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改革開放的醞釀與準備

安志文

1975年4月，中央解除對我的政治監護。1977年上半年，我給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央黨校學習。黨的十一大召開后，也就是在1977年下半年，我開始恢復工作，中央調我去吉林省任省革委會副主任。我后來聽說，是李先念批的。

1978年秋，李先念到東北視察，他到了沈陽。當時，王恩茂是我們吉林省的負責人，他派我趕緊到沈陽迎接李先念等人到吉林。我到沈陽的當天晚上，就給李先念的秘書打電話。他的秘書請示先念后告訴我，第二天上午李先念沒有時間，因為當地的干部要與李先念等中央領導會面，李先念要我第二天一早在他吃早飯之前去。第二天早上見面后，我就向李先念提了一個要求：“現在要對外開放，國外的情況我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讓我出國考察？”他當即表示：“你可以去，我給你安排！”李先念回北京后，很快就找到周子健，讓他組織一個政府代表團。

這一年的11月，國家組織機械工業代表團對歐洲機械工業，特別是汽車工業進行了全面考察。周子?。〞r任一機部部長）是代表團團長，我是副團長，江澤民是秘書長（時任一機部外事局局長）；團員是一機部的司局長和屬下的廠長、經理。我們到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法國、德國，轉了一大圈。當時，給我留下印象的是，不僅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在改革，如德國的大眾汽車公司原本是國有企業，是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資的，以后聯邦政府的股權逐步退出，吸收私人入股；而且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也在改革，如南斯拉夫的企業自治和工農聯合體等；甚至羅馬尼亞的消費品也是依靠發展縣屬企業來解決的。這對我以后搞企業改革有很多的啟示。

我說這個事，是因為1977年下半年我剛出來工作，1978年就出國考察，所以印象很深。打倒“四人幫”以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干部，都在深刻反思歷史的教訓，這是一個總的背景。當時，外國究竟是怎么樣？我們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種困惑，為什么我們的經濟搞得這么差？我們的體制究竟出了什么問題？我們知道一點兒信息，日本、德國被戰爭打垮了，但他們為什么能在經濟上崛起呢？走出去看過以后，使我們大開眼界！可以說，這一次出國考察，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真是印象深刻??！使我們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那時候，出國考察形成了一股風潮。中央各部門、各省市的負責人，包括一些大企業的領導都出國考察。這里，我想說，毛澤東晚年辦了很多錯事，但辦了一件好事——中美建交，中國加入聯合國，鄧小平去了美國，這對鄧小平的影響很大。所以，鄧小平以后在經濟上就是要學先進國家的經驗，他找國外很多人談，聽取他們的意見。

1979年，在陳云主持的國務院財經委領導下，由張勁夫的體制小組提交了《關于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意見》。這個《初步意見》主要強調了兩點：把企業從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改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按專業化協作和經濟合理的原則，組織專業公司和聯合公司；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以計劃調節為主，注意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在我看來，這兩點還是沿襲了過去的一些提法。

最早提出“公司制”的是少奇同志。建國以來，由于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以行政命令為主要手段的計劃管理體制。為了克服體制上的弊端，1964年初，劉少奇找薄一波、葉林和我談話，設想用聯合公司或托拉斯這種組織來改組我們的工業企業。他當時的看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廳局都在干預經濟，這是超經濟的辦法。組織企業性質的公司，可能比行政機構管得好一些。他考慮把各部的管理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機關，而是經濟組織，這樣就可以更接近生產，更接近企業。8月，劉少奇代表中央批轉了國家經委《關于試辦工業交通托拉斯的意見》報告，不久，全國煙草、鹽業、汽車、橡膠、醫藥等12個行業組織了托拉斯，經濟效益有所提高。但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劉少奇的嘗試也就結束了。劉少奇關于建立聯合公司或托拉斯的構想，給當時主管工業的薄一波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贊同。1979年，根據鄧小平的設想，把軍工和地方工業兩套系統的機械工業統一起來，平戰結合，軍民結合。管理上搞專業化的聯合公司，產品搞“三化”，即標準化、系列化、通用化。這樣的改造涉及8個機械工業部，以及煤炭、輕紡、化工、石油、農墾等諸多部門。中央決定，這項工作由當時的副總理薄一波負責，為此組建了國家機械委員會。當時，我已經從吉林調到六機部（即造船工業部）。薄一波要在造船工業部下屬企業多的地方，先成立兩個地區公司，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東北。但上海公司成立后，還是行政性的公司，和下屬企業的關系并未理順。這是因為，當時江南造船廠和大連造船廠既是百年老廠，又是省軍級單位，很難協調。后來，薄一波又急于將部改為總公司。他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見，要我當董事長。我向他表示自己沒有搞過企業，缺乏企業工作的經驗，不能擔任董事長。我講這些，是想說明《初步意見》提出“組織專業公司和聯合公司”的歷史背景。實際上，還是延續了劉少奇關于公司制的嘗試，總體上還是設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進行改革。

“市場調節”講得最早、提得最多的是陳云同志。早在1956年，陳云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就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其中就包含著市場調節的含義。陳云始終認為，國家計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市場調節只是從屬的、次要的和補充的部分。應當說明的一點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對“市場經濟”和“市場調節”這兩個概念經常是混用的。在經濟工作方面，鄧小平是很尊重陳云的意見的。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人吉布尼時，談到“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實際上還是“市場調節”的意思。因此，《初步意見》中提出，以計劃調節為主，注意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是符合陳云的一貫思想的。

從上述背景看，80年代以前的改革設想，還是在堅持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將公司制管理和市場調節作為一種輔助手段，并沒有打算要徹底否定計劃經濟。成立的公司，還是行政性公司，不是企業化的公司。不論是企業還是公司，都還擺脫不掉行政附屬物的地位。用當時外國人的說法，中國只有工廠，沒有真正的企業；并說計劃經濟就是命令經濟。這些尖銳的意見，對我們這些長期搞經濟工作的人來說，確實觸動很大。

（摘自《與改革同行——體改戰線親歷者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