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結構與中國經濟增長的經濟分析

周文義　楊錦曄

摘 要：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伴隨著人口年齡結構，人力資本結構和城鄉人口結構的深刻變化，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濟的增長中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本文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勞動力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上升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正向的拉動作用，但是城鎮化率的上升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并不清晰，人力資本只有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才會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所以在中國的勞動力占比持續下降，人口撫養比不斷上升的情況下，通過教育和改革來提高人力資本存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改革紅利促進經濟的增長。

關鍵詞：人口結構；經濟增長；經濟分析

一、引言

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大量的農業勞動人口涌入城市尤其是東部沿海城市以尋求工作，這幾乎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人口遷移。這種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使得中國的工資成本一直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也使得中國制造能夠享譽全球。但是在2004年沿海地區出現的“民工荒”，標志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結束的劉易斯拐點的出現。2012年勞動力年齡人口（15歲-59歲）93727萬首次出現下降，相比于上年，勞動力年齡人口下降了345萬。此后三年，無論從勞動力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還是從其占總人口的比重上來看，都處于不斷下降的狀態。但是老年人口的絕對數量和所占的比重卻不斷上升。2000年，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7%，標志著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到2015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數達到2.22億，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6.1%，其中65歲人口超過1.4億，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0.5%，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其所占比例都處于世界的高位。

另外從城鄉人口結構來看，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78年的17.92%增加到2015年的56.10%，數億農民從農村進入城市。從人力資本結構來看，由于受1998年以來高校擴招的影響，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數和所占總人口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大學畢業生的人數從1978年的不到17萬增加到2016年的756萬，人力資本結構處于不斷改善的趨勢。

人口結構的這種深刻變化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勞動年齡人口的持續下降導致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由此使得對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產生不良的影響，很多國際知名企業紛紛撤離中國。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導致人口撫養比的上升，對我國的消費、儲蓄和投資進而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產生重要的影響。而城鎮化進行的不斷推進，使更多勞力參與到工業和服務業中，極大提高勞動力的參與率，人力資本結構的改善將提高我國勞動力整體的素質，有利于提高經濟社會的管理和創新水平，這可能抵消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

每一個經歷經濟發展進程的國家和地區都會面臨從高出生、低死亡率到低出生低死亡率的轉變，這意味著人口紅利不可能長期存在。但是中國的特征是從標志著勞動力供給無限結束的劉易斯拐點出現，到人口紅利開始消失這一過程只有十年的緩沖時間。而日本是將近三十年，像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也大體和日本類似。如何在人口紅利消失之后通過技術創新，社會制度的改進來提高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和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從而維持中國經濟健康持續的增長，是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

二、變量的選擇和數據的說明

（一）變量的說明

從影響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人口結構主要包括包括3個部分：人口年齡結構、人力資本結構和城鄉人口結構。

人口年齡結構主要用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這一比重越高，意味著一個國家和地區在相同的人口基數下，勞動動力的供給越充足。并且由于老年人和青少年的比重較小，所以人口撫養比較低。這兩個方面構成了我們通常說的“人口紅利”。人口的年齡結構的變化通常并不直接與經濟增長相聯系，而是通過儲蓄率、消費率和投資率等變量間接與經濟增長相聯系。按照莫迪利安的生命周期理論，一個社會中處于工作狀態的人越多，整個社會的儲蓄率就會越高。相反一個社會的老年人占得比重越高，所以消費率越高，儲蓄率越低。當然人口的年齡結構也與資本想聯系，由于勞動力的無限供給，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的速度會大大的減緩。但是生命周期消費理論并沒有考慮到社會保障和人的壽命緩慢提高的問題，像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保障不健全的社會，普通的民眾不得不面對住房、后代教育、醫療和養老等市場化風險，即使是老年人也不敢過多的花費他們的儲蓄。所以盡管從21世紀開始中國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但是居民的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消費率一直在低位徘徊，這是無法用生命周期消費理論來解釋的。

人力資本結構通常用大學及以上學歷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和人口數量不同，它更多的是反映人口質的內容。正如庫茲涅茨所說：現代的生產方式是與奴隸和文盲沒什么關系的。技術的創新、傳播和應用都離不開一群高素質的人才，教育的作用在于能夠節約重復學習時間和精力，因為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案芍袑W”雖然是人們在面對新環境是獲得知識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所有的知識都需要通過自身的實踐經驗來獲得，顯然是一個漫長并且繁瑣的過程，并且這種知識并不具有傳遞性。人力資本結構更多的是影響生產函數中的全要素生產率，顯然這是各個國家除了簡單的增加資本與勞動的投入之外，所追求的促進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渠道。阿瑪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中比較中印兩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差異時發現，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打下較好的教育基礎，對中國之后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城鄉人口結構一般用城鎮化率來衡量。由于農業的邊際生產力較低，所以聚集大量人口的農村中，很多的人處于隱蔽性失業或半失業的狀態。所以如果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過程會提高勞動的參與率，并提高社會整體的勞動生產率。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改革的重心轉移到城市之后，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阻礙，每年仍有數千萬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但是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說：當一個社會的一部分制度進行改革之后，剩下的制度就會顯得難以忍受。盡管有所松動，但是戶籍制度仍然是阻礙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一道鴻溝。因為無法獲得城市戶籍，這些進入城市的農民工不能獲得相同的社會保障，他們的后代無法享受當地居民的教育資源，所以這種流動往往并不是單向的，而是呈現出一種“青出老回”的畸形狀態。在面對中國勞動力優勢逐漸喪失的環境下，以林毅夫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可以通過加速城鎮化的過程，來吸引更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通過人口的遷移提高勞動參與率，可以維持中國經濟較長時期內的高速增長。

（二）指標的選擇和數據的來源

關于人口年齡結構，選擇15-64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LZ）來表示。盡管這一指標的選擇存在缺陷，因為中國跟大多數國家一樣，退休年齡都為60歲，但是又有在中國統計局年鑒中我們無法找到所需的數據，所以不得不將它作為一個替代。人力資本結構選擇用在校的大學生及研究生占總人口的比重（DZ）來表示。而城鄉人口結構選擇用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CL）。其中人口結構的數據和城鄉人口結構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5》和，2015年的統計公報，而人力資本結構的數據來源于從1990到2015年的統計公報。經濟的增長用人均GDP（AGDP）的變化來來衡量，人均GDP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5》，數據的頻度均為年度數據。

三、理論模型建立及對結果的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在建立方程之前我們先了解他們之間的大概趨勢，根據經驗和我們搜集到的數據我們可以大致推測：人均GDP和城鎮化率隨時間的變化呈不斷上漲的趨勢，而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和大學以上學歷人口占比卻有一定的波動。因為我們需要衡量的是人均GDP的增長率，所以對人均GDP取對數，得到第一個模型：

其中AGDP代表人均GDP，LZ代表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CL表示城鎮化率，DZ表示大學及以上學歷占總人口的比重，t代表所處的時期，并且以1990年作為基期。

由于人均GDP呈明顯的隨時間增長的趨勢，所以我們在（1）式的基礎上加入時間變量t，得到新的模型：

但是考慮到CLt并不總是與人均GDP增長呈簡單的線性關系，因為城鎮化率越高，人均GDP的增長速度越快，這和城市化率較高的發達國家增長緩慢的事實相背離的，所以我們加入其二次項，寫成新的模型。

另外經濟增長率并非無源之水，它顯然受到前期經濟增長率的影響，所以我們在（3）基礎上在模型中加入加入人均GDP的滯后一期，得到新方程。

（二）估計各方程的參數，并對方程的估計效果進行評價。

根據我們收集的數據對分別對四個方程的參數進行估計，并對參數估計值和模型進行檢驗得到的結果如下表所示。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盡管方程（1）擬合效果較好，F統計量也比較大，但是由于DZt參數的符號為負，表示大學及以上學歷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每上升一個百分點，會導致人均GDP下降0.6431%，說明人力資本結構的改善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的關系，顯然是違背我們的經驗和基本經濟理論的。而且DW值遠小于2，所以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所以有必要對模型進行改進。

在方程（2）中我們引入時間趨勢t，盡管DZt系數的符號變為正的，且R2和F統計量，以及DW值都明顯增大，但是LZt和CLt前面的系數符號都變為負的，表示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和城鎮化率提高會阻礙經濟的增長，這和我們實踐以及經典的經濟理論相違背，所以模型還需要進行改進。

所以我們在方程（3）城鎮化率的平方項（CL2t）。我們可以看到，不僅參數估計的顯著性提高，R2和F值以及DW都顯著增大，而且參數的符號更符合經濟含義。LZt的系數符號變為0.0413，表明勞動占比每提高1%，會導致人均GDP提高0.0413個百分點。但是DZt的系數并不顯著，而且DW的值仍遠小于2，可能存在序列自相關。

在方程（4）中我們我們加入了取對數之后的人均GDP的滯后一期，則擬合效果更好，F統計量增大，所有變量的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都顯著，而且DW值增加到1.801接近2，所以序列相關性大大減弱，但是CLt的一次項系數為-0.1437，二次系數為0.0004，表明城鎮化率在小于174%之前與經濟增長率呈負相關，即城鎮化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起阻礙作用。

四、結語

我們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但是城鎮化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清晰，甚至成一種負的影響。這可以解釋近年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持續下降，導致經濟增長也處于不斷下滑的狀態。同時城鎮化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并非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突出，可以有力地反駁那些希望通過加速城鎮化過程，來維持中國低勞動成本優勢，從而實現20年中國8%以上速度增長的奇跡的觀點。人力資本結構的改善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表明這十幾年的高校擴招政策是有效果的。舊的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長模式已經難以持續，中國將來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通過改革，來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改變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改善人力資本結構，提高人口素質，從而在人口紅利消失之后能通過改革紅利彌補這一缺口，以改革推動經濟增長。（作者單位：云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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