展fin1的平均值為1.6148，標準差為0.7474，最大值為4.5347，最小值為0.8044，金融發展fin2的平均值為0.6301，標準差為0.1463，最大值為1.1080，最小值為0.3027。收入分配inc的平均值為3.3475，標準差為0.4558，最大值為4.9501，最小值為2.525。經濟發展rgdp的平均值為1.9131，標準差為1.2417，最大值為6.5179，最小值為0.3585?？梢?，廣西各地級市的貧困減緩、金融發展、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均存在一定差異，尤其是在金融發展fin1和經濟發展方面，各地級市差別較大。

（二）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實證分析

表3給出了金融發展規模對減少貧困的計量結果。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在進行計量分析時，采用面板數據常用的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在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主要通過Hausman test （豪斯曼檢驗）對其進行判斷。通過檢驗我們發現，金融發展規模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模型（1）-（6）均為固定效應模型。同時，我們在進行回歸時，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在金融發展、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三個變量的基礎上，逐步增加控制變量，分析其金融發展對其減少貧困的穩健性，其結果如表3中的（1）-（6）。從表3可知，金融發展規模（fin1）的系數在模型（1）-（6）中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金融發展規模對減少貧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驗證了已有學者的相關研究。收入分配（inc）對減少貧困在模型（1）-（6）中均呈現負向影響，且在控制相關變量之后，收入分配對減少貧困的負向影響得到加強。這表明收入在城鄉居民間的分配的差異，使得廣西各地級市貧困現象進一步惡化。經濟發展在模型（1）-（6）中均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廣西各地級市通過發展經濟進而金融機構存款向貸款轉化，儲蓄向投資轉化，從而有利于窮人獲得工作、收入和技能，進而減少貧困。產業結構（ind）對減少貧困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從表3模型（1）-（6）可知，基礎設施建設和財政政策對減少貧困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基礎設施如公路、交通的改善，有利于貧困的減緩，而財政政策由于直接采取向貧困人口和家庭進行扶貧貸款、專項資金大力扶持農村發展種植業等農業產業，從而促進地區貧困減緩。

此外，從表3可知，可決系數R-sq在逐步加入控制變量后，最終達到0.867.說明方程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4給出了金融發展效率對減少貧困的影響的回歸結果。同樣地，我們采用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并進行hausman test，最后發現固定效應模型要由于隨機效應模型，因此我們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從表4模型（1）-（6）可知，金融發展效率（fin2）對減少貧困具有負向影響，但作用不明顯。這有可能因為在廣西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還較為落后，由于金融中介成本的限制，使得貧困人口由于不能支付獲得金融支持的中介成本，從而不能從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中獲益，進一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對貧困減緩呈現負相關關系。而其他變量如收入分配（inc）、經濟發展（rgdp）、產業結構（ind）、基礎設施水平（inf）、城鎮化水平（urb）、財政政策（gov）和對外開放度（open）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與表3基本一致，在此不作論述。

五、結論

本文采用廣西14個地級市2004-2014年的面板數據，就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機制及其效應進行了研究。通過研究發現，廣西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機制主要有直接影響機制和間接影響機制。直接影響機制則通過金融服務或金融發展自身對減少貧困產生影響；而在間接影響機制方面，主要通過經濟發展、收入分配進而影響金融中介資金投放對減少貧困產生影響。進一步的，我們發現，廣西金融發展對減少貧困的影響存在差異：金融發展規模對減少貧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金融發展效率對減少貧困具有負向影響，作用不顯著。收入分配則對減少貧困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經濟增長對減少貧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這與全國層面或省級層面研究結果不盡不同。因此，本文的研究結果對廣西金融發展和扶貧開發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巴曙松、欒雪劍.農村小額信貸可獲得性問題分析與對策[J].經濟學家，2009，（4）：37-43.

[2]陳銀娥、文明.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貧困減少的經驗研究[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0（6）：100-105.

[3]崔艷娟、孫剛.金融發展是貧困減緩的原因嗎？——來自中國的證據[J].金融研究，2012，（11）：116-127.

[4]崔艷娟，金融發展、城鎮化與貧困減緩——基于系統GMM的估計[J].蘭州學刊，2014，（8）：152-158.

[5]師榮蓉、徐璋勇、趙彥嘉.金融減貧的門檻效應及其實證檢驗——基于中國西部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3，（3）：32-41.

作者簡介：劉新文，男（1986-），漢族，湖南人，碩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法律與金融。

楊莉娟（1996-），女，漢族，廣西人，本科。

傅怡玲（1995-），女，廣西人，本科。

基金項目：本文受欽州學院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廣西金融市場化進程對減少貧困的影響機制及其數量測度研究”的資助，在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