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風險認知和監管期望調查

倪　佩，夏　明

（浙江中醫藥大學藥學院，浙江杭州　310053）

公眾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風險認知和監管期望調查

倪佩，*夏明

（浙江中醫藥大學藥學院，浙江杭州310053）

調查公眾對轉基因農產品的認知和監管期望，為政策的制定和轉基因農產品的推廣提供建議。2015年6-9月期間，采用問卷調查形式調查公眾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風險認知、對法律法規的了解和對政府監管的期望。結果表明，多數受訪者在轉基因農產品認知水平較低且不了解相關監管體系的情況下，提出了加強監管并保障公眾知情權的需求。公眾對轉基因農產品推廣的擔憂，主要源自風險規避情緒和對食品安全領域監管與行業自律的不信任，伴隨認知水平提高和信任感的提升，公眾對轉基因農產品的態度會越來越寬容。

轉基因農產品；風險；法律法規；監管

從農業轉基因技術誕生之日起，轉基因農產品的安全性風險就開始受到關注。從近10年的研究看，我國居民對轉基因技術的認知程度逐漸提高，但對相關農產品接受程度卻在下降［1-4］，特別是2012年全國兩會之后，隨著我國轉基因農產品使用情況的一些數據公開，國內輿論對轉基因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推廣出現了較大分歧，特別是以轉基因農產品作為食品或食品原料的問題上，形成明顯的支持和反對陣營。2015年8月，農業部在對政協《第4506（農業水利類388號）提案答復的函》中稱：“批準上市的轉基因食品與傳統食品同樣安全?！碑斎?，公眾在對科學技術缺乏了解的情況下，出于謹慎考慮對轉基因農產品有潛在風險的假設也是合情合理的［5］。這些趨勢和現象，必然會影響到政策的制定。

國內對于轉基因農產品政策的研究，多基于公眾認知和態度的調查，重視國內外政策的分析，也有從安全評價的角度出發，尋求在政策上實現風險收益的平衡。國家政策的制定，要回應公眾的關切，反映公眾的期望，引領公眾的需求。本次調查在了解當前公眾對轉基因農產品風險認知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和探討公眾對國家政策的期望，并對未來公眾需求變化做出預測，為國家制定相關政策提供參考。

1　研究方法

1.1問卷調查

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問卷由5個部分組成，分別是個人信息、對轉基因農產品的風險認知、對法律法規的了解和信息來源、對管理政策的信心與期望、對可能出臺管理措施的效用評估。調查在2015年6-9月組織進行，選取部分浙江中醫藥大學的學生作為調查員，調查員在經過基本培訓后，利用暑期返鄉社會實踐的機會，分赴各地做隨機問卷調查。調查采用面對面形式進行，允許調查員對題目進行解釋，對于經解釋后仍無法理解調查內容的受訪者，該份問卷作廢。

1.2信息錄入與處理

將調查問卷信息統一匯總到Excel表格中。如果調查發生地與被調查者的實際居住地不一致的（被調查者為游客），以被調查者的實際居住地錄入。使用Excel自帶工具對樣本的基本情況作分類匯總；分析中涉及差異顯著性分析的，采用Z檢驗法檢驗。

2　結果與討論

2.1受訪者基本信息

本次調查共發放1 200份問卷，實際回收842份，回收率為70.17%，其中有效問卷822份，有效率為97.62%。有效樣本共涉及18個省份，其中以浙江省為主，占65.6%。與以往的類似調查相比，此次調查尤其重視對農村（占33.8%）、小型城鎮（占21.5%）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占18.9%）的樣本收集，這也是我國食品安全問題較為突出的地區。

2.2公眾對轉基因農產品的態度與風險認知

22.99%的受訪者支持推廣轉基因農產品，25.67%反對推廣轉基因農產品。浙江省受訪者支持轉基因農產品推廣的比例較中西部省份要高，且城鎮受訪者支持的比例高于農村，Z檢驗表明差異顯著。受訪者支持的轉基因農產品理由較為分散，涉及成本、營養價值、環境友好、便利性等因素；反對轉基因農產品的受訪者中有85.78%的將食用安全性作為理由。

受訪者的風險認知見表1。

表1　受訪者的風險認知

無論是降低風險還是增加風險的選項，都有相當數量的人選擇，如果將風險認知部分的結果與受訪者的態度結合起來，有13.7%的轉基因農產品反對者承認“推廣轉基因可以降低食品農藥殘留”，15.8%的轉基因農產品支持者承認“轉基因食品可能引起過敏反應”，這說明無論“轉基因食品”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對于增加或者減少轉基因農產品風險的選項都有所了解。此外，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受訪者反對轉基因農產品的比例較城鎮和經濟發達地區更高，雖然從表面上看，他們從生產成本下降上獲利更多。高新技術進入欠發達地區生存，需要相應的文化環境支撐［6］，但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居民風險規避情緒更為強烈［7］。認為應該完全禁止轉基因農產品的受訪者占7.66%，主要來自欠發達地區（當地人均收入低于1萬元）的低收入人群（個人月均收入低于2 000元）。在可能存在的風險中，最受到關注的是食用健康風險，這表明轉基因農產品安全的爭議，其核心是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

2.3受訪者對相關法律法規的態度和對政府管制的信心

對轉基因食品管理的看法見表2，對轉基因相關法規的認識見表3。

表2　對轉基因食品管理的看法

表3　對轉基因相關法規的認識

從2001年起，我國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轉基因管理法規體系，既對轉基因的技術過程進行安全性評估，又對轉基因產品進行安全性評估，其法規是全球最嚴格的［8］。同時，在商業化審批上極為審慎。華中農業大學的轉基因水稻，雖歷經10年的安全評價，并于2009年獲得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但迄今仍未獲得商業化種植的許可。在這種背景下，受訪者得出我國轉基因農產品的法律法規不完善，且管理寬松的看法，與當前立法監管的實際情況不吻合。

在問卷中，有2個題被用來考察受訪者是否了解關于轉基因農產品管理的內容，分別是歸哪個部門管和是否需要審批后才能上市，全部答對者僅占19.10%。但在全部答對的受訪者中，認為我國有完善轉基因法規的比例上升到22.7%；而在全部答錯的受訪者中，認為我國沒有轉基因相關法規的比例占到17.42%。這一結果說明，受訪者認為我國轉基因立法不完善，監管不嚴的主要原因其實是不了解相關法規和監管措施。

對法規的認識和受訪者態度相關性見表4。

表4　對法規的認識和受訪者態度相關性

表4的結果表明，這些對于法規與監管的看法，會直接影響對轉基因農產品的態度。近些年來我國不斷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給了消費者以思維定式：我國的食品安全存在問題，立法與監管負有責任。此外，在以網絡為信息渠道的受訪者中，僅4.98%認為我國具有完善的管理法規，僅9.20%認為我國的管理是嚴格的，說明網上關于轉基因安全性的爭論信息沒有很好起到普法宣傳的作用，卻給很多人以我國法規缺失、監管不嚴的錯覺。

2.4受訪者對轉基因農產品監管的信心

受訪者在回答“我國法律規定：‘轉基因農產品上市以前要經過國家的嚴格審批，達到一定安全標準后，才允許商業化’，在了解這一事實后，您是否還擔心其可能帶來的風險”時，選擇“不擔心”的受訪者僅有14.7%。在對轉基因農產品抱有擔憂情緒的公眾中，擔心安全標準不夠高的占21.05%，擔心政府監管力度不夠的占32.73%，擔心經營銷售者不夠誠信的占30.9%。普通公眾最擔心的不是安全標準與法律法規是否嚴格，而是擔心行業自律不足的同時，依法的監管做得不夠。對政府監管的信任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對轉基因的接受度［9］。在調查對現行管理體制完善性的認識時，只有5.72%的受訪者對現行的轉基因管理體制有信心；有15.69%受訪者認為，即使有相關的法律法規，還需要有嚴格的貫徹和執行才可以。公眾對執行力度的懷疑，其實質對食品安全監管的信任問題，越是欠發達地區，公眾對食品安全監管信任越低，風險規避情緒越強烈，對待轉基因農產品的態度也越保守。

調查顯示，有54.31%的受訪者將政府信用擔保作為購買轉基因農產品的先決條件，這種對政府信用擔保的重視，在低收入和低學歷人群中尤其明顯。當轉基因農產品獲得地級以上的國家機關認可時，50.12%的受訪者會選擇相信，選擇相信大學、食品企業和第三方檢測機構的比例都不超過30%。故而從公眾的監管期望來看，不可以把轉基因農產品推廣的審批權限下放到地級市以下的政府機關，相關的評估也不可能完全依賴企業、高?；虻谌綑z測機構獨立完成。

2.5公眾對轉基因領域政府工作的期望

公眾有較強烈的加強轉基因農產品監管期望，但期望背后沒有太多實質性關于法律法規制定上的訴求，更多的是反映對當前監管執行力度的擔憂。在當前轉基因農產品監管已經相當嚴格的前提下，政府首先需要做的是加強指導和宣傳，讓公眾了解目前所做的監管工作，但是具體需要何種宣傳指導，公眾仍存在較大分歧。

不同受訪者希望政府在哪方面給予指導見表5。

表5　不同受訪者希望政府在哪方面給予指導 /%

公眾最期望的是關于食用安全風險強弱判斷方面的指導。除此之外，一種比較“中國化”的指導建議是如何鑒別轉基因農產品，有接近60%的人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和農村居民。從食品安全法規或者是轉基因技術的視角看，這種期望不合理。一方面，外源基因是否存在，無法通過簡單的感官評價來鑒別；另一方面，一種產品是否含有轉基因成分，也不能依賴消費者自身的能力來鑒別。從專業的角度看，當一樣產品能夠被允許銷售時，它理所應當是質量安全的。但是依賴于消費者自身的鑒別技能，在我國仍有較廣泛的市場，如果用百度搜索“轉基因農產品的鑒別”，相關鏈接多達160萬個。這種需求的實質是對監管力度和行業自律缺乏信心，希望能夠通過自身鑒別能力的提高來規避可能的風險。

2.6對標識制度的效用評估

就監管手段而言，獲得認同最多的是“保障公眾對轉基因產品的知情權”及“實施嚴格的安全管理和審批制度”。就后一條而言，其實我國目前已經做到了。保障知情權的最直接手段是強制標識，但是強制標識也是執行難度最大的手段。如果不考慮產品類型和閾值設定，簡單做“含”與“不含”的標識不僅無法說明產品的風險強弱，還容易造成誤導和不正當競爭。如果將標識細化一些，比如將轉基因大豆油標識為“產品加工原料中有轉基因農產品，但產品中已不能檢測到轉基因成分”，有40%的受訪者會面臨選擇困難，因為這樣的表述需要一些生物學知識才能被準確理解。能夠借助細化后的標識進行風險強弱判斷的受訪者只占到9.73%。借助標識制度，消費者似乎可以獲得知情權，但是這種知情權的“可理解性”卻不高。

《食品安全法》已經提出了對轉基因食品標識的要求，但是消費者似乎并不重視這種知情權。在調查中，“您覺得食品包裝上印有非轉基因標簽就一定是非轉基因農產品嗎”這一問題的回答，26.52%的受訪者表示并不相信，8.63%的受訪者認為不信任但沒有其他選擇。27.5%的消費者對是否有轉基因標注采取無所謂的態度，26.8%的消費者認為即使標注了也不信任（這里的“不信任”是指消費者認為標注不含轉基因成分，并不表明確實不含轉基因成分）。如果消費者無法準確理解標識，同時又對標識內容采取不信任的態度，那標識的成效可能僅僅只限于知情權。支持轉基因強制標識的論據似乎是來自于民意，而實際上，當詢問公眾是否更愿意讓任何類型的信息公開可獲，并暗示不需要承擔額外費用時，幾乎總能得到公眾非常積極的響應，這其實與轉基因的知情權并沒有關系［10］。

如果把如何標識來保障消費者知情權的難題放在一邊，其實還有另外的解決辦法。美國不要求轉基因農產品的標注，因為在FDA看來，經過評估的轉基因食品和普通食品沒有差別，而標識反倒會給消費者以誤導，造成不正當競爭。這種做法的前提是公眾對監管體制的完全信任，這樣所需要付出的社會成本是最小的。

3　結論

公眾對轉基因農產品推廣的擔憂，表面上是因為轉基因食品可能存在健康風險，本質上是對食品安全領域監管和行業自律不夠信任。不信任感強化了對新技術的風險規避情緒，在轉基因技術認知程度較低的群體中尤為突出。信任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對轉基因的接受度，伴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轉基因食品科普工作的進行和對食品安全監管體系信任感的提升，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態度會越來越寬容。如果公眾能夠出于對監管體系的信任而信任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對低風險產品，可采用更為經濟的自愿標識制度［11］。

［1］黃季焜，仇煥廣，白軍飛.中國城市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程度、接受程度和購買意愿 ［J］.科技與經濟，2006（2）：61-67.

［2］胡炎，俞益武，卜京瓊，等.國內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消費態度——以北京和上海為例 ［J］.中國食品學報，2008，4（8）：7-13.

［3］吳維成.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情況及消費態度調查分析 ［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5）：771-775.

［4］彭勃文，黃季焜.中國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和接受程度 ［J］.農業經濟與管理，2015，29（1）：33-39，63.

［5］鞏鵬濤，黃東杰，黃昭奮.中國轉基因作物，機遇與挑戰 ［J］.基因組學與應用生物學，2009，28（2）：209-215.

［6］凡艷芳.高新技術長入欠發達地區的文化環境研究 ［D］.昆明：昆明理工大學碩士論文，2008.

［7］彭文平.農民理性行為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 ［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2（6）：23-26.

［8］2016年4月農業部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就“農業轉基因有關情況答記者問”http://www.moa.gov.cn/zwllm/ zwdt/201604/t20160413_5093642.htm.

［9］賈鶴鵬，范敬群.轉基因科普之路誰才是攔路虎？ ［J］.食品界，2015（5）：34-38.

［10］高煒，羅云波.轉基因農產品標識的爭論及得失利弊的分析與研究 ［J］.中國食品學報，2016，16（1）：1-9.

［11］佚名.自愿標識是轉基因食品標識管理趨勢 ［J］.黨課，2014（22）：51.◇

An Investigation of Public's Risk Perception Towards Genetically-Modifi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xpectation of Regulation

NI Pei，*XIA Ming
（College of Pharmaceutical Suence，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0053，China）

To reveal public's perception of genetically-modifi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xpectation of regulation，and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promotion of genetically-modified agricultural products.A survey is conducted during May to September，2015，to investigate public's risk perception of genetically-modified agricultural products，knowledg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and expectation of government's regulation.Results show that due to the low awareness of genetically-modifi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regulatory system，a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the right to know.The concern of genetically-modifi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mainly rooted in the distrust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industry self-regulation，and the risk aversion.With the increase of awareness and trust，the public's attitude towards genetically-modifi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ll be more and more tolerant.

genetically-modified agricultural products；risk；laws and regulations；supervision

F323.7

A

10.16693/j.cnki.1671-9646（X）.2016.08.018

1671-9646（2016）08a-0059-04

2016-06-12

該項目受浙江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資助（2014C35065）。

倪佩（1994— ），女，在讀本科，研究方向為乳制品。

夏明（1978— ），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食品公共政策、食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