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漢對馬克思主義國家政權理論中國化的貢獻

李潔

【摘 要】 李維漢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的理論家，在馬克思國家政權理論中國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現實相結合，重視、支持農民問題和農民運動，初步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根據不同階段的具體特點闡釋合適的政權理論并積極進行政權建設的實踐；新中國成立后，在工作實踐中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國家政權理論的中國化。

【關鍵詞】 李維漢；馬克思主義國家政權理論；中國化；貢獻

作為較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共產黨員，李維漢在大革命時期就開始自覺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馬克思主義國家政權理論的中國化作出了艱辛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建國后，他在工作實踐中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國家政權理論的中國化，為馬克思主義國家政權理論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目前學界對李維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對統戰理論、民族理論、宗教工作等方面，而在國家政權理論這方面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視角，初步研究李維漢在國家政權理論中國化方面的貢獻。

一、重視、支持農民問題和農民運動，初步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作為無產階級思想體系的馬克思主義，一直都很重視并強調工人階級的地位與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因為與大工業生產密切關相連，工人階級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系的表現者，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革命的階級，必將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一旦工人階級意識到“能夠而且必須自己解放自己”時，就會建立自己的黨派，并且“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產積極的社會；從此再不會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了”。

相對于對工人階級的重視，馬克思主義對農民階級的重視程度則有所降低?！堵芬住げ冒偷撵F月十八日》是馬克思表述農民問題的一個例外。馬克思在分析農民落后性的同時也看到了農民階級的先進性，“法國農民一旦對拿破侖帝制感到失望，就會把對于自己小塊土地的信念拋棄，那時建立在這種小塊土地上面的全部國家建筑物，都將會倒塌下來，于是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

這段話一直被國內學界認為是馬克思對農民階級的重視，以及對革命時期的工農聯盟的一個經典看法。但實際上1869年，馬克思自己在校閱的版本中將這段話刪去了。這是因為馬克思自己對農民階級的態度是依形勢變化而不斷變化的。在當時的法國，農民人數眾多，并且與落后的德國相比，法國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較高。因此，馬克思改變了自己一貫不重視農民問題的看法，認為法國資產階級應該把農民階級團結在自己周圍，來進行革命。而1869年以后，馬克思又因為形式的變化而改變了其對于農民問題的思想。

不同于馬克思對農民問題的反復不定，李維漢結合中國實際，始終認同并重視農民階級、農民運動的作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逐步認識到中國農民在民主革命中所處的戰略地位，此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農民運動上，強調中國一切問題的解決都要依靠農民問題的解決。但是，當時黨內對農民土地問題的認識始終存在差異。1925年10月，李維漢主持通過了《關于農民運動決議案》，較為全面地分析了農村的階級狀況，充分肯定了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制定了正確的斗爭策略和方法，從而推動了全省各地秘密農協不斷向前發展。1927年4月17日，李維漢在《戰士》周刊上發表了《湖南革命的出路》，進一步指出了革命的出路在于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文章在分析湖南省政治經濟狀況的基礎上，闡明了農民要求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必然性?！逗细锩某雎贰肥抢罹S漢早期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篇重要論著，有助于黨對農民問題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此外，李維漢還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初步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1928年1月，奉中央之命，李維漢去湖北、湖南巡視工作。后因長沙局勢危險，留駐武漢。2月4日，李維漢在給湖南省委的信中明確指出，“現唐軍敗退，湖南已成混亂局面，給我們一實行新策略極好的機會，兩湖混戰局面在蔣桂系沖突之下，往下必更激烈的發展，雖不能馬上暴動，然此戰混戰期中，在正確的運用新策略之下可以發動廣大工農群眾，深入城鄉斗爭，則已是毫無意義。而且為省委異常緊迫的工作。是則所謂情形大變者，在客觀上是大變成有有利于我們的局面?！?/p>

李維漢重視農民運動，建議發動廣大工農群眾深入城鄉進行斗爭，突破了馬克思主義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從而更有利于推動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二、對“三三制”政權的進一步闡釋，積極推動政權建設的實踐

對于建立什么樣的國家政體，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應當成為統治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達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恩格斯說：“為了達到未來社會革命的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更多的目的，工人階級應當首先掌握有組織的國家政權并依靠這個政權鎮壓資本家階級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組織社會?！盵1]

巴黎公社就是最早最生動的例證。恩格斯曾經想讓無產階級通過代議民主來獲得國家政權，但是巴黎公社的革命實踐，使馬克思、恩格斯認識到，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資產階級現有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須根據實際需要創建自己的政府。他們認為，巴黎公社就是這樣一種“工人階級政府”的實現形式，即“炸毀舊的國家政權而由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2]

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決定了其不能完全遵行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政權的理論，“三三制”政權便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應用于中國抗日戰爭實際所產生的成果。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盵3]

1940年9月，李維漢在《共產黨人》雜志上發表了《關于政權的三三制》一文，進一步闡釋了“三三制”政權的性質、政治基礎等問題。他明確指出，“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痹谌藛T組成上，主張“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張和抗日民主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占三分之二”。[4]

除此之外，李維漢還倡導在“三三制”政權中要有優良的民主作風。在他看來，作風問題是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的根本問題之一。[5]1942年冬季，邊區高干會提出轉變作風的任務，要求從適合于戰爭環境的動員作風轉變到適合于建設環境的新的創造性的作風。他本人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直接指示下，努力解決邊區的政權作風問題。他認為，作風問題責任在上級，批評領導機關本身存在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毛病，要想方設法去幫助、訓練和提高他們。

“三三制”政權是中國共產黨立足于中國現實，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提出的。李維漢對“三三制”政權的進一步闡釋以及積極推動無疑更好地促進了“三三制”政權的實施，同時也為毛澤東關于聯合政府和政權建設的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實踐證明，“三三制”政權的實行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效果，極為有效地調動了社會各界團結作戰的積極性。

三、新中國成立后，在工作實踐中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國家政權理論的中國化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后，李維漢歷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秘書長、政務院秘書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為新中國的國家政權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馬克思所主張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是生產力的發展必須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對于當時的中國是明顯行不通的。殘酷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在堅持工人主體地位的前提下，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階級，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而在一切可以聯合的階級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便是各民主黨派。

1948年9月，李維漢任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他任中央統戰部部長的第一件重要工作是籌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要負責接待和溝通陸續進入解放區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同這些代表人物進行了廣泛的接觸與溝通，宣傳黨的政策。在同吳晗、陸定一等人協商的基礎上，他提出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草案。后經反復協商，11月25日，中共中央與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達成了此項協議。北平解放后，他又逐個拜訪李濟深、郭沫若、周建人、蔡廷鍇等人，向他們闡述中央的政策，回答他們的問題，并且組織他們參觀解放區，以便增添他們的感性認識。經過李維漢一段時間的努力，這些著名代表人物與我黨方面對一些基本問題基本達成了共識，許多黨外人士一致贊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等55位民主人士發表了《我們對時局的意見》，宣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我黨統戰工作的重大勝利。

1954年9月20日，李維漢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此后參與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多項重要活動，涉及經濟文化、民族宗教、社會發展等各個方面。毫無疑問，李維漢在黨內所做的工作，充分表明了他善于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應用于中國的具體實際，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主張。而他的這些理論和主張也必然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權理論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導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3]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李維漢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