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與專利資助政策對江蘇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劉慧

內容摘要：本文基于1985-2014年江蘇省地市級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三種類型專利授權量對江蘇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結果表明：總體來看，發明專利對江蘇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呈現出顯著的U型關系，而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對經濟增長未產生顯著效應。以出臺專利資助政策為界限，前后不同時期三種專利授權量對江蘇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存在顯著差異，且2001年以后發明專利對經濟增長呈現倒U型關系，實用新型專利則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因而，專利對江蘇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呈現弱化甚至扭曲效應，數量激勵型的專利資助政策有必要進行根本性調整。

關鍵詞：專利授權量 經濟增長 面板數據 專利資助政策

問題的提出

專利作為衡量自主創新能力的核心指標，對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一直是眾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關注的熱點。江蘇作為全國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之一，積極響應國家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推進知識產權強省建設，2001年頒布了《江蘇省省級專利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2009年出臺了《江蘇省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十一五”期間，將發展專利事業上升到全省經濟科技戰略層面加以推進，“十二五”期間，完成由專利大省向專利強省的跨越，推動了全省自主創新能力的快速提升。1985年以來，江蘇省專利申請和授權數量呈現出驚人的高速增長態勢（見圖1），三大專利授權總量從僅有7件增長到2015年的25萬件，其中發明專利從1985年的僅有1件增長到2015年的3.6萬件。

這種專利的爆發式增長能否對區域經濟增長帶來相應的促進作用呢？在政府專利資助政策的激勵下，是否導致了專利的“泡沫”或“創新假象”現象呢？ 如果現行專利激勵政策能夠促進高質量專利的產生，提升專利產業運用價值，那么，專利的快速增長就可以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相反，現行專利激勵政策下，伴隨專利數量快速增長的是低質量專利以及較低產業運用價值專利的產生，扭曲了專利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那么，專利政策激勵型的專利數量增長模式將會面臨重大挑戰，江蘇省各地市實施的專利資助政策必須進行全面的調整和改革。本文以江蘇省為例，從專利視角來研究創新活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1：政府的專利資助政策激勵了專利數量的增長，專利數量的快速增長促進了江蘇經濟的持續增長。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一）計量模型構建

本文借鑒陸銘和陳釗的經濟增長模型構建思路，采用基于經濟增長理論框架的實證模型，將江蘇省各地市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專利三類專利授權數量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基本形式如下：

growit=α0+α1 growit-1+α2 innoit+α3 utilit+α4 desiit+λ·X +εit （1）

其中：i表示地市（i=1，2，3…），t表示時間；growit表示各地市GDP增長率，考慮到GDP增長具有延續的動態效應，在解釋變量中納入了GDP增長率的滯后一期變量growit-1 ；innoit為發明專利授權量；utilit為實用新型專利授權量；desiit為外觀設計專利授權量；Xit表示控制變量，包括資本增長率（capiit）、勞動增長率（laboit）、對外開放度（openit）和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率（finait）。

（二）變量選取及數據說明

內生變量：本文采用三大專利授權量而非專利申請量作為專利存量數量，考慮到專利申請受到政策扶持的激勵效應，可能存在相當數量的虛假專利和不合格專利，容易出現專利的創新假象，而專利授權量可以避免這些問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江蘇省各地市的創新能力差異。

控制變量：資本增長率（capit）：由新增固定資產增長率來衡量；勞動增長率（labit）：由年底勞動就業人口增長率來衡量；對外開放度（openit）：由進出口總額占當年GDP的比重來衡量，其中進出口總額用當年人民幣與美元的平均匯率進行換算；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率（finait）：反映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干預程度，由政府公共財政預算支出占當年GDP的比重來衡量。

本文采用1985-2014年江蘇省12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宿遷市成立時間比較晚，將其數據并入淮安市），原始數據均來源于歷年《江蘇統計年鑒》、《江蘇科技統計公報》和《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產出指標均調整為以1985年不變價格計算?？紤]到各地區經濟增長的動態延續性，以及專利對經濟增長的滯后效應，本文分別采用固定效應的靜態面板數據估計方法和兩步系統GMM的動態面板數據估計方法進行檢驗。為了避免異方差和多重共線性，在實證分析之前，對所有變量均進行了自然對數處理。計量分析均采用Stata12.0軟件進行。

實證結果和分析

（一）專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

表1的模型1和模型2顯示了1985-2014年期間江蘇各地市三種類型專利授權量對地區GDP增長率影響的檢驗結果，其中模型1顯示的是固定效應的靜態面板數據估計結果，模型2顯示的是兩步系統GMM的動態面板數據估計結果。對比兩個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釋變量以及控制變量的系數符號和顯著性均未發生本質性變化。

從解釋變量來看：第一，發明專利（inno）對經濟增長（grow）的作用效應呈現顯著U型關系，也就是當發明專利授權數量低于某一個數值，發明專利對地區經濟增速產生的是抑制作用，而超過該數值后，發明專利對地區經濟增速才開始產生促進作用。這說明江蘇省發明專利對地區經濟增速的作用效應似乎存在“門檻效應”。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當江蘇經濟處于起飛階段且發明專利數量較少的情形下，發明專利的創造所占用的資本資源對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效應可能大于其帶來的正面效應，進而對經濟增長造成了負面效應。而當地區發明專利授權數量超過某一個數值時，其帶來的正面效應大于占用資本資源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發明專利對地區經濟增速產生的促進作用才開始顯現。第二，實用新型專利（util）和外觀設計專利（desi）對經濟增長（grow）均未產生顯著的作用效應，表明實用新型專利以及外觀設計專利授權量的快速增長并沒有成為推動江蘇GDP增長的力量。由此可以說明，實用新型以及外觀設計專利層面可能存在突出的專利泡沫現象，容易造成實用新型專利以及外觀設計專利對經濟增長作用效應的扭曲性。

從控制變量來看：第一，資本增長率（capi）對江蘇經濟增長（grow）產生了顯著的促進效應，這與江蘇省長期以來投資促進型經濟增長模式的現實情況相符合。第二，勞動增長率（labo）對經濟增長（grow）也產生了顯著的促進效應，表明勞動力增長是推動江蘇GDP增長的主要動力。第三，對外開放度（open）未對經濟增長（grow）產生顯著的作用效應，表明經濟開放度并未成為促進江蘇GDP增長的直接動力。第四，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率（fina）對經濟增長（grow）產生顯著的抑制效應，說明龐大的政府公共財政預算支出規模對江蘇經濟增長造成了顯著的擠出效應。

（二）專利促進政策實施前后不同時期的影響效應

為了貫徹國家的創新追趕戰略，自2001年首次出臺省級專利資助政策以來，江蘇省各地市也相繼出臺各種類型的專利資助和獎勵細則，著重鼓勵本地區專利授權數量的增長，以此來激勵本地區創新能力的提升。因而，本文考慮不同時期三種類型專利對地區經濟增速的影響效應是否存在差異，從而探究專利資助政策是否對專利和經濟增長之間的作用關系造成了扭曲效應。表1的模型3—模型6顯示了以出臺專利資助獎勵政策的2001年為界限，江蘇省各地市的三種類型專利授權量在不同時期對地區經濟增速影響的檢驗結果。對比專利激勵政策實施前后兩個不同時期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釋變量以及控制變量均存在顯著差異性的檢驗結果。

從解釋變量來看：第一，在沒有實施專利促進政策的1985-2000年期間，發明專利（inno）和外觀設計專利（desi）對經濟增長（grow）的作用效應呈現出顯著的U型關系，而實用新型專利（util）對經濟增長（grow）的作用效應呈現顯著的正向促進關系。檢驗結果顯示，只有當發明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數量累積到一定的門檻數量后，其技術效應才具備發揮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效能。1985-2000年期間，江蘇正處于創新和技術引進、模仿吸收階段，實用新型層次專利更適合地區創新能力的發揮，其授權量的增長顯著推動了地區經濟增速。第二，實施專利促進政策的2001-2014年期間，三大專利授權量對地區經濟增速的作用效應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其中發明專利（inno）對經濟增長（grow）的作用效應呈現顯著的倒U型關系，實用新型專利（util）對經濟增長（grow）呈現顯著的負向抑制效應，而外觀設計專利（desi）對經濟增長（grow）帶來顯著的正向促進效應。檢驗結果表明，2001年以來，當江蘇省發明專利授權數量低于某一特定“門檻”時，對地區經濟增速產生促進作用，而超過該門檻后，其對地區經濟增速產生了抑制效應，可能產生了專利“泡沫”現象；實用新型專利層面可能存在突出的專利“泡沫”現象，導致了對地區經濟增速產生了負面抑制效應；由于外觀設計專利的自主創新能力處于相對較低層次，多數地區取消了對外觀設計專利的扶持和資助政策，因而外觀設計專利層面的專利泡沫可能并不突出。第三，本文認為，在1985-2000年和2001-2014年的不同樣本組中，三種類型專利授權量對江蘇經濟增速的作用效應表現出顯著差異性的主要原因，與2001年以后實施的專利促進政策對專利質量以及產業運用價值造成的扭曲效應密切相關。數量激勵型的專利政策導致產生大量低質量且缺乏產業運用價值的專利，進而不同程度上導致了2001年后專利“泡沫”現象的發生，因此，專利對江蘇經濟增長速度以及質量的促進作用呈現出弱化甚至扭曲效應。

從控制變量來看：第一，1985-2000年期間，資本增長率（capi）、勞動增長率（labo）和對外開放度（open）對經濟增長（grow）均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公共財政預算支出（fina）對經濟增長（grow）造成了顯著的抑制效應。結果顯示1985-2000年期間驅動江蘇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源于資本增長率、勞動增長率和經濟開放度三個因素。第二，2001-2014年期間，資本增長率（capi）和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率（fina）均對經濟增長（grow）產生了顯著的促進效應，而勞動增長率（labo）和對外開放度（open）并未對經濟增長（grow）帶來顯著的作用效應。檢驗結果表明，2001-2014年期間驅動江蘇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依靠資本增長率和政府消費支出兩個因素，而經濟開放度和勞動增長率對江蘇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已經逐漸衰減。

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主要結論

自2001年出臺專利資助政策以來，江蘇省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呈現出驚人的高速增長態勢。本文基于1985-2014年江蘇省各地市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三種類型專利授權量對江蘇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研究結果表明：總體來看，發明專利對江蘇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U型作用，而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對經濟增長未產生顯著效應；以出臺專利資助政策為界限，發現前后不同時期三種專利授權量對江蘇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存在顯著差異，而且2001年以后發明專利對經濟增長呈現倒U型關系，實用新型專利則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外觀設計專利未產生顯著效應。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數量激勵型的專利激勵政策已經與江蘇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根本目標發生了偏離，因此江蘇當前的專利激勵政策有必要進行根本性調整。

（二）政策建議

1.有效激勵高質量專利的創造和產業化運用價值的發揮。各級政府專利資助政策需從鼓勵高質量專利的創造和產業化運用這兩個方面入手。近年來江蘇各地市的專利資助政策經過了多輪的調整，從對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以及外觀設計專利三種類型專利申請和授權環節的數量增長促進型資助政策思路，轉向只針對相對更能體現創新內涵的發明專利的申請和授權環節的資助以及國際化專利申請和授權的資助政策，然而這種改革與調整思路并未形成專利數量增長對江蘇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的有效支撐。

本文認為，當前江蘇專利資助政策的改革重點是：將目前針對專利申請和授權環節的數量促進型資助政策逐步向專利的產業運用價值提升環節轉移，消除低質量專利產生的扭曲制度環境。

2.構建知識產權保護和專利激勵政策深度融合機制。應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微觀部門專利活動的決定性影響，通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專利激勵政策的深度融合，特別是通過創造適宜的公平市場競爭環境，來構建專利促進江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生性制度環境。當前，江蘇科技成果轉化缺乏的是將科研機構的基礎創新專利類型的科技成果進行產業化轉化服務的科技中介機構，尤其是專業性科技中介機構。本文認為，首先，應構建適宜的多樣化和專業性的科技中介機構，積極參與科技成果商品化和產業化過程，推進各類科研機構與企業間相互交流合作，促進科技成果成功產業化轉化，提升科技成果產業運用價值。其次，應構建政府機構、研究機構（包括大學機構）、科技中介機構和企業生產部門之間“四位一體”的新型創新聯盟體系，搭建專利促進經濟增長的橋梁。

3.實施專利資助政策向差異化和特色化調整。江蘇省蘇南、蘇中、蘇北地區經濟發展基礎存在顯著差異，因而，專利資助政策應朝著差異性和特色性進行全面調整。蘇南發達地區，要考慮全面弱化政府各種類型專利資助政策，通過切實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執行力度，創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全面提升，構建創新驅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蘇中地區，要考慮全面提高政府專利資助政策門檻的必要性，通過專利資助政策門檻的提升來促進高質量專利創造和產業化運用，激勵蘇中地區特定優勢以及具有競爭力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蘇北地區，通過激勵蘇南專利的產業化轉移，依靠創新活動的技術溢出效應、干中學效應以及吸收性創新效應機制，促進蘇南創新成果向蘇北地區的轉移與轉化，有效促進全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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