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期刊與“習近平、馬英九新加坡會面”專題報道

祝興平 毛姝晗

中國期刊與“習近平、馬英九新加坡會面”專題報道

祝興平 毛姝晗

2015年11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時任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新加坡舉行會晤，就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交換意見，這是1949年以來兩岸領導人的首次會面。一直以來，海峽兩岸關系始終牽動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心弦，此次歷史性會晤的價值與意義不言而喻，因而也受到了兩岸媒體的共同關注。從年初馬英九首次提及“習馬會”的可能性開始，各大媒體便展開了前瞻性布局，形成了前期輿論環境。直至11月正式會面之后，兩岸媒體紛紛推出集中性、深度專題報道，同時發揮各自的特長與優勢，結合自身期刊所屬類型的特點，從不同角度將“習馬會”這一新聞事件的報道推向了高潮。

相較于互聯網、報刊、廣播、電視等媒體而言，期刊媒體發行周期固定且相對較長，缺乏時效性。但期刊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垂直細分層次多，能有針對性地滿足不同受眾的需求與喜好，同時其印刷更為精美，能給讀者帶來“悅讀”體驗，也便于長期保存，用于反復閱讀。因此，基于這些特點，國內期刊在報道時主要采用了專題報道、封面報道、深度分析、專家剖析等形式，較好地發揮了期刊媒介精準、專業、深刻的優勢，為讀者提供了詳實、有價值的信息和觀點。

本文將通過對海峽兩岸多份期刊有關“習馬會”的專題報道進行分析，對整體報道情況進行梳理，同時對比各期刊在報道角度、方式以及框架等方面的異同點，并在此基礎之上總結此次專題報道的傳播效果與經驗。

一、中國期刊“習近平、馬英九新加坡會面”專題報道的基本情況

（一）大陸地區期刊報道的基本情況

2015年收錄于中國知網數據庫中，以“習馬會”為主題的文獻數量達到111篇，其中特色期刊文章與報紙文章的占比均高達三分之一，其他相關關鍵詞包括“習近平”“馬英九”“九二共識”等。而在龍源期刊網上，包含“習馬會”專題或主題的期刊文章數量為82篇，發表時間集中在2015年年底。從學科分布以及期刊類型來看，人文社科類，尤其是時政新聞類、中國與國際政治類期刊報道居多?？傮w上，此次專題報道內容豐富、角度多樣，包括對“習馬會”現場情況、雙方領導人發言致辭以及答記者問的紀實報道；對“習馬會”臺前幕后各種細節內容的分析；同時還有對“習馬會”舉行的意義、影響以及兩岸關系未來發展趨勢的探討等。

從報道的數量和規模來看，時政類期刊是此次“習馬會”專題報道的主力軍，財經類期刊雖有涉及，但少有開設專題，下文將對這兩類期刊的基本報道情況進行分析。另外，還有其他類期刊，例如黨史宣傳類、新聞資訊類等，由于報道數量相對較少，沒有形成規模效應，本文將不對此進行重點分析。

1.時政類期刊

廣義上講，時政類期刊主要是指采集、刊發時事、政治類新聞或報道的期刊；狹義上講，時政類期刊特指在黨的各級組織領導下，開展時事政治類新聞采集刊發、宣傳黨和國家大政方針政策、報道社會發展情況的期刊。一般情況下，時政類期刊發揮著新聞媒體基本的信息傳播作用，將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情況如實反映，從而滿足人們對重大新聞事件信息的需求；而在特殊情況下，時政類期刊還發揮著設置社會議程、引導輿論方向的作用，經常能反映黨和國家大政方針政策的趨勢并起到宣傳效果。從報道形式上看，時政類期刊主要擅長于深度調查性報道、輿論監督性報道、專題性或主題性報道以及對重大的政策變化進行前瞻性報道與分析等。因而此次里程碑式的“習馬會”事件成為各大時政類期刊在2015年年底都沒有錯過的關鍵性選題。

目前，大陸期刊市場上知名度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時政類期刊主要包括《鳳凰周刊》《中國新聞周刊》《環球人物》《看天下》《瞭望東方周刊》《三聯生活周刊》《新民周刊》等。

如前文所述，大陸的時政類期刊在2015年11月至12月，集中推出了“習馬會”的封面報道或專題報道，筆者主要對龍源期刊網全文數據庫搜索到的信息進行了統計和整理，通過分析發現，針對不同的報道內容，各期刊在報道方式和角度上不盡相同，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是對“習馬會”的意義、影響及兩岸發展趨勢的預測，這一部分文章大多以會議紀實或專家點評的形式出現；二是對“習馬會”的臺前幕后報道，這一部分既有從歷史角度出發的，例如分析“習馬會”與“九二共識”之間的關系，也有從會晤細節、花邊內容出發的，例如分析新加坡在“習馬會”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為何會議上兩岸領導人分別稱呼對方為“先生”；三是“習馬會”舉行的成果，主要通過描述大陸與臺灣各自對于“習馬會”的反響來呈現，例如報道“習馬會”后的臺灣。

對此，筆者首先選取了針對此事件進行了封面報道和專題報道（包括一些專家評論員的特稿和約稿）的11家有代表性的期刊，各期刊報道的具體安排比例如表1所示。

表1

就封面報道而言，除只安排了一篇文章的《看天下》之外，其余期刊的報道都展開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報道，未拘泥于某一個方面，力求做到了全面、立體。例如《鳳凰周刊》在2015年第33期的封面報道中，分別推出了《“習馬會”與兩岸關系的未來》《信使30年：兩岸關系中的新加坡角色》《蔡英文：“我們被突襲了！”》三篇文章，三管齊下，從三個角度對“習馬會”進行了報道。其中，第三篇文章開篇即提到“當習馬會的消息傳出之后，兵荒馬亂的民進黨終于明白，即使未來執政，大陸還是繞不過去的一關”這一重要事實，通過講述民進黨方面蔡英文的反應與態度別出心裁地從側面說明了“習馬會”的重要地位。

其次，《中國新聞周刊》在2015年第42期的封面報道策劃中用了較大篇幅，共有七篇文章，其中包括三篇紀實采訪稿。另外，《“習馬會”后的臺灣》一文還重點講述了“習馬會”后臺灣藍綠兩黨及社會的態度，提到雖然當前民進黨牢牢占據上風，但馬英九在發展兩岸關系方面的成績依然為他加分不少，“習馬會”本身只是一紙無字的兩岸和平協議，但卻是一聲兩岸分隔66年以來最響亮的和平鐘聲。另外兩篇文章《先生的會面》和《跨越66年的“先生”會面》則突出了在會議中兩岸領導人互稱對方為“先生”的這一細節。

《鳳凰周刊》2015年第33期封面

《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第42期封面

《看天下》2015年第31期封面

《看天下》2015年第31期的封面文章標題為《“習馬會”幕后推手》，雖然從報道比例上遠低于其他樣本期刊，但該文用講故事的方式將“習馬會”當天的整個過程呈現在讀者眼前，同時與歷史事件穿插記敘，使每一個環節和畫面都顯得水到渠成，有章可循。例如文章報道此次會后習近平和馬英九馬兩人共用了晚餐，此時順勢引出了十年前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宴請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及其夫人的新聞事件，并指出自那之后，國共兩黨建立了黨對黨平臺，“登陸”也不再是“賣臺”同義詞，甚至民進黨高層也不乏到大陸的對話交流者，這種報道形式很好地向讀者剖析了“習馬會”從醞釀到實現的原因。

就專題策劃而言，雖然表1中列出的六份期刊沒有將“習馬會”事件作為封面文章，但在進行報道時也關注到了各個方面。例如專題比重最大的《新民周刊》，其報道重點一方面放在了臺灣，其中《臺灣，兵家必爭之地》一文重點講述了臺灣的重要地位以及相關國家對“習馬會”的態度，《臺灣光復70周年之際的南海之會》則從臺灣光復這一歷史事件出發強調盡管兩岸尚未統一，但臺灣光復之后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從未分裂，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另一方面，該刊還突出了對新加坡的報道，推出了《為何選在新加坡？》《讓這五部電影，帶你走近新加坡》兩篇文章。

《三聯生活周刊》2015年第46期中題為《“九二共識”與16年前的一個“忠告”》的報道就“習馬會”事件本身進行了延伸思考，在回顧“九二共識”從提出到在臺灣暫時性“消失”的歷史的同時，類比了當下的政治局勢，提出了“歷史是否會驚人地相似”這一疑問，也為此次專題報道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和思路。

和封面報道不同的是，專題報道中還出現了純粹的圖片新聞報道形式，例如《新民周刊》2015年第44期中的《回顧國共風雨九十年》《兩岸二十三項政策紅利》報道，但從內容上看都屬于專題報道中的輔助性信息。

2.財經類期刊

財經類期刊相較于時政類期刊而言，專業性更強，屬于期刊的一個垂直細分種類。展現產業發展生存狀態，透視行業市場投資機會，深度解讀財經熱點事件，是大陸地區財經類期刊最常見的報道主題。因而，大多數財

經類期刊都以報道和解讀財經人物和財經事件為主，但如何挖掘社會重大新聞事件背后的經濟價值和影響則成為財經類期刊在此類專題報道中的重點。目前，內地期刊市場上主流的財經類期刊包括《財經》《中國經濟周刊》《商界》《第一財經周刊》《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新財經》等。臺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與內地的經濟往來一直十分頻繁，且二者之間始終相互影響、相互支持，“習馬會”的舉行在兩岸交流的進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因而必然也存在廣泛而深刻的經濟影響。為此，部分財經類期刊也推出了自己的專題文章，主要作品如表2所示。

表2

從報道數量上看，財經類期刊并沒有用過多的筆墨對“習馬會”展開集中性報道，同時政類期刊的濃墨重彩相去甚遠，只是通過個別文章闡述了“習馬會”的經濟效應，例如《財經》的兩篇文章《路遙知馬力：“習馬會”作用不應拘泥于短期政治效應》《習馬會的多重意義》。從報道角度上看，財經類期刊的報道內容主要是強調了“習馬會”的價值，尤其是經濟方面的價值，因而選題角度不如時政類期刊豐富，內容編排上也缺乏翔實度。

針對此“遇冷”現象，筆者分析原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經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大多數情況下需要將短期和長期分開來考慮，而“習馬會”只是一次兩岸領導人的個人會面，并沒有形成正式的官方文件、協議或合約等具有約束力的書面材料，因而其對經濟方面的影響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而且，作為一個政治性事件，“習馬會”經濟性價值更有可能是以一種潛移默化的、長期的形式表現出來，因而在當時，大陸的財經類期刊之中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專題性報道。第二，“習馬會”事件畢竟不是單純的財經事件，同時可以預見其會成為時政類期刊競相追捧的熱點，財經類期刊很難在報道潮流中有創新或亮點。但這些報道雖然零散，卻也向讀者傳遞了其重要性不容忽視的信息，也構成了整個期刊行業中報道該事件的重要一部分。

（二）港、澳、臺地區期刊報道的基本情況

香港、澳門、臺灣作為我國的三個特別行政區，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上有諸多類似，但都有別于內地。這些區別很大程度上導致港澳臺和內地的媒體在對新聞事件進行報道時存在很多差異，小至用詞用句，大至基本觀點立場、報道角度等?！傲曬R會”事件是關系到海峽兩岸人民共同福祉的重要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內地與特別行政區之間“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因而關注港澳臺地區媒體對“習馬會”事件的報道是十分有必要的。

1.香港、澳門地區

香港、澳門媒體對于此次習馬會的關注熱情并不算高，所做報道多以短消息和反映事實類的新聞為主，因而主要是報紙文章，沒有在期刊中形成專題報道。其關注的議題主要包括：“習馬會”的歷史意義及如何鞏固兩岸和平、“習馬會”對臺灣大選的影響、“習馬會”消息傳出后對股市的影響、新加坡在兩岸關系中的特殊地位等。

其中，香港的《文匯報》除了對事實信息予以關注外，還發表評論文章《專家解讀：“習馬會”為明年大選投下變量》，認為“習馬會”對于藍營的氣勢產生了鼓舞效果，而泛藍票倉也能起到一定的回流作用?！睹鲌蟆贰洞蠊珗蟆贰缎艌蟆贰赌先A早報》則多傾向于對雙方互稱“先生”“習馬會”鞏固兩岸和平等事實性信息進行報道。而《立場新聞》則對反對“習馬會”的聲音表現出濃厚興趣，因而其文章也多反映民進黨立場。

筆者分析，港澳地區期刊媒體對“習馬會”關注甚少的原因可以從兩方面來考慮。一是因為該事件對港澳地區直接影響并不大，且港澳地區并不是此次會面的主角，雖然“習馬會”的歷史意義得到了廣泛的認同，但媒體缺乏足夠的事實性信息，無法報道與港澳地區受眾接近性較高的新聞。二是因為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問題同大陸與港澳地區之間的問題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因而在報道時更妥善的選擇就是保持客觀獨立，以反映事實為主。

2.臺灣地區

不同于港澳媒體，臺灣媒體對于“習馬會”極為關注。除各大報紙外，幾份知名期刊也都為此開辟了專題，其中《遠見雜志》更是就此事件單獨發行了特刊，整期報道“習馬會”。從內容上看，臺媒所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以下議題上：“習馬會”敲定過程是否正當、島內輿情及抗議人群、各政治人物表態、此次會面的各種影響等。本文選取了《遠望雜志》《遠見雜志》《海峽評論》三份開設了專題報道的樣本期刊進行分析，統計的報道分配情況如表3所示。

表3

三份期刊都是在2015年12月刊推出了專題報道，筆墨側重有所不同。其中，《遠望雜志》的文章《馬習首握的意義》一方面肯定了兩岸領導人握手這一舉動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面通過對臺灣民眾的態度以及美國在兩岸關系中扮演角色的分析，指出“兩地對于馬習會反應的南轅北轍，恰好說明了兩岸之間的現實處境：國家尚未統一，民族還在分裂?！?/p>

《遠望雜志》2015年12月刊

《海峽評論》作為一本專注于海峽兩岸關系的期刊，一直以來致力于結合海外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民共同討論祖國統一、中國前途和世界和平的問題。此次發刊除了探討兩岸問題的日常性報道之外，另外以《試評“馬習會”最終的意義與收效何在》《“馬習會”創新局：兩岸里程碑》《以“馬習會”始，以“馬習會”終》《徒留遺響于悲風而已》《為和平統一的道路搭上了橋梁》五篇文章構成了專題報道。報道的整體基調以積極肯定為主，還舉例說“臺灣指標民調”的調查數據顯示，有70%的人贊成兩岸領導人會面，這也表明了臺灣的人民在對于大陸的看法與兩岸關系的問題上，以往情緒化的成分已有顯著減低，而理智的成分相對升高，這也是此次會面帶來的巨大成果之一。

《遠見雜志》是一本時常聚焦兩岸關系發展趨勢的期刊，針對此次“習馬會”推出了含23篇報道的特刊，角度豐富、內容全面。包括回顧歷史類的報道，如《從金門協議到習馬會：無字的兩岸和平協議》《從對立到和解兩岸互動歷史總回顧：兩岸分治66年關鍵一刻》；會議紀實類報道，如《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開場發言、國臺辦主任張志軍記者會：開啟歷史新局，攜手增進》《新加坡現場—馬英九總統開場暨正式會議全文：以對話取代對立，以和解替代沖突》；各類專家評論和外媒觀點類報道，以“習馬會”對臺灣民眾、政黨、選舉等產生的影響為主，如《從現在看未來，下任總統的挑戰》《蔡練生：新領導者須繼續鞏固兩岸互信》；會議花邊信息，包括會議在公開程度上的特點、會議舉行地點的選擇等，如《“馬習會”公開透明的程度超越國際慣例》《從?；蚀髲B到香格里拉：李氏父子推手，將星國寫入兩岸談判史》。

二、中國期刊“習近平、馬英九新加坡會面”專題報道的主要特點

由于香港和澳門地區的期刊沒有對“習馬會”事件進行過多報道，可用資料有限，因此在這一部分筆者只對內地和臺灣地區的專題報道特點進行討論。從上文中對基本情況的梳理來看，內地和臺灣地區期刊在對“習馬會”展開專題報道時既有共同的關注點，但也各有側重，下文將從報道角度、報道框架、報道方式幾方面對其異同點展開分析。

（一）大陸與臺灣地區期刊報道的共同特點

1.報道內容：多元立體，全方位剖析“習馬會”

主題多元立體，從各個角度全方位報道“習馬會”，是海峽兩岸期刊在該主題報道中最突出的共同特點之一，深入系統而又生動形象地反映了其醞釀、發生、發展和結果及影響的全過程，滿足了受眾對該事件信息的各方面需求。筆者將主要的共同報道主題分成了五類，具體如表4所示。

表4

可以看出，以上五個報道主題之間是相輔相成、層層遞進的。首先，報道通過對會議的紀實和現場各環節及事件的解讀向讀者傳遞以事實性信息為主的內容，同時讓讀者對“習馬會”的整體情況形成初步了解；其次，在對基礎事實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結合相關歷史信息和其他二手資料，剖析“習馬會”帶來的影響，提高讀者的重視程度；再次，借助專家學者的專業點評形成初步預測，對兩岸關系的發展趨勢作出前瞻，也能激發讀者的思考；最后，補充一些會議花邊新聞，從側面報道會議的情況，這也是當前媒體在報道會議類新聞時較為青睞的主題，能夠迎合廣大受眾的閱讀習慣和喜好，同時也是使此類硬新聞得到軟處理的一種方法。這些報道主題匯合在一起，形成了頗具規模效應的專題報道，為讀者展現了此次“習馬會”的全貌。

2.報道角度：重視歷史，充實報道

相較于其他媒體而言，期刊媒體能夠更有效地整合各方資源、深度挖掘事件的相關信息，這是期刊媒體的特色和優勢所在，因此，在對“習馬會”事件進行專題報道時，期刊媒體都對歷史信息表現出高度重視，用以充實報道，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報道內容，這也成為在上一部分中提到的重要報道主題之一。對此，各類期刊借助了大量的歷史資料、相關歷史事件報道，通過對比或者類比的方式力求從與眾不同的角度出發，通過現象看本質，深度挖掘“習馬會”這一重大事件。

例如，在《鳳凰期刊》2015年33期中，《信使30年：兩岸關系中的新加坡角色》一文的落腳點雖然是“新加坡在兩岸關系中的角色”，但通過梳理歷史發現，新加坡曾多次扮演類似角色，并在開篇就指出“習馬會選擇在新加坡召開自有其歷史淵源，這個‘兩邊都信任’的東南亞小國老早就是兩岸關系的中繼站?！蓖瑫r也強調了新加坡已故前總理李光耀在這其中發揮的積極作用，并認為“世界上沒有哪個政治人物如李光耀一般，與兩岸分治以來歷代最高領導人皆會過面并且擁有不錯私誼，因此他在世時長期充當雙邊的‘斡旋者’和‘傳話人’?！苯柚鎸嵉臍v史事件，如李光耀穿梭海峽為鄧小平與蔣經國斡旋談話、首次“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等，讓讀者對新加坡在兩岸關系中扮演的這一特殊角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解答很多不知其背景的讀者在這一方面的困惑。而在臺灣期刊方面，《遠見雜志》的“習馬會”特刊中首篇封面文章《從金門協議到習馬會：無字的兩岸和平協議》則將歷史回顧到1990年簽訂的金門協議。首先，金門協議作為建國之后海峽兩岸分別授權民間團體簽訂的第一份書面協議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盡管“習馬會”最終并沒有簽訂類似的紙質協議，但兩位領導人的會面實質上是一種無字的協議；其次，“習馬會”的主人公之一馬英九也是當年金門協議簽訂時的事件參與者之一，作為這兩次重大事件的共同參與者，文章從這一關系上找到了切入點。

從分析可以看出，越是時代的，越是歷史的，要深刻認識和了解某一事件，就必須探究其可能存在的歷史淵源，尋根溯源。二手資料一方面對于媒體來說，可以充實報道內容，提升報道質量，提高報道效果；另一方面對于讀者來說，具有積極的參考意義和借鑒價值，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具體事件的臺前幕后。

3.報道方式：夾敘夾議，圖文結合，生動形象

從報道手法來看，此次專題報道中既有突出觀點和立場的評論性文章，也有以描述性為主的故事性報道，而更多的報道則是穿插使用記敘與評論手法，使得報道更加具有層次感。例如大陸方面，《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第42期的封面報道策劃中的《鄭永年：“習馬會”開啟兩岸新的政治時代》《陳長文：兩岸關系明年或可變得更好》《唐樹備：兩岸領導人會面乃汪辜會談所期目標》三篇文章，以一問一答的形式，記錄了該期刊與三位專家學者的采訪實況，通過這種方式直接將其觀點呈現出來，在避免出現歧義或誤解的同時為讀者提供了更加專業的官方解讀。而在臺灣《遠見雜志》的特刊中，也安排了五篇此類以個人觀點為主的報道文章，包括《專家剖析未來最難纏的對手：習近平軟硬兼施，臺灣必須步步為營》《林中斌：雙方只要有善意，何患無辭？》《林濁水：九二共識 是浮動紅線而非框限》《張五岳：2016年臺灣將走向冷和期》《蔡練生：新領導者須繼續鞏固兩岸互信》。為了使報道更加客觀，不偏不倚，該期刊充分照顧到了各種不同立場和傾向，為他們提供了充分自由的發言空間和機會。

從表現形式來看，圖文并茂的報道方式成為主流，尤其是設立了封面報道的期刊，均選取了各自認為最具代表性的圖片傳達主要信息。期刊媒體作為靜態呈現的平面紙質媒體，盡管在報道深度和廣度上有其自身優勢，但其生動性、直觀性和現場感遠不如互聯網、電視等媒體。同時，專題報道通常很難避免使用較長篇幅的文字，但冗長的文字表述容易讓讀者失去閱讀耐心，尤其是現在碎片化的閱讀形式已經成為主流。因此，期刊媒體在做深度專題報道時通常會加入一些圖片資料，或是以某些重要的圖片單獨成篇，形成圖片新聞，試圖以圖文結合的方式彌補這一方面的缺陷。從前文中展示的各類期刊封面報道的配圖可以看出，雖然各有側重，但重點信息多集中在兩岸領導人“歷史性的握手”這一話題上。通過為每一篇文章都提供相應的配圖，能夠更好地幫助讀者切身感受當時的現場氛圍，這種圖文并茂的方式，起到了很好的傳播效果。

（二）大陸與臺灣地區期刊報道的不同特點

1.報道角度：結合自身政治社會情況選取出發點

盡管如上文所述，兩岸期刊在報道“習馬會”事件時關注的主題有許多相似之處，且涵蓋了方方面面，但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在具體針對每一個報道主題進行組織編排和展開報道時，兩岸期刊則各有側重。例如針對共同報道主題2（“習馬會”的價值、影響、意義等）而言，臺灣期刊在報道時主要立足于臺灣本地的人、政黨和社會情況，文章包括《遠見雜志》中的《從現在看未來：下任總統的挑戰》一文；而大陸期刊則更多地從大陸和兩岸的關系出發，少有單獨講述臺灣地區影響的文章。

筆者認為導致這一結果的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大陸和臺灣地區雖然同屬中華民族，但海峽隔開的不僅是地理位置，還有制度和思想，尤其是臺灣地區激烈的政黨競爭常常成為影響媒體報道角度的重要因素，而這些問題在大陸地區并不存在；第二，新聞報道必須具有接近性，即與讀者的關系密切，且能夠使之迅速產生明確的認知和共鳴，因此在選取報道角度時，兩岸的期刊會充分考慮各自讀者市場的情況，結合受眾的需求與特點，提供更“適銷對路”的信息。

2.報道框架：“家庭團聚”VS“和平儀式”VS“外交陷阱”

框架是人們用來闡釋外在客觀世界的心理模式，也是幫助我們確定、理解、歸納事件和信息的工具。新聞報道框架則包括消息來源的選擇和新聞建構兩個層次，它一方面反映了社會事件如何被新聞媒介主觀地呈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受眾如何主觀地解讀新聞報道。有學者對海峽兩岸主要媒體有關“習馬會”的報道進行了框架分析，發現了三種主要報道框架：“家庭團聚”“和平儀式”和“外交陷阱”。其中，大陸地區期刊的專題報道主要體現在前兩種，而第三種則屬于臺灣媒體報道中的特例。

“家庭團聚”框架的核心在于強調兩岸同屬中華民族，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將“習馬會”置于兩岸分離66年的大背景中，強調分離給“同根同祖、血肉相連的一家人”帶來的傷痛，突出“兩岸領導人直接交流溝通”是“順應兩岸同胞心愿和時代流的重大舉措”。此類報道中以“和平”“同胞”“九二共識”等為高頻詞。

“和平儀式”框架的核心在于將兩岸看作相互對等的地區，認為“習馬會”將會成為兩岸和平發展的保障。此外，兩岸領導人能夠以平等的方式會談，不僅提升了臺灣在國際上的可見度，也會給臺灣的經濟發展帶來“和平紅利”。此類報道框架同第一種有相似之處，但更加強調“兩岸”的概念，充分表現對彼此的尊重。

“外交陷阱”框架則強調臺灣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在此類報道框架中，“黑箱作業”一詞頻見報端，“臺灣”也成為關注的焦點，尤其是在反映民進黨態度的報道中更為多見。

3.報道形式：表達方式不盡相同

兩岸期刊在專題報道中最明顯的一個區別就在于用詞用句上，大陸期刊采用的是“習馬會”，而大多數臺灣期刊則選擇使用“馬習會”。在《海峽評論》2015年12月刊的專題報道中，《徒留遺響于悲風而已》的作者在開篇還對此稱呼展開了簡要探討，主要考慮到了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實力大小關系、習近平與馬英九之間的影響力強弱關系以及臺灣政局形勢等因素。筆者認為，拋開這些政治方面的因素，期刊在進行專題報道中對這一稱呼采用的不同形式一方面是為了符合當地受眾的閱讀習慣，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此次會晤的平等性，即兩地沒有高低之別，只有主客之分，因而產生了這種用詞上的差異。

三、中國期刊“習近平、馬英九新加坡會面”專題報道的傳播效果

此次時隔66年的海峽兩岸領導人會晤對于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和大力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事業都具有標志性意義，兩岸四地各類媒體都對此展開了專題策劃和報道或是重點報道，秉承了其深度性和廣度性的優勢，堅持客觀性原則，精心策劃選題，從不同角度切入，對此次事件的報道起到了良好的傳播效果。

（一）多角度報道，提高受眾認識，強化受眾關注

“習馬會”的消息從最初進入大眾視野開始，就受到了廣泛關注，尤其是關心海峽兩岸關系的中國人。如何把握讀者的情感，找到讀者的關注點和興奮點，吸引受眾的眼球，是期刊專題報道工作是否有成效的關鍵。本次“習馬會”事件的全方位多角度報道克服了會議事件新聞傳統報道方式的生硬感和沉悶感，無論是在選題還是表現形式上都著實下了一番工夫，提高了受眾對此事件背景、過程、意義、價值等方面的認識，強化了受眾對此事件的關注，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規模性專題報道。

這些不同角度、不同立場的專題報道激發了全國乃至全世界中華民族兒女對于海峽兩岸關系和祖國統一大業的新思考和新認識，人們一方面將長期以來的歷史沉淀與新時代的動向和發展更好地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民眾都能夠更加理性、全面地看待這一事實，增強了解決兩岸和平問題的群眾基礎，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發展以及兩岸人民的共同福祉。

（二）增強兩岸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中華民族在其悠久的發展歷史中形成了獨特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盡管大陸與臺灣一直一水之隔，但根植于中華兒女內心的這份情感卻始終無法分割。在分析報道框架時，筆者也曾提到，“家庭團聚”框架和“和平儀式”框架是國內期刊采取的主要報道框架，報道時突出“兩岸和平”“同胞之情”等概念，其中一個傳播目的便是喚起兩岸讀者的民族意識，引起共鳴。這對于提升大陸和港澳臺地區以及海外華人華僑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從長遠來看，習近平與馬英九的這次見面不僅僅是兩岸關系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中華民族漫漫復興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簡單地說，“習馬會”既對兩岸現狀做出了界定和肯定，更為兩岸關系的未來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若干年以后，當中國期刊界再次對此事件的專題報道進行總結、反思和回顧時，必定能夠重新召喚起各民族、各地區對于“習馬會”事件深刻、鮮活的記憶。

（三）成為未來對臺政策風向標，引導輿論方向

我們的黨和國家歷來非常重視新聞工作，這既說明了新聞工作的性質，又說明了它在黨和國家工作中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牢牢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努力營造昂揚向上、團結奮進、開拓創新的良好氛圍，是所有媒體要關注的重點。

在此次“習馬會”事件的專題報道活動中，國內各大期刊保持了統一的基調、口吻和態度，共同指出了一個基本的大致輿論方向，即“習馬會”是處理兩岸關系歷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事件，無論對雙方的人民、政黨、政治經濟發展等都有長期深遠的影響。雖然在臺灣地區的期刊報道中偶現不和諧的聲音，對“習馬會”的籌備工作和目的提出了質疑，但總體上對社會整體輿論氛圍沒有實質性影響。

另外，由于“習馬會”舉行的時間也相對特殊，正在臺灣大選之前，也是臺灣地區內政黨支持分化十分明顯的檔口，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大陸方面向臺灣方面釋放的一個信號。無論是對于時任的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還是后來獲得大選勝利的民進黨都有十分重要的參考意義和價值。媒體的報道口徑向來是衡量政策走向的一個很好的風向標，對于相關問題專家學者、政黨等利益關聯方而言，研究此次國內期刊專題報道的總體情況和特點十分重要。

總之，我國期刊關于“習馬會”的專題報道抓住了政策及輿論的正確走向，在全社會范圍內得到了廣泛認可，引起了受眾的廣泛支持，取得了積極的傳播效果，也為日后同類型新聞事件的專題策劃與報道提供了很好的借鑒與經驗。

（作者祝興平系中央財經大學新聞傳播系副主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毛姝晗系中央財經大學新聞傳播系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