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對女性就業歧視的影響分析

范夢雪++陳健++謝振

摘要：女性就業的性別歧視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全面二孩政策的出臺將對女性的就業問題產生新的影響。文章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就業歧視的原因，發現“二孩政策”的出臺會增加企業對女性的就業歧視，這勢必會影響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F階段我國女性生育二孩已具有正向外部性，政府在出臺“二孩政策”的同時應及時出臺配套措施保障的女性的就業權益以保護女性的生育意愿，促進“二孩政策”的出臺達到理想效果。

關鍵詞：二孩政策；就業歧視；外部性

中圖分類號：C92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22-0000-02

一、引言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實施全面二孩政策，這是我國自1980年嚴格實施計劃生育以來對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宣告我國全面進入“二孩時代”。全面二孩政策在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重和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背景下提出，對促進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十分有利，但也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就業歧視。

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幾乎在所有國家都存在。女性勞動參與率是衡量女性就業歧視的重要指標之一。世界平均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水平在40%左右。2014年我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3.87%，美國為45.84%，日本為42.70%。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又受風俗習慣、歷史觀念的等因素的影響，其中女性的生育行為是造成對女性就業歧視主要原因之一。作為生育行為的主體，我國“二孩政策”的出臺勢必會加深對女性的就業歧視。這會顯著影響女性的生育意愿，使“二孩政策”促進經濟增長及延緩老齡化問題的作用大打折扣。

二、“二孩政策”的效果及原因

早在“單獨二孩”政策之前，有關高校和國家衛計委就曾反復推算和調查，以期得到相對客觀的預測結果，為下一步全面“二孩政策”的部署做準備。但“單獨二孩”政策出臺后的一年申請二孩準生證的單獨夫婦卻比預期少了將近一半。

究其原因，一部分學者認為這是由于國人生育觀念的改變，生活成本的上升和城市養老體系的相對完善都使得單獨家庭生育二胎的意愿減弱。還有不少學者認為之前的研究對生育行為的預判過于簡單。首先要分析的是全部獨生子女家庭的年齡結構，因為生育能力并不等于生育意愿，更不等于生育行為。

以上研究大多從生育成本、生育能力等角度作出解釋，但作為生育行為的主體，女性在生育行為決策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卻被忽視。對此，已有學者指出認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城鎮已婚女性在家庭生育決策中的地位上升，以及他們在做出二孩的生育決策時有比丈夫更多的性別擔憂。這是從女性角度分析人口政策調整效果的有益探索，本文將就該角度展開更加深刻的研究，分析“二孩政策”對女性就業歧視的影響及現階段女性生育行為的外部性，由此提出相應對策促進我國“二孩政策”達到預期效果。

三、“二孩政策”對女性就業影響的經濟學分析

經濟學界對歧視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Becker）是這一領域的先驅。根據貝克爾的定義，在生產率完全相同的情況下，某一勞動群體只是由于其身份的不同而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不同的對待，這時可以說對該群體存在勞動力市場歧視。下面將根據他的個人偏見歧視模型論述“二孩政策”對女性就業歧視的影響機制。

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僅存在企業主對女性勞動者的偏見，為簡化問題，我們假定企業主對女性的偏見僅來自女性的生育行為。假定女性與男性勞動者的生產率水平完全相同，由于企業主對女性勞動者的偏見，他在做出雇傭及工資決策時會假定女性的生產率偏低，為此支付女性勞動者較低的勞動報酬。

我們再假定MRP為該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的實際收益產品，d是企業主對女性勞動者生產率貶值的數量。女性生育一胎的生產率貶值為d1，生育二胎后的生產率貶值為d1+d2。當男性勞動者的工資率Wm=MRP時，勞動力市場達到均衡狀態。由于存在生產率貶值，生育一胎的女性工資率為Wf = Wm - d時勞動力市場才能達到平衡。

企業主的女性就業歧視模型如下圖所示。對于具有女性歧視的企業主，如果男性勞動者的市場工資率為Wm，女性的工資率就是Wm - d。在“二孩政策”實施以前，女性勞動者只生育一個孩子，她的工資率就是Wm - d1，市場均衡時的女性勞動者數量為N0，此時企業主的利潤為ADEC部分。但是對于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而言，其雇傭的女性勞動者數量應為N1，此時的企業利潤應為ADF部分，非性別歧視時的企業利潤高于性別歧視的利潤，企業主堅持他們的女性偏見和歧視的損失為L1。

下面我們考察全面二孩政策后女性選擇生育二孩的情況。此時女性的生產率將貶值d1+d2，此時的女性勞動者工資率為Wm - d1-d2，而市場均衡時的受雇女性數量應為N3，但由于性別歧視企業對女性的雇傭量仍為N0，企業利潤為AGHC，而在完全競爭市場非歧視性企業的利潤應為AGI，比AGHC多出CHI部分。與原來的一胎政策相比較，企業為性別歧視多付出的代價為EHIF面積較大L2。

由上文分析得出，首先“二孩政策”的出臺將使女性在就業市場面臨更嚴重的歧視d1+d2，她們的工資報酬變得更低，還將面臨更大的失業壓力。此時，對于在家庭中掌握更多話語權和經濟獨立的職場女性而言，她們對生育二孩的選擇會變得猶豫不決，不生二孩或許是她們中許多人的最終選擇。

其次，對女性的就業歧視不利于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要素價格扭曲使市場運轉缺乏效率。既然企業對女性的歧視源于女性的生育行為，那么政府在出臺“二孩政策”時就應該采取措施保障女性的權益和企業利益，減小企業對女性的歧視d1+d2，優化社會資源配置。

最后，現階段我國女性的二孩生育行為具有正向外部性，女性為生育付出的成本不應由女性個體來承擔，而應當獲得政府的補償和權益保障。首先生育二孩有利于延緩我國日益凸顯的老齡化問題，調整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及保持勞動力數量。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4年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已高達13.7%，我國的老齡化問題日趨嚴峻。其次生育二孩有助于改善以“421”為典型特征的家庭結構，減輕子女撫養照料老人的負擔，增強家庭抵御諸如失獨、喪偶或重大疾病等風險的能力。最后，生育二孩有利于減緩人口總量到達峰值后的急劇下降，使我國的人口增長率適度平穩地過渡到低水平，以減緩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和社會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

四、二孩背景下保障女性就業權益的政策建議

綜上，現階段我國女性的二孩生育行為已具有正向外部性，但女性在就業過程中由于生育二孩而遭受的歧視會削弱女性的生育意愿，減小“二孩政策”的預期效果。為此文章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政府在出臺“二孩政策”的同時，還應及時出臺相應的配套措施來保障女性的生育和就業權益。除了傳統的生育津貼和產假的保障之外，還應加大對女性用人單位的獎勵和優惠政策。從“單獨二孩”出臺后預期效果與實際效果的反差可以看出，目前對我國職場女性的就業歧視可能還很嚴重，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勢必影響“二孩政策”的預期效果。為此，政府應適度加大對女性用人單位實施優惠政策的幅度，以減輕企業由于女性勞動者的生育行為所需負擔的成本，化解保障女性勞動者權益與企業利潤之間的矛盾。

此外，政府可以從減小家庭育兒成本的角度出發，加大對公立托兒所、幼兒園的投資力度，并提高其服務質量，減小女性的育兒擔憂進而提高她們的工作效率，這樣可以減小企業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從而減小女性生育的后顧之憂，保護她們的生育意愿。

最后，在女性走出家庭進入職場的今天，也應強化男性的家庭責任。孩子的成長需要父母的共同陪伴，諸如男性護理假等方案不僅有利于加強男性的家庭責任、促進家庭關系和諧，還有利于減輕對女性生育行為的就業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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