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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參與保乳決策的現狀研究

2016-07-26 01:11門琤
中國實用醫藥 2016年17期
關鍵詞:乳腺癌研究

門琤

【摘要】 目的 通過系統的比較了解患者及家屬共同決策與患者授權家屬全權參與手術決策的不同, 了解患者參與手術決策的重要性。方法 選擇 61例患者家屬全權代表者為觀察組, 另選 61例同期患者及家屬共同決策者作為對照組, 比較兩組患者采取的手術方式情況。結果 觀察組31例給予保乳術, 對照組48例給予保乳術。兩組患者保乳例數比較,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χ2=10.379, P=0.001<0.05)。中學及以下學歷患者59例給予保乳術, 大學學歷患者20例給予保乳術。兩種手術決策者的文化程度與手術方式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χ2=0729, P=0.394>0.05)。結論 患者及家屬共同決策有更高的保乳例數, 與醫生達成一致病例數較多, 醫患溝通中一致性較高。

【關鍵詞】 乳腺癌;保乳決策;研究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16.17.186

患者參與診療決策早已成為臨床診療的基本要求, 但惡性腫瘤患者由于無法接受診斷結果, 部分患者全權委托家屬參與手術決策。不同決策者帶來的差異目前研究較少, 本研究期望通過系統的比較了解患者及家屬共同決策與患者授權家屬全權參與手術決策的不同, 以期了解患者自我決定的重要性。乳腺癌保乳手術已得到了廣泛研究[1], 目前已成為一種規范治療, 本研究以乳腺癌保乳手術選擇的決策作為研究。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擇 2013年 1月~2014年 1月在南陽市兩所三級醫院就診的乳腺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18歲者;有明確病理診斷為乳腺癌的患者, 均有保乳指征;接受了手術治療;愿意參與本項研究。排除精神疾病、認知障礙等的患者。選擇 61例患者家屬全權代表者為觀察組, 選擇同期同一組 61例患者及家屬共同決策者作為對照組。122例患者中, 平均年齡 (61.12±10.21)歲, 均為女性, 患者授權家屬中男 42例, 女 19例, 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 11例, 中學 77例, 大學 34例。

1. 2 方法 統計分析兩組手術方式的最終決策, 并分析比較決策者文化程度與手術方式選擇之間的關系。

1. 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9.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率 (%)表示, 采用 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 1 觀察組31例給予保乳術, 13例給予乳腺全切術, 對照組48例給予保乳術, 30例給予乳腺全切術。兩組患者保乳例數比較,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χ2=10.379, P=0.001<0.05)。見表1。

2. 2 中學及以下學歷患者59例給予保乳術, 29例給予乳腺全切術, 大學學歷患者20例給予保乳術, 14例給予乳腺全切術。兩種手術決策者的文化程度與手術方式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χ2=0729, P=0.394>0.05)。見表2。

3 討論

患者及家屬共同參與醫療決策已經被醫學界廣泛認可, 目前部分患者及家屬因過度擔憂患者的精神影響, 故部分患者并未參與手術決策, 由家屬全權處理。造成了手術決策的差異。影響患者決策的因素常見有:①患者理解疾病的風險和嚴重性;②患者權衡了價值和利弊;③患者對醫生的信任程度[2]。文獻提示, 尊重個體在醫療決策中的自主權是現代醫學診療的基本原則, 在臨床實踐中, 家庭和個人結合的就醫模式常見。認真把握家庭對患者自主的干涉范圍是決策的關鍵[3]。本研究結果中, 觀察組31例給予保乳術, 對照組48例給予保乳術。兩組患者保乳例數比較,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5)。提示患者及家屬共同決策有更高的保乳例數, 與醫生達成一致病例數較多, 醫患溝通中一致性較高。提示相同條件下, 患者參與手術決策可以更好的完成醫患溝通內容的決策。分析原因可能為患者家屬全權決策對患者的診療后果有更多的關注, 對保乳手術患者自身對美容效果的要求考慮較少;另外患者家屬全權決策中男性較多, 可能男性與女性思維的差異也造成不同的決策結果。這樣的結果提示在臨床工作中患者及家屬共同參與診療決策結果可能更客觀準確。醫療決策的過程是患者和家屬共享的, 家屬可以鼓勵患者, 但有時也可以干擾患者的診療決策, 當患者家屬全權決定手術時, 家屬必須清楚了解其決策對患者短期及長期的損失[4]。全面分析患者的價值觀和意愿, 可改善醫患關系[5]。治療性溝通能夠提高乳腺癌手術患者的自尊與希望水平, 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 有利于患者的術后康復[6]。系統的患者參與有利于疾病治療[7]。中學及以下學歷患者59例給予保乳術, 大學學歷患者20例給予保乳術。兩組手術決策者的文化程度與手術方式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05)。本研究提示決策者的文化程度并不影響手術的決策。本次設計中未能使用前瞻的隨機設計原則, 原因為考慮患者參與手術決策的權利不能被剝奪, 下一步研究將同時選擇患者及家屬分別進行決策, 比較分解決策及共同決策最后結果的差異及依從性, 了解其中的差異。

綜上所述, 患者及家屬共同決策手術方式是臨床溝通的較好方式, 可以更好的達到溝通目的, 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療。建議醫護人員加強與患者的溝通, 明確患者對治療的需求, 充分評估患者治療需求, 減少醫療隱患的發生, 達到更好的溝通效果。

參考文獻

[1] 張保寧, 邵志敏, 喬新民, 等. 中國乳腺癌保乳治療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 中華腫瘤雜志, 2005, 27(11):68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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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忠, 張廣森. 論家庭對患者自主決策的干涉. 中國醫學倫理學, 2011, 24(4):468-469.

[4] 曾言. 醫療告知中的患者家屬醫療決定權探析. 醫學與哲學, 2009, 30(5):41-43.

[5] 張鳴明, 劉雪梅, 王何林, 等. 循證實踐中病人的價值觀及意愿初探.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04, 4(10):707-710.

[6] 于志梅, 田宏, 孫海微, 等. 治療性溝通方案對乳腺癌手術患者自尊及希望水平的影響. 中華現代護理雜志, 2014(9):999-1003.

[7] Nickell A, Burke NJ, Cohen E, et al. Educating Low-SES and LEP Survivors About Breast Cancer Research:Pilot Test of the Health Research Engagement Intervention, 2014, 18(4):1-3.

[收稿日期:2016-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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