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貪婪交織的“父愛”

易劍嘯

權力能變成金錢，金錢能體現父愛，這是多么美妙的邏輯。王立山，一個掌握手機獨家代理權的“父親” ，把這種美妙的邏輯發揮到了極致！

王立山案作為一起中央掛號的大案格外引人關注。2002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將王立山涉嫌貪污一案交由北京市人民檢察院辦理。北京市檢察院10人專案組在經過近500個日日夜夜的調查后，終于將王立山送上了法庭。

王立山其人

領導和周圍的同事們心目中的王立山，是一位勤奮、刻苦、很有事業心和敬業精神的干部。作為原中國郵電器材北京公司總經理，他曾經被評為全國郵電器材系統的先進工作者。他在上任之初，曾經提出了一個“以行貨打水貨”的經營戰略。正是這一戰略的有效實施，使手機市場的走私手機受到了有效遏制，使北京公司很快就在全國手機市場上贏得了較大的份額，營銷利潤也創造了歷史上的最好成績。就是這樣一個曾經創造出輝煌業績的“創業精英”，卻被不斷膨脹的私欲與貪念拖進了無底的罪惡深淵。

王立山格外疼愛自己的獨生女兒王紅宇，他視王紅宇為掌上明珠，王紅宇有什么要求他會加倍的滿足。他把這種父女之愛看得比生命都重要。

王紅宇大學畢業后沒直接找工作，因為已經過慣了依靠父母的日子，一旦要靠自己掙錢，她還真下不了決心。最主要的是，辛辛苦苦掙的那點錢，根本不夠消費。1998年的一天，王紅宇向王立山提出“我不找工作，我要做生意”。

女兒的執拗，讓王立山費了好一番心思。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終于下了決心，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資源給女兒開個商店，讓她賣手機。

幾天后，王立山帶王紅宇去山東老家，在山東省的煙臺市，通過老關系，注冊了一個由王紅宇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不久，王立山又在煙臺經濟技術開發區為女兒注冊了兩個公司，與此同時，他還在北京為王紅宇注冊了一個公司。幾個公司的法人代表，均是王紅宇；公司的會計主管是王立山已經退休賦閑在家的妻子；四個公司的大管家，是王立山的親弟弟。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郵電器材北京公司的利潤開始月月銳減，每況愈下；壞賬呆賬大量涌現。在公司業務與日俱增的同時，經濟效益卻越來越差，財務收支出現了巨大的反差。

京城“718” 專案

2002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指示：將王立山一案交由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查辦。至此，王立山涉嫌貪污、挪用公款犯罪問題徹底暴露出來。

此案的特殊之處在于，這是一起涉及利用全國手機獨家代理銷售權、在控制手機銷售市場運行中所實施的重大犯罪。這起案件是一個憑借手中的壟斷權力貪贓枉法的活生生的標本，在全國手機銷售市場領域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它的時間跨度長達兩年之久，手機銷售量多，涉案金額巨大，涉及貨款數億元；案情極其復雜，賬目繁多、混亂不堪，案件線索涉及全國各地數百家手機銷售商戶，其中大多數是個體經營者，與王立山所掌控的公司有近億元的資金往來沒有原始記錄，給調查取證工作制造了巨大的困難。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偵查處接案以后，將此案定名為“718”專案。時任市院副檢察長兼反貪局局長的王雙進親自督辦此案，并指示偵查二處組織力量投入偵破。

預審組第一次接觸王立山，王立山一臉的輕松。面對預審人員的提問，王立山取出一個事先準備好的筆記本，將一筆一筆進出款項的情況講得清清楚楚、合情合理。最后，他還為自己一再打保票：我沒有占公家一點便宜。

審計組走進中國郵電器材北京公司的賬目庫房，面對堆積如山，混亂不堪的賬冊無從下手。審計組找出公司財務人員，要求他們提供必要的協助。但是公司的財務人員也是一臉的無奈，他們拿出大量的白條：公司把大批的手機賣給了全國各地的個體商戶，往來賬目不計其數。面對這樣一個爛攤子，連審計部門的專業人員也感到束手無策，他們一時也不知道從何處入手。

外調組的難度最大。因為外調組面對的是全國各地的數百家手機商戶，其中大部分是個體手機經銷商。這些個體戶有一個共性就是“怕事”。他們擔心會惹火燒身。害怕危及到個人的利益而不愿意與調查人員見面，更不會輕易出來作證。更有甚者，他們在經營中還經常偷漏稅款，為防止引火燒身，他們會千方百計地躲避外調組的調查。

一位關鍵證人，多次拒絕作證。他跟調查人員玩捉迷藏，調查組來了，他就立馬逃到鄉下躲避起來；偵查人員追到鄉下，他又跑回城里。好不容易把他“追”到時，他又是一問三不知。就這樣周旋了十幾次。經過辦案人反復做工作，苦口婆心，推心置腹，他終于被感化過來，配合調查組，提供了具有一定價值的證據材料。

謎底漸漸揭開了。

突破口——補償機

預審組一次又一次地提訊王立山，王立山一次又一次地按照事先準備好的內容與辦案人員周旋，這種交鋒一直持續了20個回合。

經過20次的接觸，預審組已經摸準了王立山的軟肋。盡管王立山處處設防、守口如瓶，但有一點最讓他放不下的，是對自己女兒的那份特殊的“父愛”。訊問過程中，他曾經不止一次地表白過：人們都說忠孝不能兩全，可是我認為可以。我做到了。為了工作，我愿意作出犧牲，為了家庭，尤其為了我的孩子，我也愿意作出犧牲。

專案組從王立山的表白中漸漸找出了端倪：王立山的所謂家庭之愛、父女之愛，已經融進了自己的工作和權勢之中。專案組查出的關于他的女兒以及王紅宇的四個公司的情況，顯然與王立山涉嫌犯罪有著千頭萬緒的聯系。

外調組調查結果證實：王立山女兒的四個公司——煙臺市開發區新宇實業公司、煙臺市開發區華宇公司、煙臺市開發區翔宇商貿有限公司、北京誠絡華宇公司，這些公司的主要經營業務都是手機買賣，貨源主要是來自王立山的中國郵電器材北京公司。從四個公司的財務賬目中，專案組發現有大量的資金往來都與王立山的總公司有著密切的聯系。

預審組終于抓住了王立山的“七寸”！面對訊問人員的一再追問，王立山再也無法自圓其說了，他只好沮喪地承認：自己在處理自己的公司與王紅宇公司的業務往來方面確實有私心、有過錯。

僅僅是“有私心，有過錯”？問題絕不是那樣的簡單。

審計組根據其他三個組提供的信息，加快了清查賬目的進度。他們往返于北京、煙臺。把兩地庫房里的所有賬目翻了個底朝天。他們走進昏暗的庫房，一干就是幾天幾夜。大家戲稱自己是“三不”隊員——不見天日，不知晝夜，不知饑乏。通過清查，他們終于從一堆堆的亂賬中理出了一個重大線索——王立山以自己公司擁有“補償機”的特殊條件，交由王紅宇公司以時價售出，然后將貨款侵吞。

水落石出

何為“補償機”？

中國郵電器材北京公司，這是一個經國家特許的擁有進口手機行銷代理權的公司，這在全國也是一個獨家代理機構。早些時候，我國的手機市場還沒有充分地放開，世界上任何一家手機廠商，如果想把自己生產的手機產品投向中國市場，他自己是沒有直接經銷權的，必須要有一個中間代理。這個中間代理機構，便是王立山擔任總經理的中國郵電器材北京公司。

王立山作為該公司的總經理，一手掌控了這一經銷代理權。他利用這種代理權，將摩托羅拉、諾基亞、愛立信、西門子、三星、阿爾卡特等幾十家國外品牌的進口手機納入自己的管轄之下，甚至直接決定這些國外廠家在中國手機市場上的投放數量和行銷份額。

幾十個國外的手機廠家為了在中國市場上爭得更大的份額，都有各種優惠的獎勵性措施。這個措施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無償配贈相同品牌的手機。比如諾基亞的配贈比例為2%。這就是說，王立山的公司，每進100部諾基亞手機，實際是102部，其中兩部是不計價的，白送的。有諾基亞實行“補償機”2%的配贈先例，其他如阿爾卡特、愛立信等所有國外廠家全都跟著效法。

這無疑是撈取私利的大好機會。1998年初，阿爾卡特給王立山公司的補償機是5000部，他將其中的1020部轉給了王紅宇的公司，并按當時的價格批發給了有關的手機銷售商。到年底的時候，王立山讓王紅宇開出一張200萬元的發票返回給了公司財務，平了公司的財務賬，這200萬元貨款就被王立山直接裝到了兜里。

1998年6月至12月，王立山屬下的辦事人員將北京育信諾基亞移動通信有限公司補償的諾基亞手機2292部（總價值516萬元）無償劃撥給了王紅宇的公司。

接下來，王立山又借職務便利，通過他人，將一批又一批的“補償機”無償地轉給王紅宇的公司。王紅宇將手機售出，售出款全部收入個人囊中。王紅宇公司的賬戶，已經成了王立山變賣“補償機”進行斂財納利的銀行。

為了掩人耳目，王立山每次往王紅宇公司轉發“補償機”，還要讓人辦理一系列的所謂手續，收貨、登記、入庫、存款等各項環節都有完備的記錄，如在登記上特意標記“單收單放”，各個環節都有負責人“簽字”等等。這樣一來，一批批“補償機”不僅變成了“有價手機”，而且還有了售出的正當理由。

在拼命鯨吞“補償機”巨額貨款的同時，王立山還利用低開、遲開發票的手段，將大筆大筆的貨款據為己有。

一次，王立山借公司向廣東一位客戶回收貨款的機會，特意讓對方將1萬部手機貨款匯到王紅宇煙臺公司的賬戶上。當時，匯入賬號的貨款為每部手機1950元。三個月以后，每部手機降價300元。王立山指使王紅宇按每部降價之后的1650元的單價與他的公司結賬，僅此一筆，就從中漁利176萬元。

王立山借“遲開發票”進行貪污，與“低開發票”的手法大同小異。一次，一批總價為5000萬元的手機售出了。按照正常的回款渠道，這5000萬元應當在限定的期限內匯入中國郵電器材北京公司的賬戶里?？墒峭趿⑸經]有這樣做，而是讓人把這筆錢放入王紅宇公司的賬戶里。這一放就是一年。就在這一年當中，這個品牌的手機單價先后下降了兩次，下降幅度為40%。這就是說，一年前手機貨款為5000萬元，此刻已經變成了3000萬元了。于是王立山便指使王紅宇按3000萬元的價款將錢匯回自己的公司，其余2000萬元的差價款則落在了他的家族賬戶里了。

除上述的貪污事實之外，王立山還采取“虛假平賬”的手法實施犯罪?！疤摷倨劫~”是王立山掩蓋罪行、逃避打擊的手法之一。

2000年7月的一天，煙臺市稅務部門派出的稽查組在例行檢查中發現王紅宇的星華公司在貨款往來中只有出款而沒有進款，質疑該公司有偷逃稅款問題。王紅宇聽到這個消息后，立馬向王立山告急。王立山聽了，自知情況不妙，隨即指使自己公司的有關人員從中國郵電器材北京公司的財務賬戶里拆出1272.2萬元匯到王紅宇在煙臺的星華公司。經過這么一拆，來了個“虛假平賬”，蒙混過關，逃過了一劫。

吃“補償機”“低開發票”“遲開發票”“虛假平賬”，王立山為了侵吞手機貨款，將犯罪手法運用到了極致。由此他也成了手機銷售行業的一個十足的巨貪。專案組調查顯示，王立山總計挪用公款1.4億元，貪污2000萬！

考驗

攻克王立山，拿下王紅宇，徹底弄清楚他們的犯罪事實，這只是專案組查辦本案工作邁出的第一步。更艱巨、更大量、更繁重的工作還在后面。這一道難關，就是收集證據。必須以充分、確實的證據證實王立山、王紅宇犯罪事實的成立。

調查取證全面展開。兩個外調組各自啟程，去執行他們的外調取證任務。他們一家一家地訪，一人一人地談，馬不停蹄，夜以繼日，一干就是一百多個日日夜夜。他們三上遼寧，又下廣東，南征北戰，東進西行，他們的足跡遍布全國的省市縣村。

工作中，他們遭遇到了難以想象的艱難。有證人聽到他們要去的消息，立馬躲起來，或者閉門不見，或者跑回鄉下老家，讓你無法找到。即使有接觸，也是拒不出證。

外調人員在這種情況下，不灰心，不急躁，不氣餒，以最大的耐心與真誠做工作，最終把他們感化過來，主動出來作證。

專案組經受的最大考驗是2003年春夏之交的“非典”肆慮時期。這時，專案組正處于最緊張的攻堅階段。當時預審組每次提訊，都是露天、雙方戴著口罩、保持一定的距離，在嚴密的防護措施下進行。盡管如此，專案組的工作沒有因為“非典”疫情傳播受到一點影響。

從立案開始到全案偵查終結，歷時一年多，專案組的10名辦案檢察官苦苦打拼了500多個日日夜夜。在這500多天里，他們沒有休息過一天。雙休日、節假日、年休假以及工作中的傷病都沒有使他們停止過手上的工作。他們完成了任務，把王立山一案辦成了鐵案。獲取的一系列證據材料裝訂成卷，4萬多頁、上百本，碼起來有兩米多高。

王立山自感大勢已去，束手被擒的一剎那，他癱坐地上、捶胸頓足、痛哭流涕，大吼：“我怎么可能認罪呢！我如果交代了，還不得判我500年吶！”

余音繞梁

2004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王立山一案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王立山犯貪污罪（貪污總額1679萬元人民幣、39萬美元），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力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挪用公款罪（總額為1.4億元），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決定執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被告人王紅宇，犯貪污罪（692萬元），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犯挪用公款罪（1274萬元），判處有期徒刑八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一年。

王立山和王紅宇當庭表示服判，不上訴。幾天后，王立山被押去服刑。臨行時，他對檢察官說：“像一場噩夢?，F在，噩夢結束了，我醒了。再后悔也晚了?！?/p>

是的，原本一位很有建樹并具有創新精神的專業領導干部，如今卻淪為一個死囚！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王立山的這場悲劇呢？

是父愛嗎？

王立山所謂的“父愛”，并不是親情，而是為自己的私欲找的一個借口而已。因為這種“愛”是建立在對公共權力的濫用、毀損基礎上充斥著濃烈銅臭氣味的愛。王立山“愛”的不僅僅是自己的獨生女兒王紅宇，他更愛的卻是金錢！他的愛越深，代價就越大，國家的損失也就越慘！

人們都說：父愛如山！父親的愛是深沉的，它不張揚，能給子女無比的勇氣！而當這種愛和貪婪交織在一起時，它就徹底變了味兒，王立山一直強調自己是多么愛女兒，其實，他的所作所為又何嘗不是在一步一步害女兒！他說自己之所以會走上今天的犯罪道路，是因為太想讓女兒生活得好一點，其實說到底，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貪欲膨脹到無法控制的地步，趁著手中還有權力，多為自己謀些私利而已！

這種既毀了自己，又毀了孩子，毀了家庭的“愛”，真的不要也罷！

欄目主持人：鄭賓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