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的自白書

周佛海的自白書

中央的指示，我自己的觀察，都是斷定上海必有一場惡戰。所以以一命報國家，以一死報主席，以贖過去的錯誤，乃是我當時的決心。命都不要，死都不惜，投機取巧為的是什么？

周佛海，早年留學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耙淮蟆焙?，他脫黨而去，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和國民黨內的“狀元中委”?？箲鹌陂g，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

周佛海

為什么參加偽政府

民國二十七年，我（周佛海）任宣傳部副部長，當時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副總裁，所以和他接近的機會多。當時抗戰的情形惡劣，所以每次和他談話，他就主張能和就和。我當時見國際上對中國除了道義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同情以外，沒有實際的援助，同時中國的國力，當時也趕不及日本，所以我自己對抗戰也沒有信心，因此聽了汪的主張，似乎有理，所以常常來往。

組織政府的問題，我也仔細考慮過，就是是否會影響抗戰陣線？是否會增加敵人戰力？對于這兩個問題，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因為政府是在淪陷區組織的，這些地方早在敵人控制之下。如果在抗戰區，如昆明、桂林組織政府，那就是動搖抗戰陣營。而且當時南北兩個偽組織已經成立了好久，有沒有絲毫影響抗戰陣營呢？沒有的。

怎么說不會增加敵人的戰力呢？就精神說，敵軍要打倒國民政府，他們后方卻出現了一個國民政府；敵軍對著青天白日旗放槍，他們背后卻發現了青天白日旗，弄的他們眼花繚亂，意志模糊。我們聽見說許多在前線的敵軍將士對此很發牢騷，他們說：“我們不知道為什么打仗！”也許有人以為國民政府的名義，比維新政府和臨時政府的名義，對內容易號召，所以南京偽府仍沿舊名，這乃是偽府的謀略，其實正相反，這乃是對敵人的謀略。在當時的南京出現了國民政府，對于敵軍的戰義和士氣實有不少的影響。一直到敵人投降為止，有許多日人仍以為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是日本上了當。至于物資方面，不但沒有因為南京偽府的成立而增加敵人的戰力，倒反使敵人礙手礙腳，不能暢所欲為?，F在制裁偽員是法律上應談的責任，是正義上當然的。但是平心靜氣而論，除在敵軍部直接供敵人驅使的少數人外，要說偽員都是甘心賣國媚敵，卻不是平心之論。

我因為經過了這些考慮，而且以為有個有能力的政府在淪陷區，也可以多少替人民做些事，作些主，所以參加了偽政府。當然，別人也以為這是漢奸理論，但是如果能夠根據事實平心靜氣的研究，或者不致以為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狡辯。

既不能做惡，也不能做善

我在偽府擔任的空名如行政院副院長之類雖然不少，但是都沒職責，既不能做惡，也不能做善。我的主要職務是財政部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長、上海保安司令。

在財政部任內，（我）把敵人所控制的關、統、鹽三稅都完全收回來了。后我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資格，當然兼任敵產管理委員會的委員長。這個委員會成立的用意是要把日本所控制的在華英美“敵產”中，與中國人有關系的收歸中國方面管理，以便利中國人民。經我多少次的交涉，終能接收一部。其中本為中國產業而利用外人名義的，我都陸續發還原主；中外合辦的，華股發還原主，外股則代為保管；事業則以極少數的租金，準予使用；至于教育機關則無條件的都予發還。

陳公博任偽代主席，要我兼上海市長。三十四年一月就職，除積極訓練布置稅警總團、保安隊及警察外，努力做有利人民的事業，例如：取消敵人主張遍地設置之檢問所，以便利人民之交通和運輸；向敵人力爭配給上海市民食用米及其他日用品；取締借敵人勢力擾民之警察等事。

這里還有一件事要說的，就是我雖然參加了偽組織，但卻反對日本承認南京政府。因為如果日本承認了當時的南京偽組織，全面和平一定會弄僵，而且可以影響到中央的國際地位。但是我是偽府的一員，怎能公開的反對？正在這個時候，似乎是二十九年十月，張競立由香港到上海，他說中央要阻止日本承認偽府。

他雖然有日友西義顯作向導，但是要我寫信給首相近衛文麻呂和外相松岡洋右介紹，并可乘此表示南京方面也有人不主張日本立即承認偽府。所以我就寫了兩封信交給他。不久，我因到日本熱海去養病，乘便想見陸相東條和外相松岡，勸日本緩行承認南京政府。但是以我的立場很難措詞，我到陸軍省去看東條，有軍務局長武藤在座，我不便明說日本不必急于承認南京政府，我只告訴他許多理由，說南京政府主席仍宜推戴林先生的名義。他說：“帝國政府就要承認國民政府了，我們不便承認一個主席還在重慶的政府?！蔽覇査骸叭婧推揭o，還是承認國民政府要緊？”他說：“自然全面和平要緊?！蔽冶阏f：“那么你們為什么要因為比較不要緊的問題妨礙比較要緊的問題呢？”他一笑，沒有回答。后來我去看松岡，他在病榻接見，我和他較熟，談得較懇切，他倒很明了。后來，因為軍部逼他太厲害，他所派隨張競立同赴香港的田尻和船津，又沒有得到中央確實的答復——我當時早知道中央是一種謀略，不是真要和——于是他也不堅持從緩承認南京政府了。這一段話不是希圖卸責或諉罪，乃是說明我的政治主張。

如何協助抗戰

張競立經滬赴日，說錢永銘先生對于當局非常關心。我和錢先生也認識，我知道他和主席的關系，所以在三十年的時候，我托交通銀行秘書、友人李北濤來往于滬、港，與錢和杜月笙接洽，請其向中央輸誠自首。但是往來數次都沒有結果。三十年冬敵人發動太平洋戰爭，上海租界被占，當時中央依靠租界掩護的各種活動都很受打擊，敵人在上海舉辦保甲很有成效，中央工作人員更不容易立足。我想我報效中央的機會到了，不過沒有相當的人員派赴中央，先是程克祥和彭壽兩人在我底下做事，他們是戴笠局長派的人，我當時不知道，以后不知如何被李士群所知，把他們關起來了。楊惺華向李士群力保，我也和李士群談過數次，程、彭便由楊惺華保出，帶來見我，我便請他們到重慶向中央申請自首。當時本預備楊惺華同去，楊也很愿同往，后因為楊如果一旦失蹤，敵人方面尚不致不注意，李士群等必定追究，因恐全盤失敗，故不果行。彭、程于三十一年冬赴渝，三十二年二月回滬，攜戴局長親筆緘件，說已經呈準令我戴罪圖功，準予自首，并指示工作方針。

這乃是自首的經過。所以，去年十月九日何總司令應欽談話，謂本人和丁默邨早經自首。以后工作大要如下：1.設置電臺。2.探送情報。3.布置軍事，配合反攻。4.營救和接濟中央工作人員。5.誅鋤奸偽。6.保衛大上海。

至于和中央駐滬的劉百川、羅保（寶）協力，援助其工作不在內。有人必以為這是投機取巧，我想一個人如果要拼著生命去投機取巧，這個投機的代價實在太大，這個取巧的辦法未免太笨。我在虎口中做工作，其危險實在不亞于前線作戰：第一，我向來是和日本人抬杠子的，所以有些日本軍官尤其是憲兵，加了“和平的抗日者”和“重慶分子”的帽子在我頭上。所以，敵憲兵中的激烈分子都想得我而甘心，假使有一個把柄被他們拿著，他們還肯放松？而我和中央信使往還這樣頻繁，工作又這樣緊張，每天都有被他們抓住把柄的危險，也就是每天都有送命的危險。這不是我捏造，戴局長曾有兩次電報叫我注意，說敵人要解散我的稅警總團，并且于我有不利的行動，他已得了確實的情報。第二，反攻的時候更不必說，中央常常來電催促，說盟軍登陸在即，準備要加速進行。我是一個文人，負了這種軍事責任，雖然干部都是有能力、有經驗的軍官，終覺得前途危險，艱難不能想象。自己平常深深的慚愧，深恐辜負了主席提攜培成之恩，所以決心于反攻的時候，于混戰或亂軍中一死以報。如果我能知過去未來，預料到敵必無條件投降，上海及周圍不要血戰，我也因此沒有危險，那我便是投機取巧，但我沒有這種未卜先知的本領。中央的指示，我自己的觀察，都是斷定上海必有一場惡戰。所以以一命報國家，以一死報主席，以贖過去的錯誤，乃是我當時的決心。命都不要，死都不惜，投機取巧為的是什么？如果說當時我無路可走，不得不如此，那我要提請注意：我呈請自首效命中央的時候，正是敵軍在太平洋很猖獗，德國在歐洲占優勢，日蘇訂了中立條約、保持友好關系的時候。

以上便是我簡單的自白，我不想狡賴，不想卸責，不想諉罪，只是赤裸裸地簡單敘述過去的事實、個人的心跡和政治主張，是非功罪，當敬候法律的裁判。

（《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江蘇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