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說與明清社會生活初探

趙紫辰+楊萍

摘 要：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頂峰，明清小說是這一時期文學發展上的一大特色。明清小說涉獵廣泛，無所不包，既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著詳細的記錄和描寫，又對當時上至官員、下至民眾的心態進行了逼真刻畫。本文試圖從明清小說中的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做一個斷面的瀏覽，對明清小說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進行總結歸納，最終對明清時期的社會風貌建立起一個初步的印象。

關鍵詞：明清；小說；社會

作者簡介：趙紫辰（1992-），女，滿族，吉林遼源市人，研究方向：明清小說。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6）-26-0-02

從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開始，到公元1912年清朝滅亡為止，我國處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時期。這一歷史階段在明清時期發展到了頂峰。在政治上，明清時期的封建政治體系臻于完善，帝王與官僚體系形成了一種平衡的態勢；在經濟上，就有據可循的歷史數據來看，清朝時期中國經濟總量一度占到世界經濟總量的20%強，牢牢占據世界第一的位置，而這一比例再往前推至明朝，很可能更高；在文化上，明清時期的封建文化思想將儒家推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程朱理學歷經有宋一朝，形成了中國古代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到明清時期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日趨擴大，將封建文化推上了一個前所未有地巔峰。

這些特點，在明清時期的史料中足可尋見。筆者獨辟蹊徑，希望能夠在明清小說中捕捉到以上情況的風影。

一、明清小說反映的明清社會政治面貌

明清小說中一個常常出現的主題，就是對國家政治的關切[1]。假借小說中人物表達出自己的政治想法，是這一時期小說中的常見現象。這種小說家言的表達方式，究其根本，仍舊是封建社會對輿論的鉗制所致，曹雪芹在《紅樓夢》一書開篇就說，不敢“訕謗君相”、“傷時罵世”，然而稍有見地的文人都會對社會政治心存敏感，存乎心中而不發，豈不是郁悶難耐？既然現實生活中不可說，那么“假語村言”到底無傷大雅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明清小說中出現了大量的政治評論性質的情節，并且大多是針砭時弊的[2]。

比如針對賣官鬻爵的腐敗現象，《金瓶梅》中寫道：“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懸稱升官，指方補價，夤緣鉆刺者，驟升美仕；賢能謙直者，終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繁賦重，民究盜起，天下騷然”，雖然表面上是對宋朝的品評，但是暗地里卻也諷刺了當時明朝社會在萬歷年間愈演愈烈的賣官鬻爵的現象。

《醒世姻緣傳》中對這一現象也做了生動的描寫。晁思孝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秀才，靠替人授課為生，機緣巧合之下找對了門路，選上了知縣，又賄賂當權的太監，頂替了通州知州這塊肥缺。這樣的官員上位之后怎么可能不盤剝百姓、大肆搜刮呢？作者在最后寫道：“兩學秀才，四鄉百姓，恨晁大尹如蛇一般”，對當時的政治積弊進行了委婉的抨擊。

再比如，針對吏治黑暗，《紅樓夢》就進行了盡情地揭露。不論是王熙鳳謀害尤二姐時，都察院的茍且迎合，還是薛蟠與當地鄉紳馮淵因為一個丫鬟發生齟齬，最后活活將馮淵打死，金陵知府竟然裝聾作啞，最后不了了之。這些都是明清吏治黑暗的具體表現，雖然只是小說情節，但是卻也不無現實映照。

當然，明清小說中也有歌功頌德，對太平盛世極力褒揚的，不過數量很少，并非明清小說創作中的主流。從中我們也可以一窺當時批判性的社會政治風貌。雖然這一面貌反映可能存在一定的偏頗情況，卻也與小說這一題材對故事性的要求，對讀者情緒調動的要求有關[3]?？傮w而言，明清小說所反映的社會政治面貌，是呈現出批判揭露為主的特點的。

二、明清小說反映的明清社會經濟面貌

明清時期的經濟狀況相比有宋一朝毫不遜色。一方面，從明朝中葉以來，中國人口急劇膨脹，必然帶來了經濟的大繁榮；另一方面，明朝和清朝的國土面積都遠大于宋朝，這也必然帶來經濟總量的提升。

明清小說中對社會經濟面貌有著諸多的描寫，尤其是在對金陵經濟狀況的描寫上，明清小說表現除了超乎尋常的熱情[4]。

比如《醉醒石》中在開篇就寫到：“南京古稱金陵……帝王一大都會……百府千街，三衢九陌，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禮樂之流，艷妓孌童，九流術士，無不云屯鱗集”，作者最后感嘆道：“真是說不盡的繁華，享不盡的快樂”，將金陵城的繁華富庶描寫得淋漓盡致。

如果說金陵還是都城，并不能夠全面地反映明清社會整體的經濟發展情況，那么《醒世恒言》中《施潤澤灘闕遇友》則非常有力地證明了明朝晚期江南地區手工業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經濟社會面貌了：“鎮上居民稠廣，土俗淳樸，俱以蠶桑為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余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

在明清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歷來不入流的商賈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5]，這些商人憑借自己的奔波勞作，以原始的人力，帶動了整個國家的貨物流通，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不過當時的商賈大多還處于個人或者家庭的階段，并沒有廣泛走向拓張結社的道路[6]，常見的商業運作形式可以參考《古今小說》中的描寫：“黃公以販香為業，……死后……其女女扮男裝，與同里人李秀卿合伙……輪流一人往南京販貨，一人在廬州發貨討賬”。當時的商業模式大致如此。

在這種商業運作模式下，漸漸發展起來的富裕人家開始逐漸疲于應付商業活動中的種種瑣碎繁雜，開始出現雇傭幫工?！缎咽篮阊浴返诙怼稄埻⑿闾由雀浮分袑懙溃簭垯嘁驗樘訛?，在王員外家幫工生活，因為深得王員外和夫人的恩寵，資助他們父子開了一間布店，沒多久，生意“日盛一日，挨擠不開，又雇了個伙計相幫?！边@便是明朝末期出現的資本主義商業的萌芽。

總體而言，從明清小說的描述中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明清社會的經濟發展在大部分時間處于順應無為的小農經濟模式中，民眾憑借自身的吃苦耐勞創造了豐裕的物質財富。然而這種美好的自給自足的圖景很快在清朝末期被列強用堅船利炮抹殺了。

三、明清小說反映的明清社會文化面貌

明清小說十分善于從方方面面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不論是前述的政治和經濟方面，還是在社會文化風貌上，都有所涉獵。尤其是在對社會風貌的描述上，將浸淫儒家文化數千年的中國社會的組織行為規范、家庭倫理道德等等方面勾畫得入木三分[7]。

比如在《警世通言》中，馮夢龍就用《呂大郎還金完骨肉》的故事闡述了社會文化中的輕利重義的風尚。呂大郎本是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小戶人家，兒子在一次看神會時走失，于是呂大郎便改做了行商的營生，“往太倉嘉定一路，收些綿花布匹，各處販賣”，邊討個生活，邊四下尋訪兒子的下落。后來跟他人去山西做生意，卻在陳留的一間茅廁撿到二百兩紋銀，呂大郎想到：“這不意之財，雖則取之無礙，倘或失主追尋不見，好大一場氣悶；古人見金不取，拾帶重還；我今年過三旬，尚無子嗣，要這橫財何用”，于是便尋得失主，將銀兩歸還。卻因此無意間尋得了自己的兒子，終究善有善報。

明清時期類似這種樸素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德觀念十分流行，是社會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這種以自心善惡和風俗約束作為行為準則的觀念，十分類似于上世紀中葉流行的自然法學派思想，對明清社會的文化風貌和社會氛圍，具有巨大的塑造作用。

再比如在《南翁夢錄》中，記錄了當時的良醫范彬在一位達官貴人和一位平民婦女同時求診時，并沒有卑躬屈膝地讓達官貴人先就診，而是按照病情輕重，先為那位平民婦女診斷完畢，才回轉來為達官貴人治療。這件事廣為流傳，被人們交口贊譽，最終范彬不僅沒有被責怪，還獲得了當權者的獎勵。

在明清小說中，明清社會的文化面貌基本上是按照儒家的思想道德約束要求勾畫出來的，對符合儒家道德要求的大肆褒揚，對違反約定俗成的行為規范的則猛烈抨擊。這一方面是當時的知識分子自身的局限性所導致的，具有一定的桎梏社會思想的負面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這種主流的文化氛圍，卻是中國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勤懇踏實的文化根源。

四、結語

當然，明清小說的涉獵范圍之廣，遠不是政治、經濟、文化這三方面就足以概括的。但是我們考察一個社會的社會生活，這三個方面卻是主要的社會狀態的斷面，足以借此對一個社會的大致情況建立一個籠統的印象。

探尋明清小說中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于把握明清小說發展脈絡，以及明清以來我國社會的發展變化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又一高峰和落寞尾聲，明清時期的社會發展變遷足以對后來人起到“試錯”的作用，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文化的方方面面，我們都有義務去吸取前人的教訓，為當下以及未來建立一個更為合理有效的社會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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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楊虹.解讀明清小說中的明清商人[J].廣西社會科學，2003（8）：14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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