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犯罪五大風控點

趙軍 韋科

如何構建刑事風險防控體系，因應當前高發的企業（家）犯罪現象和復雜的企業（家）犯罪成因？筆者認為，法典索引式的企業刑事風險控制，缺乏現實操作性，與企業追求利潤的商業邏輯存在根本性沖突，實際效果極為有限。企業（家）刑事風控，必須審時度勢、重點突出，不可草木皆兵、面面俱到。簡略而言，企業（家）刑事風控實務必須注意以下重點面向。

風控點一：高危人群重點關照

企業（家）刑事風險控制的重點關照對象是企業領導層，尤其是“一把手”的風險行為。

筆者曾多次應邀參與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點的排查以及相關風控方案的制定，發現在這些由企業主要領導人主導的“刑事風控項目”中，風控重點往往被置于主要領導人以外的企業管理人員。說白了，項目主導者更多是希望通過規范企業管理層、企業員工的日常工作，減少企業刑事風險爆發的可能性。但其實，企業刑事風險的最大來源是企業主要領導，尤其是“一把手”自身。

在北師大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2015年的統計數據中，當年可確認職務的犯罪企業家共計898名，其中企業主要負責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總經理、廠長、礦長等正職和副職）多達641人，占71.38%。若再加上企業的實際控制人和大股東，企業主要領導人在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所占比例超過了80%。其余犯罪企業家主要由財務負責人，銷售（采購）負責人，以及其他核心部門的負責人構成，合計超過17%。（見圖1）可見，企業及企業家刑事風險防控的重點人群是企業的主要負責人以及關鍵崗位負責人，尤其是企業及部門“一把手”?！耙话咽帧睒嫵闪似髽I（家）刑事風險的高危人群，是企業（家）刑事風險防控的重中之重。

不過，企業主要領導人，尤其是“一把手”的風險行為具有相當的隱蔽性。企業法律顧問、企業法務人員或企業“合規官”如何發現這些風險行為，又如何讓企業領導接受合理的刑事風險控制建議，是一項難度極高的工作。除了刑事法律的專業知識而外，與企業領導的溝通能力，對企業整體戰略的把握，也十分重要。

風控點二：不同角色區別對待

企業（家）刑事風險控制的著力點應根據企業性質、企業家在企業中的角色定位具體確定，刑事風險在不同企業（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北師大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2015年統計的170名犯罪國有企業家共涉及19個罪名，高頻罪名依次為：受賄罪（43.20%）、貪污罪（27.67%）、私分國有資產罪（7.77%）和挪用公款罪（7.28%）。（見圖2）

751名犯罪的民營企業家共涉及51個罪名，高頻罪名依次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13.66%）、職務侵占罪（12.57%）、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12.16%）、行賄罪（8.06%）、合同詐騙罪（6.97%）、挪用資金罪（6.15%）、單位行賄罪（5.87%）、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5.33%）、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4.64%）和詐騙罪（3.42%）。

顯然，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家）所面臨的刑事風險差異極大。對于國有企業家而言，絕大多數犯罪表現為受賄、貪污（私分國有資產在理論上可歸屬為貪污的一種特殊形式）或挪用公款，通過損害本企業利益獲取個人利益成為國有企業家刑事風險的主要來源。民營企業家的情況要復雜得多。盡管他們同樣可能實施侵害本企業利益的犯罪（職務侵占、挪用資金、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但在更多情況下，他們所實施的犯罪都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所在企業的利益——為企業融資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為企業謀求非法利益的（單位）行賄罪，為企業獲取不法利潤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合同）詐騙罪，幫助企業逃避義務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都是如此。

由此，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刑事風險防控，應選取不同的重點方向及應對路徑。同理，不同行業（企業更可能觸犯與其經營活動相關的罪名）、不同地域（有些犯罪的手法具有地域性特點）的企業，在企業中居于不同管理崗位的企業家（譬如主管人力資源與主管財務就會面臨不同的刑事風險），刑事風險大相徑庭，需要具體對待。

風控點三：政商關系考驗智能

政商關系是企業（家）刑事風險控制中最難把握、同時也最需要適度拿捏的維度之一，極為考驗企業（家）的風險管控能力及管控智慧。

在現實政商生態中，依附權力、攀附權力成為企業最便捷的“發展路徑”之一。如果沒有權力的支持，企業不要說發展，甚至在某些行業生存下去都困難重重。沒有與劉志軍的特殊關系，丁書苗的企業就不可能“做大”。而在另外一些案例中不難發現，“營造”以富商與官員結盟為主要特征的利益共同體，甚至成為相當部分企業（家）安身立命、圍獵財富的基本路徑。

不過，這些依附權力的企業家靠錢權交易起家，靠利益輸送獲取利益，所面臨的刑事風險也顯而易見。遭打壓競爭對手的反擊，自身“經營”上的“紕漏”，尤其是其所攀附政客的任何官場“閃失”，都會“殃及池魚”，迅速引爆前期不法行為所制造的刑事風險。近年來，隨著反腐敗的深入，各個層級的“老虎”、“蒼蠅”相繼被打，與他們存在非法政商交易的企業家紛紛落馬，政治生態變化對企業家刑事風險的影響極為直觀。從這一角度觀察，企業（家）刑事風險防控必須以國家及地方政局為重要參照，反腐力度持續走強要求企業家及時調整行為模式，及早完成政商關系的轉型。

風控點四：環境變化未雨綢繆

經濟及政策環境的變化與企業（家）實際面臨的刑事風險息息相關，未雨綢繆、提前應對是防控關鍵。

一方面，企業家刑事風險與國家宏觀經濟走勢密切相關，經濟上行、下行或轉型，都可能引爆相關領域的刑事風險。由融資引發的法律風險即是如此。對許多民營企業家來說，民間融資幾乎是唯一可行的融資手段。在此背景下，民營企業（家）集資型犯罪高發成為必然。只有大力拓展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并積極為民間閑置資本提供多元化的保值、增值方式，集資型犯罪才能從根本上得到控制。而從企業層面而言，提前預判經濟走勢，重點圍繞經濟下行、資金鏈緊張所可能引發的集資類刑事風險展開管控，則是明智之舉。

另一方面，政策面（含法律）的變動，直接關系到犯罪圈的大小和執法力度的強弱，企業（家）所面臨的實際刑事風險與這些變動的關系極為密切，值得重點關注。以法律規范為例，其變動往往折射出國家刑事政策的調整，預示著相關領域社會治理方式與力度的變化。從前沒有刑事風險的一般性違法、違規、違約行為，極有可能在法律變動之后成為某種刑事高危行為。在刑法增設騙取貸款罪之前，企業在申請貸款過程中某些虛構事實、隱瞞事實真相的行為在理論上不會導致相關人員刑事責任的承擔，騙取貸款的各種手法在潛規則中甚至演化為一些企業獲取貸款的融資“技巧”。但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將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騙取貸款行為規定為犯罪，其后，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迅速成為企業家犯罪中的常見罪名。與此相似，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設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后，觸犯該罪的企業家也占有相當比例?？梢灶A見，《刑法修正案（九）》的出臺，必然會為企業家帶來新的刑事風險點。譬如，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主體范圍的擴展，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的增設，都會為相關領域的企業家帶來新的刑事風險，有必要適時調整相關防控措施。

風控點五：安全隱患重中之重

風險社會背景下，風險刑法觀、安全刑法觀開始在現實刑事立法、司法活動中發生作用。（見張明楷《“風險社會”若干刑法理論問題反思》）加之媒體、自媒體傳播效益的綜合作用，凡是與“安全”相關的隱患都可能演化為導致企業（家）全局性、終局性潰敗的刑事風險。群死群傷的重特大交通事故、礦難，生產經營過程中的重特大火災、爆炸事故，乃至于食品安全、藥品安全事故，都是如此。

從近期一些快速處理的典型案例不難看出，涉及公共安全及民生的刑事法律風險，具有引爆突然、發展迅速、難以補救的特點。這就要求相關領域的企業家，在涉及公共安全及民生的經營活動中，謹慎行事、嚴格管理、合規經營，杜絕惡性事故、事件的發生，以免為自己和企業引爆全局性、終局性的刑事風險。

總之，針對不同企業（家）的具體情況，結合其所處環境的變化、企業運行的現實狀況，“因地制宜”、重點突出地提出具象性的刑事風控方案，是優質企業（家）刑事風控所追求的核心目標與應然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