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知科舉制的演進及其兩面性

科舉制度的實施，是帝國在權力資源失控與中央政權垂直控制削弱數百年后， 試圖重新確立對權力資源的控制以構建帝王集權權力體系的有效措施?？婆e制度本身是強化帝國君主專制權力體系和打擊世家大族的有效手段。印刷技術的發明，科舉的導入又進一步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受教育階層的擴大，進而深刻改變了帝國的“士”之結構和成分。

隋唐科舉制度的實踐

隋王朝結束了長期紛亂的爭斗，重新確立起一統的帝國中央權威。面對勢力強大的世家大族與門閥制度，以及世家大族把持權力的九品中正制度，隋文帝堅決廢除了九品中正制，借鑒兩漢薦舉方式，以每州歲貢三人的方式選拔官員，試圖割斷世家大族把持權力的臍帶。然而直到唐初年，世家大族的力量對朝政和政權的影響仍未消失，只是曾經壟斷各國朝政的世家大族，這時候被關隴貴族集團所取代。

兩漢時代的大臣和地方長官、軍事長官被賦予的權柄過重（可自辟僚屬），特別是地方權力基本上被完整地掌控在地方長官手中，因而中央政府對地方首長的控制較嚴苛。這種任用官僚的原則很容易形成把持政權的豪族，東漢時代大家豪族已開始在權力派系斗爭中顯示力量。漢代選拔官僚、任用官僚的方式還在世襲與選舉之間擺動，但它過分一統化的官僚權力構架，必須依靠強有力的皇權敲擊?；实鄣臋嗔σ坏┫魅?，世襲的傾向就代替了選賢任能的原則而成為主流。魏晉南北朝時代，世家大族對于權力的把持以及相應的門閥制度的出現，正是兩漢地方的獨立性和私人化團體傾向發展之結果。

隋唐科舉創設，猶有舉薦遺意，即所謂場外論文之說。洪邁《容齋隨筆五筆》言：

唐時科舉之柄，專以付之有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譏議，多公而審，亦有協于權勢，或撓于親故， 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

唐代開始扭轉世家大族對仕途的壟斷?？婆e制度雖有漢時薦士舉人遺風，但因改變了政治權力的結構和權力配置，因而有效地控制了士階層的動向，改變了魏晉以來形成的世家大族控制仕進和把持權力的局面?？婆e面前人人平等，帝國王朝以制度形式奪回了對權力和權力資源的控制權。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州郡官員職守愈加分化——設置官職愈多，行政區劃愈趨零碎。當帝國中央的控制垂直深入到官僚機構中，世家大族便失去了把持權力和控制地方社會的根基。唐代晚期，許多大家族不得不隨家族內的得勢者四處流徙，就足以說明其在地方的根基已經被消除， 同時，安史之亂以后的社會動蕩更使這些大族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科舉制度的成功實踐，使其成為唐王朝支配權力資源、控制人才資源流動趨向，進而馴化官僚系統的主要手段。唐中葉以后，科舉出身成為士庶一致追求的目標?！叭厦鹘?，五十少進士”之說，就足以說明此制度的吸引力。從那時起到1905 年科舉被廢止，該制度一直是帝國王朝選拔官員和支配權力資源的主要方式。

與兩漢地方社會由地方政府全權治理的特征相比，唐帝國中央行政的構建以垂直控制為原則， 隋唐王朝開始從地方政府的全權治理向絕對的帝國中央集權的垂直控制方面完善。在這個過程中， 帝國君主專制的權力結構進一步強化，帝國社會也在經歷深刻的改組。尤其是宋代，印刷技術的進一步成熟使大規模的印刷品成為可能，無疑極

為有效地降低了教育的成本，對教育的普及和知識的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受教育層面不斷擴大，然而在這種靜態封閉的帝國社會中，受教育者、知識者唯一的前途只在進入帝國官僚階層，而成為官僚的后備隊伍。

塞繆爾·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說：“提高識字率和教育水平，增加了傳播媒介對民眾的影響，這一切使人們期望的增長超過了滿足這些期望的能力……經濟發展也許會提高一個社會滿足這些期望的能力，因此經濟發展應該有助于減少社會的挫折感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不穩定?！?/p>

帝國的制度和社會組織無力從別的途徑消耗這些日益累積的不斷增加的知識群體，除了仕進一途。因此，歷代王朝試圖在社會發展的條件下， 在識字率和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時，仍堅持維持帝國的靜態平衡的構想，科舉制乃是帝國控制知識者同時馴化知識群體的有效機制。這點帝國王朝時代是做到了。此種趨勢，到明清時代更加強化。

科舉制度的兩面性

唐代的科舉制度，常設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選拔人才的范圍是很廣的，不僅傳統的經、史之學是主流，唐王朝還比較注重“明法、明字、明算” 等專門人才的選拔。宋代以后，科舉考試制度的程序設計日益嚴密，考試的科目卻日漸減少，考試的范圍和內容變得日益狹隘，對經義的闡釋成為考試的主要內容。這種從官員的選拔方式著手的方式，更為有效地實現了“思想控制”與“思想灌輸”的目標。特別是經王安石對科舉的改革， 徹底實現道德統一、思想統一、學術統一，簡單說就是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一人一義， 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異論紛然，莫肯承聽， 此蓋朝廷不能一道德之故也。故一道德則修學校， 欲修學校則貢舉之法不可不變?！保R端臨《文獻通考·選舉四》）

王安石親自頒定《三經新義》，作為統一思想的教材和科舉考試之依據；單設進士一科，廢詩賦、考經義，開元明清特別是明清時代八股之先河，進一步強化了帝國的模糊性統一所依靠的官僚一體化根基，使帝國政治更進一步抽象化、道德化，實現對思想精神領域的絕對管控。從此帝國是安全了，但帝國的活力也就衰竭了。

明清時代的科舉考試內容可以說是帝國“思想控制”與“思想灌輸”的極致，它的目標并不是訓練和選拔干練的官員，組織有效率的政府， 而是著眼于財政與治安之目的以及帝王家天下的安全，馴化知識，以等級倫序及其道德訓誡為內在原則，培訓和選拔俯首帖耳的權力工具?？婆e考試的范圍限定在朱熹《四書集注》范圍內，代圣人立言，發圣人之微言，定格為八股文樣式。

為應對科舉進行的訓練，除為博取科舉功名、進入利祿之途外，別無他用。一般士子，終身鉆研的不過是如何以圓熟的技巧做好八股文章，其手中所有，目中所見，胸中所記，無非是應制時文，于經邦濟世甚至小到料理生計也毫不措意。名義上是以孔孟之學為核心，其實卻以利祿之謀薰其心，整個文官隊伍最終沒落為一群滿口仁義道德，而實則一無所用，只知利祿二字的權力工具，其甚者，除熟知一二時文，幾不能上知秦漢， 更何況博通古今。難怪顧炎武對其痛心疾首，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于咸陽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綜觀明清科舉士子，有建樹者少，可知其害之烈。但是他們在朋比為奸、貪污賄賂、奢侈成風方面成就卻極高。此輩士人，其精神支柱則勸學文、勸善書為核心，無不貫徹利祿二字。稍舉幾篇，即知其概略——

天子重英豪，文章敬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神童詩》宋代民間兒童發蒙讀物）

讀書不破費，讀書利萬倍……窗前讀古書， 燈下尋書義，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王安石《勸學文》）

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輩。室中若未結姻親，自有佳人求匹配。（司馬光《勸學歌》）

宋真宗也親自撰寫《勸學文》，稱：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讀書的核心和動力便在于赤裸裸的利祿二字。這些士人一旦科舉成功，博取了功名富貴， 頓時便登上人上人的寶座，成為物質財富的享有者?！俺癁樘锷崂?，暮登天子堂”的神奇轉換， 往往不是個人原因能夠說明白的，因果業報、祖宗積德等等學說便成為振振有詞的“解釋”，于是乎，《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等勸善書便充斥其間?；实垡部吹搅诉@一利祿路徑的統治效力與這些思想對維護政權穩定的作用而大加提倡。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頒《為善陰騭》于學校，令士子熟讀，而民間也無不視此類讀物為秘寶。

科舉制度，誠為帝國的官僚制度的運作提供了強大的人才儲備，使帝國的官僚機構擁有龐大的后備資源，然而其成效無非是實現帝國皇權的集權統治、消除對皇權的挑戰，從某種程度上說， 也就消除了刺激帝國行政的動力。宋代以后的科舉制度，從其制度設置來說，是夠嚴密，夠公正的了，而且定期為帝國的官僚機構輸送了大量的人才，但是龐大的科舉士子卻又為帝國的行政系統帶來了無窮的壓力，一旦科舉成功，這些人理所當然就應當進入帝國的官僚系統，而不能不出現大量的候補官員。到最極端的時候，一個官位有數十位候補者，這時，要取得實際的官位再也不可能嚴密公正，于是結黨營私，賄賂公行也就不可避免。

（摘編自《皇帝治下的中國》，云南人民出版社，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