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物”在唐王朝與奚和契丹交往中所起的政治作用

王佳欣++王梅如

摘要：人類學中的禮物范式：給與、接受和回報，在民族學研究中同樣適用。唐王朝在處理與奚和契丹民族之間的關系時所進行的和親、冊封以及賞賜與朝貢等禮物交換，對民族關系的良性運行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這一交換，唐與兩番之間建立或臣屬或朝貢的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唐王朝與兩番之間的政治、經濟等的發展。

關鍵詞：禮物；和親；政治作用

中圖分類號：K2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9-0093-02

人類學中關于“禮物”的研究從馬林諾夫斯基關于“庫拉交換”的闡述到莫斯提出“禮物之靈”——“hau”的觀點，并對馬林諾夫斯基考察的庫拉現象與很受關注的夸富宴現象連接在一起，認為“庫拉是一種大型的夸富宴?！雹俸髞砹芯S—施特勞斯在《親屬的基本結構》中，提出婦女是“最高等級的禮物”，認為婚姻是婦女的禮物交換制度的概念。美國學者閻云翔在《禮物的流動》一書總結出禮物是維系贈禮者和受禮者之間的一種精神紐帶，它表達出了一種人情的不可讓渡性，從而使贈禮者和受禮者遵循著禮物的互惠性原則。人們之間通過禮物的流動，實現著三重義務，即禮物的“給與、接受和回報”，在這樣一個義務鏈中人們建構了之間的關系，并進而建構了整個社會②。把這種禮物范式上升到國家層面，便是國與國交往過程中維持良好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關系而進行的一系列禮物交換。

奚與契丹都處于東北地區且源出東胡，為鮮卑后裔，分離成了兩族，號“兩番”。隋唐之前，突厥國力強盛，契丹和奚都與突厥發生過聯系，且奚曾臣于突厥。唐王朝建立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都優于突厥，奚與契丹便開始歸附唐王朝，并遣使朝貢。在其交往過程中，唐王朝與兩番通過和親、冊封以及賞賜與朝貢等禮物交換來維系良好的民族關系，畢竟就禮物交換的互惠性原則而言，接受了禮物也就承擔了對方的期待，如果不履行回禮的義務，也沒有恰當地滿足對方的愿望③，“那將是不公正的”，“會令人難受”。④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唐王朝與兩番之間的政治、經濟等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政治的發展。

本文主要探討唐王朝與奚和契丹所進行的和親、冊封以及賞賜與朝貢等禮物交換，對唐王朝與兩番的民族關系所發揮的政治作用。比如，太宗伐高麗時，路遇營州，會見其“君長及老人等，賜物各有差，授其蕃長窟哥為左武衛將軍”⑤，作為交換，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78年）窟哥等部降唐，唐置松漠都督府，冊封窟哥一系列官銜，并賜李姓。另外，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奚族首領李大輔遣使貢方物，睿宗嘉之，宴賜甚厚”。⑥

唐王朝時期，奚與契丹和中原王朝的關系可以用分分合合來形容。在受突厥脅迫，他們叛唐歸附突厥，后來“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略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⑦但多數時候，隋唐王朝與奚和突厥都保持友好往來的關系。有唐一代，共與奚和契丹和親七次，其中對契丹的和親有四次，分別是永樂公主、燕郡公主、東華公主和靜樂公主；對奚和親有三次，分別是固安公主、東光公主、宜芳公主。雖然這些和親絕大多數是政治聯姻，但作為禮物的和親公主無論自愿與否，唐王朝都對她們抱有政治目的，她們也都在這一期望中基本發揮了這一作用。而對迎娶公主（接受饋贈）的奚和契丹，他們認為能夠娶到中原王朝的公主，也就等于得到了中原王朝在政治、軍事和外交上的支持。當然，他們也需要對贈禮做出回贈，這種回贈在某一程度上來講可能是無形的，時間上是久遠的?！耙瓿扇魏位孬I都需要‘時間”，“禮物必然導致信用的觀念”，因為“接受了饋贈就有義務回報”。⑧在唐與奚和契丹交往的大多說時間，兩番為了保持與唐的友好關系，獲得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扶持，他們的回贈便是向唐俯首稱臣、保證邊境多年安寧、按時朝貢等等。

從總體來看，唐王朝與奚和契丹所進行的和親、冊封以及賞賜與朝貢等禮物交換的和親的政治作用大致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籠絡少數民族，加強對少數民族的控制

禮物交換的雙方，不管是強制與自愿，都是真實的和不可化約的，正如莫斯所說：“贈禮是強制與自發參半的”。開元三年（715年）契丹首領李失活“率種落內附”⑨，唐王朝為了籠絡李失活，便把永樂公主嫁給了李失活。同年奚族首領李大輔也遣使請降，并以固安公主妻之，另外還賜物一千五百匹，當然與兩番和親的公主還有燕郡公主、東光公主等，這些和親政策，一方面起到籠絡契丹和奚的作用，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的在一定程度上的內屬，降服也加強了唐王朝對兩番的控制。當然唐王朝與兩番之間的禮物交換并不限于和親，賞賜性質的禮物也很多，唐貞觀二年（628年）摩會率部歸附唐朝，第二年，摩會再度朝唐，唐太宗“賜鼓、纛、由是有常貢”。⑩除了物質賞賜，有時還會有地位上的賞賜，比如對歸附唐王朝的契丹和奚族首領賜姓李氏，并封為唐朝的官員，使他們在名義上成為大唐臣民中的一員。這在唐與兩番的禮物交換過程中，唐王朝以和親、冊封以及賞賜等禮物獲得了契丹和奚族的歸附與朝貢，同時這些有形的無形的禮物禮物交換起到了籠絡少數民族，最終達到控制少數民族的目的。從這一點也可以明顯看出，“禮物”帶有工具性目的。

二、暫時緩和緊張的民族關系，獲得邊境的安寧

除了加強對邊遠少數民族的控制的。通過禮物交換，唐王朝也可以緩和緊張的民族關系，取得暫時的邊境安寧，從而為開疆擴土做準備。這一點恰好說明，禮物范式上升到國家層面，其原本的使雙方高興和感情維系的符號意義已經轉化成自身利益，禮物交換成為純政治性的活動，只為了國家利益而存在，成為國家外交的一種手段。開元十八年（730年）契丹衙官可突于脅奚眾叛唐，兩年后，唐朝打敗叛唐的契丹和奚人，奚族首領李詩、瑣高等率五千余戶降唐，唐玄宗非但沒有追究其罪責，還冊封李詩為歸義王兼特進、左羽林軍大將軍同正，充任歸義州都督，并賜帛十萬段，還將其部落移至幽州境內安置。對于契丹首領的內附，唐王朝肯定會對此進行“禮物回贈”，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唐與契丹的關系得到了緩和，并且保證了唐朝東北邊境的暫時安寧。雙方在這一過程中把禮物的意義上升為國家層面，這已經不是簡單的給予與回贈的關系，它需恪守自己的義務，并以對方的期待為標準作出恰當的贈禮。在贈送—回饋關系中，強制已經轉換為自愿的形式，以期推動社會的良性運轉，在這種禮物交換過程中，唐王朝和周邊民族保持相對安穩的關系。

三、成為少數民族強大的政治依靠，為羈縻少數民族奠定基礎

與少數民族相比，唐王朝的政治先進，社會繁榮，文明發達，這正是他們結交和發展關系的目標所包含的品質。因為禮物本身并不能化約為義務，因此禮物才具有了社會價值，才體現為一種向他人呈現自我的主動行為，進而促進社會紐帶的形成B11。就拿“和親”這一禮物來說，對契丹和奚族來說，唐王朝不僅是嫁給他們一個公主，還有唐王朝讓他們同周邊少數民族相比，“恃大國以圖存”的優越感。摩會舍突厥歸唐，窟哥時又“舉族內屬”，因此，到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朝在契丹居住地設置松漠都督府，對契丹歸附一眾進行政治上的保護，并把松漠都督府置于東夷都護府下，“由此，契丹就正式歸屬于中原王朝的行政建設，由唐政府直接來管轄”。B12由于奚族與唐王朝的關系十分密切，曾助唐攻打高句麗。因此，同年，奚族首領可度者內附以后，唐高宗饒樂都督府。并對可度者進行了一系列冊封賞賜。契丹與奚的歸附，對他們而言是為了獲得政治依靠，對唐朝而言，這就為羈縻兩番奠定了基礎。由此可見，在這種國家實力不對等的交換過程中，地位差異會構成打破禮物流動平衡的社會力量之一。但在國家層面之間的禮物流動，不再像閻云翔所考察的禮物由下（其他弱小民族）向上（隋唐）流動，相反，這種流動主要是從強大的國家流向較弱小的民族。這便是國家之間的禮物交換與人情社會中普遍禮物交換不同之處的一種。

當然唐王朝與契丹和奚之間進行的禮物交換并不僅僅發揮了政治作用，還有軍事、經濟、文化等作用，在這里就不敘說了。

注釋：

①[法]馬爾賽·莫斯：《禮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頁。

②閏伊默：《“禮物”儀式傳播與認同》.《國際新聞界》.2009.04期第46頁。

③汲喆：《禮物交換作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3期，第9-10頁

④[法]馬爾賽·莫斯：《禮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頁。

⑤《舊唐書》卷199下《北狄》，第5350頁。

⑥《舊唐書》卷199下《北狄》，第5354頁。

⑦《資治通鑒》卷215。

⑧[法]馬爾賽·莫斯：《禮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7，4頁。

⑨《舊唐書》卷199下《北狄》，第5351頁。

⑩《新唐書》卷219《契丹傳》。

B11汲喆：《禮物交換作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3期

B12楊樹森：《遼史簡編》，第9頁。

參考文獻：

[1][英]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航海者[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2][美]閻云翔：禮物的流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法]馬爾賽·莫斯：禮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崔明德：中國古代和親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1閏伊默：“禮物”儀式傳播與認同[J].國際新聞界.2009.04期

[6][后晉]劉煦等撰：1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1

[7][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6

[8][宋]歐陽修，宋祁撰：1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4

[9][唐]魏征等撰1：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8

[10]汲喆：《禮物交換作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J].《社會學研究》2009

[11]楊樹森：《遼史簡編》[M].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

作者簡介：王佳欣（1991.4-），女，山東臨沂人，漢族，碩士在讀，煙臺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少數民族史。