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日本諾貝爾獎的井噴現象考察

秦皖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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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初日本諾貝爾獎的井噴現象考察

秦皖梅

摘要：日本在進入21世紀后的16年間產生16名諾貝爾獎得主，這一數據僅次于美國，位列世界第二，與其在20世紀的表現相比更是云泥之別。這一井噴現象的成因十分復雜：在宏觀層面，日本戰后經濟、科研和教育的發展為取得諾獎級科技突破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在中觀層面，日本的大學持續深化改革，勇于打破常規，積極開展產學合作，為培育諾獎級人才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從微觀上看，日本的科學工作者重視師承，擅長合作，使知識的傳遞和升華更為有效。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共同造就了這一時期日本科學家在收獲諾貝爾獎上的井噴現象。

關鍵詞：諾貝爾獎；日本；名古屋大學

一、引言

在諾貝爾獎爭奪戰中，21世紀初期的日本表現出色，堪稱一匹最令人矚目的黑馬。如果每產生一名諾貝爾獎得主，給其國家記1分，獲獎者擁有雙重國籍時，給其國籍所在國各計0.5分，則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獲諾貝爾科學獎的情況如圖1所示。

圖121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獲諾貝爾科學獎情況

注：本圖所統計均為諾獎得主獲獎當時的國籍。其中，2000年至2014年雙重國籍諾貝爾獎得主的數據參考自朱安遠、郭華珍、朱婧姝《歷屆諾貝爾獎得主國籍的分布研究(下)》(《中國市場》2015第7期)。2015年的8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William C. Campbell以及化學獎得主Tomas Lindahl和Aziz Sancar由于未確認是否為雙重國籍，故在此按照國內的一般說法將他們分別計為愛爾蘭、瑞典和土耳其國籍。由于獲獎時國籍難以做到精確統計，故數據可能有些微偏差。

從圖1可以看出，美國以60.5分獨占鰲頭，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日本即使是將兩名美籍日裔諾貝爾獎得主(即南部陽一郎和中村修二)排除在外，仍然以14分的成績位居第二，超過昔日諾貝爾獎強國德國、英國和法國。

實際上，自1901年諾貝爾獎首次頒獎以來一直到1999年，日本在近一個世紀里僅有5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而在進入21世紀之后的16年里，已有16名日本科學家(含美籍日裔)獲獎。日本的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及其相關信息參見表1。

表1　日本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及其相關信息

續表1

資料來源：獲獎研究時間與獲獎研究地點主要參考Nobelprize.org, the Official Web Site of the Nobel Prize, Nobel Prizes and Laureates, [2016-05-27],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日]矢沢科學事務所編著《諾貝爾獎中的科學》，宋天、鄭濤、王瀝、宋鶴山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獲獎時任職情況參考自京都大學「日本人のノーベル賞受賞者一覧」，[2016-05-27]，http://www.kyoto-u.ac.jp/ja/about/history/honor/award_b/nobel.html。

類似的井噴現象在諾貝爾獎獲獎歷史上有過三次。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初期的德國，第二次開始于二戰后的美國。這兩次井噴現象發生時，德國和美國都是當時的世界科學活動中心，出現眾多諾貝爾獎得主并不奇怪。但是21世紀初期的日本既不是世界科學中心，其國內環境也沒有發生特別重大的變化，何以會出現諾貝爾獎井噴現象？個中原因引人深思。

以下，本文將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視角依次考察導致日本21世紀初期出現諾貝爾獎井噴現象的可能原因*關于日本諾貝爾獎的井噴現象，國內有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分別進行了研究。例如周程對日本諾貝爾獎得主進行了個案研究；鄭二紅、梁國釗分析了日本的諾貝爾獎計劃；烏云其其格、袁江洋研究了日本諾貝爾獎獲獎譜系的情況；丁建洋探討了日本大學創新能力的構建問題；節艷麗考察了日本戰后基礎研究的發展狀況，等等。然而較少有研究對這一現象進行數據分析，并對其成因進行綜合考察 。本文則希望能在此方面做出有益嘗試。。

二、二戰后日本的經濟、科研與教育

從表1中可以看出，日本21世紀初期的諾貝爾獎得主的獲獎研究時間最早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集中于七八十年代。因此，如果想從社會背景中尋找導致日本21世紀初期出現諾貝爾獎獲獎井噴現象的原因，有必要將視線投向20世紀六七十年代。

1.日本戰后經濟的飛速發展

科技的發展需要優秀的科技人才、先進的實驗設備以及充裕的研究經費，而這些無不需要經濟的支撐。實際上，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確實為其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提供了一個堅強的后盾。

二戰結束后不久，日本便進入戰后重建期。戰后重建期以“恢復經濟”為主要目標，至1955年宣告結束。1955—1973年間，日本處于經濟高速增長期。在這一時期內，日本通過大量引進、消化、吸收歐美的科技成果，實現年均經濟增長率接近10%的高速增長，并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超過當時的西德，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強國。

表2揭示了日本這一時期的年經濟增長情況。其經濟增長率遠遠超過當初“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定下的“在今后10年中計劃將國民生產總值提高兩倍以上，尤其是1961年后的三年間要將平均經濟增長率維持在9%”的目標。

表2　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期的年經濟增長率

資料來源：林直道：《現代の日本経済》，東京：青木書店，1996年，第42頁，轉引自胡建華《戰后日本大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27頁。

2.經濟高速增長期的科研投入

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日本對科技事業的投入不斷增大。值得強調的是，1960年，日本在制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同時，還制定了與此目標相呼應的“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提出力爭將國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何培忠：《日本科研經費的投入與科研資助體制》，《科研政策與管理》2009年第3期。。圖2揭示了這一時期日本研發費投入占國民收入及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的實際增長情況。該圖顯示，2%的數值目標在進入70年代后不久即告達成。

圖2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研發費投入占國民收入及GNP之比

數據來源：日本文部科學?。骸犊茖W技術白書》，[2016-05-27]，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kagaku.htm。白皮書中的數據不一致時，采用年份較靠后的數據。由于早期數據不全，故1955年、1956年的研發費占GNP之比以及該時期研發費占GDP之比的數據未納入統計。

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遭遇兩次石油危機，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但日本經濟并沒有因此而裹足不前，在這10年中，日本國內生產總值仍增長了1.8倍。在科研投入方面，日本1971年提出的目標是，將研發費投入占國民收入之比提高到3%。受世界經濟下滑的影響，日本未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實現這一預定目標。但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后的1975年，日本的研發費投入還是達到了2.62萬億日元，占國民收入的2.11%，超過了法、英兩國的研發費總和，步入世界科技大國的行列。從1960年制定“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立志超越歐洲主要國家的研發費投入開始，到躋身世界科技大國的行列，日本僅用了不到20年的時間*何培忠：《日本科研經費的投入與科研資助體制》，《科研政策與管理》2009年第3期。。

20世紀最后的20年里，除去泡沫經濟破裂之初的三四年，日本的研發費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基本上處于不斷攀升的態勢。

前已述及，2000年以后的日本諾貝爾獎得主的獲獎研究成果大都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取得的。換言之，日本21世紀初期的諾貝爾獎獲獎者大多數是在日本將研發費投入占國民收入之比提高到2%之后取得重大科技突破的。

不過，德國、法國，尤其是韓國近年來的研發費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也相當之高，但卻沒有像日本一樣培育出眾多諾貝爾獎得主?？梢娂哟笱邪l費的投入只是取得諾獎級科技突破的必要條件，并非充分條件。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考察其他因素。

3.日本的第二次教育改革

學界通常認為日本經歷了三次教育改革，第一次改革從明治維新初期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該時期以《教育敕令》作為最高綱領，教育體制與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教育理念相悖，目的是讓個人服從于國家。第二次改革從戰后開始，1947年頒布的《教育基本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選擇，即用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教育取代以往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教育，并對教育理念、學校制度、課程教學等多個方面進行了改革*Mark Lotkin, Japanese Education Reform: The Integrated Curriculum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Educational Studies, vol. 48, no. 6(2006), pp. 38-39.。第三次教育改革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可以說今天的日本依舊處在這次改革之中。

從21世紀初期的日本諾貝爾獎得主接受教育的時間來看，對他們影響最大的乃是第二次教育改革。除了自由、民主的校園氛圍之外，日本教育部門實行的一系列措施也具有重大意義。例如，1960—1970年間，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先后提出19份咨詢報告，其中第19份咨詢報告的題目是“關于改善大學教育”*胡建華：《戰后日本大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34～139頁。。在這份報告以及與之相關的政策計劃的指導下，日本的大學教育得到快速發展。首先，大學數量明顯增加。在1960—1970年的10年里，日本高等教育機構的總數增加了75%。相應的，大學生數量大幅增加。其次，學科結構發生顯著變化。經濟的高速增長對理工科人才的供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致工科學生的比例從1960年的15.4%上升到1970年的21.1%。與此同時，人文社科類學生的比例則有所下降。再次，教育經費快速增長，而且高等教育經費占教育經費的比例開始穩步攀升*胡建華：《戰后日本大學史》，第144～147頁。。

總而言之，日本經濟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飛速發展，為教育和科技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資金支持。同時，經濟的騰飛又對大學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導致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和學科結構的調整。而且，第二次教育改革還將自由、民主之風帶進校園。這些因素共同為日本21世紀初期的諾貝爾獎得主們創造了一個優良的教育氛圍和研究環境。

三、日本的高等學府：以名古屋大學為例

日本能夠在諾貝爾獎項上取得如此矚目的成績，教育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可忽視。人才培養取決于教育，而其中高等教育尤為重要。圖3揭示了日本高校培育21世紀諾貝爾獎獲獎者的情況。該圖采用的計分方式為：獲獎科學家分別在哪所大學讀完本科課程、碩士課程或博士課程，則分別給哪所大學計1分。

從圖3中可以看出：一、日本21世紀初期的諾貝爾獎得主大多在名古屋大學、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國立大學接受了教育。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日本本土的高等學府，特別是國立大學已經具備培育諾貝爾獎得主的條件。二、名古屋大學在培養諾獎得主方面表現尤為突出。進入21世紀后，名古屋大學出身的下村修、益川敏英、小林誠、天野浩等先后摘得諾貝爾獎桂冠，致使名古屋大學的積分攀升至13分，占據絕對優勢。因此可以說，在培養諾獎級人才上，名古屋大學乃日本高等學府的典型代表。下面以名古屋大學為例探究日本高等學府的學術培育狀況。

圖3日本高校培育21世紀諾貝爾獎獲獎者情況

數據來源：主要參考Nobelprize.org, the Official Web Site of the Nobel Prize, Nobel Prizes and Laureates, [2016-05-27],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日]矢沢科學事務所編著《諾貝爾獎中的科學》。其中在研究室做助手的經歷不計入碩士學位。同時擁有兩所大學博士學位的，兩大學各計0.5分。

1.開明、自由的年輕帝國大學

作為日本最年輕的帝國大學，名古屋大學的創立要比日本第一所帝國大學東京大學晚六十多年，其校風也因此與其他帝國大學有著很大的差異。為了同老牌帝國大學競爭，名古屋大學教師的晉升相對比較快，以致該校教授和副教授大都比較年輕，學術氛圍也顯得更為開明、自由與民主*丁建洋：《日本大學創新能力的歷史建構研究》，南京：南京大學，2013年，第198頁。。

名古屋大學的開明、自由精神不僅體現在學術研究上，而且還體現在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上。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原本畢業于京都大學，碩士畢業后留校擔任助教。在他決定離開京都大學，但尚未找到去處之際，兩位名古屋大學的教授熱情地邀請他到名古屋大學擔任有機化學講座的副教授并任講座負責人。當時野依良治在學術界并不出名，刊發其不對稱合成研究成果的雜志影響因子并不高。但是名古屋大學依然肯定了他對待學術的態度和能力，并破格錄用了他*丁建洋：《日本大學創新能力的歷史建構研究》，第197～198頁。。

綠色熒光蛋白的發現者下村修1960年被名古屋大學破格授予理學博士學位，但他當時只是名古屋大學理學部的一名進修生，博士論文也只有六頁。由于他首次制得海螢熒光素的結晶，并揭示其化學結構，獲得國際同行的高度評價，故盡管他只是一名?？飘厴I生，而且在名古屋大學只進修了兩年，但是名古屋大學仍然破格授予其最高學位。正是因為有了這張博士文憑，下村修隨后才得以前往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后研究，并最終發現綠色熒光蛋白*周程：《杰出人才是怎樣煉成的?——下村修榮獲諾貝爾化學獎案例研究》，《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2年第4期。。

藍光二極管的發明人之一赤崎勇實際上也是打破常規引進來的，他從松下技術研究所調回名古屋大學時已年滿51歲。為了支持他開展化合物半導體研究，名古屋大學花巨資專門為其建造一間無塵實驗室。在日本的大學普遍都還沒有無塵實驗室的時代，名古屋大學能夠如此禮遇赤崎實屬難得。此后，為回報名古屋大學，赤崎將自己的研究室建設成了一座“不夜城”，并為名古屋大學培養了一名年輕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天野浩*周程：《個人興趣與社會需求共同驅動型科技突破——赤崎勇何以能獲得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科學與管理》2014年第5期。。

2.活躍的產學合作

名古屋大學所在地名古屋市是日本中部地區的經濟中心，它與豐田市等城市一起形成了世界知名的汽車工業都市圈，即“中京工業地帶”。坐落在工業都市圈中的名古屋大學不可避免地帶有這座工業城市的烙印，它與產業界的合作不僅非常緊密，而且由來已久*于穎：《日本研究型大學與城市的互動分析——以名古屋大學與名古屋市為例》，《比較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渡邊副校長在接受采訪時曾強調指出：“名古屋大學所在的制造業發達的名古屋地區，有豐田汽車等集團，應該說名古屋大學的工學和產業界聯系最為密切，開展產學研合作是一個重要內容?！?徐晶晶：《探析名古屋大學和諾貝爾獎的“不解之緣”》，《上海教育》2009年第7期。

名古屋大學比較早地設立了和企業合作的“共同研究中心”，在校內培育出一種濃厚的產學合作研究氛圍。野依良治可謂開展產學合作研究的一個典范。野依非常重視三“際”，即國際、學際和社會際。社會際主要指大學和產業界之間的交流合作。他認為：雖然日本當時在許多領域已經具有比較高的論文引用頻度，但是產生強烈影響的研究并不多，因此，需要借助產業界來使研究成果走向應用，以擴大研究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這就要求大學高度重視產學合作。實際上，野依在不對稱合成反應領域取得的重大科技突破可以說是和高砂香料工業、帝人株式會社等產業界合作伙伴開展協同創新的結果*節艷麗：《對日本戰后基礎研究發展與諾貝爾科學獎獲得的歷史考察》，北京：清華大學，2004年，第76～79頁。。

產學合作既可以為大學帶來很多研究信息和研究資金，也可以為產業培養高級科研人才，提供眾多有價值的科研成果。因此，產學合作在日本受到高度重視，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經費受限，日美“技術摩擦”加劇的情況下。實際上，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大學、東北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等著名國立大學也都建立了產學合作研究機構，開展合作研究。譬如，東京大學小柴昌俊主持的神岡探測器項目就離不開企業的大力支持，田中耕一獲獎更表明日本的企業通過開展產學合作具備了實現諾貝爾獎級科技突破的實力*節艷麗：《對日本戰后基礎研究發展與諾貝爾科學獎獲得的歷史考察》，第70～86頁。。

總的來說，以名古屋大學為代表的日本高等學府，特別是國立大學與時俱進，不斷變革，敢于打破常規，為學生及任教人員自由開展學術研究創造了良好條件；并通過與產業界開展產學合作，實現互惠雙贏，大幅度提升了大學和企業開展原始性科技創新的能力。

四、日本的科技工作者

除了認真嚴謹的工作態度，日本的科技工作者還特別重視師承關系與合作研究，這幾點在日本諾貝爾獎得主身上體現得格外明顯。例如200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兩位得主小林誠與益川敏英就是密切合作而收獲這一獎項，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赤崎勇與天野浩就是師承合作的關系。

1.師承關系密切

即使是在世界范圍內，日本科學工作者中緊密的師承關系也顯得十分突出。表3揭示了日本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師承關系。

在三個自然科學獎領域中，日本獲得最多的是物理學獎，因此這一領域對我們的考察來說最具代表性。很明顯，在日本諾貝爾獎得主中出現了“名師出高徒”現象。小柴昌俊和梶田隆章師徒二人的獲獎就是其中一例。

20世紀70年代末，小柴昌俊提出進行神岡實驗來尋找質子衰變，當時梶田作為助手也參與進來。神岡實驗沒有找到質子衰變，卻探測到宇宙中微子。在小柴退休前不久，銀河系的一顆恒星走到生命的終點，它的臨終掙扎就是超新星爆發。神岡實驗觀測到它發射出的中微子，證實超新星爆發會產生很多中微子。小柴因此與戴維斯分享了2002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到了20世紀90年代，神岡探測器進行了第二次擴建，并改名為超級神岡探測器，而梶田隆章就是超級神岡實驗的領導人之一。1998年，梶田發表了實驗觀測結果，第一次證實中微子震蕩現象的存在*陳曉軍：《中微子的秘密——201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簡介》，《百科知識》2015年第11期。。這一發現也使梶田獲得2015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小柴和梶田師徒二人是以不同時期的不同研究成果分別獲得諾貝爾獎的，而2014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赤崎勇和天野浩則給我們

表3　日本諾貝爾物理學獎獲獎者譜系

資料來源：烏云其其格、袁江洋：《譜系與傳統：從日本諾貝爾獎獲獎譜系看一流科學傳統的構建》，《自然辯證法研究》2009年第7期。表格有所修改，其中“第五代”部分為筆者添加，梶田隆章是小柴昌俊的學生。

提供了另一種類型的例子。1981年赤崎回到曾經擔任過副教授的名古屋大學工學部電子工學科任半導體講座教授，進行藍色發光二極管的研究。1982年，還是大學本科四年級學生的天野浩加入赤崎勇實驗室。二人經過十年的努力，終于在1992年成功研制出高亮度的藍色發光二極管。同年，赤崎勇從名古屋大學退休轉到名城大學理工學部任特聘教授，天野浩也跟隨他前往名城大學任講師*潘篤武：《照亮21世紀的新型光源——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介紹》，《自然雜志》2014年第6期。。這種師徒二人共同進行研究、共同獲獎的情況可以說是師承關系的又一典型代表。

學生在與導師進行合作研究時，學到的絕不僅僅是編碼化的知識。導師的研究方法、實驗技巧、學術態度和科研信念都會在合作研究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傳遞給學生，而這些都是科研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無論是梶田還是天野，他們在和導師進行合作研究時都學到很多尚未進行編碼或難以進行編碼的隱性知識，這些知識在其后來開展的研究中必然會發揮重要作用。師承關系越密切意味著非編碼化知識的傳遞越有效。緊密的師生關系無疑有助于取得重大的科技突破。

2.擅長合作研究

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大村智曾經說過：“相比于美國人，日本的科學工作者們更加擅長合作研究?！?馬場錬成：『大村智物語 ノーベル賞への歩み』，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5年，第141頁。SSK的代表人物之一沙倫·特拉維克(Sharon Traweek)就曾經對日本高能物理研究所(KEK)和美國斯坦福線性加速中心(SLAC)做過詳盡的對比研究。沙倫在其著作中指出：在粒子物理學界，日本人普遍高度重視培育下一代，美國則強調每個個體都要盡可能拿出好的研究成果。另外，以KEK為例，日本研究小組的模型是“家”，實驗室中不存在嚴格的分工，相比SLAC更加民主。而SLAC則類似于一支“球隊”，研究小組的領導就像指導球員的教練，掌握著實驗室中的主導權*Sharon Traweek, Beamtimes and Lifetimes: The World of High Energy Physicist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48-149.。

200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益川敏英和小林誠創建的小林-益川模型可以說是典型的合作研究產物。益川與小林相遇于名古屋大學，之后兩人先后來到京都大學工作。由于益川對CP對稱性的破缺這一課題十分在意，1972年5月，兩人開始從事這一項研究。每天上午十點，兩人都會在京都大學碰頭，討論兩個小時。他們的分工相當明確，益川負責提出理論性的假設和構想，而小林則負責用實驗進行檢驗。益川往往會在前一天提出一些大膽的設想，小林對這些設想進行分析判斷后若覺得可行，則開始進行實驗檢驗。在很多理論構想被小林否定之后，益川某天晚上在洗澡起身時構思出的六元夸克模型終于通過了小林的驗證。二人十分謹慎地用一個月的時間寫了一篇五頁的論文，然后由小林將其翻譯成英文，并于當年的9月1日完成投稿。益川的英文一直不好，在參加名古屋大學入學考試時英語甚至交了白卷，所以論文的翻譯全權委托給了小林。簡言之，不僅是在構思和驗證理論上，即使是在語言問題上，小林和益川都進行了完美的合作。

小林-益川模型的獲獎不僅僅包含了兩個人之間的合作，還體現了KEK和小林及益川之間的合作。事實上，他們二人在寫完那篇論文并且發表之后，就再也沒有關注過這個領域*益川敏英：『僕がノーベル賞を受賞した本當の理由 子供時代の過ごし方』，第101頁。。然而，小林和益川提出的六元夸克模型和CP對稱性破缺理論在當時并沒有得到證明。論文發表之時，世界上只發現了三種夸克，誰都無法證明六元夸克模型是否正確，更別提基于這個模型才會發生的CP對稱性破缺。KEK的第一個目標是找出第四到第六種夸克，很遺憾這個目標沒有達成。但是日本的科技工作者沒有就此放棄，而是將目光轉向小林-益川理論中的另一個部分：CP對稱性破缺。KEK在這項工作上開展研究的時間依然比它主要的競爭對手SLAC晚半年，但在2001年，日本幾乎是同時和美國觀察到CP對稱性破缺現象，參與這個項目的工作人員的決心與努力可見一斑*立花?。骸盒×忠娲ɡ碚摛卧^明 陰の主役Bファクトリーの腕力』，東京：朝日新聞出版社，2009年，第3～33頁。。

在許多諾貝爾獎級科技突破的取得過程中，合作研究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合作可能體現在獲獎者們的能力互補上，如益川的思維發散能力和小林的實驗驗證工作及英語能力；也可能體現在幕后團隊的奮斗上，如KEK為證明小林-益川理論而付出的多年辛勞。合作帶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使研究事半功倍。簡言之，日本的科技工作者相比于其他國家更為重視師承關系和深度合作。這也是日本科技工作者在21世紀初期接二連三摘得諾貝爾獎桂冠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總結與展望

通過以上三個角度的考察，可以發現：(1)從宏觀背景上看，日本20世紀60年代經濟的高速增長、政府對科研的大力支持以及教育的改革與發展，為日本的科研工作者取得諾貝爾獎級科技突破創造了良好的環境；(2)在中觀層面上，以名古屋大學為代表的日本高等學府敢于打破常規，與時俱進，不斷變革，積極開展產學合作，為培育諾貝爾獎級科技人才做出了積極的貢獻；(3)從微觀角度上看，日本的科研工作者重視師承、擅長合作，為取長補短、攻堅克難、協作創新提供了重要的支撐。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日本得以在21世紀初期出現令人稱奇的諾貝爾獎獲獎井噴現象。

此外，不得不提及2001 年日本出臺的50年30個諾貝爾獎計劃。該計劃在提出時備受爭議，但在過去的15年里，展示了驚人的完成度。雖然也有報道指出日本近年來研究經費遭到削減，研究環境有所惡化，然而在筆者看來，日本的經濟狀況雖不如從前，但其科研投入依然位居世界前列。況且，日本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現在仍在持續，又推出一系列面向21世紀的新舉措。因此可以期待，日本的50年30個諾貝爾獎計劃可以順利完成，諾貝爾獎獲獎井噴現象在日本仍有持續下去的可能性。

責任編校：余沉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4.004

中圖分類號：G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19(2016)04-0029-09

作者簡介：秦皖梅，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