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稅差異、避稅盈余管理及市場反應的研究綜述

摘要：2006年《企業會計準則》和2008年《企業所得稅法》的頒布實施使得會計-稅收差異（會稅差異）進一步擴大。企業可能會利用會計收益與應稅收益之間的巨大差異進行以避稅為目的的盈余管理，例如，在不增加或減少稅前會計收益的基礎上調減應稅收益，抑或在不影響應稅收益的前提下利用非應稅項目損益來提高會計收益，以實現巧妙降低企業所得稅稅負的目的，導致企業的會計收益與真實的經營業績發生較大幅度的偏離，會計收益提供的信息有用性勢必隨之下降。而稅法的固定性、剛性，使得應納稅收益可被人為操控的空間相對較小，更能反映企業的真實業績。那么，應稅收益是否能影響資本市場上投資者的行為，甚至在會計收益信息的基礎上提供增量信息，本文對會稅差異不斷擴大的影響因素、會稅差異與盈余管理、稅收的關系、基于會稅差異避稅盈余管理行為的市場反應等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綜述，旨在為我國資本市場上企業避稅管理行為的經濟后果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會稅差異 避稅盈余管理 市場反應

一、會計-稅收差異的研究綜述

國內外一些專家學者對會計-稅收差異的研究比較深入、系統，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關于會計-稅收差異的擴大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Mills & Newberry（2001）對企業的納稅申報表數據進行收集和整理，發現會計收益與應納稅所得額之間的差異已于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逐漸擴大。Yin（2003）以實際稅負率為量度指標，對標準普爾500指數的企業進行分類研究，結果發現，美國公司的會計收益遠遠高于應納稅所得額，這種現象是由于企業對數額較大的會稅差異進行調整造成的，并且這種趨勢在不斷擴大。Manzon et al.（2002）以1988—1998年這11年樣本公司對外公開的數據為基礎，重點研究了會稅差異的大小，及其形成的源頭。研究結果顯示，制度因素和控制變量的影響是產生差異的主要因素，文中還指出企業的所得稅避稅動機也是會稅差異產生的因素之一，但沒有對其猜測進行系統的研究和驗證。Desai（2009）考察了會計-稅收差異后發現，企業采用不同的折舊方式進行業務處理、披露海外經營損益都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公司會稅差異逐年擴大的影響因素，并且指出避稅動機與盈余管理的目的是造成會稅差異擴大的更為重要的因素。Lev & Nissim（2004）和Hanlon（2005）的研究結果顯示：數額較大的會稅差異是由于會計損益信息的質量過低造成的。

國內是王延明（2004）最先開始研究會稅差異的。他以1994—2001年我國上市公司為樣本，對會稅差異進行分析，得出投資收益能夠影響到企業的會稅差異，而且，2000年和2001年這兩年中，企業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也影響到了企業的會稅差異。但是該研究的實證回歸模型不是很完善，造成整個模型的擬合優度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戴德明、姚淑瑜（2006）在已有文獻的研究基礎上，對會計-稅收差異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詳細研究。研究指出：60%以上的會稅差異可以解釋為會計與稅法在制度上的差異；造成會稅差異的兩個主要制度因素是固定資產和投資收益。譚青、鮑樹?。?014）從傳統意義上的會稅差異入手，為了解決已有方法在研究合并主體時的局限性，引入了稅率影響會稅差異這一新方法。

綜上所述，雖然大多數文獻都強調了存在會稅差異，并有逐步擴大的趨勢，但并無統一的觀點，學者們基本傾向于把會稅差異解釋為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或者避稅行為。

（二）關于會計-稅收差異及其與盈余管理、稅收關系的研究。Lev & Nissim（2004）和Hanlon（2005）把盈余管理變量作為自變量，把會稅差異作為被解釋變量，放入多元回歸方程中，并保持方程中的其他變量不變，研究結果表明：會稅差異與盈余管理是一致的，即企業存在較大的會稅差異，也存在較大的盈余管理行為。Mills & Newberry（2001）通過對稅收申報表數據的分析，研究了企業的稅收成本與會稅差異之間的關系。文中指出，那些盈余處于盈虧臨界點的企業、財務困難企業、高負債率企業等存在盈余管理動機的企業，通常會有較大的會稅差異，相反的，所得稅的稅收成本卻不高，這表明企業會利用會稅差異來降低企業的所得稅成本并實現盈余管理目的。

國內這方面的研究文獻還處在淺層研究中，研究這方面的學者也不太多。葉康濤、陸正飛（2005）對于會計-稅收差異的研究比較全面，從會稅差異的角度出發，研究了企業盈余管理行為與企業所得稅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程度與企業的會計-稅收差異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錢春杰（2007）對會計-稅收差異的盈余持續性進行了深入研究，結果表明：存在數額較大的會計-稅收差異的企業其盈余持續性比存在小額會稅差異的上市企業低；另外，會稅差異所反映的盈余持續性在資本市場上總是被低估。龍月娥、譚青（2012）認為現實中可以將“會稅差異”作為企業所得稅的一個納稅評估指標，通過合理設定“會稅差異”預警值來有效鎖定需重點進行納稅評估分析的對象，以提高稅收征管效率、降低稅收征管風險，減少我國稅款的流失。

由此可見，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于會計-稅收差異的研究中，很少有從定量考察的角度對會計-稅收差異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和分析，大多只局限于對《企業會計準則》和《企業所得稅法》這兩種制度法規之間的差異進行定性比較。因此，定量考察會計-應稅損益差異以及基于此的避稅盈余管理將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研究課題。

二、避稅盈余管理的研究綜述

現存的文獻中關于稅收因素影響盈余管理方面的內容相對較少，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了研究。第一，企業為減少稅負有沒有對存貨政策進行選擇；第二，管理層愿不愿意承受稅收成本大幅增加以進行調增利潤的盈余管理，以及考慮到應納稅所得與會計收益的不同，會不會為了所得稅成本的下降采取控制非應稅項目損益的措施。第三，在企業中，權衡財務報告成本和稅收成本的問題存不存在，稅率出現變動時，為了降低稅負，管理層會不會進行調減利潤的盈余管理。結論如下：

（一）基于存貨政策選擇的避稅動因盈余管理。國內外的大量文獻從如何選擇會計政策的視角出發，得出選用后進先出法的公司，稅后成本是該公司管理層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的結論。Dhaliwal et al.（1994）發現在稅率較低和負債較高的企業中，存貨期末清理發生的可能性更高。相關研究說明，在選擇存貨成本核算方法時，稅收因素對管理層的決策會產生很大影響，如果企業想要運用存貨管理實現盈余管理，企業會權衡財務報告成本和稅務成本。

（二）基于會計-稅收差異的避稅動因盈余管理。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的另一類問題是，管理層愿不愿意承受稅收成本大幅增加來進行調增利潤的盈余管理行為以及考慮到應納稅所得與會計利潤的不同，會不會為了所得稅成本的下降采取控制非應稅項目損益的措施。

在研究盈余管理行為帶來的所得稅成本時，Eriekson et al.（2004）證明了企業愿意以所得稅成本上升為代價從事盈余管理活動。但是，由于他選取的樣本公司數量較少，只有27家，且是一些典型的公司，這些公司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認為存在虛增利潤和財務欺詐，因此研究結論是否客觀、科學還未有定論。關于應納稅所得和會計利潤的不同，Mills & Newberry（2001）的研究表明，微利企業、上市企業、有財務困境的企業、資產負債率異常高的企業等會計-稅收差異相對來說比較大。研究證明了公司避稅動因盈余管理的存在，為說明公司在進行會計收益的調增時會通過會計收益與應稅所得之間的不同使得稅收成本下降提供證據。但該研究并沒有指出利用會計-稅收差異使得稅收成本下降的金額。而且，Phillips et al.（2003）從多個角度出發，證明了避稅動因的盈余管理行為確實在某些公司中存在。他把遞延稅款指標設立為表示公司盈余管理行為的指示燈，這是因為公司通過會稅差異使得稅務成本下降時，必將增加遞延稅款。遞延所得稅項能夠很好地表示公司避免虧損和利潤平滑的盈余管理是該研究得出的重要結論。

姚淑瑜（2006）、葉康濤和陸正飛（2005）等也對企業基于會計-稅收差異的盈余管理行為進行了研究。姚淑瑜（2006）的研究結論是：稅收對盈余管理的現金流影響在國有控股企業中會削弱；在稅率越高的企業中，進行調增利潤的意圖越低。戴德明和音亮（2005）、葉康濤和陸正飛（2005）的研究結論發現通過會計-稅收差異來規避所得稅成本的行為在公司中存在，會稅差異在盈余管理幅度越大的公司中越大。葉康濤和陸正飛（2005）的研究還發現國有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與它的非應稅收益呈正相關關系，同時，這類公司更易基于會計-稅收差異進行避稅盈余管理行為。以上研究表明公司管理層在進行調增會計收益的盈余管理行為時，會通過非應稅項目損益來避免這種行為所帶來的所得稅成本，從而，相應降低了企業的所得稅稅負。但是用實證研究的方法來證明基于會計-稅收差異的避稅盈余管理行為的存在的文獻在國內很少見。

（三）基于稅率變動而引起的避稅動因盈余管理。相關研究文獻主要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研究。一是從利潤的跨時間轉移的角度；二是從利潤的跨空間轉移的角度。Guenther（1994）研究發現，公司在進行會計處理時，會將屬于高稅率會計期間的凈利潤轉移到低稅率會計期間。Collins et al.（1997）發現，當外國的稅率高于跨國公司本國的稅率時，公司更容易進行利潤的轉移以達到降低所得稅稅負的目的。

國內的研究文獻相對來說較少。取消所得稅中先征后返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上市公司產生的影響是戴德明和音亮（2005）所作出的研究，但該文并不能提供公司跨期轉移收益的確鑿證據。王躍堂（2009）以2008年的稅制改革為契機，比較研究了改革中稅率將要上升的公司和面臨稅率下降的公司，研究的結論是面臨稅率上升的公司和面臨稅率下降的公司均有盈余管理活動，但前者的行為較之后者不明顯。文中同時指出，資本市場會對成功避稅的公司表現出積極的反應。謝香兵（2013）以2008年所得稅稅制改革之后，所得稅稅率降低的公司為樣本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所得稅稅率降低前一年，公司存在明顯的推遲利潤的盈余管理行為，進一步分析發現這種推遲利潤的行為大多在非國有控股公司中出現，國有控股公司中較少。

三、基于會計-稅收差異避稅盈余管理市場反應的研究綜述

Ball & Brown于1968年開創性地建立了以資本資產定價理論、信息理論、有效市場理論為研究基礎的信息含量研究方式，隨后，許多專家學者遵循此方式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研究，且研究成果頗為豐碩，不僅發現這種信息含量研究范式能夠證明會計信息是否有用，并且發現這只是研究會計信息有用性的一個方面，會計信息有何用處更值得去研究，也就是會計盈余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問題。

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外文獻中，關于會計損益指標的價值相關性研究已較為豐富。各國學者均已在信息觀和計價觀這一研究理論基礎上，實證分析和研究了會計信息與股票價格之間是否存在相關關系、存在怎樣的相關關系以及相關關系是如何產生的。Bernard（1995）通過運用剩余所得評價模型得出企業的凈資產和會計收益均與股票價格存在關系。Lev（1997）和Amir & Lev（1996）認為這是由于經濟模式從資本密集型轉到無形資產密集型造成的。然而，Dontoh et al.（2004）認為，是非信息依賴型交易的增加，降低了會計信息對股票價格的解釋力。Elliott & Hanna（1996）則通過實驗證明了會計信息尤其是會計盈余信息對股票價格解釋力的下降是暫時性盈余項目增加的結果。

在國內，針對我國資本市場的特點，已有運用理論基礎和模型對會計信息和股票價格進行研究的文獻。趙宇龍（1998）以1994年、1995年和1996年作為考察期，以上海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企業的未預期會計盈余信息與企業的股票非正常報酬率顯著相關，證實了會計盈余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龍月娥、葉康濤（2013）以2008—2010年滬深上市公司為樣本，將會稅差異區分為向上盈余管理的差異和向下盈余管理的差異，分別檢驗了兩種方向的差異對證券資本市場估值的影響，發現市場具有價值發現和自動糾偏的功能，對向上盈余管理差異越大的公司估值越低，對向下盈余管理差異越大的公司估值越高。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美國公司的會計收益指標和應納稅收益指標的差異越來越大。面對這種情況，學者普遍認為，企業有必要對納稅申報表中的數據有選擇性地進行披露，甚至是直接對外公布納稅申報表，還有學者認為，應一體化披露會計收益和應稅收益。

Hanlon，Kelley & Shevlin（簡稱HKS）在2005年發表的論文中，將應稅收益指標替代會計收益指標，以此來研究股票市場的參加者是否能全面理解公司所提供的信息以及所理解的程度如何。研究的方法是，以美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以1983—2001年作為考察期，研究會計收益和應稅收益這兩種收益指標的信息含量及兩者有何不同。HKS是運用財務報告的數據資料進行估算的，因為無法從公開途徑獲得應納稅損益信息。這種處理方式，必然會帶來一些不可避免的偏差和誤差，但對于他們的研究來說，采用財務報表中的數據可能更為合理科學，因為資本市場只能根據企業對外公開的數據和信息進行股票估值，而納稅申報表中的應稅收益指標是不對外公開的。作者分別以稅前會計收益和推算出的應稅收益作為自變量，以股票的收益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通過比較兩個不同的自變量下模型的擬合優度，可以判斷出哪個收益指標與股票收益率相關或哪個更相關。結果顯示，在考察期內大多數年份的以稅前會計收益作為自變量的模型的擬合優度，是以應稅收益作為自變量的模型的擬合優度的兩倍，也就是說，稅前會計收益解釋力更強。然后，又將兩個解釋變量納入同一個回歸模型中，這樣可以檢驗出，兩種收益指標同時出現時，會不會使資本市場上的信息有用性出現損失?？偠灾?，HKS的研究證明了，應稅收益指標和會計收益指標均有價值相關性，但是資本市場中股票投資者依然傾向于用會計收益信息來估計和衡量企業真實的經營業績。

從我國的國情來看，企業會計準則體系還處在改革中，與國際準則趨同的態勢愈加明顯，這也使得我國的上市公司與國外的上市公司一樣，會計政策的選擇空間和會計估計的選擇空間將逐漸增大，相應的，企業進行盈余管理行為的空間也會不斷增大。那么，美國的這種現象在我國上市公司是否也存在呢？這是值得我國學者進一步研究和思考的問題。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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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楠，女，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助教；研究方向：會計理論與實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