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企業養老保險對工資的影響機制

吳明琴+童碧如

摘要：文章采用2002-2007年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調查的數據，研究推進養老保險改革對員工工資的影響，即繳存養老保險比例的變化是否對員工的工資存在擠出或替代效應。在通過工具變量克服養老保險的內生性之后，發現員工的名義工資具有剛性，養老保險不能替代名義工資。剔除各地通貨膨脹的因素之后，養老保險也不會擠出實際工資。這與西方國家的發現有所不同[1]。文章進一步解釋了在中國存在這種關系的主要原因。文章的發現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下中國企業的人力資本戰略選擇和調整有著深刻的意義。

關鍵詞：養老保險改革；工資；內生性

中圖分類號：F840.6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16）03002909

一、問題與文獻回顧

目前中國人口老齡化正加速發展，并在規模和結構上呈現增長速度快、老年人口絕對數量多、高齡老人比例高等特點，至2011年底，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達到1.85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3.7%，是世界上唯一的老年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也是發展中人口大國崛起過程中人口老齡化問題最嚴峻的國家。預計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如何處理和完善養老保險制度直接關系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健增長和社會穩定[2]。養老保險是保障人民生活、調節社會分配的一項基本制度。過去10年，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進入快車道，建設速度、公共投入力度、惠及民生廣度均前所未有。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截至2012年9月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已覆蓋7.48億人，其中，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2.99億人。

企業的養老保險與企業的行為存在密切關系，比如從稅收角度看，企業為了避稅增加養老保險等福利[3-4]。同時，企業提高養老保險等福利，也會提高員工的生產率，從而增強企業的競爭力等[5]。企業養老保險作為員工福利的一部分，它與員工工資的關系更加密切。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勞動經濟學家一直致力于研究企業上繳養老保險對工人工資的“擠出或替代效應”（substitution effect）。根據現有文獻，養老保險對員工薪酬在大部分西方國家的研究中的確是有影響的[6-8]。Woodbury[6]和Summers[9]是早期研究工資和福利關系的典型，他們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證實了企業支付的工資和福利之間存在替代關系。Montgomery、Shaw和Benedict[10]，Gruber和Porterba[11]，以及Olson[12]發現在美國當企業增加養老保險的時候，員工的工資會有所下降。Holmlund采用瑞典1950-1979年的數據，Komamura和Yamada利用日本的數據，Gunderson、Pesando和Hyatt利用1984年的加拿大的數據，得到了類似的發現。

而在發展中國家，二者的關系仍然沒有答案，因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政治體制設計、經濟環境和政策、收入水平和人文特征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別，所以在發達國家中得到的結論和發展模式并不一定在發展中國存在?，F有文獻指出中國作為轉軌經濟國家，養老體系的建立和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將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存在較大差異[2]。那么，企業養老保險和員工工資的關系是什么呢？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怎樣？二者的關系與發達國家的發現又存在哪些不同？這些不同的原因何在？現有文獻還不能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所以本文提出的問題不僅具有理論意義，更有現實意義。

中國不斷推進的養老保險改革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背景。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初，養老保險改革的主要特征是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的結合，該體系是世界銀行鼓勵的三支柱體系，即強制性的現收現付制、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和自愿的商業保險。2003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聯合發出的《關于調整企業的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率的通知》中正式將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擴大至非國有企業范圍，企業需要繳納工資額的20%作為養老保險基金，只有上海和廣東屬于例外，它們的目標比率分別為22.5%和18%。企業養老保險的不斷推進勢必對企業產生新的影響。2005年頒布的《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國務院進一步確認了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對完善養老保險制度的重要性。但養老保險改革在全國各地的實際執行效果不同，即各地的企業養老保險的比率并不完全按照國家規定的水平，而是各有不同。這些差異與變化（Variance）為我們在實證上研究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實際影響提供了豐富的數據資源和必要條件，同時也為我們從微觀角度分析養老保險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切入點。

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本文采用2002年至2007年中國統計局發布的規模以上大中型工業企業調查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來分析企業增加養老保險是否影響職工工資。首先我們通過OLS回歸，發現養老保險與員工工資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但是養老保險本身可能并不是外生的，為了克服養老保險提供的內生性，我們借鑒了Card[13]以及Gruber和McKnight的方法，采用同一行政區域中相同行業的周圍企業的平均養老保險繳存率作為工具變量。分析結果表明名義工資和養老保險之間不存在顯著的替代效應，即當養老保險增加的時候，企業的員工工資并沒有下降。為了剔除通貨膨脹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考察了養老保險與企業實際工資之間的關系，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負的相關性，但并不顯著，因此養老保險很難被企業以減少真實工資的方式轉嫁給員工。這一發現與Sommers的粘性工資下養老保險—工資替代效應模型的研究結論一致。類似的，Gail和Morrisey，Simon也沒有發現養老保險與工資之間存在替代關系。最后，我們提出了理解和解釋這一現象的原因，比如養老保險的跨省轉移，企業繳納的部分并不能被員工帶走。

本文利用中國工業企業調查的數據分析并補充了現有文獻關于企業養老保險與員工工資之間的關系，這為發展中國養老保險研究作出了貢獻。同時，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對當前的養老保險改革具有積極的參考意義。中國現有養老保險制度缺乏明顯激勵機制，并存在保險覆蓋面狹窄、個人賬戶長期空賬運轉以及資本市場欠發達造成的個人賬戶投資回報率低等諸多問題。本文的結論從企業福利角度出發，為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實現人人皆有保障的制度建設提供了一定參考建議。有效的養老保險改革的激勵設計可以幫助我們開拓一條出路，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夯實基礎，更好地應對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