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先聲辛亥前夜的長沙驚雷

陳書良　蕭雅文

革命的先聲辛亥前夜的長沙驚雷

陳書良蕭雅文

2016年是辛亥革命105周年，作為20世紀中國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辛亥革命對近代中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辛亥首義雖在武昌，然而各派政治力量在湖南長沙的活動，實是辛亥革命必不可少的醞釀過程。革命不會無緣無故地發生，辛亥革命前十年暗流涌動的古城長沙上演的眾生百相，是中國人多年郁積的憤怒的大爆發。

1901年，長沙。當時是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民謠說：“瀏陽河，彎過了九道灣，五十里水路到湘江?！辈ü怍贼缘臑g陽河，蜿蜒曲折，在長沙的東北面拐了一個大彎，匯入波濤滾滾的湘江。瀏陽河的西岸，就是屋宇鱗次櫛比的古城長沙。

長沙地處華夏腹地，是湖南省的省城。

從現存的天心閣照片看，到1901年，長沙城還是頗為壯觀的，周圍二千六百三十九丈，廣五里，長十里，當時有俗諺云：“南門到北門，七里又三分?！睉撌敲耖g相當精確的丈量。全城原本有九個門，后來東北角又新開了經武門。

那時候長沙城還沒有通鐵路，交通主要靠上接沅、澧，下通洞庭的湘江。市內交通還沒有黃包車，主要靠坐轎子。一乘小轎，兩個轎夫，健步如飛，吱吱呀呀地不要兩個時辰就可以做一回“九門提督”，遍游長沙九門。街道都是用麻石鋪設，那石料來自湘江上游的丁字灣。蓋房子則用銅官等地燒就的一色的青瓦，如果站在天心閣等高處瞭望，長沙城黑鴉鴉一片，“黑云壓城”，間以炊煙裊裊，給人一種寧靜厚重之感。

這在當時是華夏一座不起眼的中等城市。然而，長沙在中國近代史的進程中突然能量大釋放，石破天驚，散發出耀眼的光芒！

1905年，華興會部分會員在日本合影，前排左一黃興，左四宋教仁；后排左一章士釗，左四劉揆一

細細想來，1911年以前的長沙，就已經“不同凡響”了。種種因素促成了辛丑（1901）至辛亥（1911）的演進。辛亥前夜的十年，這塊土地的種種異象，就已經預示了這里“會出大事”。

秘密組織起事：“第一槍”險些在長沙打響

1903年秋天，一艘汽輪從漢口港開出，逆長江而上，過洞庭，入湘江，劈波斬浪，向南急駛。船頭站立著一位西裝革履、氣宇軒昂的青年。他就是日后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的主將黃興。

11月4日，黃興 （1874-1916，湖南長沙縣人）以30歲生日為名，邀約陳天華、秦毓鎏、章士釗、翁鞏、周震鱗、陳方度、柳聘農、柳繼忠等10余人，齊聚長沙保甲局彭淵恂住宅（位于今黃興南路西側坡子街附近），秘密商議籌創革命團體等事項。會上決定成立華興會，但對外聲稱系集股籌組“華興公司”以“興辦礦業”，入會者均稱“入股”，股票即是會員證，并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為口號，隱寓“撲滅滿清”之意。

1904年2月15日，正是除夕之日，華興會在長沙明德學堂校董龍璋的西園寓所正式召開成立大會。會上，黃興被推為會長，宋教仁（1882-1913，湖南桃源縣人，同盟會主要領導人之一）、劉揆一（1878-1950，湖南衡山縣人）為副會長。會員不久即發展到五六百人，絕大多數是學界中人。

奇怪的是，華興會沒有留存任何正式的綱領和章程，但從黃興在成立大會上的演講辭中，可以看出華興會是以“國民革命”“驅除韃虜”為宗旨的。據劉揆一《黃興傳記》追憶，黃興在演說中分析：

今就湘省而論，軍學界革命思想日見發達，市民亦潛濡默化?！缯ㄋ幖葘?，待吾輩引火線而后燃，使能聯絡一體，審時度勢，或由會黨發難，或由軍學界發難，互為聲援，不難取湘省為根據地。然使湘省首義，他省無起而應之者，則是以一隅敵天下，仍難直搗幽燕，驅除韃虜。

這篇演說辭隱然有諸葛孔明《隆中對》的風概！其中“首義”“起而應之”已經為7年后的辛亥革命所印證，不過由于事態的演變，“湘省”變為“鄂省”而已。

這年初春，華興會準備謀劃起義，因為會眾大多為學界中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首要問題就是爭取武裝力量。由于當時湖南剛籌組新軍和開辦武備、兵目學堂，新軍力量薄弱，舊式的巡防營一時又難以滲透，因此，黃興等人將目光轉向了實力雄厚的會黨。

一個風雪之夜，黃興“頭頂斗笠”，與劉揆一乘雪夜行30里，在湘潭茶園鋪礦山的一個巖洞中，會晤了著名的會黨首領馬福益（1865-1905，湖南湘潭人）。馬福益早年加入湘軍、哥老會。后在醴陵、淥口等地開堂放票，招收黨徒。勢力遍于長沙、衡陽、永州三府城鄉，及江西、湖北兩省，會眾達兩萬多人。

三人在炕上用柴火煨雞，煮酒痛飲。黃興與馬福益兩人下象棋，馬輸了，推開棋盤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我們還是演武吧?！币蚨鹕泶蛉?。黃興也演了一套烏家拳。他還掏出手槍打鳥，飛鳥應槍而墜，馬福益為之嘆服。三人最后議定：在這年11月16日（光緒三十年十月十日）趁西太后70生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皇殿行禮時，預置炸彈，將官吏們炸斃，宣布起義。起義分五路策應：瀏陽、醴陵，衡州，常德，岳州，寶慶。五軍組成匯合后，再會攻長沙。

這次戲劇性的會晤，讓黃興看到了革命力量，非常開心，當時就吟出了“結義憑杯酒，驅胡等割雞”的詩句。為了實現黃興所提出的“雄踞一省，與各省紛起”的革命策略，華興會派會員章士釗等分赴省內外聯絡，一些愛國的湘籍留日學生紛紛回湘活動。

1904年7月底，黃興來到武昌，向當地革命團體闡釋了華興會的起義計劃，武昌的同志一致答應：如長沙事起，即協同響應?？芍@“第一槍”原計劃在長沙打響。

黃興、劉揆一會晤馬福益

山雨欲來風滿樓。湖南當局當然注意到長沙世象的異動，這時偏偏一個華興會成員又無意中走漏了起義的消息，致使黃興、劉揆一、馬福益的身份完全暴露，長沙府、縣衙門都開始捕捉革命黨人。黃興在友人幫助下，剃凈胡須，機智脫險，逃出了長沙。

長沙起義雖然失敗，華興會卻成為“中國內地革命之先聲”，先后在小吳門正街設立“東文補習所”，在東街設立作民譯社，作為華興會的宣傳和聯絡機關。此外，在醴陵設立祿江學堂，劉揆一任監督，負責調度各路發難事宜。許多會員分赴其他各府、縣開展活動，華興會成為湖南革命運動的中心。在省外，又設“上海愛國協會”“華興會湖北支部”，使得華興會活動遠遠超出一省范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華興會會員吸收了兩尊革命宣傳的“大炮”。一位是楊毓麟（1872-1911，湖南長沙人），他寫下《新湖南》一書，將“湖南人之性質及其責任”置于民族運動的整體中進行剖析，因而視野廣闊，高出儕輩。加上飽蘸鄉情的文字風格，扣人心弦。半年之內連印三版，如空中春雷，在廣大群眾中引起共鳴。

另一位“革命黨之大文豪”是陳天華（1875-1905，湖南新化人），他在《猛回頭》《警世鐘》里將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封建任務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新型政權，思想堪稱先進。在湖南、湖北各學堂集資翻印，引起轟動。長沙起義失敗后，陳天華再次東渡日本，繼續革命活動。1905年12月，陳天華投海殉國，以死來激勵國人。

需要指出的是楊毓麟、陳天華的著作在辛亥革命準備階段，所起的宣傳革命、動員群眾的巨大作用。當辛亥革命勝利后，南洋一家華僑革命報紙發表了寓意深刻的見解：“革命雖重實行，不重空言，然理論足而復實事生，則今日革命軍赫赫之戰功，亦當推源于文字?！?/p>

麓山公葬：湖南士氣激昂到了極點

辛棄疾詞句說得好：“渡江天馬南來，幾人曾是經綸手？”大凡出現驚天動地的事情，弄潮者中一定會出現驚天動地的人物。

繼陳天華蹈海自殺后不久，1906年4月6日又發生了一起湖南籍壯士姚宏業（1881-1906，湖南益陽人，同盟會會員）投江殉身事件。姚宏業留日時，了解到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教育，于是，他創辦中國公學，開民間自辦新學先河，認為可以培養“真救時之人才”，可以“鼓鑄強健文明之國民”，可以奠定中國未來民立大學之基礎。然而遭官紳阻扼，加上誹謗流言，姚悲憤不可遏，留下一封絕命書，投黃浦江而歿。

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陳天華、姚宏業相繼投水，為國捐軀。他們兩人不僅是學貫中西的時代精英，也是奔騰著屈原血脈的湖湘子弟，個性的烈烈剛腸加上報國的耿耿精忠，造成了湘省志士獨特的殉國方式。噩耗傳來，在湖南各階層愛國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長沙、善化兩縣學生為之震驚，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同盟會湖南分會會長禹之謨（1866-1907，湖南湘鄉人），是當時湖南革命運動的實際領導者，他與迅速趕到長沙的同盟會員寧調元（1883-1913，湖南醴陵人），革命黨人覃振、陳家鼎等人立即組織各校學生自治會開會，決定公葬兩位烈士于長沙岳麓山，以激揚民心，反對封建統治。有人害怕官府干涉，禹之謨拔刀指天道：“求一抔土葬烈士，于巡撫何？”旋即由學生自治會選派學界代表蘇鵬到東京、上海，迎接陳、姚烈士靈柩回湘。

岳麓山是長沙名勝，號稱南岳七十二峰之尾，歷來是風景絕佳之地。山上有云麓宮、麓山寺，山腳則有千年學府岳麓書院，因此，這里也是首丘的上善之地。

湖南當局及鄉紳聞訊公葬甚為驚異，他們百般阻撓，向巡撫龐鴻書鼓噪：“天華何如人，岳麓何如地？”長善學務處總監督俞誥慶親自到各學堂“訓話”，攻擊陳、姚主張革命并非愛國，“革命即是造反，造反即是大逆不道。陳、姚因革命而自殺，實為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所致”，并聲言已接到巡撫部院諭示，絕不能聽其埋葬至岳麓山。

面對淫威，禹之謨正氣如虹：“今臺灣、膠州、廣州（灣）、大連等地皆為外人所占領不問，獨以中國人葬中國一土反不能容乎？”

1906年5月23日，禹之謨、寧調元、覃振和陳家鼎等組織學生及各界群眾1萬多人組成公葬隊伍。當時長沙不足30萬人口，出動1萬余人是相當驚人的。

公葬隊伍分兩路進行。一隊出南門在朱張渡過河，禹之謨同10多個教職員工抬著陳天華的靈柩領隊先行；另一隊從小西門渡河，寧調元同10多個教職員工抬著姚宏業的靈柩領隊先行。一路上，加入這兩支隊伍的人數越來越多，有萬余，長達10余里，個個身著素衣，手執白花白旗，高唱哀歌，浩浩蕩蕩奔向岳麓山公葬地點，場面異常肅穆。長發披肩、瘦小精悍的禹之謨著短衣大冠，執一把長刀，頭頂上方打著一塊巨幅白布，上面赫然寫著一副禹之謨自撰并書的挽聯：

殺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事，應首湖南，志士竟捐軀，雙棺得贖湖南罪；兼夷狄成漢族，奴夷狄不成漢族，痛滿酋入關，乃亡漢族，國民不畏死，一舉伸張漢族威。

自長沙城中望去，從河東至河西的路上，岳麓山山上、山下為之縞素。這種情勢下，把守渡口攔阻靈柩的士兵，只得鵠立河邊觀望，不敢執行上司的命令。

到達岳麓山后，舉行了隆重的下葬儀式，禹之謨與寧調元向群眾悲憤地演說陳、姚二烈士的生平事跡，參加送葬的人們無不為之動容，民氣為之大振。

禹之謨的兒子禹宣三當天被父親安排在大西門城墻上觀看，有意要他受教育。事后禹宣三回憶說：“晚上父親對我們說，今天的事，你們都看到了吧，這兩個人就是想著寧為國民死而死去的，他們不愿意看到國家沉淪，寧愿以死來震驚國民。所以應該受到崇敬，我們不顧艱難險阻，發動各界營葬，就是這個意思，無非要使大家懂得愛國?！?/p>

禹之謨

葬禮雖出乎意料地順利，但當局并未善罷甘休。公葬結束后，俞誥慶就帶了批軍警抓去了三名學生。社會各界愛國人士皆憤憤不平，禹之謨前往交涉也毫無結果。

隨后，禹之謨在西長街濂溪閣主持召開有五六百人參加的集會，當眾揭發俞誥慶敗壞學風、壓制民主的罪行，向俞誥慶提出釋放被捕學生的嚴正要求，俞迫于壓力只得答應立即釋放在押學生。

這次公葬陳、姚和痛懲俞誥慶事件，被譽為“湖南的五四運動”，是青年學生和各界群眾反對清政府的一次政治示威，也是湖南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的一次正面交鋒。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稱之為“驚天動地可紀的一樁事”，并說：“湖南士氣在這個時候幾如中狂發癲，激昂到了極點?！?/p>

此事之后，湖南當局極為震恐，“民氣伸張至此，清政府危，而官紳之富貴不保矣！”

“搶米”風潮：辛亥前夜最大的民變

1909年夏，湖南各地因水災而導致糧食欠收，饑民流離轉徙，百姓生活處于極端艱難之中。長沙城里“老弱者橫臥街巷，風吹雨淋，凍餓以死者，每日數十人”。但是一些官僚、地主、投機商人卻認為此時是大發橫財的好時機，紛紛囤積居奇。雪上加霜的是，英、美和日本鑒于南方各省谷米奇缺，可以獲得暴利，也趁火打劫，通過長沙各洋行操作湖南谷米大量出境。

米價由此扶搖直上，一日數漲。往年，長沙米價每石常在二三千文上下，1906年水災時也不過四千文；這時猛增到七八千文，而且漲勢并未剎減。各米店皆懸牌書“早晚市價不同”六字，人心惶怖，局勢更形動蕩。

這時，一起偶然的悲劇事件發生了。

1910年4月11日上午，長沙南門外碧湘街烏春巷以挑賣河水為生的貧民黃貴蓀之妻，來到碧湘街戴義順碓坊，想以80文制錢買一升米，煮點稀飯一家人充饑。米商以其中雜有不通行的制錢數文為由，要求其斢換。黃妻借得通行錢后，再往戴義順碓坊，不料米價已漲至每升85文。黃妻絕望之下，“采取了無力抵御的最后一招”，跳入老龍潭（今南門妙高峰東南方）中自殺而死。其夫黃貴蓀聽聞消息趕來，帶著在老龍潭邊哭泣的兩個小孩，一同投入老龍潭中。

此消息很快在長沙城內傳播開來。當時就有市民咒罵：“戴義順為富不仁，高抬米價，逼死人命！”并要求米商為四位死者備辦棺材。

老板戴義順為人狠毒，次日依然若無其事地開板子做生意。有一老嫗再次遭遇到與先天死去的黃妻同樣的境況——米價瞬間漲價，但老嫗采取了與黃妻不一樣的抗爭方式，與戴義順爭吵起來。

露宿長沙街頭的饑民

碧湘街周圍的民眾聞聲趕來，看到眼前的情形，立刻聯想到前一天發生的慘劇，都壓抑不住心中的憤怒。人群中有一位叫劉永福的木匠沖出來，朝戴義順胸口就是一拳。大家紛紛沖進店面，將戴義順一頓暴打，將碓坊砸得稀巴爛。

這時，善化縣知縣郭中廣得報，慌忙帶著一隊兵勇趕來，也隨即被人群包圍。郭感到眾怒難犯，不得不“婉言開導”以脫身。眾人認為既已獲得郭中廣許諾，而且時已深夜四更，便自行散去，看似稀松平常的治安事件似乎就要落幕了。

不料風云突變，郭中廣脫身后，即于13日清晨隨巡警道賴承裕向巡撫岑春蓂請示。巡撫岑春蓂是公子哥兒出身，其父岑毓英曾做過云貴總督，公子哥兒不知稼穡之艱難，信口開河，以“愚民聚眾，必有匪徒鼓煽，何以巡警局不早拿訪”，責令巡警道賴承裕對“滋事”群眾，“務必嚴拿”。賴承裕接令立即將木匠劉永福收押。

民眾見當局不但不辦平糶（指官府在荒年缺糧時，將倉庫所存糧食平價出售）反而拿人，更加激憤。此時，巡警道賴承裕面對憤怒的人群，說了一句極不合時宜的話：“你們在茶館里喝茶，一壺茶100文不嫌貴，一升米賣到80文就算貴了？還不都快快退去！”

被這句荒謬的話激怒的人群蜂擁向前，摘去賴承裕的官帽，將其手腳縛住，倒懸于樹上吊“半邊豬”（拴住同邊的一只手和一只腳，懸空吊起），飽以老拳。

這時候人越聚越多，有沿途貧苦居民、各色工匠、流落長沙的省內外饑民，以及其他下層群眾。他們趕到撫臺衙門時，人數已近萬人。在撫臺衙門轅門套附近（今中山亭附近），眾人高呼要求撫臺立即開倉平糶，并釋放木匠劉永福。

一向虛驕自矜的岑春蓂沒想到竟會鬧到自己的衙門來，便急懸牌示，想糊弄作罷。眾人已是忍無可忍，由泥木工人領先，擁入頭門，并打轅門、毀照壁、鋸桅桿、搗石獅；還有一部分群眾則直向內堂沖擊，撫署衛隊拼命抵御，被群眾以石擲傷。

4月14日，風潮更形高漲。這一天是最高潮的一日，也是形勢急轉直下的一日。是日清晨，城廂內外各鋪店一律罷市。岑春蓂感到事態嚴重，令長沙知府，善化、長沙（現在長沙市五一路以南為舊善化縣所轄，五一路以北為舊長沙縣所轄）二縣知縣，邀集葉德輝等紳士于席氏家祠商討應付辦法。當官紳們正在討價還價、爭執不下的時候，撫院門前圍聚的人越來越多，群情激憤中，有的已擁入撫署大堂。

岑春蓂下令軍隊開槍，打死20多人。面對血腥屠殺，群眾呼天搶地，認為地方當局“不悉民情，無異官逼民變，只有燒盡而已”。撫署內頓時濃煙翻滾，烈火燎天，一直延燒至下午，余燼猶熾。

巡撫衙門被焚燒以后，憤怒的群眾又把矛頭指向了外國駐長的機構，認為：“以前湖南沒有外國鬼子，大家有飯吃；外國鬼子越來越多，我們反而沒有飯吃了?！贝蠹乙恢抡J為這次米荒主要是由于洋商盜運所造成的，于是對教堂、洋行發動了全面的沖擊，計被焚的有40余處。

岑春蓂感到已束手無策，被迫急電清廷自劾。清政府電令湖廣總督瑞澂調派鄂軍，日夜兼程趕赴湖南，長江水師營也調來軍艦20余艘，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炮示威。16日，兩營鄂軍分乘兵艦兩艘到達長沙。英、日、美、德等國也紛紛從上海、廈門、漢口等地調來十多艘兵艦。長沙“搶米”風潮被殘暴地鎮壓下去。

為了緩和反抗情緒，清政府對長沙的民、官、紳三方都進行了懲處，處罰面之大，懲處之重，頗為罕見。在責任的劃定上，官方與民間出現了嚴重分歧。代理湖廣總督瑞澂奏報，“湘省民氣素囂，紳權頗重”，歸咎于湖南的民風和“劣紳”；而當時各種報紙的評論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發生風潮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員辦理不善，不察民情，以彈壓為主，甚至冒出激怒民眾的荒謬之語，使事件急劇升級，更是難辭其咎。

1936年，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采訪，談起自己的革命歷程時說，1910年發生在長沙、震驚全國的“搶米”風潮影響了他的一生：“我永遠忘不了這件事，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里人一樣的普通老百姓，我對他們所受到的非正義的對待深抱不平?！?/p>

美國圣地亞哥加州大學周錫瑞教授在《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一書中談到長沙搶米風潮：“這種下層社會的不滿和動蕩所帶來的威脅，正是使得文、武精英團結并參加辛亥革命新政的重要因素之一?！?/p>

“搶米”風潮的參與者都是市井百姓，草根眾生，斗爭的核心問題只是為了微芥之米；而湖南素稱魚米之鄉，長沙古列四大米市，由草根小民爭微不足道之物，竟演變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成為清朝覆亡、民國建立前最大的一次民變，是清王朝統治徹底崩盤的預演。

在辛亥革命前夕，全國各地的群眾斗爭發展到這樣激烈的程度，也只長沙，絕無僅有！

保路運動：經濟維權引爆革命

喧鬧的“搶米”風潮過后，長沙似乎又恢復了平靜，各派政治力量似乎都回到了風潮以前的態勢。不過，人人都知道，一場更大的地裂山崩很快就將來臨。長沙大街小巷都流傳著一個民謠：“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兩年半！”各派都在為“這一天”的到來而做準備。

這段時期，以譚延闿為首的湖南立憲派紳士是忙碌的，忙碌的中心則是保路。

自1905年清政府將粵漢鐵路（從廣州到武昌）從美方手里贖回后，湖南的官、紳、商三足鼎立：官方依賴外債把持路政，竭力排斥民族資本；封建豪紳則依附官府，排斥商股；商方則力主不借外債，不招洋股，反映了湖南民族資產階級和部分愛國士紳的要求，基本上符合民族、民眾的利益。

粵漢鐵路全長2400多里，在湖南境內的干路有1370多里，工程量比湖北和廣東都多。湖南紳商們原本以為粵漢鐵路湖南境內路線能順利開工，孰料從1905年至1909年的4年中，名義上雖改為“官督商辦”，實際上仍然是官紳當權，路款既未籌妥，工期延宕，局勢沉悶。

1909年6月，張之洞與英、德、法三國銀行團簽訂《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借款草合同》，借款500萬英鎊，年息5厘，以兩湖百貨厘金、鹽捐為擔保，實際再度出賣了路權。此消息一經傳出，如驚雷炸響。

其實早在1908年，清廷籌劃舉借外債的事就在日本見諸報端，被湖南留日學生發現了，于是成立各種保路拒債團體。同盟會會員焦達峰等都參加了這些團體，他們發文說：“三國借款，湘省計攤三百一十萬鎊，湖南久經苛政，舊債未清，今有負此巨債，不及二十五年，全省人民必將轉死于溝壑?！?/p>

外資入國，對包括新派紳商在內的各個進步團體來說并不是好事，早在美國合興公司投資粵漢鐵路時，美國人時常進入湖南境內活動，假稱修路，實為侵犯，“因為他們連一根枕木都沒有鋪過”。因此，保路拒債團體立即派人回國進行聯絡活動，發動湖南省內各階層拒借外債和集股筑路。

此時，湖南成立了“采集輿論之所”的諮議局，具有“決議本省應興應革事件”以及“本省權利廢存”的職責。這樣，商會紳董和鐵道股東就有了取得政治地位的機會，而集股筑路正是他們夢寐以求的事情，諮議局因此成了抗拒借款的合法機構。

張之洞逝世后，諮議局正式開幕，議長是湖南立憲派紳士譚延闿。諮議局作出決議，力拒借款，明確提出“實行商辦”，同時擬定集股辦法10項，開辟廣闊且可靠的股款來源。譚延闿、龍璋、童光業、陳文瑋為“湘路集股會”的會長及辦事員。表面上集股會隸屬于鐵路總公司，實際上已將權柄從舊派官紳手中轉移過來。

修粵漢鐵路的中國勞工

1909年冬至1910年春，湖南出現了一股聲勢浩大的集股熱潮。上至官紳商界，下至城鄉廣大居民，包括學生、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官兵、學校教職員、下級公職人員，通過踴躍認股，投入保路斗爭。到1910年，全省共收到股款535萬余銀兩，這在全國各商辦鐵路公司都是較為可觀的。

粵漢鐵路湖南境內干線動工后，工程進展頗為迅速。1910年9月，長株段已全線修通。這對于湖南愛國紳商和人民群眾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鼓舞，證明由湘人自辦鐵路完全可能。繼長株段完成后，南段株郴，北段長岳線，亦已于1911年1月破土興建。

此時，湖南的立憲派幻想著以諮議局為合法講壇，像西方國家一樣，開展議會斗爭，力圖將保衛路權的斗爭僅僅停留在有秩序的“拒債商辦”范圍以內?；谶@種立場，他們希望以“文明爭路”的方式，求得清政府的同情，以“趕修湘路”的措施來抵制外來資本的掠奪。他們希望在他們的牽引下，鐵路一寸一寸地修筑，一直修到資本主義的彼岸。

但湖南立憲派的苦心，并未取得清政府的同情和理解。1911年5月，在新任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力主下，清政府正式頒布“鐵路國有”政策，緊接著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在北京正式簽約，將兩大鐵路干線抵押給四國銀行團。

有意思的是，鐵路“國有政策”出臺以后，各省反應迥然不同，不是因為“愛國程度”有深淺，而是因為利益盤算各不同。支持者有云南、貴州、廣西等邊遠省份，反對者主要在湖南、湖北、廣東與四川。這四省中，湖南反應最早。

朝廷的朝令夕改，讓湖南各階層民眾辛辛苦苦筑成的一段鐵路以及各種權益被白白斷送，由此激起了官民對立、中央與地方對立之勢。

“天下興兵討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長沙成為全國最先反對鐵路收歸國有、轉賣外國的地方。各團體署名刊發傳單，沉痛呼吁：“湘省粵漢干路為全省命脈所關，將來借債修筑，湘人財產生命均操外人之手，若不極力收回，后果何堪設想？”

1911年5月14日，到教育會坪開會的長沙各界群眾多達萬余人，群情激憤，一致主張堅持“完全商辦，實力進行”。5月16日，長沙各團體代表往巡撫衙門請愿的同時，湘路公司長沙、株洲一帶工人萬余人停工進行示威，態度尤為激昂，沿途聲言：“如撫臺不允上奏挽回，商須罷市，學須罷課，一般人民須抗租稅?！?/p>

6月上旬始，各學堂學生相率罷課，以示抗議。各階級人士也紛紛行動起來。湖南當局采取高壓政策，出動巡防隊、警察隊“沿街穿巷，四處巡邏”，“手擎槍械，如防匪寇”。

在湖南民眾的帶動下，湖北、廣東、四川的民眾也都積極行動起來，保路運動很快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武裝起義，不分男女老幼，都深深卷入這場運動，遂成波浪掀天之勢。

“寧贈友邦，不與家奴”，是老大帝國的一貫做派。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雖不無經濟依據，卻更有出賣路權、與民爭利之嫌。在民族主義大潮風起云涌的時代背景下，“不審勢則寬嚴皆誤”，當經濟維權事件演變為官民間的大規模群體對抗，便引燃了革命的導火索，轉為一場政治運動乃至革命暴動。

這場以保護鐵路主權及民營資本的運動，也讓一大批立憲派紳士由此找到了投向革命的決心，對清政府由失望而幻想破滅。他們在辛亥革命風暴到來的前夕，完成了由“改良”轉向“革命”的過渡。

舊制度已身處風雨飄搖之中，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天潢貴胄”們，完全喪失了政治的判斷力，以為靠鐵腕就能維持祖傳特權，可越是想抓緊的稻草，失去得就越快。鐵路于1865年引入中國時，被守舊大臣視為“震動先帝陵寢，于廟堂不利”的怪物。未曾想46年后，這怪物果然斷了大清朝的龍脈。

辛丑到辛亥的10年，在長沙，風滿高樓，于無聲處待聽驚雷——地方士紳因私利而抗爭，哥老會為義氣與地盤而雄起，立憲黨人為捍衛憲政而呼應，革命黨人為推翻帝制而行動，平民百姓在“亡國亡種”感召下蜂擁而動，仿佛每一個人都發出對現實不滿的吼聲。一時間，古城長沙因這些“大事”的紛紛上演而被當局者鎖定，在嚴重壓制之下，透不出一絲氣兒來。

時光激閃，1911年，各種政治力量都在賽跑。誰占先機？鹿死誰手？誰執牛耳？誰主沉??？中國其他地區與兩湖在賽跑；湖南與湖北在賽跑；湖南，長沙，各種政治力量也在賽跑。改朝換代，一觸即發。

“這一天”終于來臨！辛亥首義終在近鄰打響，主事者竟多半為湖南人；在各省光復中，率先響應“武昌起義”的省份中有7省都督均是湖南人?？梢?，革命黨人連月的工作早已“無間日夜”了，正如湖南都督焦達峰大聲疾呼道：“中國存亡在此一舉，再不動手，更待何時？”這種種細節，便是革命的先聲！

萬物昭蘇天地曙，全憑南岳一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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