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德”入韓：“特殊主義”重回東北亞

劉怡

朝鮮政權出人意料的穩固性，它在核工程與導彈項目上的偏執，以及各大國最終共識的難于達成，使得朝核問題相關各方逐步重回自行其是的“特殊主義”?！八_德”入韓，只是表征之一。

首爾時間8月3日7點50分，朝鮮從平壤以南的黃海北道黃州郡一帶，向日本海方向發射了2枚“蘆洞1號”中程彈道導彈。美國戰略司令部（USSTRATCOM）公布的消息稱：第一枚導彈在升空不久后即發生爆炸，第二枚在向東飛行了1000公里后，于日本秋田縣男鹿半島以西250公里處落入日方專屬經濟區（EEZ）海域。這是自1998年“白頭山1號”運載火箭第一級助推器濺落于日本海以來，朝鮮導彈墜落點離日本海岸最近的一次，也是“蘆洞1號”自1995年裝備部隊以來，第一次完成全程試射。輿論普遍認為：本次試射和7月19日發射的1枚“化城6號”以及2枚“蘆洞1號”一樣，是對7月8日美韓達成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御系統協議的強硬回應。

2016年4月15日，韓國民眾在位于“三八線”最前沿的京畿道坡州市舉行示威游行，抗議朝鮮的導彈試射活動。當天凌晨，朝鮮從東海岸的元山市向日本海方向發射了一枚“舞水端”型中程導彈

所謂“薩德”（THAAD），全稱為末段高空區域防御系統（Terminal High-Altitude Area Defense），系美國陸軍在20世紀90年代委托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設計和制造，專門用于攔截進入飛行末段、彈頭已再入大氣層的中遠程彈道導彈的高性能機動式反導系統。整個系統最多配備9輛八聯裝導彈發射車，攔截彈的有效射程約200公里，射高40～150公里。系統內含的AN/TPY-2型X波段主動相控陣雷達最大探測距離可達2000公里，能從敵方中短程導彈升空之時起就對其彈道特征加以捕捉、分析和追蹤，并在870公里外發現雷達反射截面積（RCS）僅為0.01平方米的彈頭。該雷達還可為?；爸嫠苟堋毕到y以及負責低空攔截的“愛國者”導彈提供引導數據，形成多平臺聯動。

標題

從2005到2012年，“薩德”的14次試射成功率高達78.57%，在技術上已經相當成熟。美國陸軍的前3套“薩德”分別部署于夏威夷、關島和威克島，另有2部AN/TPY-2型雷達配置在以色列和土耳其。此番預定配置于韓國慶尚北道星州郡的“薩德”，將是第四套投入實戰部署的系統，由美方負責采購、安裝和運行，韓方提供基建設施。除此以外，阿聯酋和阿曼已經明確表態將購買“薩德”，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也在2015年11月提出了希望美軍在日本部署“薩德”的意向。從中東到西太平洋，正在形成一張巨大的彈道導彈監測和攔截網。

盡管“薩德”入韓表面上僅是針對朝鮮彈道導彈的威脅，但AN/TPY-2型雷達的探測和數據采集半徑足以覆蓋中國東北、華北和東南大部分地區，從而對中國賴以遂行反干涉戰略的陸基中短程導彈的日常訓練和試驗進行高精度監控，因之帶有明顯的挑釁性。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今年3月公開表示，美國在韓部署“薩德”遠遠超出了朝鮮半島的實際防御需要，將破壞地區戰略平衡，引發軍事競賽。7月9日，王毅進一步要求美方：“不要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別國不安全基礎上，更不能以所謂安全威脅為借口，損害其他國家的正當安全利益?！倍n國政壇圍繞“薩德”的部署位置、雷達工作模式以及中國可能的報復性反應也發生了爭論，成為2016年盛夏東北亞新的安全焦點。

比“薩德”本身更意味深長的是，5月31日朝鮮前外相李洙墉突然抵華訪問，以及7月6日中國表態拒絕參與美國對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單邊制裁。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正在逐步返回2009～2012年曾經奉行過的將朝鮮核問題與發展中朝關系脫鉤的外交路線，依據自身的戰略利益重塑中朝關系。而美國一意孤行促成“薩德”入韓，以及南海爭端升級之后潛在的“四海聯動”（黃海、東海、臺海、南海）效應，則明白地凸顯了華盛頓當局將鞏固在東亞的權勢陣地置于解決朝鮮核問題之先的意圖。與“普遍主義”在歐洲和中東問題上的退潮相一致，中美韓三國在安理會2270號決議上形成的短暫共識正在退潮，以單一國家利益為準繩的外交“特殊主義”已重回東北亞。

“蘆洞”與“薩德”

出于保密原因，朝鮮官方對其在研和已經量產的彈道導彈型號，極少予以公開。除去2015年5月首度試射的潛射中程導彈“北極星”（Bukkeukseong）系由朝方自行公布名稱外，其余各型導彈的編號，主要由美國軍方依據其最初被發現的地點加以命名和編列。例如，1984年在朝鮮咸鏡北道化城郡（Hwasong）露面的單級短程彈道導彈被美方稱為“化城5號”，這是朝鮮第一型實用化彈道導彈，也是蘇聯“飛毛腿”B型的逆向仿制版。1993年在咸鏡北道蘆洞里（Rodong-ri）亮相的單級中程導彈被稱為“蘆洞1號”，1998年后在咸鏡北道舞水端里（Musudan-ri）進行過多次試射的“銀河”系列三級運載火箭，則被認為是潛在的洲際導彈項目“大浦洞”（Taepodong，這是舞水端里的舊稱）的技術驗證平臺。而在2010年以后亮相的兩款新導彈中，一度出現在東海岸舞水端里發射場的單級式中程型號被稱為“舞水端”，搭載于8軸重型越野車的洲際導彈則被稱為“化城13號”（有二級、三級兩個版本）。國內媒體長期使用的“火星”“勞動”等譯名，皆為訛譯。

盡管型號看似龐雜而混亂，但根據發動機技術來源，可以清楚地將上述導彈分成兩類：“化城5號”及其增程型“化城6號”“蘆洞1號”乃至“大浦洞”系列的第一、第二級都采用與“飛毛腿”B型相同的伊薩耶夫9D21型火箭發動機或其改進型作為助推器，單臺發動機推力16～20噸，燃料為熱量值較低的TM-185（航空煤油）搭配AK-27I（紅煙硝酸）氧化劑?！拔杷恕薄氨睒O星”和“化城13號”的第二級則采用與蘇制R-27型潛射中程導彈相同的伊薩耶夫4D10型火箭發動機或其改進型作為助推器，單臺發動機推力約26噸，燃料為熱量值較高的UDMH（偏二甲肼）搭配MON-10（90%的四氧化二氮和10%的一氧化氮混合物）氧化劑。不過由于朝鮮對4D10型的逆向仿制遭遇困難，“舞水端”和“北極星”的前幾次試射使用的仍是推力較小的9D21型發動機。

根據發動機推力和朝鮮官方公布的導彈外形照片，我們亦可推算出上述幾型導彈的理論射程：“化城5號”攜帶1000公斤彈頭時的射程為320公里，“化城6號”攜帶750公斤彈頭時的射程為500公里，“蘆洞1號”攜帶700公斤彈頭時的射程為1300～1500公里，“大浦洞2號”攜帶500公斤彈頭時的射程為8000～1萬公里，“舞水端”攜帶1000公斤彈頭時的射程為2500～4000公里，“北極星”攜帶650公斤彈頭時的射程為1600公里，“化城13號”攜帶700公斤彈頭時的射程為7500～9000公里。換言之，除去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大浦洞”（據專家推斷已終止發展）和迄今為止尚未進行過任何形式試射的“化城13號”外，朝鮮尚沒有一型導彈的射程足以覆蓋夏威夷、阿拉斯加和美國西海岸，與美方在夏威夷、關島、日本以及菲律賓部署的重重監控措施完全不成比例。而朝鮮直到今年4月才完成了并聯版4D10型發動機（用于“化城13號”第一、第二級）和在研的20噸級大推力固體燃料發動機的地面點火試驗，可以預見在未來5～8年內尚不足以形成實際戰斗力。

實際上，除去迄今為止所有的試射都以失敗告終的“舞水端”——筆者始終懷疑該型導彈的真實價值不在于實戰，而是用于測試仿制版4D10型發動機的穩定性，“蘆洞1號”差不多是朝鮮唯一一型具備確實的戰斗力和核威懾價值的中程導彈（MRBM）。1300公里左右的射程已足以覆蓋韓國全境和日本大部分國土，成熟的9D21型發動機在維護時也相當方便。實際上，2013年7月新亮相的頭部帶有奶瓶狀多彈頭再入飛行器（RV）的“蘆洞1號”改進型，以及8月3日破天荒的全程試射都顯示：這種生產數量已超過200枚的中程導彈才是朝鮮維持地區核威懾的基本投射工具。至于在今年出鏡率頗高的“舞水端”，除去發動機可靠性仍存在問題外，最明顯的缺陷在于其最大射程（4000公里）不足以覆蓋有價值的戰略目標：僅能抵達關島，距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里程尚遠。

而在“蘆洞”以外，無論是有效載荷不足的“大浦洞”還是發動機可靠性堪憂的“化城13號”，本質上都只是政治訛詐工具——為了使美國接受朝鮮的有核國家地位，有必要在發動外交和宣傳攻勢的同時，在安全方面給予現實壓力。因此，朝鮮并不似其他國家一般，按照短程-中程-中遠程-洲際的順序逐步提升其彈道導彈射程和技術水平，而是在1500公里級的“蘆洞1號”投入部署之后，就直接尋求獲得射程超過5500公里的洲際導彈（ICBM）。至于裝載于潛艇的“北極星”和“火星13號”那可靠性不明的公路三用車（TEL），它們的意義仍在于強化發射平臺理論上的隱蔽性和不可預測性，從而在對美談判中增加籌碼。若是金正恩希望對近在咫尺的韓國開戰，單憑20世紀80年代投產的“化城5號”和“化城6號”就可以發射常規或生化彈頭，覆蓋韓國全境;若要威脅日本，可靠性更高并能攜帶核彈頭的“蘆洞1號”也足以勝任，無須動用洲際導彈。

在此情形下，韓國方面選定距“三八線”超過270公里的星州郡作為“薩德”的最終部署點，顯然是兼顧了三項考慮：首先，此舉將使“薩德”的雷達和電子傳感器不至于被朝鮮的KN-09型多管火箭炮（射程200公里）或KN-02型短程彈道導彈（射程120公里）所摧毀，從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系統本身的安全。其次，盡管“薩德”落戶星州郡會使首爾無法處于攔截系統保護之下，但位于京畿道平澤市的美軍第2步兵師駐地和駐韓美軍防空指揮所，位于全羅北道的群山空軍基地以及忠清南道雞龍臺的韓國三軍總部都可以獲得有效屏障，覆蓋面積超過韓國國土的2/3。相反，首爾本身已經處在朝鮮部署于“三八線”的直射火炮和火箭炮射程之內，即使有“薩德”加成，于大局也無補益。最后，韓國政府或許認為，使“薩德”遠離“三八線”可以減輕中國等國的外交疑慮。畢竟，假使部署在星州郡的AN/TPY-2型雷達以探測距離較近的“末段部署”（TBR）模式工作，監測半徑將縮短到800公里以內，僅能觸及中國遼東半島和山東沿海的邊緣地帶，理論上的確不至于構成威脅。

但和“蘆洞1號”的實際威脅相比，“薩德”依然顯得“冗余”過甚。盡管“蘆洞”的三用車平臺使其可以在公路或野外環境下完成發射作業，但9D21型發動機的液體燃料模式意味著導彈起豎后必須進行短則半小時、長則兩小時的推進劑和氧化劑加注程序。在半島北部缺乏縱深的情況下，即使朝鮮軍方平時將導彈發射車藏匿于地下坑道內，進行起豎和燃料加注作業時也必須暴露，從而極易被美軍偵察衛星發現。屆時，第七艦隊的?；皹藴省盨M-3型防空導彈可以直接從日本海方向投入攔截，在“蘆洞1號”靠近日本九州海岸之前就將其擊落。必要時，駐韓美軍的空中力量和美方水面艦艇、核潛艇上搭載的“戰斧”式巡航導彈甚至可以先發制人地摧毀朝鮮的導彈試驗場和機動式發射平臺，使威脅消弭于無形。而極其貧弱的朝鮮防空武器對此完全無能為力。

2016年7月8日，韓國國防部國防政策室室長柳濟昇與駐韓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范達爾中將宣布簽署籌建“薩德”入韓聯合工作組的協議

而在攻擊韓國境內的目標時，“蘆洞1號”超過1000公里的射程又顯得過于富余了，射程在500公里以下的“化城5號”和“化城6號”無疑是更理想的選項。在攔截這類彈道特征較為簡單的短程導彈（與1991年海灣戰爭時的“飛毛腿”B型不存在技術代差）時，單憑駐韓美軍現有的1個旅“愛國者”PAC-3以及韓國空軍的2個旅“愛國者”PAC-2便可以實施最低限度的要點防御和低空攔截?！八_德”能做到的是擴大這類攔截的有效半徑和高度，并使在低空摧毀對方彈頭的機會由1次增加到3次，但無法杜絕這種攻擊，對可以用地面火力加以覆蓋的首爾更是無能為力。而倘若朝方實施的是孤注一擲的“飽和攻擊”，最終仍須通過摧毀地面發射架來釜底抽薪。簡言之，“薩德”是一種理想的面防御反導系統，但在美軍已經擁有可觀?；磳ЬW絡的前提下，以之戒備朝鮮實屬過剩。

美國的戰略回推

在很大程度上，“薩德”的高機動性、可移動性特征與韓國的實際反導需求并不完全重合。韓國需要的是一款立足于攔截飛行彈道較低、彈頭大部分時間位于大氣層內的短程導彈，且覆蓋半徑可達300～500公里的固定式反導系統;而“薩德”的攔截高度下限為50公里，實際上更適合對抗彈體已進入飛行中段或末段、彈頭完成再入大氣層飛行的中遠程導彈。換言之，其為駐日美軍或美國在太平洋基地提供早期預警和攔截的價值，遠大過韓國防御的需要。另外，“薩德”的模塊化設計和高機動性特征，意味著它可以在數小時內經公路或空運前出部署到靠近中韓邊境的前沿地帶，監視中國東北和山西導彈靶場的日常訓練和試驗。而韓國國防部關于所謂“末段部署”模式的單方面承諾，無法以任何形式獲得監督和確認，完全可能因為美方的拍板，在極短時間內就遭到顛覆。

而美方在韓國境內部署“薩德”的動議，最遲不晚于2014年6月的首爾國防論壇，到2015年春已進入選址勘察階段。但韓國政府始終謹慎地申明“三無”（無請求、無協商、無決定）立場，對之熱情有限。然而，2016年1月朝鮮的第四次核試驗，以及隨后半年間多達近20次的導彈試射，徹底改變了韓國政壇的風向。韓國國防部國防政策室室長柳濟昇在7月8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部署“薩德”是一種防御性措施，意在保障韓國和韓國國民的安全，并使韓美同盟的軍事力量不受朝鮮核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彈道導彈的威脅。青瓦臺總統府亦在8月7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宣稱，破壞半島以及東北亞和平與穩定的首先是朝鮮，韓國的反應屬于應激性防御舉措。

與2013～2015年中韓兩國在外交上的接近相比，朝鮮的軍事冒險和“薩德”風波無疑在最大限度上有利于意圖鞏固在東北亞政治和安全權勢的美國。這種鞏固效應，主要表現為一種“隨機式”的戰略回推：自“亞太再平衡”政策出臺以來，美國一方面愈加重視以政治和外交努力補充既有的軍事盟約，另一方面極其重視利用各地區的突發事態和內政變化，因勢利導地完成政治和安全布局。利用緬甸和越南國內政局的變化，與之發展外交和安全層面的親密關系便是一例;以南海仲裁案為借口，推動航母戰斗群進入南中國?！袄醒埠健庇质且焕?。而“薩德”入韓，可以視為這種隨機式戰略回推的最新成果：樸槿惠政府一手大棒、一手胡蘿卜的對朝“信任政治”（Trustpolitik）并未收致理想效果，與中國接近在安全上也未能獲得足夠滿意的酬賞。這種情況下，樸槿惠本人正在逐步喪失執政黨甚至全體民眾在外交政策上的支持率。而朝鮮的第四次核試驗，以及金正恩政權在安理會2270號決議后繼續試射導彈的強硬姿態，實際上使樸槿惠政府在國內輿論場中陷入了絕境。

這種情況下，美國重啟部署“薩德”的倡議，實際上已經使樸槿惠政府處在不得不接受的位置。一來，過去60多年間，只有美國始終有意愿也有能力確保韓國的外部安全，從而使首爾當局不得不仰賴美韓軍事同盟支撐其對朝政策。再者，美國或許是唯一一個公開支持以韓國為中心統一整個半島的大國，這對時常擔心金正恩政權發生崩潰的韓國無疑是極強的心理暗示。而這些來自軍事和政治層面的資源輸入，是中國不可能或不方便給予韓國的。這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中國已經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國，但依舊無力在政治和安全層面“對沖”美國的影響。

另一方面，盡管韓國政府對朝鮮政權不穩可能導致的難民危機和經濟負擔深懷擔憂，但從2008年以來，韓國研究機構、智庫以及政府部門在“應對朝鮮政權崩潰”這一課題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并與歐美政界形成了廣泛的交流和互動。目前透露出的應急預案包括由駐韓美軍和美國太平洋司令部（PACOM）維持半島的初期穩定，搜尋并摧毀朝鮮保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使韓國在聯合國大會授權下作為委任托管國負責朝鮮的重建;經過短則數年、長則10余年的融合，最終完成徹底統一。而在統一后的半島安全問題上，美韓軍事關系專家、韓國天主教大學教授鄭敬永退役上校公開呼吁美國在統一后的朝鮮半島繼續保留1萬人左右的駐軍。而無論所謂的“崩潰應對”預案，還是使美軍繼續留在朝鮮半島的設想，都與中國降低沖突系數、確保半島內部以及整個東北亞穩定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馳。這使得韓國只有通過強化對美同盟一條途徑，來為其預設的統一方案創造機會。

國務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時殷弘指出：自2013年以來，中國領導人始終在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設想框架下，為本國爭取合理的外部權利空間，特別是在西太平洋追加必要的戰略空間。但美方迄今為止并未對這一倡議做出任何正面回應，也即在事實上拒絕承認中國在地理戰略和海洋安全層面的大國訴求，拒絕在口頭和實際上給予中國任何形式的戰略空間分享。這種戰略上的不信任感和復雜性，同樣體現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盡管華盛頓當局不得不依靠北京的斡旋和信息傳遞渠道來緩解朝鮮核項目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造成的壓力，但在本質上并不信任復雜的多邊多國干預模式。2007年以降，由中國組織的六方會談的影響力被刻意弱化，便是一項明證。

從1993年第一次朝鮮核危機至今，美國真正心儀的互動模式始終是雙邊式的。區別僅僅在于，在1994年的《朝美核框架協議》中，美方企圖以“輕水堆換非武器化”的胡蘿卜穩住平壤，認定朝鮮政權在該協議的10年執行期內將自行崩潰;而在安理會2270號決議通過后的2016年，美方認定經濟制裁和國際壓力遲早會迫使朝方主動與美國展開接觸，最終以雙邊一致為基礎達成協議（類似2003年利比亞的去核化進程）。倘若朝鮮方面一意孤行，安全和政治壓力將由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各國共同分擔;而倘若朝方與美國的意圖不謀而合——實際上，開啟美朝雙邊談判正是平壤長期的夙愿——后續的政治紅利則可由美國一家獨占。從這個角度說，六方會談遲遲無法重啟以及“薩德”入韓，同樣可以視為美國弱化中國對朝影響力的布局，是華盛頓擠壓中國戰略空間的縮影之一。

重啟“脫鉤外交”

站在中國的角度，“薩德”入韓不僅構成了外交層面的沖擊，對長期以來依靠陸基中遠程武器遂行反干涉戰略的布局也是一種明顯的威脅。盡管AN/TPY-2型雷達的探測距離尚不足以覆蓋中國最新型洲際導彈的上升段彈道（DF-41型的推定射程超過1.2萬公里），但已足夠監視助推段和彈頭的分離過程，從而對該型導彈的彈道飛行特征數據做出記錄，分辨出其中的誘餌和真彈頭，提升攔截的成功率。而對中國預定用于反制第一島鏈內美軍基地、航母等高價值目標的DF-21系列中程導彈，乃至部署于福建沿海的M家族短程彈道導彈，“薩德”的雷達系統更是可以實現無死角監控。部署于韓國和關島的兩套“薩德”，加上已經在日本青森和京都投入運轉的兩臺AN/TPY-2型雷達，以及自2012年起在臺灣新竹投入使用的“鋪路爪”遠程預警雷達（探測距離超過5000公里），在西太平洋已經形成了一張針對中國中遠程導彈的監控網。倘若在菲律賓部署AN/TPY-2型雷達的動議也獲得通過，勢必形成“四海聯動”效應——北京在黃海、東海、臺海、南海的任何一個戰略方向上有所動作，美軍都可以相機調整其西太平洋軍事部署，予以重點應對，如此中國的戰略機動性將大大受損。

正是在“薩德”入韓已成定局的2016年5月31日，朝鮮勞動黨中央副委員長、前外相李洙墉意外現身北京，并受到習近平主席的接見，釋放出了不同尋常的信號。據新華社報道，李洙墉此行旨在向中方通報5月初舉行的勞動黨“七大”情況，同時帶來了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表示“朝方希望與中方共同努力，加強和發展朝中傳統友好關系，維護朝鮮半島及東北亞地區和平穩定”的口信。這是2016年初朝鮮第四次核試驗后首度有高官出訪北京，也是中朝兩國正常溝通渠道恢復的標志之一。而中國領導人在會談中除去繼續申明“希望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克制，加強溝通對話，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既定立場外，也強調了中方高度重視中朝友好合作關系，愿同朝方共同努力，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中朝關系。換言之，在不明確違反安理會2270號決議的前提下，中國極有可能返回到2009～2012年曾經實行過的“脫鉤外交”模式，將半島無核化與鞏固和發展中朝關系分離開來。

實施“脫鉤外交”的可能性，首先在于朝鮮政權穩固性的超出預期。盡管美、日、韓等國長期預測金正恩的執政面臨來自經濟領域的重重壓力，隨時有可能崩潰，但據韓國中央銀行估計，從2011到2014年，朝鮮GDP依舊維持了年均1.05%的罕見增長率，直到2015年才開始下滑。中朝貿易問題專家、延邊大學教授林今淑認為，金正恩在繼續核工程以及導彈項目開發的同時，部分加大了對投資少、見效快的農業、輕工業、服務業和建筑行業的投入，使經濟出現了一定起色。農業領域的主糧結構置換（改種能供養更多人口的玉米），以及類似中國70年代末包產到戶模式的“圃田擔當制”，甚至使長期處于緊張狀態的糧食供給有了一定改善。而金正恩對最高領導層的清洗，效果同樣超出預期——據韓國國防部、統一部和情報當局統計，過去4年朝鮮的109個軍政核心職位中有79個更換了首長，比例高達72.5%;其中15個軍隊核心職位中有12個發生更迭，人民武力部長更是連換了6人之多。經過這番調整，朝鮮最重要的10位黨、政、軍核心領導人的平均年齡由2012年的68.6歲下降到了2015年的61.1歲，到勞動黨“七大”召開時為止，基本完成了領導層換代。

但在2015年國際社會的對朝制裁趨于強化，特別是今年初安理會2270號決議通過之后，朝鮮的對外貿易總額（特別是礦產和農林漁業出口）重新進入了下滑周期，發電量也由于石油進口受阻重新出現了大面積缺口。韓國《中央日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觀點稱：李洙墉的北京之行除去恢復政治接觸外，也是希望從中國獲得100萬噸左右的糧食援助。包括今年4月寧波柳京餐廳工作人員“脫北”事件，以及7月下旬的朝鮮軍人越境事件都顯示：從短暫的復蘇期重新滑入低谷的朝鮮經濟，可能在國內外催生諸多不穩定因素。而在敦促平壤當局“廢核”以及停止導彈試射的努力尚未見諸成效的背景下，中國欲達成維持半島穩定的目標，實際上不得不重回有限度扶持的政策路線。

在不違反安理會2270號決議的前提下，中國有能力借助50萬噸以下的糧食援助和每年最低52萬噸的石油輸出（這一數字是中朝友誼石油管道為維持妥善度所需的最低通過值），維持平壤政權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并使自身在朝鮮半島事務上的話語權重新上升。時殷弘教授認為，盡管“脫鉤外交”對半島無核化以及朝鮮的內部改革很難說具有明顯的影響效果，但它是一種“止損”效應明顯的戰略，有助于使朝鮮政權擺脫嚴重和急迫的內部危機，從而使半島形勢的最終走向脫離美韓框架的引導。在外部空間日益逼仄的背景下，“脫鉤戰略”至少可以使中國擺脫無法兼顧無核化與維持半島內部穩定的兩難處境，獲得一個相對可靠的時間窗來制訂應對核問題的下一步對策。

但無論是“脫鉤外交”還是恢復中朝黨際外交的嘗試，實際上都已無法逆轉以“薩德”入韓為標志的“特殊主義”戰略在東北亞的重新興起。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前總干事巴拉迪在其回憶錄《詐術年代》中指出：“冷戰”結束以來，伊拉克和利比亞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項目卻仍未能避免政權更迭的歷史給了朝鮮領導人極強的心理暗示，使金氏父子深信只有緊攥核撒手锏，才能獲得足夠的生存空間。而相關各國在基于普遍主義的多邊應對機制陷入停滯之后，只能重回傳統的自助（Self-help）模式，優先確保自身的緊要戰略利益不受侵害。當這種自助行為和中美兩國在西太平洋更大范圍內的摩擦產生交集時，類似“薩德”入韓這樣的特殊主義政策便將進一步凸顯。而周邊關系在未來5年的進展，也將對中國對美戰略的前景產生深刻影響。

（本文對朝鮮彈道導彈射程的推測參考了馬庫斯·席勒為蘭德公司撰寫的長篇技術報告《朝鮮核導彈威脅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