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朝造辦處中的江南工匠

嵇若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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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三朝造辦處中的江南工匠

嵇若昕

曾任臺北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處長、安全管理處處長及器物處處長，目前擔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文物館訪問學人。研究方向為明清江南工藝與工匠、清代廣東牙雕與牙匠、清代宮廷工藝與工匠、清盛世帝王品味、歷代文具、玉器、漆器等

康、雍、乾三朝內務府造辦處中充滿南匠，而且以來自蘇州地區者較多，蘇州地區歷經數百年累積了各類技藝成就，一直以來均居領導地位。

內廷中來自蘇州地區的匠役有些屬臨時招募、僅作短暫停留的「傳差南匠」，也有一住經年、至老方歸的「供奉南匠」，還有永不歸南的「抬旗南匠」。

他們雖僅在造辦處內服務，但其技藝或也多少傳授與北匠，這對于南北工藝美術的交流當有一定的貢獻。

歷史上自有政府組織以來，工匠就逐漸分成官匠與民匠兩種類別，清初官匠與民匠都是受雇取值具有巧藝之人，此時內務府造辦處也雇用民間工匠為皇室服務，皇帝儼然是一位最有權勢的雇主。

造辦處的匠役分南匠與北匠，北匠之「北」乃指北京，籍貫則并非皆為京籍，華北各省都有，而玉匠中之新疆回人亦列于其中；南匠之「南」則是相對于北方的南方，包括江南、湖廣、閩粵甚至來自于西歐的匠役，因為他們皆由南省各大吏所選送進入內廷服務。然而玻璃匠皆為山東博山縣籍，為山東巡撫所交進，也列入南匠，此乃因康熙朝初設玻璃廠時，匠役長皆為西洋人。其中，江南工匠以吳中為主，尤其是蘇州地區，但是來自江西景德鎮的匠役也包含在內。本文主要依據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留存的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加之其他傳世文獻，簡述康雍乾三朝曾在造辦處服務的江南工匠。

康熙朝造辦處江南工匠

雖然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內務府下就設置造辦處，康熙三十二年在造辦處設立作坊，但因檔案欠缺，無法僅利用《活計檔》資料了解此時內廷所雇江南地區工匠的詳情，僅能從一些零星的文獻記載覓得數位曾服務于康熙朝造辦處的江南藝匠。

自家「品牌」流芳宮廷的硯匠與竹木牙角雕匠

順治、康熙時期，吳中有一擅長雕琢石硯的顧姓人家，其技藝至少四代相傳：曾祖輩名顧道人；祖輩顧圣之，字德鄰，或作德麟，人稱「小道人」；父輩顧啟明，早逝，妻鄒氏，學得琢硯技藝，并以「顧二娘」之名享譽古今；其無子，以侄子入繼，名顧公望，號仲呂，被召入內廷制硯，近人鄧之誠推測「康熙御制硯有出其手制者矣」（鄧之誠《古董三記》卷六「顧二娘制硯」），然而朱家溍先生因顧二娘「曾給著名藏硯家黃任制硯」，黃任的生卒年為一六八三至一七六八年，推測「顧二娘的創作時代應在雍正、乾隆之際」。若考慮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出版的《江南通志》已記載顧二娘「獨擅其藝者二十余年」，則顧公望或于康熙末期即已在內廷制硯，今日確定為康熙朝內廷御制硯者主要是松花石硯，其中或不乏出自顧公望手者。

清康熙 松花江石荷葉紋長方暖硯高二·五厘米 長一四·三厘米 寬一一·二厘米附掐絲琺瑯雙螭捧壽紋盒故宮博物院藏

清前期，江蘇嘉定以善于刻竹聞名于時，而且聲震內廷，嘉定竹刻制品「與古銅、宋磁諸器并重，亦以入貢內府」。除了當地產品入貢內廷，擅長雕制竹器的嘉定竹人也被選送入京，康熙朝有封錫祿（字義侯，晚號廉癡）與封錫璋（字漢侯）兄弟，二人于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年）「同侍值養心殿」造辦處。其長兄封錫爵（字晉侯）遂央求族兄封毓秀撰長詩以志其盛?；蛟S個性使然，或因兄弟二人同在內廷服務，他們進入內廷后不久，封錫祿便以癲病回歸故里，歸家時「一時名流咸題詠，以志其遇」，此時封錫璋可能仍留在京城為皇帝服務。

清康熙 松花江石嵌蚌池長方硯高四·一厘米 長一七·八厘米 寬一一·四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 顧二娘款端石洞天一品硯及拓片高三·六厘米 長二三·五厘米 寬二〇·二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康熙 封錫爵款竹根雕白菜式筆筒及款識高一六·二厘米 口徑一三·四厘米 底徑七·八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當時在無錫地區有一位尤姓雕刻匠役，幼年時即曾仿制父親借來的犀杯，雕得「款式如一」，他感到顏色還不夠相似，就搗鳳仙花的汁稍加染色，「遂與原杯無少異」，因此親友「遂以尤犀杯稱之」。

他曾在康熙年間被征召入內廷服務，后以年老辭歸。（《錫金識小錄》卷八「稽逸七·技術」）清宮舊藏帶有尤姓匠役名款的犀角杯有二類，一作尤通（字雨源），一作尤侃（字直生），清高宗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賞玩一件有「尤通」款識的雕犀角槎時，在詩注的最后「按《無錫縣志》稱：『尤氏以犀角飲器名』，即尤通也」。在乾隆皇帝的詩文中無法顯示他看過尤侃的犀角作品，但是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尤侃」款的犀角杯，其所附黃簽表明此杯系于一七八七年由乾隆皇帝在古物箱中發現后交乾清宮作為古物收藏，一七八七年系清高宗撰寫前述詩文按語后五年（即乾隆五十二年），故認為此杯即文獻中所謂「尤犀杯」。

雍正元年元月，牙匠吳珩因病告假回家，以雍正朝牙匠多來自江南的情況看，或許吳珩也來自江南，并在康熙朝即在造辦處服務。在吳珩告假的前兩天，造辦處刻字作南匠袁景劭奉旨以篆書寫「雍正御筆之寶」數字作為刻印的篆樣之一，參考乾隆朝南匠中的刻字匠役多來自江南（詳見后文），或許袁景劭也來自江南，康熙朝即已在內廷服務。

康熙朝留用到雍乾二朝的畫畫人與畫琺瑯人

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的《活計檔》中，曾記錄將「畫鳥譜金尊年、王恒、于壽白三人著原養贍之織造官送回本籍」，畫畫人金玠也在同年底告假回家，下旨「著織造官孫文成家人好生送至家去」，孫文成乃杭州織造。

雍正二年的《活計檔》也記載：這些被選送入宮的南匠薪資，包括安家費用與「到京時一應所用工食、衣服、房子等項」俱由各自的官員負責養贍，「因此南匠好手藝難得」；清世宗即位后不久就注意到這個問題，認為仍命送匠人入京的官員負擔一切費用「如何使得」？遂決定安家費用由當地選送官員負擔，其他費用則兩度下旨命令當時的內務府總理大臣怡親王允祥商議后回奏。怡親王在當年底奏準自次年（雍正三年）正月初一日起各都、撫、織造處不必再發給「各行南匠在京應給工食、衣服費用、房銀等項目」，而用「造辦處錢糧養贍」。由于南匠安家銀兩由各自的官員負擔，遂發生署理粵海關監督祖秉圭之子因父親已離任而無法繼續負擔所選送匠役的安家費用，于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八月四日奏請不必再承擔此項經費，清世宗也下旨先暫停祖秉圭家的負擔，改由內務府經費支出，但是要求繼任者需如數補還。

明末清初 尤侃款犀角雕山水人物圖杯高一一厘米 口徑一六·七×八·八厘米 底徑四·六厘米×三·九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因此，雖然無法知道前述金尊年、王恒、于壽白三人由何處織造官員選送，但是內務府所轄的三織造（江寧、蘇州、杭州）皆在江南，其所選送之匠役或即來自當地。雖然清高宗在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也曾下旨要求內務府官員對于在「春雨舒和」（位于圓明園）和如意館服役的畫畫人「嗣后不可寫南匠，俱寫畫畫人」，以示尊重，但他們仍然被歸入南匠之列。因此，康熙朝時金尊年、王恒、于壽白與金玠四人應是來自江南并在內廷服務的擅畫南匠。在《活計檔》中，除了畫畫人、畫瓷器人外，琺瑯處（作）中的畫琺瑯紋飾的南匠也稱為畫琺瑯人，或許也是因為他們能作畫吧。

清早期 象牙雕山水人物圖金里碗及款識高五厘米 口徑九·八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康熙朝銅胎畫琺瑯的繪作者主要來自廣東，有本國匠役，也有外籍畫家。雍正朝時某些來自江南的匠役也參與繪作，例如雍正三年身為總管內務府大臣怡親王決定將「內做磁器匠人俱送回江西，惟畫磁器人宋三吉因手藝好留在法（琺）瑯處效力當差」，而且還比照來自廣東的畫琺瑯人薪資之慣例，「不獨此處（指造辦處）給他錢糧食用，并行文該地方官給他養家銀兩」。因此，在康熙朝宋三吉或已在內廷服務。除此之外，當時尚有其他來自江西的「做磁器人」應也在內廷服務，他們在內廷負責燒制瓷胎畫琺瑯器皿。

清康熙 畫琺瑯牡丹紋瓶及款識高一三·五厘米 口徑四厘米 底徑四·二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另外，雍、乾兩朝即在內廷服務的畫琺瑯人鄒文玉，可能亦來自江南。他曾與佘熙章（雍正朝《雜項庫票》作「佘熙璋」或「余熙璋」）一同服務于康熙朝內廷，胡敬在《國朝院畫錄》中即曾記載他們與冷枚、金昆等人合作《萬壽圖》，署款「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八年）春正月」。關于鄒文玉之名可在雍、乾兩朝的《活計檔》中覓得其事跡，但卻無法找到有關佘熙章的記載，倒是有余熙章的事跡，他也是一位畫琺瑯人。在《活計檔》中看不出他們是否是來自廣東的南匠，但是楊伯達先生利用《活計檔》整理十八世紀服務于清內廷的廣東工匠時并未將二人列入，而且通常來自廣東的匠役（尤其是畫琺瑯人）薪資中有「安家銀」一項，而鄒文玉沒有，故不排除他們乃來自江南的畫琺瑯人，康熙朝時即在造辦處服務。

清圣祖似乎頗好畫琺瑯器，除了銅胎外，康熙晚期還燒制出景德鎮瓷胎、宜興陶胎和玻璃胎畫琺瑯器。依前所述，這類以琺瑯料作畫的活計曾有來自江西的工匠參與。對于文房用具方面的松花石硯，清圣祖重點偏重其籠絡、統御的功能。由于喜愛模制匏器（壺盧器），清圣祖曾親加指導這類器物的制作。至于其他工藝，他似乎費心較少。模制匏器原料葫蘆的種植不需要匠役，倒是木模的雕制或需要內廷雕刻工匠。前述康熙朝在內廷服務的吳中工匠顧公望、封錫祿或封錫璋，除了本業之外，或也曾參與當時內廷的琢硯或竹木牙石雕刻活計之承制工作。

清康熙 畫琺瑯玉堂富貴圖直口瓶高一七·七厘米 口徑三·二厘米 底徑六·四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 丁裕 圍獵圖軸縱一二五·六厘米 橫七一·二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朝造辦處江南工匠

參與畫琺瑯繪作的畫畫人與賞賜頗豐的裱褙匠

由于《活計檔》的留存與公布，今日能查得雍正朝曾在造辦處服務的工匠人數比前朝多多了，參考所選送之官員及其所擅長的技藝，共得六十余人來自江南，其中畫畫人或畫鳥譜人、畫圖人即有二十二人，約占全數的三分之一。如前文所述，畫鳥譜人金尊年、王恒、于壽白三人在雍正元年即送回家，另外金玠雖然準允告假回家，但是奉旨「俟金玠家內事完，仍著家人好生送至京來」，故金玠假滿后應仍赴京服務。

湯振基、戴恒、余秀、焦國諭乃由當時在江西督陶的年希堯選送入京，檔案中附注「隨籍貫摺一件、宜用銀兩摺一件」，可惜今不見附件。不過，依據選送的官員推測他們皆為江南人士?！稉P州畫舫錄》收入有畫畫人丁裕的資料，故他應是揚州地區人士。

雍正朝來自江南的畫畫人曾參與瓷胎畫琺瑯的繪作，例如年希堯在江西督陶時送來的畫畫人湯振基、戴恒，即曾受命參與瓷胎畫琺瑯活計的繪作，康熙朝或已在內廷服務的江西畫瓷器人宋三吉也是瓷胎畫琺瑯的繪作者，他們后來或都曾參與銅胎畫琺瑯器的繪作活計。至于雍正十年獲得賞賜銀五兩、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又獲增加錢糧銀的南方畫琺瑯人鄒文玉，前文已論述他可能是來自江南的匠役。與鄒文玉同時獲得加薪的南鏨花匠胡鈜，也僅知為南匠，是否也來自江南，甚難論斷，因為清前期銅鍍金工藝除了蘇州與揚州之外，廣東也是一個重要產地，但是廣東地區更以銅鍍金鏨花工藝著名。

內廷的書畫收藏、皇帝的書跡畫作、文學侍從的書畫或畫畫人等的作品多需裱褙，雍正朝《活計檔》中收錄的裱褙匠役有兩人，且檔案皆作「表匠」，其中葉璵系杭州織造養贍，當然是來自江南的匠役；另一人為李毅，雍正二年因他「人老實勤謹，手藝又好」，但「住處甚遠，往來當差不方便」，奉旨：著「諒其家口，將近邊處官房查一所或五、六間，或六、七間賞他居住」。有關李毅的記載在《活計檔》中僅此一則，但在雍正十一年《雜項庫票》載錄各作請領南匠錢糧銀時，記載他的每月錢糧銀有十二兩之多。

來自玉雕重鎮蘇州的玉匠與江南牙匠

除了畫畫人，雍正朝造辦處的南匠中，玉匠是另一大支，目前所知前后最少有十二人，與牙匠相仿。明晚期至清前期，蘇州是全國玉雕工藝的重心，不少玉匠集中在專諸巷設立作坊，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檔案中所記載造辦處南方玉匠包括已病故的陳廷秀、許國政、楊玉三人和回南方的施仁政與頂替的陳宜嘉、王斌、鮑有信等人，以及雍正十年革退的南玉匠胡德成，或皆來自蘇州。都志通、姚宗仁與韓士良乃江西督陶官年希堯于雍正七年選送入京之玉匠，也應是蘇州玉工。

此外，前述雍正初年即在內廷刻字作服務的南匠袁景劭，參酌乾隆朝江南工匠在器物（尤其是玉器）上刻字的技藝較佳（詳見后文），袁景劭也可能來自江南。當時同時奉旨寫「雍正御筆之寶」篆字者尚有翰林張照、技藝人滕繼祖與刻字人張魁，僅袁景劭冠「南匠」二字，可見滕繼祖與張魁可能都不是「南匠」，或許是北匠吧！

雍正朝造辦處南匠中的牙匠似不在少數，《活計檔》稱牙匠者最少有十位，其中陳祖章乃于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由當時粵海關監督祖秉圭選送入京，故是廣匠而非江南工匠。其余九位牙匠中，除了確定為杭州織造選送的朱栻與蘇州織造選送的封岐之外，尚有江西督陶官年希堯送來的屠魁勝，他初以雕刻匠身份進入造辦處，后成為牙匠。除了此三人可確定是來自江南的牙匠外，還有封鎬與施天章，二人都是江蘇嘉定竹人（封岐也是），進入內廷后也都從事象牙雕刻，所以也是來自江南的牙匠。

清雍正 畫琺瑯花蝶紋天球式冠架及局部高三七·五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雍正 畫琺瑯花蝶紋帶托方花插高一一·七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清雍正 青玉雙耳杯及款識通高五·四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至于其他牙匠僅能確知為南匠，但是考慮雍正朝牙匠多來自江南，而且雍正九年因為牙活做得好受到賞賜的牙匠中并沒有陳祖章，但是后者在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已能領取當時內廷南匠中的最高薪資每月錢糧銀十二兩，則當時一同受到賞賜的牙匠（施天章、屠魁勝、葉鼎新、顧繼臣、封岐、陸曙明）或皆江南人士，其中施天章與封岐尚是嘉定竹人。此外，雍正七年江西督陶官年希堯所選送、與屠魁勝同時入京的雕刻匠尚有關仲如、楊遷，則雍正朝造辦處的南匠中，從事竹木牙等質材的雕刻匠役最少有十二人，其中十一人來自江南。

仿洋漆成功受賞的漆匠及其他工匠

在《活計檔》中覓得于雍正朝造辦處中服務的南方漆匠有戴有德（油漆匠）、吳云章（洋金漆匠）、李賢（洋漆匠）、孫盛宇（彩漆匠）、王維新（彩漆匠）、秦景嚴（或做秦景顏，彩漆匠）、鄭子玉（彩漆匠）。七人中，戴有德因母病回南養親，吳云章與李賢皆是江西督陶官年希堯選送入京的漆匠，秦景嚴、孫盛宇、王維新、吳云章與李賢等同時因應差做活甚勤蒙賞賜銀兩，同時蒙賞者尚有家內（里）漆匠王四、柳邦顯、達子、段六等人，后者應為北匠中的旗匠，隸屬旗籍（個人以為《活計檔》中的「家內」、「家里」應指隸屬旗籍之旗匠），前者很可能是南匠，因為雍正九年這次大規模的賞賜即因皇帝鑒于造辦處所仿做的洋漆活計甚好，所做荷葉臂格亦好，著賞給銀十兩，同時內務府總管海望又奏稱「做硯臺、做牙活南匠施天章、顧繼臣、葉鼎新等幾人俱在圓明園長住，應差做活甚勤」，遂開列名單及賞賜銀兩數，有洋漆匠、洋金漆匠、牙匠、玉匠、彩漆匠、硯匠、廣木匠、家內漆匠等二十八名匠役。獲得十兩賞銀的匠役包括漆匠李賢與吳云章，牙匠施天章、屠魁勝、葉鼎新與顧繼臣。因此，此二十八名匠役中，除了家內（里）漆匠并非南匠，其余可能皆為南匠，其中廣木匠應來自廣東地區。明末清初，江寧、蘇州、揚州一帶以及福州皆有漆器工藝，也有不少名工，前述雍正朝造辦處南匠中的漆匠也應有來自江南者。至于秦景賢（彩漆匠），曾在雍正四年因為「方洋漆彩金罩蓋盒二對……做得甚好」，蒙賞銀十兩。但是在雍正九年大規模賞賜內廷匠役名單中有彩漆匠秦景嚴，卻無秦景賢，二者關系如何？俟考。

清雍正 牙雕臥犬圓盒及款識 高一·九厘米 口徑三·八厘米 底徑四·三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清雍正 牙雕竹石圓盒及款識高一六·二厘米 口徑五·四厘米 底徑七·八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畫琺瑯人周岳、吳士琦二名、吹釉煉琺瑯人胡大有一名」、「匣子匠程繼儒、速應龍等二名、細木匠余節公、余君萬等二名」皆是年希堯在江西負責監督瓷器燒造時選送入京的南匠，鏇匠林士魁乃由蘇州織造選送入京，裱匠葉璵則由杭州織造選送入內廷服務，當然都應是來自江南的匠役。硯匠黃聲遠、王天爵、湯楮岡三人也在雍正九年的大規模賞賜中獲得賞賜，或亦來自江南。

乾隆朝造辦處江南工匠

乾隆朝《活計檔》中有關南匠的資料相當多，多年前楊伯達先生整理十八世紀內廷廣匠時，以乾隆一朝最多，前后達五十六人，并且得出結論：「乾隆時期廣東工匠在造辦處南匠中地位漸高，而作用也與日俱增，在畫琺瑯、牙、木等方面，由雍正時期附庸于蘇匠的地位，經過乾隆初年與蘇匠的反復較量，終于取得了優勢?！箓€人也曾藉實物與檔案論證清世宗與清高宗在雕刻工藝方面品味的差異，由比較喜愛具有文人品味而做工精致的工藝品，逐漸偏好廣東雕刻工藝的繁瑣與玲瓏剔透的特色，內廷恭造的工藝品，在原有蘇州風格的基礎上，逐漸融入廣東地區風格。

雖然如此，內廷南匠人數仍以來自江南的藝匠居多。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內廷南匠不敷應用，遂下旨要求粵海關監督鄭伍賽添補畫琺瑯人（匠）、輪子匠、廣木匠，淮關監督唐英添補漆匠，蘇州織造海保添補鑲嵌匠、木匠、硯匠、畫樣人、大器匠。個人整理《活計檔》中所記錄造辦處匠役薪資或賞賜記錄時，乾隆朝《活計檔》中所記錄之南匠有百余人，經參考選送官員與南匠技藝，約略整理出乾隆朝來自江南地區曾服務于內廷的藝匠超過七十人，匠役類別有牙匠、玉匠（包括刻字玉匠、鏇玉匠）、刻字匠、畫琺瑯人、（南）裱匠、畫畫人、燒古匠、鏇匠等，其中以畫畫人最多。

清雍正 金漆纏枝蓮紋圓盒高一〇·五厘米 口徑二一·五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 黑漆描金百壽字撇口碗及款識高六·五厘米 口徑一五·五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脫穎而出的如意館江南牙匠顧彭年

雍正朝的牙匠多來自蘇州地區，乾隆初期仍如是，但是來自廣東的牙匠逐漸嶄露頭角，取代江南牙匠的地位。因此，在乾隆朝初期，原服務于內廷的九位江南牙匠，基本上應仍在造辦處牙作行走。但在乾隆三年底，原僅在牙作服務的牙匠顧彭年取代了葉鼎新的位置，進入當時的首席作坊如意館服務，而且在如意館服務時間似乎比同時期的牙匠都長久。

進入如意館服務的顧彭年，因為受到清高宗的賞識，一再受命活計成做之任務，例如：他曾帶領牙作中的牙匠在「如意館」照畫畫人金昆的畫稿用象牙堆做十二副圍屏；也曾受命照以前交進的盆景中之橋梁、亭榭、樹石、玻璃等裝飾景致配做小鰲山一對；造辦處已完成的「木器假古玩」內的「法子」也需要顧彭年與其他匠役合作。除了能從事雕刻工藝外，顧彭年也能設計、畫樣，他曾畫「紫檀木象牙堆人物小插紙樣」，也曾與另一位匠役馮必華一起畫漁樵耕讀盆景紙樣，這兩次設計的稿樣呈覽后都奉準照樣制作。此外他也與廣東牙匠陳祖章、蕭漢振、陳觀泉等人一起參與「月曼清游冊」的成做工作，這也是目前所知傳世作品中唯一有其名款之文物。

漸無活計可做的畫琺瑯人與人丁日趨興旺的畫畫人

雍正朝在內廷承制琺瑯活計繪作的匠役除了西洋人士外，有分別來自廣東或江南的匠役，來自江南的匠役原主要成做瓷胎畫琺瑯活計（含玻璃胎），后來參與銅胎畫琺瑯器的成做。乾隆朝瓷胎畫琺瑯活計漸次發交景德鎮負責，宮內琺瑯作主要承制金屬胎琺瑯器，并以銅胎為主，于是畫琺瑯人也主要來自廣東，多由擔任粵海關監督的官員選送入京。雖然如此，內廷的瓷胎畫琺瑯活計并未完全停燒，例如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年）六月江西燒瓷器處一次送進「填（甜）白磁器三百九十件」，皇帝下旨：「著交法（琺）瑯處畫法（琺）瑯用?！勾藭r來自江南的周岳、胡大有與可能來自江南的鄒文玉仍在內廷服務，乾隆十三年因為琺瑯處無活計可成做，鄒文玉尚與其他幾位廣東畫琺瑯人一起協助畫畫人金昆繪作《木蘭圖》與《蠶壇圖》（今稱《親蠶圖》）。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琺瑯處再度無活計，官員與匠役皆歸并造辦處。

來自江南的畫畫人是南匠的主力，不論雍正朝或乾隆朝，它們的人數一直是最多的，但是乾隆朝內廷繪畫活計的數量遠邁前朝，《活計檔》不乏記載調用畫琺瑯人幫忙作畫的情形，也有在檔案中原標為畫琺瑯人，后來同一個名字卻標示為畫畫人的情形，張維琦即是一例：他在乾隆元年入內當差是畫琺瑯人，乾隆七年清高宗欲了解造辦處、啟祥宮、琺瑯處、畫院處南匠錢糧時，有一位畫畫人亦名張維琦，但是兩則薪資資料并不相同，前者是「錢糧每月工時銀五兩，二、八月衣服銀十八兩」，后者是「每月賞錢糧銀四兩，飯銀三兩」，平均相差不算很多。

內廷急需的刻字匠與「奇貨可居」的鏇匠

乾隆朝服務于內廷的江南匠役中，還有刻字匠一類，他們除了在漆木質活計上刻字，也常承旨在玉器上琢刻文字。乾隆朝前半期雖也曾發交地方執行在玉器上琢刻文字的任務，但是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底傳旨：嗣后所有交出刻款玉器不必發往蘇州，著交啟祥宮（即如意館）刻做，然有關玉璽之印文，往往仍由蘇州篆刻。因此，內廷也有專門的「刻字玉匠」。鏇玉匠平七于乾隆四十四年由蘇州織造選送進京后，要求他入內廷教導鏇玉技藝，翌年春天完成任務即送回籍。

冊頁的第十二頁右下方象牙制圍墻上陰刻楷書填藍款“小臣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恭制”。

清乾隆 琺瑯彩花卉小瓶及款識高七·八厘米 口徑一·二厘米 底徑二·一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今日我們?？稍趦砂豆蕦m收藏的清宮舊藏中發現清高宗命匠役在內廷古物與時做文物上留下他的詩文、年款等文字，甚至文物等第，此外，宋代名窯瓷器上亦?？套?。至于銅器類文物，無法直接在器內外壁琢刻文字，則在其木座或木盒上刻字，在《活計檔》中可一再覓得內廷匠役奉旨在文物或木座與木盒上琢刻詩文、款識的記錄。就現有乾隆朝《活計檔》看來，雖然造辦處的刻字匠中亦有北匠，但是更多來自江南，清高宗也曾一再下旨要求蘇州送來刻字匠役。如此多的刻字活計，使得乾隆朝內廷需要一定數量的刻字匠役，因為蘇州一帶刻字技藝似乎高于北方匠役，因此乾隆朝刻字匠役以來自江南者較多。

屬于玉匠、刻字匠、南裱匠之技藝，自明晚期以來以江南地區成就較高，也居于領導地位，乾隆朝造辦處中揀選來自江南的匠役成做有關這方面的活計，是極自然的事。

清 徐揚 姑蘇繁華圖卷局部遼寧省博物院藏

乾隆四年，因原有鏇匠林芳貴于四月十三日亡故，作坊內鏇匠又甚少，不敷應用，欲將外雇鏇匠王德盛頂替林芳貴招募當差。王德盛曾在內廷做過活計，手藝精細人亦老誠，堪充此役，經內大臣海望看過手藝而批準遵行。因為是在清高宗下令不許私自招募南匠之前所招募之鏇匠，他二人也不排除來自江南。

皇上喜歡做舊—江南燒古匠盛于內廷

燒古匠所做者，乃在器物表面燒制仿古銅銹之類的活計，乾隆朝內廷燒古活計除了在仿古銅器表面燒古銅銹外，也常在仿古硯或銅硯盒表面燒出古銅銹。內廷匠役顧繼臣將硯做舊的本事就深受清高宗賞識，有一次皇帝要求收拾一方繩式古硯，因為「此硯上斑點紅綠太多了，還像新的，將紅綠去些，照交出古硯做」，別的匠役收拾后呈進，清高宗觀覽后認為「其硯上燒的古不好，俟僱（顧）繼臣來時再將此硯持出，另燒古」。此外，顧繼臣也曾奉旨用端石制硯或認看瓦硯的時代，清高宗甚至下令命其子顧耀宗也學做舊，以便「到京時好做舊硯」。由于此命令是交由當時蘇州織造圖拉轉達，因此父子二人應都是江南匠役。

清乾隆 脫胎朱漆菊瓣式盒及款識高九·二厘米 口徑一五·五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乾隆 脫胎朱漆菊瓣式蓋碗及款識高九·八厘米 口徑一〇·八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乾隆 白玉雙耳嵌寶錯金碗及款識高四·八厘米 口徑一四·一厘米 底徑七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乾隆 青玉題詩淺式碗及款識高四·四厘米 口徑一三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朝時顧繼臣乃牙匠身份，曾因牙活做得好與施天章同時蒙皇帝賞賜銀十兩，但是二人除了成做牙活，同時也做硯臺。乾隆五年，原在如意館的牙匠施天章改入造辦處「與硯匠顧繼成一處行走」，此處硯匠顧繼成即是燒古硯匠顧繼臣，施、顧二人在雍正朝甚受皇帝賞識的牙雕技藝，卻不受乾隆皇帝的青睞。

乾隆朝《活計檔》中曾記載四位燒古匠邵炳文、龍正義、甘耀成、龍呈瑞。依據檔案記載，僅知邵炳文是南匠，雖然造辦處之鑄爐處作坊在乾隆十四年曾招募「燒古民匠」龍呈瑞，但在乾隆七年清高宗已下令「嗣后短少南匠不許私行招募」，故龍呈瑞是否來自江南？俟考。

或許因江南燒古技藝的確較出色，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清高宗下命制作兩方紫石風字端硯，「奉旨：一方背后刻宣和殿制造，配銅燒古硯盒，一方背后刻乾隆年仿造，配銅鍍金硯盒」，數日后完成硯盒木樣，「奉旨照樣準做洋鏨銅硯盒二件，內一件燒古刻宣和御用，一件鍍金刻乾隆仿右（古）。得時將燒右（古）硯盒發往蘇州……燒青綠古銅色」。因此，南匠邵炳文或也是來自江南且擅長做舊的匠役。乾隆五十五年蘇州織造選送甘耀成進京，以頂補龍正義的遺缺，前者當然是江南匠役，至于龍正義，依據造辦處南匠之任用，若乃因「頂補」某匠役入內廷服務，通常不但取代其薪資，而且往往來自同地或由同一處官員選送，或者父子、師徒相繼。因此，龍正義應也是江南人士。

南宋 官窯青釉圓洗及局部高六·二厘米 口徑二一·五厘米 底徑一八·三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圓洗底部有刻字匠恭刻的乾隆御制詩

隨江南書畫興盛而起的南裱匠

乾隆朝內廷書畫活計遠邁前朝，除了為內廷或行宮各宮殿繪作壁畫，或為圖譜之類的書籍設計插圖之外，這些書畫作品往往需要裱褙，乾隆朝《活計檔》中載錄的裱褙匠役（或作表匠、南表匠）僅馬遵義確定由江寧織造選送，故而是來自江南的工匠。由于清初江南經濟發達，文化活動熱絡，清高宗南巡時也曾親自發掘當地畫畫人才，因此當地的裱褙技藝應也甚具水準，《活計檔》中載錄的南裱匠應也來自江南。此外，在乾隆三十八年檔案中曾記載「表匠黃?！棺晕逶麻_始「每月加賞給錢糧銀一兩」，此次奉旨加賞的匠役尚有來自廣東的牙匠王裕璽、黃兆以及來自江南的玉匠鄒景德，而且是因為高宗主動要求覽閱「如意館南匠錢糧名單」。因此，黃?；蛞彩莵碜越系哪像呀持?。

康雍乾三朝造辦處江南工匠對比

康雍乾三朝曾在內廷服務的江南匠役為數不少，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至少有一百四十人。就目前所知，康熙朝內廷來自江南的匠役除了畫家之外，還有琢硯匠役、竹木牙材的雕刻匠役（包括刻字匠役）以及運用琺瑯釉料進行繪畫者。雍正朝雖僅十余年，但是《活計檔》中曾記錄來自江南的造辦處南匠已有六十余人，除了前述匠役外，尚有漆匠、玉匠、畫琺瑯人、吹釉煉琺瑯人、匣子匠、細木匠，鏇匠、裱匠等。清高宗主政六十余年，《活計檔》中查考到來自江南之匠役前后七十余人，似與前朝相埒，但是考慮其主政時間，人數相對少多了，主因此時來自廣東的匠役有增多之勢。

乾隆朝造辦處來自江南的匠役之技藝類別與雍正朝者相似，但個別匠役的技藝廣度不同。牙匠方面，雍正朝以蘇州地區為主，至乾隆初期漸次為廣東牙匠取代。蘇州地區的牙匠也需琢制文房用具，例如雍正朝的江南牙匠顧繼臣，在乾隆朝的造辦處內以琢硯和做舊硯為主；雍正朝以牙匠身份頗受皇帝重視的嘉定竹人施天章，在乾隆二年也曾在雞血石印章的側壁利用石材的紅色雕刻出蘇軾泛舟赤壁的紋飾。

清乾隆 仿古歙石魚龍變化池風字暖硯及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清乾隆 御銘松花江石暖硯高一三厘米 長一五·五厘米 寬一二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欽定西清硯譜》之“松花石蟠螭硯”

雖然乾隆前期有造辦處硯作成做松花石硯的檔案，但是牙作與玉作也曾奉旨成做松花石硯、松花石插屏或松花石匾，乾隆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活計檔》「牙作」就曾記載一方依據《西清硯譜》所載錄曾經清高宗御用的松花石蟠螭硯，即由牙作內匠役琢制而成。硯作并入金玉作后，便由后者成做類似活計。因此，雖然乾隆朝《活計檔》中名為「硯匠」的南匠不多，但是牙匠與玉匠也都參與琢硯工作。

雍正朝內廷木匠有廣木匠與細木匠之分，乾隆朝造辦處的南匠中擅長木工的匠役則分成廣木匠與南木匠（乾隆朝《活計檔》有時寫作楠木匠）。見諸記載的乾隆朝南木匠乃由蘇州織造選送，雍正朝的細木匠則由當時在江西督陶的年希堯選送，考慮年希堯選送的玉匠姚宗仁來自蘇州，則其選送的細木匠也不排除來自蘇州的可能，楊伯達先生即逕稱他們是蘇州木匠。如此一來，兩朝南木匠與細木匠名稱雖然不同，其所受的基本訓練應相近，而且都是江南木匠。

清代前期，內廷陶瓷胎、玻璃胎與銅胎畫琺瑯之繪制，有其相通之處。雍正朝內廷中來自江南與廣東的畫琺瑯匠役也互相支援不同胎質琺瑯器皿之彩繪活計，乾隆初期內廷的畫琺瑯南匠仍由這兩個地區的官員負責挑選，當時內廷來自江南的畫琺瑯人皆是雍正朝所遺留下來的，但是清高宗要求粵海關監督負責選送畫琺瑯人，后來內廷畫琺瑯人逐漸全由廣匠取代。這些來自江南的畫琺瑯匠役，包括來自景德鎮與蘇州地區者，從檔案中無法細分。乾隆后期，或因經濟因素，為制作一套鑲嵌琺瑯片的帶板，皇帝傳旨發交粵海關成做，由于其紋飾乃模仿「洋琺瑯圓片」設計，遂進一步下令：「如廣東地方不能成做，即發往外洋成做?！棺詈?，琺瑯作坊也被歸并，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以后的《活計檔》中也無單獨琺瑯作坊的紀錄。雖然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年）的《活計檔》中仍曾記載當時造辦處的琺瑯作「有活計成做」，或許僅成做銅胎掐絲琺瑯器皿了。

清乾隆 掐絲琺瑯嵌石爵杯高一四·九厘米 盤徑一九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朝蘇州織造曾選送江南鏇匠進入內廷服務，乾隆四年外雇鏇匠王德盛或也來自江南，但是在前一年清高宗已要求粵海關監督選送與鏇匠技藝相似的輪子匠入京，數年后的檔案中也發現有關于廣東輪子匠的記載。乾隆中、后期的《活計檔》中雖也尋得有關鏇匠紀錄，但是無法確認是否為南匠，遑論是否來自蘇州地區。

清高宗愛玉，他的詩文集中詠玉之詩多達八百余首，就《活計檔》的資料顯示，他主政六十余年中，來自江南而在造辦處服務的玉匠卻與僅有十余年的雍正朝之造辦處江南玉匠人數相近，然而乾隆朝多出「刻字玉匠」與「鏇玉匠」之類的匠役?！缚套钟窠场怪霈F應與皇帝喜愛在玉器上命匠琢刻文字有關；乾隆朝《活計檔》中載錄來自江南的「鏇玉匠」僅有平七一人，而且停留時間不長，可能僅為訓練內廷北匠鏇玉的工藝，完成后便送回籍，從此內廷鏇玉活計之成做逐漸由北匠取代。

雍正朝的匣子匠有南匠與北匠之分，前者乃時在江西的年希堯選送入京，后者代表人物是匣子匠達子，因是在造辦處當差的柏唐阿管轄下的中因抱養、過繼、革退為民的二十四名革退匠役之一，而被載錄在檔案中，故乃北匠。乾隆朝《活計檔》中有關南匠的紀錄中并沒有匣子匠一項，此時匣作內仍有匣子匠當差，但可能已全由北匠取代了。

清乾隆 掐絲琺瑯仿古天雞尊及款識高一八·九厘米 口徑四·五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朝內廷漆工藝相當活絡，學者依據《活計檔》整理出十余種漆器品類，其中以洋漆（泥金畫漆、描金）器為「雍正朝漆器制作的重點品種」。此時《活計檔》中所載錄的南匠中之漆匠有來自江南者，但是乾隆初期的《活計檔》中，漆作雖然依然存在，卻與油漆作之名互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以后將二十八作歸并為五作，漆作與木作、雕鑾作等合并成油木作，也不太成做漆器，《活計檔》中常常發現僅收拾、整理內廷原有漆器。清高宗似乎較重視雕漆器的制作，但是往往發交蘇州成做，乾隆朝《活計檔》中也未曾覓得內廷有擅長漆藝的南匠?；蛟S這也是漆作被歸并的原因之一。

由上所述可知，康、雍、乾三朝內務府造辦處中充滿南匠，而且以來自蘇州地區者較多，即使乾隆皇帝有偏好廣東匠役之技藝的傾向（例如牙雕、紫檀木雕、琺瑯工藝等），蘇州地區因經濟等因素歷經數百年所累積的各類技藝成就，仍居領導地位。內廷中來自蘇州地區的匠役為數不少，有些人屬臨時招募的「傳差南匠」，僅短期居停京師，但是也有一住經年、至老方歸的「供奉南匠」，甚至成為永不歸南的「抬旗南匠」。他們雖僅在造辦處內服務，其技藝或也多少傳授與北匠，對于南北工藝美術的交流投注了一定的心力，當有一定的貢獻。

清雍正 黑漆描金團壽花卉紋冠架高二六·六厘米 口徑一一厘米故宮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